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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远从大汉政权建立之初，虽然黄老盛行，但阴霾遍布的儒学天空已经开始渐渐放亮。
即将建国时，不学无术的刘邦听到陆贾在自己面前称道《诗》、《书》，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居马上而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及至他看到陆贾所写的《新语》，开始为之面有惭色。
让一个流氓在道德层面感到有惭色，与让一个颟顸之人在道理面前有惭色同等困难。刘邦是流氓，也不学无术，但懂道理。
——这是儒学从理论上对汉王朝的首次开导。
公元前二〇二年，汉高祖五年，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群臣饮酒争功，上下失致，乱成一团，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深为厌恶。叔孙通乘机说，我来组织诸生共起朝仪，端正纪律。
效果很快显现。公元前二〇〇年，长乐宫建成典礼上，叔孙通率那帮通晓朝仪的鲁地儒生出场演练，那些起自布衣、现在贵为王侯的土包子们立刻傻眼，“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刘邦由是知道儒学的重要性，他为之高兴加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这是儒学用实际功效对汉王朝的首次打动。
无论是陈胜揭竿后，孔鲋怀抱礼器率领鲁地儒生跑到起义者队伍中，最后同死于难，还是自己灭项羽后，鲁地坚决不降，弦歌不衰，都曾深深地打动过刘邦。他必然要一遍遍在心里默问：是什么给了鲁地的人们这么大的精神力量？
陆贾的理论引导，叔孙通的现实功用，使他隐约且粗糙地明白了一个道理：要统治王国，就要从儒学那里借力。但四海未靖，战事频仍，国力疲惫，又不能不使他沿用黄老思想来休养生息。而刘邦首开帝王祭孔先河，临死前专门到曲阜礼祀孔子，便是他心尊儒学的明证。
等到汉惠帝登基之后，于公元前一九一年废除“挟书律”，使隐匿于民间的儒学经典与诸子杂说得以重见天日，惠帝甚至还专门到《周易》大家何田家里向他请教。
汉文帝尽管好刑名，但他广开讲学之路，重用儒生贾谊，并为《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分置博士。
汉景帝虽然慑于窦太后淫威，喜好老子，但依然为儒家经典置博士，从他假辕固生以剑救其性命，便可看出他对儒学的认可之心。
他甚至在朝堂之上还亲自组织了一场辩论赛，让儒生与黄生当庭辩论。唇枪舌剑中，作为反方辩手的辕固生以儒家理论完胜黄生，这个政体不得不再次深思：在治国理念上，黄老思想是否该让位于儒家？
到汉景帝时，西汉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生产得以发展，人民得以富足，经济得以繁荣，但面临的新的问题是，在国家内部，因黄老政治下中央政权对刘氏王侯的姑息纵容，造成地方藩政势力强化，并最终酿成吴楚七国之乱；在外部，无为思想指导下的“和亲”不能有效解决匈奴的不间断侵扰，而且清静无为的统治思想造成学术多元化的同时，也造成了思想的多元与混乱，与专制中央集权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黄老学说让位于新的统治学说，便成为一股不能阻挡之势。
那么，诸子百家之说到底谁能解决真正的现实问题呢？
不要急率地说是儒学。现有的儒学在大汉统治者那里，还不完全具备此等大用，更何况，作为西汉王朝的核心，无论汉文帝还是汉景帝，本身也不具备重新确立意识形态的决心。
一切都在等待两个人的出现。
一个是雄踞于权力顶端，用政令革弊鼎新的人；一个是端坐于学术尖峰，用思想推陈出新的人。
他们将联袂而出，让世界为之一变。
于是，董仲舒轻咳一声，从书房里走了出来，站到了历史的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