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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与鲁是如此之近。
一阵清爽的北风，就能将鲁地学庠里琅琅的诵书声吹送到近在咫尺的邹国。流风所布，自然使得邹国受其熏陶，俨然为礼乐之邦。
《庄子·天下篇》说：“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读其书，感其人，慕其德，年轻的孟子一定时时将崇敬而向往的目光投向北方，一遍遍去追思那个叫孔丘的巍然矗立的蔼然智者。
文化的感召力量永远是超越国界的，最终，他负笈北上，游学于鲁，求教于子思门人。
地理上的近缘性，学理上的承继性，决定了孟子一生的学术思想指向。他是这样给自己定位的：“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硃，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
自己所处之世离孔子不远，自己所在之地也与孔子如此之近，那么孔子之后无人为继的大责自然就由自己来肩负，而且责无旁贷。“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这样对自己说。
他不仅将自己定位于“圣徒”的位置：“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而且为自己定下了神圣使命：“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孔子地下有知，当起身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