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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位激烈的批评者所说：“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当代工人阶级形成史讨论无可质疑的起点。工人运动史在过去两个世代里的一般转型与复兴可以被理解为一场围绕汤普森的对话；《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整整一代工人运动史学家设定了议程。”很清楚，这场“围绕汤普森的对话”的主题主要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的工人阶级形成学说。
事实上，早在1964年，即《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刚刚出版并开始大获成功后的第二年，汤普森就遭到来自安德森、奈恩等第二代新左派的激烈批评。此后，对他的工人阶级形成学说的批评之声一直不绝于耳，至今仍然偶有所闻。其中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批评是由“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柯亨（GeraldA.Cohen）和安德森在1978年、1981年分别做出的。
柯亨是70年代兴起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从6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研究。1978年，他出版成名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力图以分析哲学的方式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以比其原生形态更清晰、更完整的形式表述出来。在该书第三章对经济结构的阐释中，他基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论述，认为只有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中才能正确定义无产阶级，“无产者是必须出卖劳动力以获得生活资料的隶属生产者”，并以此为根据推导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阶级的结构定义：“我们要确定一个人的阶级归属只是根据他在所有制关系网络中的客观地位，不管熟练地辨明这种地位多么困难。意识、文化和政治不能成为他的阶级地位的定义的一部分。”进而，他针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序言，批评汤普森反对这种结构定义，并给出了五点条分缕析的“评论”，其基本观点如下：第一，汤普森从“生产关系不是机械地决定阶级意识”这个真前提，不正当地推论出了“阶级不能单纯地以生产关系的名义定义”这个结论，并因此错误地批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机械主义的；第二，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汤普森对马克思的两点学说，即生产资料所有权之于阶级的首要性、“自在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区别，理解不甚清晰；因此，第三，他无谓地制造出了作为“东西”的阶级与作为“过程”的阶级的对立，并使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个标题出现了不必要的歧义。虽然柯亨的批评仅仅到此为止，不过一句潜台词却已经呼之欲出了：汤普森的阶级定义“过于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与其说是经验研究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伦理清谈的先入之见”。这句潜台词最终是由柯亨的支持者、汤普森多年的批判者佩里·安德森说出来的。
安德森是第二代新左派的领军人物。不同的时代背景使他形成了较之于汤普森等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更加激进的政治立场、更加国际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也因为如此，60年代初期以后，他与曾将自己引导到新左派运动中来的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发生分歧乃至决裂，最终于1963年发动“宫廷政变”，将汤普森等创刊元老赶出《新左派评论》编辑部。此后，他领导第二代新左派发动了一场理论论战，对汤普森的政治立场以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的学术立场进行了强力批判。面对安德森等人的进攻，汤普森随即发表《英格兰的特性》一文进行反击，两代新左派之间的理论论战由此愈演愈烈。论战的高潮出现在1978年：是年，汤普森发表《理论的贫困或太阳系仪的错误》一文，从历史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推崇并仿效的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冷嘲热讽式的批评，其命意即是要证明阿尔都塞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敌人。很清楚，汤普森拍的是口袋要打的却是驴，即阿尔都塞学说在英国最重要的传播者安德森。这迫使安德森站出来为阿尔都塞同时也是他自己进行辩护，其成果就是1981年出版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一书。在该书中，他分七章对汤普森的政治立场、理论立场和主要理论观点进行了详细批判，其中“能动作用”一章中有对汤普森工人阶级形成学说的系统批评，而其核心就是汤普森忽略经济基础的客观决定作用、过分强调文化传统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在同样是一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安德森看来，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个长期的（可以追溯至多铎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过程中的一个时刻，在这一过程中相当长的时间内，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确表现为原有大众文化传统的延续发展，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原本杂乱无章的各个社会下层阶级是如何逐步被纳入资本的统治下，最终成为机器化生产工具的附庸即成为工人阶级的？但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却没有得到体现。也就是说，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应当从“产业革命客观上对劳动力的集中与改造以及一种阶级文化的萌芽在主观上对前者的反映”这种相互作用中加以研究，可是，汤普森集中关注的仅仅是问题的主观方面即“生产者的直接经历而非生产方式本身”。
3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柯亨与安德森对汤普森的批评，首先必须看到的是，这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学术争论，而是那个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重大的理论路线与政治路线争论在工人阶级形成问题上的一次交锋、一种表现。所谓理论路线之争指的是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
