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记

前不久，拙作《寻找太阳系的疆界》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我的第一部单独成书的作品。对一位作者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件可记之事，这篇短文将对自写作之初到该书出版为止的若干经历做一个简单记叙。

我从大约十年前开始在网上写东西，起先主要是写自己的经历，从2002年起，开始写一些科普类的文章。在最初那段时间里，我的网站的读者很少，每天的点击数有时用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但在2003年7月的某一天，我收到了上海《科学画报》杂志一位编辑的来信，问我是否愿意发表我的网站上的《生命传输机》一文。《科学画报》是一份我小时候很喜欢也很熟悉的杂志，收到那样的来信自然很高兴，于是我立刻就回信表示愿意。那篇文章后来刊登在了《科学画报》创立70周年、出刊800期的纪念刊上。那是我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的第一篇科普作品，而《科学画报》则无论从小时候作为读者时算起，还是从2003年作为作者时算起，都是迄今与我缘分最长的杂志。

随着我的网站上文章数量的增加，一些其他刊物的编辑也通过网站与我建立了约稿联系。我与传统媒体的合作多数时候是顺利的，所提供的文稿也大都能合乎对方需要。比如——据编辑告知——替《科幻世界》撰写的《虫洞：旅行家的天堂还是探险者的地狱？》曾被该刊主编赞许为所在栏目最好的作品。不过在几年之中，也遗憾地出现过稿件未能令对方满意的情形，比如提供给《科幻世界》的《反物质浅谈》一文被认为叙述不够浅显；提供给《中学科技》的《从日晷到原子钟》一文被认为选题不够新颖；提供给《现代物理知识》的《正质量定理简介》一文被认为内容过于专门。那些文章在我提供的全部稿件中所占比例虽不到十分之一，但它们的“搁浅”想必给组稿编辑造成过不便，在这里要向他们表示歉意。

上面这些都是与刊物的合作，跟出版图书有关的经历则始于2004年末，过程要比与刊物的合作曲折得多。我最初撰写的科普大都是单篇，但自2003年起，开始写一个较长的系列，叫作《黎曼猜想漫谈》。那是一个专业科普系列，既有对数学史上逸闻趣事的介绍，也包含了一定数量的技术细节。当那个系列写到第11篇时，我收到了上海《科学》杂志一位数学编辑的来信，问我是否愿意让他将那个系列推荐给他的一位数学史学家朋友，那位朋友当时正在创办一份数学文化杂志。我回信表示愿意，在接下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与那位编辑讨论了一些与发表那个系列有关的事宜，并对那个系列的第一篇文稿做了发表前的修改，让那位编辑转给他的朋友。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杳无音讯，直到半年后才有进一步的消息——倒是一个好消息，称杂志主编将直接与我联系，而那个系列也将在不久之后开始刊登。

但接下来却又是长时间的杳无音讯。后来我才知道，倒不是对方言而无信，而是因为在申请新杂志的刊号时遇到了困难。申请刊号或书号是国内出版界的一件头疼之事，对于想要创办杂志或出版图书的个人来说尤其如此，这点国情我还是有所耳闻的，因此很理解他们的境遇。

不过在得知那一境遇之前，我收到了浙江大学数学科学研究中心《数学与数学人》丛书一位编辑的邮件，也对《黎曼猜想漫谈》表示了兴趣，并问我是否愿意在该丛书上刊登。《数学与数学人》是丘成桐、刘克峰、季理真等人主编的高水平的学术丛书，对于发表作品来说无疑是很好的平台，因此收到那封邮件我很高兴。不过，那位编辑的来信中最让我高兴的还不是发表作品的可能性，而是信中的一句话：“We find that your writings on your homepage are very excellent and popular, as Professor Yau, Kefeng Liu and Lizhen Ji all praise high of your articles.”（“我们发现你主页上的作品很出色且很受欢迎，丘成桐、刘克峰和季理真三位教授都很赞许你的文章。”）有前面的经历做参照，对于那个系列是否真的会发表，我当时还是很正确地视为了未知数，而没有盲目乐观，但它能得到那三位主编的赞许对我来说是很受鼓舞的。

收到那封邮件后，我回信表示很乐意在《数学与数学人》丛书上发表该系列，但同时也告诉对方自己曾在一年前答应过另一位编辑，虽然那边已很久没有消息，我仍需联络一下才能确定。同一天，我也给先前那位编辑写了封邮件，从对方的回复中，我才知道他们在申请刊号时遇到的麻烦，于是双方取消了原先的安排，我表示那个杂志若最终能够出版，我当初提供给他们的第一篇文稿可以继续采用，且无须支付稿费。那份命运坎坷的杂志最终是否办成了我不知道，不过那第一篇文稿后来发表在了一本名为《数学奥林匹克与数学文化》的类似于文集的系列图书的第一辑上，成为《黎曼猜想漫谈》系列中迄今唯一发表过的部分。原本以为是最早夭折的合作，却反而成为唯一成功的部分，这是当初料想不到的。

