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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用一个具体的称谓来界定他。
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战略家、文学家、法学家、唯物主义者？这些都是，但过于清晰的专业命名，反而有损于他的精深与博大。
荀子的确伟大。
他的伟大，就建立在他以儒为本，又依本发新的独创意识上。他的伟大，还建立在兼容并蓄，又独有卓见的丰茂思想上。
从《荀子》一书，尤其是其《非十二子》来看，荀子虽然处处与孟子立异，但其批判的锋芒所指并不是孟子一家，而是对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批判，“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弃其所蔽，扬其所见，综合百家，融会贯通，重建一新的、庞大的思想体系。
正如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中所说的那样，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
公正地说来，荀子实在可以称为杂家的宗师，他把百家的学说差不多都融会贯通了。先秦诸子几乎没有一家没有经过他的批判，而又没有一家理论不被他汲取。因此，又可以说，儒学发展到荀子的阶段，不仅完成了一次新的综合，而且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还意味着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学的终极大成。
从自然天理，到世道人心，他都进行了独特而颇为识明的打理，在诸多思想领域，他都有石破天惊的学术指认，从而，将他所生存的时代远远抛离在了身后。
荀子是第一个对“天”从理论上给予自然解释的人。
他认为，天客观存在，是唯一的实在世界，它有其自身的规律，“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但其规律性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具有永恒性、必然性。一方面，人不能把自己的任何主观意愿强加给自然；另一方面，天也不会用任何主观概念来干预人事。因为“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君子之所道也”。
到汉唐乃至明清时期仍在普遍流行的天象征世说，早在荀子这里就被指明，一切自然灾害均为自然现象，“治乱，天邪？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所以，“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他反对筮卜、龟相等等形而下的卜占吉凶之术，“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意思是作为社会秩序及伦理需要、作为“文”的礼仪可以存在，而如果将之迷信化为“神”，则大害。
在承认自然的客观存在之后，他进而认为，人可以在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之后，通过君子的理天地，达到制天命，裁万物，做自然的主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诗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这就表达了人可以改造自然，做自然主人的自觉。
从孔子开始，儒学向来相信天命，强调通过自修人事，“约之以礼”，以应天意，荀子则完全从其中摆脱出来，走到了新的峰巅之上——事在人为。
他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与社会观，人与自然的对应关系，是先秦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发现。其天人关系论，应该是先秦哲学思想的最高成就之一。
荀子又是先秦时期最有成就的逻辑学大师。
他确立的思维坐标，克服了先前因概念笼统、含混造成的模糊指认。他揭示了思维活动中递进的四种形态，“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
这就将老子混沌的“名可名，非常名”推出水面，使之清晰化。在荀子这里，名是思维的对象，有了名才可下论断，才能进行推理和论证，才会有辨别、论争。而上述这些活动的向旨是为了喻实，“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
同时，他提出以“分”的思路来重新对事物进行逻辑推理。“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人之所以从自然物种之中分化出来，关键是人有“义”的存在。而这个“义”，既同于孔子“义之与比”的义，又有所深化。“义以分则和，和则一”，所以，他强调“群而无分则争”，“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这就肯定了孔子“贵贱有序，上下有次”的传统儒家礼制，展示出他源自儒学的看家本色。
荀子所谓的“分”，不但指政治上的等级区分，还包括对分配物质财富的“度量分界”。这种“度量分界”完全是一种适应等级制度的分配原则，这就是荀子所说的“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让》）。
他认为要解决“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的矛盾，就必须在“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方面，“制礼义以分之”，确立按照贵贱等差，进行物质生活资料分配的“度量分界”，按照贵贱之等、长幼之差、智愚能不能之分，分配物质生活资料，有区别地满足人类欲望。总的看来，荀子的思想偏向经验以及人事，反对神秘主义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
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为“仁”，孟子学说的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之后，折中提出了“礼”。他以孔子为圣人，但反对孟子和子思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认为子弓与自己才是继承孔子思想的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