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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的，历史会在某一个时刻如闻神启，突然选择转身，从此走向与此前全然不同的另一条轨道。
也常常的，人们会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但不能不深思的是，如果离开某些具体的人的偶然出现，历史是否仍一定会在此时发生骤变？
帕斯卡曾充满隐喻地说：“如果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再短一点的话，整个世界历史的面貌将为之改观。”他的意思是，埃及女王假如不是那么漂亮，凯撒大帝与安东尼就不会如此倾心于她，那么欧洲的历史将会改写。
欧洲的十七世纪被公认为天才的世纪。罗素说，近代文明的缔造就是缘于那时十几个天才的出现，伽利略居其首位，如果伽利略死于襁褓，那么近代文明将不复存在。
这便是梁启超不止一次所慨叹的，如果从历史中抽掉几个最伟大的名字，那么历史的面貌就会大为不同。
带着这样的目光回望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朝，你会发现，因他的出现，才使自秦“焚书坑儒”之后沉寂萎靡的儒家学说，从此显登津要，独霸政体，使中国主流思想一统于儒；因他的出现，才使汉代经学由此兴起，并成为中国学术发展大势，形成以之为中心的历代学术研究主体。
不错，他是董仲舒。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就历史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概言之，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则经学时代也。”
经学时代是否迄康有为而告终，尚属疑说，但自董仲舒而始则是定论。掐指粗算，子学时代统共三百余年，经学时代却已历两千余年之久！
能独树一帜，且将这面旗帜高擎为数千年文化主体，历沧桑而不倒，这本身就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