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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人的最大能耐，是能以盘桓于心中的浩然之气养一己之身，不为富贵所淫，不为贫贱所移，不为威武所屈。故而，流放到岭南烟瘴荒蛮之地的苏东坡，可以欣然有得地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董仲舒也果真了得，可以用自身的刚正罩住自己，百毒不侵。“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的胶西王，并不敢怎样董先生，“闻仲舒大儒，善待之”。但与此物相伴，终非心愿，何况，董仲舒也担心在此久留，难免获罪，于是以病为由，请免归家。
一为江都王相，一为胶西王相，服务对象均为生性残暴、骄纵跋扈的汉武帝哥哥，这就是董仲舒的全部政治生涯。班固感慨地说：“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
终于离开那个永不适合自己的政坛了。
那就关起柴扉，潜心学业，在青灯一盏、书籍环绕中了此残年吧。如晚年的孔子一样，司马迁说他“推《春秋》之义，颇著文焉”。班固详细指出：“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
但汉武帝没有忘却这个归隐的文化老人，甚至是直到这时，他才让董仲舒发挥国之重器的能量。作为帝国的智囊，汉武帝此前没有有效启用他，但自此开始却来向他不断讨要智慧。
一个翠华摇摇的马队从长安城迤逦而来，恭敬地停在这个不起眼的宅第前，然后带着释疑后的愉悦神情告辞而去，“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
这里俨然成为大汉帝国的政策咨询所与研究室。谁能想到，一个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方针、政策，一条条影响帝国走向的战略部署，都经过这个简朴草堂里的一位老人的斟酌与审量？
董仲舒不光是被动地接受请教，他人在林下，心怀万民，时时致书魏阙，对时政予以点拨指正。《汉书·食货志》中记载的董仲舒提出的“限民名田”、“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等政论主张，应该皆是此时的发言。
其实，这就够了。
作为一个发幽启明的学人，他著作等身，影响深远。“仲舒所著……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
作为一个独有创树的儒宗，他用全新的思想影响了一个帝国的政治走向，“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并从此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政体所居的正朔之位。
公元前一〇四年，董仲舒卒，享年七十五岁。
梁启超说：“两汉之以著述得名，惟江都（董仲舒）、龙门（司马迁）二子独有心得，为学界放一线光明。”又盛赞“江都《繁露》，虽以说经为主，然其究天人相与之故，衍微言大义之传，实可为西汉学统之代表”。
其实，今文经学虽自西汉末年遭到古文经学的严重冲击，但以“公羊春秋学派”立宗的董仲舒，在东汉时代仍然影响巨大，不仅东汉明帝、马皇后尤善董仲舒之书，而且应劭等人亦仿董仲舒的写作体例，撰《决事比例》、《春秋断狱》等书，可见其香火有传，后学有继。
北宋司马光诗云：“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守一己幽独，在穷经中皓首，于枯灯下消磨，这是他为自己人生所作的注，同时也是为千载之下的所有文人塑造的精神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