与《数学与数学人》的合作在一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双方大致约定将该系列分为三部分发表，其中第一部分包含前五篇。于是我对前五篇进行了修改，并提供了PDF版本。2006年3月，编辑在来信中告诉我出版过程已进入最后阶段，我的文章将发表在第4辑中，预计4月底就可出版。这无疑是一条很乐观的信息，只可惜它也是最后一条乐观的信息。一星期后，我收到了一封新的邮件，告知该丛书的出版计划有了变动，我的文章将被转到第5辑中，出版时间预计为8月。那基本上就是此事在掉进“事件视界”（event horizon） 之前我所得到的最后消息。《数学与数学人》丛书的第4辑后来实际上直到2007年6月才出版，而传说中的第5辑则迄今仍未问世。

在与《数学与数学人》的联系期间，2005年底，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也曾来信询问我是否有兴趣出版《黎曼猜想漫谈》。既然已经与《数学与数学人》有约在先，且当时的进展也很顺利，我便婉言谢绝了那位编辑。那位编辑在信中曾表示该系列若由他们社来出版，他将会建议我做大幅改动。现在想来，即便没有《数学与数学人》的因素，这一点也足以让我却步，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作者应尽可能维护自己的写作风格。在当今这个时代，写作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很多题材都有很多人在写。在这种情况下，除硬水准外，写作风格也应成为作品价值中很重要的部分，受外界影响而进行的修改则应适度，太大幅度的修改容易破坏自己的写作风格。

有关《黎曼猜想漫谈》“出版未遂”的故事主要就是这些。自2005年11月写完该系列的第16篇文稿后，我的注意力转向了别的题材，比如《从奇点到虫洞》《质量的起源》等系列，再加上约稿数量有所增多，《黎曼猜想漫谈》就搁了下来。不过，直到今天《黎曼猜想漫谈》依然是我网站上读者最多的系列，被包括“维基百科”“中国数学会”在内的许多网站所链接。我也考虑过主动投稿，但那个系列的专业科普定位使它很难找到“婆家”，我做过的唯一尝试是向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主办的《数学传播》杂志投稿。那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份在深度方面合适的杂志，时间是2007年，可惜投稿被拒绝了，理由是黎曼猜想“是非常专业的主题，由专长为这方面的数论专业人员来谈，会比较深入而生动”“文中很多名词非台湾现行用法”等。除那份杂志外，我想了一下，还真想不出有什么其他杂志适合，如果要出版，大概只能出单行本，可那个系列毕竟尚未结尾，因此我决定先不操那份心了。

自2007年3月起，我开始写另一个较长的系列——《寻找太阳系的疆界》。写了两篇之后，《中学生天地》杂志的一位编辑正好来信约稿，我便提及了该系列，对方看了已经完成的那两篇之后表示有兴趣，于是自2007年9月起，该系列开始在《中学生天地》上连载，直至2008年8月连载完，前后共计一年。由于杂志方面对字数有限制，所以每期的发表稿都有一定程度的删节，尤其是到了后半段时，杂志要求在一年内完成连载，比我自己对内容的安排少了4个月，因此最后几期的发表稿存在大篇幅甚至整节的删减。但正是由于要向杂志供稿，那个系列成为我网站上具有类似篇幅的系列中唯一一个未被拖成“烂尾楼”的工程，后来它以单行本形式最先出版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此。

那个系列完成后不久，我收到了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位编辑的来信。那位编辑是我的同龄人，她从清华大学水木社区的“理论物理”板块上偶然发现了我的主页。那位编辑在来信中提到看了我的《转行后的心路历程》觉得很感动 ，并且也很喜欢我的文章。其实我没有告诉她，她的信也让我很感动，她对我文章的很多评论让我极有知音感。经过几次邮件往返，我们初步安排了出版《寻找太阳系的疆界》的事宜，我填写了列选申请表，接下来便是等待列选审批。

不过几乎与此同时，我的一位复旦同学也给我发来了邮件，表示他认识的一位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对该系列很有兴趣，问我是否愿意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系列。考虑到复旦大学是我的母校，如果我的第一本书能够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那将是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于是我硬起头皮给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发去了一封恐怕是我平生最尴尬的邮件，请她撤回了我的列选申请。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这个举动，有点像我在《寻找太阳系的疆界》中所写的艾里等人试图演绎“剑桥天文故事”的举动，而且结果也差不多，我的“复旦故事”就像艾里等人的“剑桥天文故事”一样只是一个镜花水月。

在与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联系过程中，有一些提议进入了讨论范围，比如删减主页上的版本，以免干扰销路；请李政道先生写推荐，以提高作品的知名度；等等。我虽然完全理解这些提议的合理性，却觉得很为难。就拿删减主页上的版本来说，这些年我一直在自己的网站上写作，在我心目中，网站其实要比出版更重要，我并不希望因为出版而牺牲网站。我思虑之后给同学写了一封信，要求放弃在复旦的出版计划：

