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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Samuelson（1937）在经济学领域中提出了折扣效用理论（discounted utility theory），为跨期决策相关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后来的跨期选择研究中，研究者们有一个重要发现：当未来某时间距离现在越来越远，个体对在这个时间点发生的同等收益的主观价值会逐渐减少，也就是说，与近期收益相比，人们主观上会认为远期同等收益价值更小。研究者们把这个现象叫作延迟折扣（delay discounting），也叫作时间折扣（time/temporal discounting）（Green和Myerson，2004）。而延迟折扣率则是研究者们在研究延迟折扣时使用的重要衡量标准，指的是人们对未来收益的主观价值相对于客观价值的折扣情况（梁竹苑和刘欢，2011）。延迟折扣率越大，表明延迟选项的价值在个体心目中折扣程度越高，使得个体更为偏好近期选项。研究者们提出了各种计算模型，试图归纳时间折扣的规律。早期，Samuelson（1937）认为人们会将未来时间点的效用按照一个匀速减小的比率进行折扣。后来Mazur（1984）提出双曲线模型，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对远期收益的主观价值下降，且速率非恒定、趋慢。已经有很多研究都表明，相对于折扣效用模型，双曲线模型能符合现实中的一些跨期决策行为（Kable和Glimcher，2007a；Cooper等，2013）。而Laibson（1997）在双曲线模型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准双曲线模型，修改了折扣曲线的斜率，加快了在短延迟时间下主观价值下降的速度。尽管模型一直在优化，但是并没有一个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跨期决策中所有的现象。但是时间折扣率（rate of time discounting）却在这个过程中被普遍地应用到跨期选择的研究中去，研究者们使用它来代表消费者的跨期选择偏好。
影响跨期决策的因素有很多，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决策框架、决策背景以及决策主体三个大方面。在决策框架方面，损失与收益、客观价值大小、时间表达、金额表达等都是影响跨期决策的影响因素。例如：MacKeigan, Larson, Draugalis（1993）研究发现人们在未来获利（gain）框架下的时间折扣率高于未来损失（loss）框架；Chapman（1998）发现当间隔时间固定时，小额收益比大额收益的时间折扣率更高，人们更加倾向选择即时奖赏；Dshemuchadse（2013）发现以具体日期呈现时间的方式（如在2012年9月20日那天）比以时间段呈现时间的方式（如在30天后）的时间折扣率更低。在决策背景方面，背景情绪、社会环境、自然灾害等因素都会通过影响个体的动机、注意等来影响跨期决策。例如：大量研究发现预期想象可以降低时间折扣率（Peters和Büchel，2010；Palombo, Keane, Verfaellie，2015）。Jin Zhen（2011）发现“5·12”汶川地震后，灾区人们对价值判断的时间折扣率明显升高，更加看重眼前利益。在决策主体方面，个人的特质性因素会影响跨期决策偏好，如冲动性、成瘾患者、时间洞察力等（Bos等，2014）。
总结来说，跨期决策问题的关键在于时间折扣现象，远期收益的价值会被折扣成主观价值，与当前收益的价值相对比。而影响这种折扣现象的因素很多，决策本身、决策人、决策背景都会影响时间折扣率，从而影响跨期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