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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学说体系建立在性善之上，他认为善是人的基本自觉。
这种自觉表现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及是非之心四端。道德价值的自觉与生俱来，即人心本善。人之所以不善，是受私欲蒙蔽。因此，人应放弃私利，建立良好的个人道德观。
由此，人必须靠自我修养及发挥善性的功夫，以全力扩充存于自家内心的善端，通过“尽性”，培养浩然之气，使人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孟子主张须先有仁心，然后方有仁政。而仁政的具体表现，就是实行王道，为民制产，反对霸力。
他认为现实世界是道德的世界，道德根源背后的标准是天，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若君主无道，人民便可推翻他。
从中可以看出，分别凸现在孟子学术思想体系和人格精神禀赋之中的两个字眼：一是贵民，一是傲岸。
这两项特质，几乎在他一生的行为与言语中俯拾即是。
他努力要成就一种具有狂者胸次的大丈夫人格，以天下为己任，肩负道义，坚定不移。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是他一句惊世骇俗的政治宣言。
与齐宣王讨论“汤放桀，武王伐纣”时，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慷慨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把不仁不义、残害百姓的商王纣称为一夫，称周武王推翻商纣王，并非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而是为民除害。
齐宣王问卿时，孟子更是石破天惊地说贵戚之卿是：“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齐宣王闻之，立刻“勃然变乎色”。
在齐是否伐燕问题上，生气的孟子甚至在得知齐宣王准备召见自己时，故意称病不朝。第二天出门吊东郭氏时，齐王派人来问病，孟仲子派人半路上阻拦孟子，劝他去见见齐王。傲岸的孟子不但不去，干脆不回家，躲到景丑家留宿。景丑也指责他，君臣之间应该主敬，我怎么只见齐王敬你，不见你敬齐王呢？
孟子的回答是，齐国没有一个人向齐王讲仁义，不是因为仁义不好，是他们认为不值得与齐王谈，这是对齐王最大的不敬。我却进献尧舜之道，所以在齐国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尊敬齐王了。
但是，齐王有富贵，我有仁；齐王有爵位，我有义。天下最尊贵的东西有三种：一是爵位，二是年齿，三是德行。齐王怎么可以因为他有爵位和富贵，就轻慢有年齿和德行的我呢？于是他提出：“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而自己，就是不应召的人。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还有，他骂梁惠王：“不仁哉，梁惠王也！”骂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甚至炮轰一切，指责春秋五霸及当今诸侯、大夫：“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当学生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这样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的人应该是大丈夫，孟子厉声反驳说：“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他甚至当面向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是杀伤力多么大的一句话！
隔了足足有一千七百年之久，到明朝洪武五年，朱元璋闲览《孟子》时，在《离娄》中读到了它，朱皇帝立刻怒不可遏，恶狠狠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当天就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不得配享孔子。
公元一三九四年，朱元璋又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对《孟子》进行删节，将孟子重民轻君的大不敬之处删掉八十五条，编就了一本删节版的《孟子节文》。
蔑视君权，傲视王侯，当然是孟子“贵民轻君”的思想使然，但更重要的却是他胸中真力弥漫的浩然之气在发力。
“万物皆备于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自然形成一种浩荡深浑、至大至刚、独与天地自在精神相往来的人格。
他的生命本体中就植入了所向无敌的绵绵力道。
即便是在离齐归乡的路上，他仍无视自己年已八秩的寿考，没有去想这已是自己向世界告别的时分。他极为自负也极为自傲地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他用豪情满怀、充盈天地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志士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