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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汤普森的阶级学说中，阶级意识学说往往被人忽略：研究者们通常是在评论、批评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形成学说的时候附带地提到他的阶级意识学说，而并不觉得有必要对后者进行系统的研究。研究者们持这种看法的理由在于，在汤普森那里，阶级意识学说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形成学说的内在组成部分，因为阶级意识是工人阶级形成即从“自在的阶级”发展为“自为的阶级”的标志：“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尽管这种看法是符合汤普森阶级学说的逻辑结构的，但这却不应当也不能成为不对汤普森的阶级意识学说进行系统研究的合法性依据：汤普森的这一学说不仅内涵丰富，而且来源丰富，如果不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就只能像安德森和历史社会学家特林伯格（E.K.Trimberger）那样，得出该学说背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立场这一似是而非的错误结论。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英国学界有不少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曾研究过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除了汤普森之外，霍布斯鲍姆、剑桥大学的新韦伯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洛克伍德（DavidLockwood）和约翰·歌德索普（JohnGoldthorpe）都曾发表过有影响的论著。霍布斯鲍姆从5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现代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在对这种历史学研究进行反思和总结的基础上，他于1971年分别发表《阶级意识札记》和《历史中的阶级意识》两文，对自己的阶级意识学说进行了系统阐述。而早在1958年，洛克伍德就出版了《怒气冲冲的工人：阶级意识研究》一书，对丰裕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60年代与歌德索普合作的一些论著中对此进行了深化。尽管存在理论立场的差别，但前述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围绕已经成为“自为的阶级”的现代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展开的。汤普森则不然，他所要研究的是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发展过程中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很显然，这是一个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在内的前人都没有系统研究过的领域，因此也就意味着汤普森不可能找到现成的学说指导自己的研究，而必须在对既有学说进行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理论创新。
首先，与安德森和特林伯格的观点正相反，我们认为，汤普森在阶级意识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展开的。安德森和特林伯格之所以认为汤普森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汤普森过于强调了文化因素在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表现出了否定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倾向。在1976年的“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演讲中，汤普森对类似指责进行了批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清晰分离实际上是19世纪工业化以后才发生的，而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所要研究的前工业化时期（1792—1832），经济与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因素是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照搬照套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与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原理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使问题变得更加混乱。在他看来，就阶级和阶级意识研究而言，真正具有指南意义的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分析范式，因为通过这个范式人们会看到，阶级是一个历史的关系总体，因此，“阶级是经济的，同时也是‘文化’的结构：要在理论上强调一个方面对另一个方面具有优先的地位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最后的’起作用的决定因素在文化中，也在经济形式中。随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男女们的经验也在发生变化。这种经验按照阶级的方式进行分类，分成社会生活和意识以及男女们的赞同、抵抗和选择。”很清楚，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汤普森的确凸显了文化传统、工人阶级基于传统的自发斗争在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另外一点也是同样清楚的，即他始终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及其所导致的工人阶级的阶级经历（阶级经验）变迁，来探讨、呈现这种作用的。
其次，我们认为，汤普森在阶级意识研究中实现了一次文化转向，而这种转向源于他对雷蒙·威廉斯所奠定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理论传统的延续。汤普森阶级意识研究的一个最突出特点就是超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截然对立，把研究焦点从单纯的经济过程转移到了总体性的文化过程，强调阶级意识是文化的生成：“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这种文化转向实际上是汤普森在同时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的启示下自觉完成的。在《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日常的》、《漫长的革命》等论著中，威廉斯基于对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社会变化的描述与解释，总结提炼出了两个核心命题：“文化是日常的”和“文化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这是两个颠覆性命题：一方面，它们颠覆了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幻象，证明现实的社会生活是实践基础上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文化整体，无法截然分割为所谓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另一方面，它们颠覆了资产阶级的文化精英主义幻象，证明文化是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参与、共同创造的生活方式，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生活在一个文化整体之中。