这几天我思考了一下，决定还是放弃这次的出版计划。写作对我来说只是业余爱好，出版与否无关紧要。相反，与出版有关的一些事情，比如找人写推荐，缩减我网站上的文章内容等做法皆非我内心所愿……我想爱好这东西还是让它维持一个尽可能自由的生态吧，这也比较适合我的性格。

不过同学打来电话说那些提议不是绝对必须的，因此那封信也就作罢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来自复旦方面的消息很少。几个月后，我的“复旦故事”走到了终点。使那个故事化为泡影的虽是我本人的要求，但估计也有一些不受我、我同学以及他所认识的那位编辑朋友所能控制的因素，那就是列选审批过程有可能出现了困难。2009年7月，在经过长时间没有确切消息的等待之后，我越来越感觉到“复旦故事”已经走上了几年前《黎曼猜想漫谈》曾经走过的不了了之的老路。于是我再次去信要求放弃出版计划，这一次我的要求得到了同意。于是这本书重新转回到了清华大学出版社，并最终于2009年11月出版。在这里，我要向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表示感谢，在我从她那里撤回原先的列选申请后，她曾表示只要我愿意，随时欢迎我重新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合作。没有她的持续关注，以及后来几个月时间里的辛勤努力，这本书是不可能这么快就问世的。

但我最要感谢的则是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清华大学出版社几乎百分之百地保持了我的写作风格。在我阅读出版前作者所能阅读的最后文稿时，虽不曾逐字逐句比对原稿，但凭我对原稿的熟悉，我可以说除极个别词句的微调外，那份最后文稿几乎完全遵照了原稿，甚至连我偶尔引用的金庸小说中韦小宝的“语录”都得到了保留。在我曾经发表于传统媒体的所有作品中，这是最接近原稿风格的一次。对于作者来说，没有任何信任能比这更珍贵、更令人感谢了。

在阅读最后文稿时唯一值得一提的插曲，是扉页上我的名字后面曾经出现过“主编”二字，估计是排版软件所用的模板中有那两个字。编辑告诉我说国内的习惯是专著用“著”；原创的科普或教材则只用作者名，不加任何后缀，那错误的“主编”二字会在最终排版时去除。不过在出版之后我发现，这种作者名之后不加后缀的做法似乎给网络书店及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也许有些网络书店或书目检索系统在输入图书时必须选择一个著作类型，结果所选的类型五花八门，不加后缀者有之，加“著”者有之，加“编著”者有之，加“主编”者也有之。

好了，迄今为止我所经历的与写作和出版有关的故事大体就是这些。我同学在“复旦故事”的初期曾经问过我：对出版的期望是什么？在经济效益方面有什么想法？我曾经回答说：

我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不知此类书籍通常是盈利还是亏损。迄今为止稿费在我收入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因此我并不在意自己有多少稿费收入。我的希望是出版社不会因为出版我的作品而亏本。因此，你可以请出版社的朋友评估一下前景再作决定。我听说过作者自负部分费用出版非流行书籍的情形，那费用对我来说估计不会是大数目，作为首次尝试，我并不排斥这种做法，因为这可以给我一个测试自己作品到底有多少读者的机会。不过长期而言，我一般不考虑这种方式，因为我觉得一部值得出版的作品应该是读者乐意购买的作品，而不是需要作者出钱恳请读者赏脸的作品。

这也是我现在的想法。我衷心地希望清华大学出版社能够在出版我的作品的同时有所盈利。

我同学也曾问过我是否考虑过今后做全职作者，我曾经回答说：

如果有一天我果真能有足够的收入（并且我感觉到能有长时间不会枯竭的写作灵感及题材），我当然非常乐意当全职作者，那起码不会有失业和找工作的烦恼，而且我可以搬到任何地方去住，而不必像现在这样住在找工作比较方便的都市里。不过我对这一前景的可能性并不看好，因为写科普作品毕竟不像写流行小说那样容易盈利。我不知道国内目前有没有以科普为生的作家，像叶永烈这样的作家虽然早年写过很多科普作品，但当他成为职业作家后，主要写的似乎是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等。

这同样也是我现在的想法。写作成为我职业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写作收入在我收入中占到值得一提的比例也是极不可能的，但自己的文字出现在书店或读者的书架上对任何作者——无论是不是全职的——都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因此在本文的最后，我要向所有曾经与我有过联络的编辑道一声由衷的感谢，无论彼此间是否有过成功的合作，那份真诚的缘分都是我愿意珍惜的记忆。

2009年12月6日 G8N1XnchfHXgIh79l/vYuUOarZ0M2m39sBJeOpCrErHjww5n79RtCO6RNyhPUv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