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董仲舒出场还是有些早了。

汉景帝时，他与儒生胡毋生同为博士。虽然在学术与思想方面，董仲舒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所有准备，但汉景帝显然还不是那个与他对应在权力顶端的人，他还需要耐心等待。

那个人终于来了。

公元前一四一年，年仅十六岁的汉武帝英姿勃勃地登上帝位。翌年十月，带着欲实现四海归德的政治理想，以及对大一统王朝如何巩固与发展的现实思考，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等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令被推荐者到朝廷接受策问。

四方辐辏，八方来朝。

在这百余人的应策队伍中，就有董仲舒。

皇帝连下三策，从天人关系角度要求阐释古今治道、帝王之业。结果，董仲舒的对策独拔头筹，甚合武帝口味。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

在这三策之中，最能体现董仲舒与汉武帝思想谐频的一段策文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他进而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武帝对此深表欣赏与赞同。但令人费解的是，虽然“天子善其对”，武帝最终却没有将董仲舒留置身边，以备时时询问讨教，而是“以仲舒为江都相”，让他去辅事江都易王。更出人意料的是，汉武帝却征用了参加此次对策的另外一个儒生为博士。

他叫公孙弘。

一个在学问上与董仲舒相差甚远，但颇能“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的人。

这中间大有深意存焉。

董仲舒思想的受青睐，表征了儒家学说正从长期以来备受冷落的在野之学冉冉升起，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学。

董仲舒的不被重用，又同时说明了汉武帝重儒学只是为了表面利用儒学，其治国的实核，是“外儒内法”。

但这于汉武帝而言，已属不易。毕竟，他身后还坐着一位深爱黄老且长寿的老祖母。

作为儒家要全面复兴的表征，仍是此年，俱好儒术的窦婴、田蚡分别被任为宰相、太尉。同时汉武帝又派使者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来《诗经》大家申培公，拜太中大夫，而且积极张罗准备立明堂、朝诸侯等自战国后期已久弃的儒家礼仪。

窦老太太再次发威了。她将怒火浇在了同为儒生的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头上，二人因此自杀。窦婴、田蚡被免职。当然，这中间并非只是简单的儒、道之争，而夹杂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博弈因素。

但这些没有阻拦住汉武帝转变统治思想的决心，那个此时身在江都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一直响彻在他耳际，影响着他，鼓舞着他，也激励着他。

公元前一三六年，汉武帝下令置“五经”博士。至此，儒学成为官学，儒家“六经”成为统治者钦定的最高经典。

公元前一三五年，窦太后死掉，伴随西汉王朝的一系列新政出台，中国学术史出现重大转折。田蚡再次出山，汉武帝启用董仲舒策略，“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自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书·董仲舒传》记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然而，汉武帝兜售的虽然是董家的货物，挂出的却是别人的招牌。五年前参加对策的人群中，被辕固生警告“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的公孙弘，前无古人地以布衣身份跃登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俨然为儒学领袖。这种平地青云的成长之路，无疑对天下士林有巨大的号召作用，司马迁感慨道：“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风向，董仲舒用理论，公孙弘用行动，掀起了西汉大地一场靡然向儒的骀荡东风。

儒学的春天降临。 OpviUDICZE/UXqe0OHCmBCxh2t8Uf7Vrku2PqpFYZs67RD1uA6wk39ZNfF9mok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