对于当时正在创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汤普森而言，威廉斯的这些著述让他有一种殊途同归之感：威廉斯所强调的文化就是在物质实践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阶级和阶级意识的社会生成也就是它们的文化生成。作为对威廉斯的一种呼应，他于1961年春夏之际分两期发表了题为《漫长的革命》的长篇评论文章，系统阐发并盛赞威廉斯所取得的成就，肯定这些成就实际上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历史观的结果。他对威廉斯的不满之处仅仅在于，他认为“文化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之说遮蔽了文化是“不同生活方式的斗争”之结果这一事实。作为对自己这一观点的证明，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及其之后的18世纪英国社会史系列研究中，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以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不同生活方式的斗争”的存在，以及工人阶级及其阶级意识在这种斗争过程中的文化形成。就此而言，《漫长的革命》一文可以说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完成的文化转向的真正发源地。
最后，我们认为汤普森的阶级意识学说还得到葛兰西文化霸权学说的重要启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学说曾对包括汤普森在内的整个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都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以笼而统之的方式无差别地作用于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比如，葛兰西文化霸权学说的策略结论是依靠有机知识分子的领导来建构无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对此，汤普森肯定是不会赞同的。对于汤普森的阶级意识学说而言，葛兰西文化霸权学说的启示主要有两点。第一，它扩展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模式，“使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强的文化共鸣”，从而为他的文化转向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由此，我们就不仅可以在几乎不加掩饰的专政的意义上来理解阶级权力，而且还应当在更精致、更具普遍性因此更具强制性的形式上来理解它。”第二，它基本克服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权力模式的内在困境，揭示了工人阶级自主地形成阶级意识，进而取得某种文化霸权的可能道路，因为“被统治阶级可以通过在国家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中、在国家的教育机构中发挥不断增长的影响，并通过控制地方政府等等方式准备霸权……可以展现一种萌芽的霸权，或者限定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霸权。”
由上可见，汤普森的阶级意识学说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范式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传统相结合的理论结晶，而这两种原本相互隔膜的理论来源之所以能够结合到一起，是因为有了葛兰西文化霸权学说这个理论催化剂或黏结剂。
我们注意到，不管是安德森、特林伯格，还是其他一些学者，人们对汤普森阶级意识学说的评论依据往往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第四、五两段中的那几句表述，仿佛这就是汤普森阶级意识学说的全部似的。这种看法当然是不符合汤普森的实际的。因为作为一名深受英国经验论哲学传统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汤普森拒绝脱离经验研究基础进行一般化的理论建构，主张通过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对理论进行重建，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这几句表述来理解、评价他的阶级意识学说，而必须依托整个《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乃至之后的一些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叙述，经过必要的提炼，完整再现其阶级意识学说的理论全貌。
汤普森阶级意识学说的基础是阶级经历（classexperience）或阶级经验，因为形成中的工人阶级正是通过对阶级经验的文化处理而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的。那么，什么是阶级经验呢？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汤普森对此没有进行正式解释，所以人们往往会很自然地在他所反对的经验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它，并因此批评它模糊而不确定，是一个“最致命的缺陷”。第二代新左派的重要代表奈恩更是因此批评他向经验主义意识形态屈服，其思想的本质是以“浪漫主义的超越和混乱的经验主义”为特征的“文化民族主义”。汤普森后来也意识到，自己对经验的个性化使用是招致批评的原因之一，因此在1978年的《理论的贫困或太阳系仪的错误》一文中有针对性地阐发了自己对经验的理解方式，从而为我们正确理解阶级经验提供了可能。第一，他认为，尽管经验具有主观性，但它却是人类在物质实践活动中生产出来的客观结果，因为“我们发现，‘经验’归根结底是从‘物质生活’中生发出来、以阶级的方式结构化起来的，因此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产物”。第二，他认为经验不是空洞含混的，而是内涵丰富的具体整体，“对于经验，我们应去重新考察那些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赖以构成，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得以实现并获得表现的复杂和详尽的系统：家族关系、习惯、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社会准则、权威和服从统治和抵抗的象征性方式、宗教信仰和千年王国的冲动、行为举止、法律、宪法和意识。简言之，所有这些包括了全部历史进程的遗传因素；所有这些在某一点上汇成人类共有的经验。而每一种经验对于总体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第三，他认为，对于人类的意识活动而言，作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一个必要的中间项”，经验具有决定性：“变化在社会存在中发生，这使变化了的经验得以形成，但是，在对现有社会意识施加影响、提出新问题、为更加精密的思想活动提供大量素材这个意义上，经验又是决定性的。”