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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宣扬王道，一路应驳辩难，口干舌燥的孟子，似乎自己都认为说话太多，有些喋喋不休。
他自我申辩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不得已，就是因为“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但不得不说，他是一个一流的辩论家，思采、文采、辞采、口才均属超凡绝伦。
秉承述而不作的古风，为推行王道仁政，建构儒学道统，一方面用他擅长的近比远譬向诸侯大夫或娓娓道来，或厉声呵责；一方面用他绵密的思维、善辩的口舌，向杨、墨、农家等学说进行批判，回应各种非儒学派的质疑和责难，廓清儒学发展的障碍。
他在儒学发展史上所起的承前启后作用，至大至伟。
韩愈说：“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程颐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
自韩愈的道统论给孟子点定确切的坐标之后，孟子应有的学术形象和学术地位才得以渐渐理清。
宋神宗熙宁四年，《孟子》一书开始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
元丰七年，孟子走进孔庙，配享孔子，宋儒开始把《孟子》从子书升格为经书。
继之，是学界中一场长达百年的贬孟与尊孟争论。司马光就曾著《疑孟》，认为孟子“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不是贤人，是忍人。
直到南宋时，朱熹写就《读余隐之尊孟辩》，拨云见日，一切非难孟子的哓哓之论才告停息。朱熹后来将《孟子》编录《四书》之中，从此，孟子站在了孔子身后，《孟子》则走上了所有读书人的案头。
一个东方的亚里士多德，就此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