50年代末期，随着阿尔都塞开始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舞台的中心，他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青年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一方面，这使马克思主义重新焕发出理论活力，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些思想得到更清晰、更具时代感的呈现，但另一方面，这也使马克思思想中的历史主义主题得到不正确的理解乃至不恰当的否定。虽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汤普森并没有提及阿尔都塞的名字，但他却明确反对把阶级“看成一种‘结构’”，从而实际上拉开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论争的序幕，而其《理论的贫困》更将这种论争推向高潮。所谓政治路线之争指的是霸权与替代主义之争。正如汤普森的支持者加拿大左派学者艾伦·伍德已经指出的那样，汤普森在工人阶级形成问题上反对结构主义实际上基于现实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考量，因为如果说阶级形成也是一种无主体的过程，那么，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阶级将不再是能动的历史创造者，而只能听任知识分子等用新的阶级意识来替代他们原有的阶级意识，从而沦为精英政治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这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形成问题已经成为论争双方当时进行理论路线与政治路线攻防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根据双方的陈述直接进行裁决显然是不恰当的，正确的做法只能是沉淀双方的路线之争，集中解决其中的学术问题即在工人阶级形成问题上汤普森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究竟怎样。
探讨汤普森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阶级形成问题上的理论关系，首先要面对的一个困难是，汤普森很少引证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而他这么做完全是有意识的自觉选择。首先，脱离实际的引经据典是他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就一直反对的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最初是斯大林主义，随后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通病，他不愿意也落入此窠臼。其次，他始终坚守自己的职分，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历史学研究，但反对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与原理照搬照套到具体的历史学研究中去。最后，他的绝大多数理论著述和政论著述都是论战性的，且他还习惯于用文学化的手法处理它们，这导致在这些著作中即使有他的理论观点也是隐而不彰的。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想找到汤普森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形成学说之间关系的现成答案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信息去搜寻、推导答案。
在工人阶级形成问题上，汤普森有两篇代表性著作，除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外，还有一篇就是1978年的《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他创作该文的目的是为了重申《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基本立场。在对这两篇著作进行深入研读后，我们得出四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汤普森基于自己一贯的反教条主义立场和历史学研究的特殊性，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阶级形成的相关论述进行了辩证继承，有所取，也有所不取。从40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到90年代的一些序跋，马克思恩格斯就阶级形成问题留下了相当数量的论述。但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来得及对这些论述中的科学思想进行系统化。正是这一点给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不小麻烦，因为人们往往能够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各自的证据来支持不同的乃至相互冲突的观点。现在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其实是从三种不同意义上来讨论阶级形成问题的（一种指的是阶级的起源或产生；一种指的是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发展；一种指的是阶级社会中不同社会阶级的分化），再加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不是在方法论指南的意义上，而是在真理或教条的意义上来理解、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从而导致不必要的理解混乱与理论冲突。虽然汤普森也未必能够清楚区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三种不同的阶级形成学说，但是，由于他一向反对教条主义，始终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要求的方法论指南的意义上，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以形成和最终必须返回的基础”，同时强调不应当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有自己独立的领地、能够脱离这些学科而存在的理论”，因此，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问题的研究实际过程中，他自发地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与自己的研究直接相关的、第二种意义上的阶级形成（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发展）学说上。
第二个结论是汤普森自觉地把马克思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发展的相关学说设立为自己工人阶级形成史研究的理论前提与出发点。如前所述，柯亨曾批评汤普森对马克思的“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术语理解有误，可真正理解有误的是柯亨本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中大量出现的“阶级”术语需要根据具体语境来确定其所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指的都是“工人阶级”，而柯亨却望文生义，一概按照一般的“阶级”概念来理解它们，结果自然是歧义重重。可事实上任何不怀偏见阅读过《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人都很清楚，该书想要研究的只是英国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机制，它的全部工作都是以《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的一段经典论述为前提和出发点的：“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来说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第三个结论是汤普森深受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的影响，始终高举历史主义的旗帜，坚持把工人阶级当作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过程加以研究。对于汤普森1978年发表的《理论的贫困或太阳系仪的错误》一文，人们往往震惊于它对阿尔都塞及其英国追随者的冷嘲热讽式的致死攻击，却每每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从标题到基本结论，它都深受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后者的一个当代版本。