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三四七年到公元前三二三年,除了中间三年归邹葬母守丧外,二十四年的漫长生涯里,孟子就一直待在齐国稷下学宫。
无疑,齐威王是孟子的第一个来自统治阶层的聆听者。
齐威王饶有兴趣地问,春秋五霸应该是仁君吧?孟子的回答有些扫兴:五霸何能称圣君?不过假仁义以谋利而已。然久借不还,焉知其不弄假成真,据为己有呢?故五霸亦有仁义之举,亦行仁义之政,但不同于尧舜,非圣君也。
他进一步指出:“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
“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未之不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他说得很多。
仔细听听,他的道理还是孔子的老道理,但看待问题的角度已经迥然不同。孔子讲仁,培养的是高踞于一般民众之上的君子人格,带着浓郁的贵族色彩。孟子讲仁,注重的是民众利益,轻视君权,具有明显的平民色泽。
民本思想,是孟子一切思想与主张的出发点。
他提出王者御民,是出于其“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即王政。一切政治经济制度皆为民设,君亦为民设,君王的存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得乎丘民”。
他关于仁政思想的每一条主张,无不述之合情,言之成理,但却终未改变齐威王。这个抄袭楚庄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故事的齐国君主,昼思夜慕的不是如何施行仁政,而是怎样才能迅速崛起,称霸诸侯。
那么,尴尬只能留给这位担任稷下客卿的孟子。
此时,再去打量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便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稷下学宫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始终,伴随田齐政权的强弱而兴衰。稷下学宫的兴办,直接原因是政治需要,包括为王国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出谋划策。
当这一切实际需求得不到时,学人的学术主张不能和王国的政治方向合拍,那么,学人便成了政治摆设,徒具装饰作用。
公元前三二三年,孟子终于知道齐威王不能用己道,施仁政,此时听说宋国将行王政,于是,谢绝了齐威王赠送的百镒黄金,离开临淄,怀揣新的理想,开始了他的宋国之旅。
前方等待他的,又将会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