基于上述理论阐释，我们再反观《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第二部“受诅咒的亚当”，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汤普森对阶级经验的基本理解方式：第一，阶级经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张的结果，当非工人被迫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成为工人以后，工人阶级的阶级经验就开始出现了；第二，阶级经验是一个具体的整体，包括工资、物价、生活水平、劳动条件和劳动纪律、宗教与道德、休闲与娱乐、妇女与儿童、工会与互助会组织等，它一半在社会存在之中，一半在社会意识之中；第三，阶级经验是工人阶级思考自己的现状、命运与前途、阶级斗争方式的选择等理论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
汤普森阶级意识学说的核心是文化生成。在阶级意识问题上，汤普森坚决反对灌输论，因为实证的历史研究使他坚信：英国工人阶级是在自己的阶级经验基础上，自主地生产出自己的阶级觉悟从而获得阶级意识的，尽管他们的阶级觉悟并不是以理论化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而他们的阶级意识还包含着很多落后与空想的成分。那么，英国工人阶级是如何获得自己的阶级意识的呢？简单地说，汤普森认为，这是工人阶级在长期的阶级斗争过程中“用文化的方式”处理阶级经验的结果。这种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所研究的1790年至1832年间，也同样存在于后来收录于《共有的习惯》一书中系列论文所研究的18世纪中早期，尽管此时作为“自为的阶级”的工人阶级尚不存在，阶级斗争还是以“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形式存在的。在上述两部文献中，汤普森着重讨论了四种处理阶级经验的“文化的方式”。第一种是传统习惯。习惯传统其实是属于人民群众自己的平民文化，尽管它形成于前资本主义的家长制社会，本质上具有保守的性质，但在“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它却被人民群众作为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相抗衡的“道德经济学”动员起来，成为他们反抗自由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基础。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就这样在传统习惯残缺不全的碎片的重组与复原中悄然生长。第二种是价值体系。“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是英国人民群众强烈认同并倍感自豪的核心价值观。在17、18世纪的历次人民运动中，人民群众都从这一核心价值观中得到激励。经过之前许多贫民思想家的填补锻造，这种价值观最终在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1737—1809）的《人权论》中达到集大成。作为“英国工人运动的奠基之作”，该书在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因为“潘恩给予英国人的是激进平等主义的新口号，它触及了‘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最深层的反应，渗进了城市劳动人民的亚政治态度”。第三种是思想观念。在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两种思想观念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英国本土的非国教思想，尽管在18世纪这一思想已经出现了保守化趋势，但是它所倡导的公有制思想及其实践、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千年王国思想却对1790年后的英国工人阶级政治观念的成熟意义重大。二是法国大革命激发出来的英国“雅各宾传统”，它培养了人民群众的平等共和意识，使之明白自己有权参与国家的管理，从而激发了工人阶级的激进运动。第四种是组织形式。作为一个非国教教派，卫斯理宗在18世纪90年代已经表现为一种倒退的力量，但是它“间接地助长了劳动人民的自信心理和组织能力”，它的独特的组织形式最终成为工人阶级最初结社团体的直接模本。总之，通过“文化的方式”对自身的阶级经验进行处理，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最终在1792年创立了第一个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的结社组织“伦敦通讯会”。英国工人阶级就此走上通向“自为的阶级”之路。
汤普森阶级意识学说的现实关切是追寻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光荣传统。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第十六章“阶级意识”中，汤普森以120页的庞大篇幅，细致地追溯了英国工人阶级在“定义较明确的一般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意识”的成熟过程，其基本结论是：“这种集体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工业革命的伟大精神成果，它是针对工业革命而产生的一种裂变，而且也是一种较为古老的、较能为人性所能理解的生活方式。”针对一些激进左派对当代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以及英国社会主义的前途的质疑，他肯定，在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确实为“非理智化和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观念所左右，从而导致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迟缓。但是，他认为不能因此对英国工人阶级丧失希望，因为在英国工人阶级意识中始终存在积极的力量，从它们中间一定会生发出关于未来的希望火焰。具体地说，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意识中存在以下积极因素：第一，英国工人阶级意识中内含关于“大众激进主义的暴动和失败的经历”的理论，这表明当代英国工人阶级并不缺乏革命意识；第二，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特别重视出版、言论、集会和个人自由等权利”，不应当把这种“虽经许多次转变却经久不衰”的传统看作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理论遗产，相反，它的存在充分证明英国工人阶级是一个真正扬弃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人道主义价值观的成熟工人阶级；第三，英国工人阶级具有“共同学习、共同讨论和共同进步的传统”，他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找到前途与未来，而不需要什么先进思想的外部灌输；第四，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继承了雅各宾主义的“国际主义”遗产，这表明英国工人阶级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第五，英国工人阶级意识中包含“产业工团主义”思想，这是“英国工会内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思想斗争的一个结果，它的存在表明，英国工人阶级曾经以科学的方式理解了自己的命运与前途，因此，他们现在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安德森看来，汤普森的阶级意识学说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立场，更重要的是没有多少理论价值：它仅仅可以部分解释英国工人阶级在其形成时期的历史状况，而对于英国工人阶级从19世纪晚期到当代的现状，它则无任何解释力。