在汤普森看来，就像蒲鲁东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对待政治经济学范畴一样，阿尔都塞及其英国追随者们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不是把这些范畴“看作是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是这些抽象的体现”。以这种僵化凝固的范畴体系为中介审视社会历史过程，就像运用一架不正确的太阳系仪去推算天体运行一样，得到的只能是扭曲变形的认识图景。这种历史主义立场当然不是汤普森70年代才形成的，而是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就已经申明过的：“我强调阶级是一个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不仅如此，对阶级的看法还有赖于对历史关系的看法。如其他关系一样，历史关系是一股流，若企图让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下来并分析它的结构，那它就根本不可分析。”
第四个结论是汤普森在某种程度上过于执着于自己的历史学立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形成学说的理解的确存在视域遮蔽问题。在第一个结论中我们已经说过，汤普森出于自己历史学研究的实际需要特别关注马克思恩格斯两种意义上的阶级形成学说，因此，他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那些历史主义色彩浓厚的著作情有独钟，而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有关第三种意义上的阶级形成（阶级分化）学说的关注程度明显不够。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他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视域遮蔽问题，没有能够充分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稳定状态之后，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变动不居的“过程”发展到相对停滞的“结构”或“范畴”。就此而言，他在阶级问题上对结构主义的全盘否定有失公允，但这并不意味柯亨、安德森对他的批评就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后者同样存在视域遮蔽的问题：在阶级问题上，“结构”或“范畴”是“过程”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本身也有历史。
总之，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视域遮蔽，但汤普森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形成学说，特别是其中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发展的相关学说的理解是深刻的、准确的，这为他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史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汤普森以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其中的阶级形成学说为方法论研究英国工人阶级形成问题，并取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大成功，这一点是世所公认的。但他有完整的工人阶级形成学说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为不管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还是《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他有关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史的言论都具有鲜明的经验史学特征，即便是在《英格兰的特性》、《理论的贫困或太阳系仪的错误》等理论著述中，他的相关论述也都是零散的、往往与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判断结合在一起的。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以汤普森的研究为范本，7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研究世界其他地方（印度、巴尔干、西非、英属哥伦比亚、韩国等）或者特定族群（英国黑人、美国白人等）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学著作，并且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巨大成功。这有力地表明：汤普森著作中实际潜存着一种超越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史的特殊性，具有更广泛适用性的工人阶级形成学说体系。
如果套用理论化的术语，我们可以把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形成学说界划为原理论和过程论两个部分。其中，原理论主要涉及工人阶级的本质、概念与形成机制等问题，而过程论则是对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分析。很显然，原理论是汤普森的批评者与支持者的争论焦点，而过程论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人忽略了，因为正反双方实际上都认为过程论是原理论具体应用的结果。但这种认识无疑是违背汤普森的本意的，因为他始终强调原理是具体的过程研究的结果，不能脱离具体的过程来抽象地理解原理，否则将导致原理的教条化。可让他感到无奈的是，柯亨、安德森等批评者总是脱离他的过程论来理解他的原理论，在将后者教条化的同时强加给他诸多莫须有的罪名。有鉴于这种教训，我们的重建工作将从汤普森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论开始。
在汤普森看来，英国工人阶级是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发展的最终产物，是主客观因素在从15、16世纪到19世纪早期这个漫长历史时期里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从无到有、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也有所不同。
18世纪之前是英国工人阶级从无到有的萌芽阶段。很清楚，确如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汤普森从来没有系统阐述过的一个发展阶段，不过，汤普森对这一阶段的基本看法还是比较清楚的，即他重申《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结论，肯定在这一阶段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及不断扩张发展，越来越多的中下阶层社会成员如手艺人、小土地所有者、农业工人、家庭劳动者、打短工的无业游民等，被逐渐裹胁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成为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一句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将非工人阶级改造成了工人阶级。但这时的工人阶级在思想观念上还被束缚在封建的家长制意识形态之中，没有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对内不能与其他工人阶级成员达成阶级认同，对外不能与其他阶级划清界线。因此，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的阶级冲突尚未发生，发生的只是许许多多工人阶级成员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个别冲突。“因为作为历史主体的工人阶级并不存在，所以，试图发现沉默寡言的贫苦劳工的现实社会意识这一工作不仅是极为艰难的，而且纯属画蛇添足。我们应该想到的是行会意识，而不是阶级意识，是垂直的社会分化，而不是水平的社会分化。”
