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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文人，因他胸中装着无限，自然无暇也不屑考虑自己周遭的具体得失。
所以，董仲舒在江都王相的位置上坐得很安心。不仅如此，他还做得有声有色，赢得了易王的无限尊敬。
要知道，董先生属于与狼伴舞，“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汉书·董仲舒传》）。当这位心起异志的藩王别有用心地问他：“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董仲舒也话中有话地对答：“臣愚不足以奉大对……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最终打消了易王的非分之想。
他由此知道，刘姓诸王时刻怦怦乱跳的篡逆之心。
他也更为知道，儒学思想体系对于这个大一统的王朝该有多重要。
其实，远在与汉武帝关于“天人三策”的问对之中，他就清楚，自己的学说必将大倡于天下，必将盛行于大汉王朝。因为，汉武帝的貌似问策，其实只是他纠结于脑际的朦胧的统治思想欲求得学理上的印证，和哲学上的梳理而已。董仲舒的对策与其说是回应，不如说是董先生用自己的思想体系对汉武帝的想法进行的一场理论上的廓清。
董仲舒吸收了自春秋史墨至战国邹衍以来一直延宕的阴阳五行学说，同时汲取了墨家的思想营养，又对以《公羊春秋》为主的儒家学说进行了神秘主义改造，最后形成了自己自成体系又宽广博大的学术体系。
首先，他认为“天人合一”，强调“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这就确立了君主权力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但过分膨胀、肆无忌惮的君权又必须受到制约，所以他制造了“天谴”理论。当人君的行为不合天意时，“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其次，他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一方面他指出“道”具有自身不变的永恒性，遵循“四时”法则，“五行相生相胜”；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要求统治者在坚持“道”的前提下，能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权衡、调节，以适应变化中的天道。如果君王违天逆道，又自我不知改过，那么就会发生“有道伐无道”的改朝换代。
再次，他认为“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阴阳合分形成了一切事物对应的内在依据。“人副天数”，故而他指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并据此提出三伦之纲，而且将之运用于政治统治，提出阳为德，阴为刑，天道“任德不任刑”。
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天至高无上，主宰并干预着一切。天子无非是天之子，他的任务是替天行道。当他违背这一行为宗旨后，那么，天会降灾以警告，直至“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而称公”。
这无疑是个用心良苦的虚构假说。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虚构的假说引发了一场自西汉中期就已开始的谶纬怪诞歪风。虽然在东汉中后期受到扬雄、桓谭、王充、张衡等人的持续批判与清算，但时至今日，这种虚妄不实理论仍在盛行。
但，董仲舒不应该独担始作俑者的恶名。
其实，在董仲舒亲手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之前，谶纬阴阳学说早自秦朝就已兴起。例如，《史记·秦本纪》载：“亡秦者，胡也。”最后，大秦虽然不是为匈奴之胡所灭，但确为胡亥所亡。
如果站在公元前二世纪来看，董仲舒这种认识论上的局限，恐怕就不能称之为局限。更何况，汉武帝一生屡信方术之士，追求长生不老，喜欢神神鬼鬼。为推行德政，约束君王，董仲舒暂时搬出这套理论，于世确有裨益。
就像坚持质疑基督，毕生向神学宣战的欧洲思想启蒙大师伏尔泰，他坚持不承认有神，但由于发现无神监督下的人们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为了公众的粗暴行为在道德层面能实现自我约束，他又不得不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一次次请出神。
董仲舒的天谴论影响巨大，最先影响的当然是刘彻。汉武帝晚年，追悔自己一生的荒唐行为，在轮台下罪己诏。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除了他良心发现，还应考虑的是董仲舒的理论彻底俘获了这位政治强人。
汉武帝以剽悍的武力征服了匈奴。
董仲舒用强大的思想征服了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