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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得到的鲜花，永远是属于后天祭奠性质的。在其生时，他却要一直行走在榛荆之中，命途多舛。
公元前一三〇年，汉武帝元光五年，江都王心血来潮，上书表白自己愿击匈奴，聪明睿智如汉武帝，自然窥得本家哥哥欲拥兵自重的野心，不允。但他的余怒却迁到江都王相董仲舒身上，将其废为中大夫，居家。
离开那个骄纵跋扈的易王，自己无忧无虑地待在家中甚好。阶上可以倾耳闲听虫籁，窗前可看明月清风，正是钻研学问、著书立说的绝佳时光。
自然，他也会常常沉浸在自己的学说之中。
不能简单地说，董仲舒学说中的神秘主义部分纯系虚构，因为他本人确信天人之间一定存在着“人副天数”的联系，天人之间在信息上也可以实现相互沟通。《史记》载：“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天知道，董先生从哪里学来的这套过硬本领。
公元前一三五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相继发生火灾，赋闲在家的董仲舒闻听此信，又用他的“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准备借此向汉武帝推说他的系列政治主张，“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于礼亦不当立”。甚至以切身体会，劝说汉武帝搞肃清运动，“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燏高园殿阿。”
他应该懂得汉景帝时晁错为什么而死，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典型的书生意气。
书生意气的表现是，天真地以为自己的立论和行事占据正道，因而血脉贲张，动辄便发，却不懂利害，不计后果。
就在董仲舒的上书还只是桌上的一篇草稿时，他的书房却进来一个最不该看到它的人，主父偃。《史记·儒林列传》载：“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应该说，诸侯王藩镇势力尾大不掉，是西汉自文帝以来就一直凸现的政治难题，到汉武帝时，这一情况更加严重，董仲舒借火灾申诉的政治主张无疑有利于中央政府，那汉武帝何至于要董先生的命呢？
这中间有隐情。
读史可知，两年后的公元前一二七年，汉武帝用主父偃正式推行推恩令，用分封诸侯王子弟为侯的方式分解诸侯之势。可见，在董仲舒草此无聊之书时，主父偃也正在为推行推恩令酝酿方案，谋划步骤，见到董仲舒之文怎不起嫉？
汉武帝明知董仲舒出于一片赤心，但鉴于汉景帝时晁错贸然消藩带来的七国之乱，他不能不投鼠忌器。而董仲舒的对策，在他看来根本不可行。于是，就不能不在人前做做样子，貌似后果很严重，领导很生气，以安诸侯王之心。但，又不能真去把这个可爱的迂夫子砍了，“当死，诏赦之”。这就是一出政治哑剧，可惜，董先生没看懂。所以，他自此闭上球王贝利那样一张乌鸦嘴，再不敢说什么灾异了。
但文人的通病就是，好月旦人物，喜品评士林。
董仲舒也有这病。言灾异的嘴巴是自觉关闭了，但以才子审量世人的嘴巴却不自觉地开着，这就很要命。沈诠期写过一句：“不知黄雀语，能免冶长灾。”意思很浅显：病从口入，祸自口出。
果然，口无遮拦的董仲舒因出语不慎，再次得罪了一个人。
他不是别人，正是在大汉朝红得发紫的另一位儒学代表人物：公孙弘。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公孙弘任丞相。五十五岁的董仲舒此时又回到江都易王身边。他可能感觉将余生陪伴在这么一位凶悍之物身旁太过不值，于是借着自己与公孙宰相同为治《公羊春秋》的经学儒生，自然有着他人难比的一种亲近关系，作《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送给公孙丞相。书中说：“江都相董仲舒，误被非任，无以称职。愿君侯大开萧相国求贤之路、广选举之门。”
如此这样写下去很好，哪怕对方不屑一顾，或鼻子里哼出轻蔑的浊气，将信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都没事。最起码不坏事。问题是，董仲舒没这样写下去，他又犯“为人廉直”的正派文人老犯的毛病了。在信中，他“以弘为从谀”。
这就大大的不妙。果真，公孙弘大为嫉恼，于是向皇上推荐说：“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皇上爽快予以批准。
这个胶西王何许人也？“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汉书·董仲舒传》）让董先生任胶西王相，那无疑是将他交给了一个魔头。欲脱狼口的董仲舒，想不到因自己一句糊涂话竟遭公孙弘暗算。
狼窝出来了，等待他的却是个虎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