18世纪早中期是英国工人阶级在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中自发利用传统文化反抗剥削、捍卫自己的传统权利的觉醒阶段。18世纪英国社会史是汤普森另一个成果斐然的研究领域，除了《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及1974年的《贵族社会，平民文化》外，相关成果大多收录在《共有的习惯》一书中。在这些著述中，汤普森反复强调：第一，伴随着农业和商业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发展，1688年获利的乡绅阶层即资产阶级已经攫取国家权力，但从政治形式到意识形态形式，传统的“家长制的统治”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第二，随着剥削的日益加剧，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等中下阶层的阶级冲突日益剧烈和频繁，但在当时的家长制意识形态下，这种阶级冲突不是以阶级冲突的形式，而是以贵族与平民、乡绅与贫苦劳动者的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第三，为了反抗日益加重的剥削，工人阶级诉诸保守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不同于官方贵族文化、具有反叛性的平民文化，并据以捍卫自己的传统权利；第四，通过这种平民文化，工人阶级逐步觉醒，形成了明确的社会同一性和若干不同的工人阶级集团，从而为作为“自为的阶级”的工人阶级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
1790至1832年是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发展为“自为的阶级”的成熟阶段。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汤普森提出并详尽阐发了如下三个基本观点：第一，工业革命在极大地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同时，使得工人阶级的处境出现了灾难性的变化，阶级斗争更加激烈，正是从上一阶段形成的平民文化传统中，工人阶级获得了革命意识，从而点燃了90年代雅各宾骚动的燎原大火；第二，工业革命及其所催生的机器工业生产塑造了工人阶级的劳动纪律意识，这使不同的工人阶级集团日趋相互认同，最终使工人阶级从复数变成单数；第三，在这一激进的年代中，工人阶级中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手艺人集团利用原来的平民文化以及某些资产阶级文化，率先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并领导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而使工人阶级具有了自己的政治意识、阶级觉悟和组织形式，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走上人类历史舞台，尽管此时它的阶级意识还具有浓烈的传统色彩，并不是真正科学的和革命的。
基于上述过程论，汤普森形成了自己的工人阶级形成的原理论观点体系。首先，汤普森认为工人阶级的本质“是一种关系”，不过，他是在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关系”的，因此，他反对把工人阶级仅仅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基础“关系”，认为工人阶级还具有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更丰富的关系本质。其次，他强调在形成中的工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因此特别反对结构主义等依据当代经验为工人阶级下一个一劳永逸的定义，因为这将毫无疑问地扭曲人们对真实历史过程的理解。最后，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形成机制其实并不复杂，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决定性与作为历史主体的工人阶级的主体能动性的相互作用。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挥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因为“阶级是生活在自己的生产关系中的男人和女人的最终产物”，“阶级是由生产方式构成的，而不是相反”。不过，在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挥的是基础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人阶级的主体能动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革命使工人阶级形成了共同的阶级经历，在这种共同经历的基础上，工人阶级以文化的方式发挥其主体能动性，创造出阶级意识，使作为“自为的阶级”的工人阶级最终形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汤普森说“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形成学说是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研究工人阶级形成史的理论结晶，其主要理论成就在于：以英国工人阶级为范例，揭示出了工人阶级从无到有、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一般发展历程，并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为研究其他国家、地区、族群工人阶级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理论范式；在坚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充分证明了文化传统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乃至在特定发展阶段的决定作用。就此而言，该学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阶级形成学说相关组成部分的具体化、丰富与发展。
那么，柯亨、安德森等人为什么会批评汤普森的这一学说忽略经济基础的客观决定作用、过分强调文化传统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具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倾向呢？原因之一是汤普森未能对自己的工人阶级形成学说进行系统化的理论表述，在客观上为批评者的误解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原因之二是柯亨、安德森等人没有自觉意识到他们与汤普森的视角差异：汤普森是以历史发生学的视角来研究工人阶级的形成史，其研究相当于“猴体”解剖；他们采取的则是一种反思的视角，即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成方式反观工人阶级的形成史，其实质是透过“人体”来认识“猴体”。结果，他们没能自觉意识到：尽管以在所有制关系中的地位为唯一标准的结构性阶级划分是研究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科学原则，但它其实并不适用于汤普森所关注的工人阶级形成过程。原因之三是柯亨、安德森等人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经济决定论的倾向，不是把生产方式的客观决定作用理解为一个能动创造过程的“确定”或完成，而是更多地赋予其一种“宿命论”式的预成性，没有能够充分意识到：坚持生产方式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与肯定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等其他各种因素在特定历史时刻的决定作用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