支撑安德森得出这一结论的是另外一个第二代新左派学者琼斯（GarethStedmanJones）在1974年发表的《1870年至1900年间伦敦的工人阶级文化和工人阶级政治》一文。在这篇长文中，琼斯直接针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提出：在1870年至1900年间，英国工人阶级经历了一次“再形成”，对于现实存在的英国工人阶级而言，这次“再形成”的意义和影响比第一次“形成”要大得多，而它的基本性质却是英国工人阶级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基本放弃了第一次“形成”时期的革命遗产，日益保守化。受此影响，后来的研究者大多选择放弃对汤普森的阶级意识学说进行评价。
诚如安德森、琼斯所言，汤普森的阶级意识学说存在明确的历史限定性，基本不适用于对当代工人阶级意识的研究与分析。不过，这种批评多少有一点强词夺理的味道：汤普森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形成时期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机制及其内在构成，他并无意超过这一界限对自己的学说进行普遍化推广，尽管他的确具有为现实存在的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辩护的意图。因此，如果我们仅仅因为这种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限定性，就拒绝对汤普森的阶级意识学说进行系统评价，那无疑是不公正的。在我们看来，汤普森的阶级意识学说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应当得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尊重的理论贡献。
首先，它开创性地揭示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基本形成机制，在填补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理论相关空白的同时，有力遏制了经济决定论倾向在这一领域中的泛滥。关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有相当多的论述。不过，他们的论述始终都是围绕现实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而展开的，对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机制这种与实践距离相对较远的学术问题，他们基本没有进行专门思考。受此影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也不重视这一问题的科学研究，只是教条主义地照搬照套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一方面认为阶级意识会自发地从经济基础中产生，另一方面则强调需要从外部对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意识的灌输。尽管汤普森的阶级意识学说存在明确的历史限定性，不过，它不仅成功地揭示了英国工人阶级在其形成时期阶级意识的生成机制，而且为其他类似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范式原型。例如，虽然霍布斯鲍姆对1870年代以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研究更突出了经济因素的影响，但从总体上讲并没有突出这种范式。尤为需要看到的是，在汤普森之后，人们越来越自觉地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多种因素构成的关系总体中来考察阶级意识的形成、发展及其作用，经济决定论倾向在阶级意识研究中的泛滥局面得到有力遏制。
其次，它创立“道德经济学”概念，揭示了形成中的英国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夺取文化霸权的实例，丰富和发展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道德经济学”是汤普森在葛兰西文化霸权学说的重要启示下创立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这个概念，他对形成中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做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解释：第一，这些以往被轻蔑地称为“骚动”的行动并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有意识的，都具有“某种合法化的倾向”；第二，这种合法化的基础是形成中的工人阶级“以连续的传统观念为基础”建构出来的“贫民的道德经济学”；第三，尽管“道德经济学”不是成熟的工人阶级意识，但它却为工人阶级“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因为它“从官方的家长制传统中获得某种支持”，最终使“当局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民的囚徒”。总之，“道德经济学”为18世纪英国工人阶级提供了一种有限的、局部性的文化霸权，从而确保那些“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成功。受汤普森这一概念的启发，一些学者对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地区的农民反抗运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对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而言，“道德经济学”的提出表明：第一，葛兰西的基本构想，即下层阶级在阵地战中只有首先取得文化霸权才能进而取得经济、政治霸权，是完全正确的；第二，葛兰西的基本预设，即取得文化霸权所需要的集体意志源于对日常生活中的世界观的哲学反思，是完全成立的；第三，如果下层阶级足够成熟和自觉，他们完全可以不必像葛兰西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掘出自己的集体意志，进而取得文化霸权。
最后，它把以往不为人知的平民文化、工人阶级文化从精英主义文化观的阴影中解放出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形成。汤普森阶级意识研究的一个客观成果是有力地反击了精英主义文化偏见，证明平民文化、工人阶级文化不仅存在，而且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历史作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也由此和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1918— ）的《文化的用途》、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与《漫长的革命》一起，被公认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