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像极了一百多年前的那支游学队伍。
同样抱着一颗吾道必行的火热之心,同样怀着匡世救民的大愿,跋山涉水,栉风沐雨,一直奔波在路上,永无安身栖居的终点。
那时,是孔子带着颜渊、子路们跋涉在行仁布德的崎岖路上。这次,是孟子带着万章、彭更们游走在推行王政的坎坷路上。
只是,打头儿的老师年龄更老,对世界打量的目光更峻厉,面对诸侯的态度更强硬。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这是孟子面向学生高举的出行纲领,也是他的政治宣言。
由于卓著的学术影响力和个人感召力,所到之处,迎接他的几乎都是笑容、款待和重金馈赠,同时,他面对的也似乎永远是一面或委婉拒绝或冰冷高矗的墙。
在宋国,甚至和宋王偃面都还没见,只与宋大夫戴盈之的一场会谈,就已宣告了孟子仁政思想在宋国不得行的命运。
接下来是邹穆公请孟子回到故国,那就回去吧。
邹鲁战争中邹国官吏战死多人,但民众视而不见,见死不救,这让邹穆公很是恼火,他对孟子说:“诛之,则不可胜诛。”此时,孟子又不合时宜地批评道:大王仓廪中堆满了五谷,府库中盛满了珠宝,百姓却上不能养父母,下不能蓄妻子。每当荒年饥岁,老弱者弃尸于沟壑,青壮年抛妻别子,背井离乡,逃荒谋生,而达官贵人们却花天酒地,挥金如土。他们为何不向大王报告灾情与民之饥困,以便开仓赈民,救民出水火呢?此就是强君害民。百姓饱受官吏之苦,如今有了报复之机,岂能够舍身相救?
邹国当然不需要这样的批评者,孟子也更不愿留在这样的国度。
于是他折身奔鲁。
鲁平公对孟子心怀思盼,听到孟子来鲁,欲前往拜访,此时小人臧仓进献谗言,于是鲁平公不见孟子。
公元前三二二年,孟子带领弟子来到滕国。出于心中久有的敬重,滕文公将孟子师徒“馆于上宫”,但也仅是与孟子口头上侃侃而谈仁政而已,并没有要推行的意思。
这里依然不是王政思想根植的土壤。公元前三二〇年,孟子离滕到魏。
刚一见面,梁惠王张口就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愈老愈硬的孟子毫不客气,厉声指责他:“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与梁惠王多次谈论中,孟子为魏国开出“仁者无敌”的治国良方,但翌年,梁惠王即死去,代之的是他更不成器的儿子梁襄王。
只见了梁襄王一面,孟子出来后就轻蔑地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于是决计离魏而去。
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天下之大,究竟何处是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