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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地说，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确为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供了系统而完备的理论支撑，但同样不能忽视公孙弘为这一划时代新政的实施所做的实践性努力。
甚至可以说，没有公孙弘上奏章，提出一系列制度性保障，并使之经汉武帝首肯，获得法律保护，董仲舒的理论仍不可能在西汉帝国遍地开花。
司马迁与班固在这个认识上相当一致，他们说，“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于是上书建议兴教化，为博士置弟子员等。正是因他的努力，“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就是这样两个联袂主演西汉王朝去黄老、兴儒学意识形态改革大戏的人，怎么会出现其中一方欲置另一方于死地的怪事情呢？
除了前面所说董仲舒在信中“以弘为从谀”，还有一件属于学人之间的尴尬事：“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
答案也许出来了——嫉妒，然后由嫉生恨。
《汉书》中多处对公孙弘的人格进行了评价，说他“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辕固生为此甚至当面批评他：“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而且，公孙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者，虽佯与善，阴报其祸”。
用手段搞死主父偃是其例一，用阴谋徙董仲舒为其例二。
如此一个在人品与学术上双重低劣的人，自然会将所有品学兼优的人视为自己的敌人，必用龌龊手段除之而后快。
但，这样的说法未免过于浅显。
因为睿智如刘彻，他不会糊涂到随便就封一个人格与学问均有问题的布衣为侯，后来更是将其拔擢任命为宰相。
汉武帝一生始终坚持外儒内法。虽然高举的文化大旗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榜的是儒家思想，但那是他的政治策略，真正推行的却是王霸主义，这是他一生恪守的政治路线。
“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的公孙弘认为，“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这已经可以看出，公孙弘的思想中是以法为主，辅以德教。如此，公孙弘的“儒家”思想才恰恰迎合了汉武帝这一政治思路。
所以，公元前一四一年的对策中，董仲舒虽然以“天人三策”深得武帝嘉许，最后却只是被安排到江都任相，而公孙弘却成为帝国朝廷的儒学博士。
当公孙弘成为博士后，“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这其实表明他的行动能力并不受到汉武帝认可，但到公元前一三〇年，公孙弘“复被征为贤良文学”，并在对者百余人中，“天子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而且，自此一路凯歌高进，公元前一二六年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到公元前一二四年又成为大汉丞相。
其间的微妙原因全在这里。
但汉武帝没忘却安抚董仲舒，因为董仲舒的学问的确让他钦佩。
《汉书·儒林传》载：“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江公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同样是以治《春秋》而名世，在朝廷中位高权重的自己却没有一个流落江都的人影响大，这不能不让公孙弘恼火，并为之气急败坏，进而感觉与对手不共戴天。
学术界向来是存在流氓的，无论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