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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39岁的汤普森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该书一出版，就在大西洋两岸进而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受到广泛重视。不管评论者的政治立场如何，人们都肯定，这是一部具有真正的权威性和持久学术价值的重要著作。随后几年中，该书不断再版，并超越历史学的界限产生了广泛的跨学科影响，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当代经典地位。作为一部历史学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主要探讨的是1780年至1832年间英国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走向“自为的阶级”的斗争历程，或者用汤普森自己的话说，它“是英国工人阶级从步入青春到早期成熟的一本传记”。对于汤普森及其同时代人而言，这已经是八九个世代之前的事情了。为什么如此陈旧的历史话题却会产生那么巨大的学术反响和社会反响呢？要想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把它还原到它得以形成的历史语境中。
对于汤普森及其同时代人来说，往事之所以并没有如烟般消散，就在于它们已经变成了新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阶级成为一个吸引所有英国人的主题。我们可以从战后英国阶级社会的成熟与阶级认同感的普遍高涨、英国史学界围绕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遭遇的激烈论战、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史的主题化系统研究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说明、诠释。
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当时西欧国家阶级与阶级斗争现状的分析，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简单化与两极分化发展的科学预言：“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后世学者在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时，往往忽略了它的预言性质，以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简单化与两极分化发展在当时已经成为现实了。可事实上，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手稿中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在20多年后，英国这一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能够达到《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那种状况：“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有了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阶级社会才发展到自己的顶点，形成了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鼎足而三的阶级结构：
20世纪初，英国总人口中工人阶级占75%，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合占25%，其中上层阶级不超过2%；1945年，工人阶级约占60%多，中产阶级约占30%多，上层阶级约占2%；20世纪80年代，工人阶级约占58%，中产阶级约占39%，上层阶级约占3%。阶级社会的成熟为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英国工人运动从19世纪末期开始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并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政治成功。虽然英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英国工党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却是一个具有明确的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它的领导下，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不断成熟，形成了日益强烈的阶级认同感，从而将工党推上英国战后两大政党之一的宝座。与英国工人阶级相比，英国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的阶级认同感原本比较淡漠。但是，在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们与工人阶级发生了被动的交往，并通过后者意识到了自身的阶级存在，最终促进了自身阶级认同感的强化。于是，二战结束后，英国人突然发现，阶级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所有英国人都感兴趣的主题，一股“寻根热”油然而生，如果不研究阶级问题，人们就无法充分理解英国的社会现实。这一点可以从50年代“愤怒的青年”作家群体所创作的脍炙人口的现实主义小说中得到佐证。
作为英国的阶级社会发展到顶点的一个后果，英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从19世纪末期开始对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史进行系统研究。在这个方面，费边社的灵魂人物悉尼·韦伯（SidneyWebb，1859—1947）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Webb，1858—1943）夫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在比阿特丽斯独立完成的《英国的合作运动》以及夫妇俩合作完成的《英国工会运动史》、《工业民主》等著作中，他们围绕工会运动，对当时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起源、发展、特征等进行了描述、分析与解释，在披露了工人阶级所遭受的苦难的同时，证明英国工人阶级已经通过工会运动成为一个自觉的和独特的“民主实体”，并能够通过有组织的斗争建成社会主义。
此后，经根据韦伯夫妇等人倡议成立的“费边社研究部”（1918年，修改章程并改名为“劳工研究部”）以及柯尔（G.D.H.Cole，1889—1959）等第二代费边社会主义史学家的经营，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史逐步成为一个影响越来越大的独立学科。在费边社史学家们的影响下，自由党人哈蒙德夫妇（J.L.Hammond，1872—1949；BabaraHammond，1873—1961）从1907年开始利用刚刚公开的内政部档案创作了“劳工三部曲”：
《乡村工人》、《城镇工人》和《技术工人》，饱含深情地描写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的苦难遭遇和自发斗争。由于哈蒙德夫妇实际上得出了工业革命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这个结论，因此他们遭到了一些保守的资产阶级学者的强烈反击。在1926年出版的《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早期铁路时代（1820—1850）”中，英国经济史学家约翰·克拉潘（JohnClapham）全面批判了哈蒙德夫妇的悲观主义结论，提出了一种截然对立的乐观主义结论。随后，哈特（W.H.Hutt）、艾什顿（T.S.Ashton）、哈耶克（F.A.Hayek）等新自由主义学者纷纷跟进，竭力证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完全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虚构。一场围绕着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遭遇的旷日持久大争论就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拉开序幕，且大有将英国史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分为两个阵营之势。
面对上述大争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不过，除了霍布斯鲍姆之外，“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中其他成员并没有直接介入论战，而是通过创造新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研究方法，对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史进行系统的主题化研究，将英国工人阶级的苦难经历与英勇斗争以震撼人心的方式摆放到英国学术界和英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理论立场与政治立场。这一过程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1936年，英国共产党领导人阿诺特（R.PageArnot）有感于资产阶级官方史学传统对英国民众的桎梏，发出了“向英国历史进军”的号召。历史学家莫尔顿率先响应这一号召，在唯物史观特别是人民史观的基础上，对英国历史上源流复杂的“人民历史”（PeoplesHistory）观念进行继承与改造，在1938年出版的《人民的英国史》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全新的“自下而上”（frombottomup）的“人民历史”观念，让在以往历史书中被忽略了的农民、工人等被压迫阶级首次成为英国历史的创造主体。由于《人民的英国史》在战前的几个版本都还是比较粗糙，所以，1946年，英国共产党内的一批历史学家自觉组织起来专题研讨该书的修订问题。这个组织就是后来变得极为著名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在其活动的10年间（1946—1956），自觉秉承莫尔顿开辟的传统，把英国历史上的“人民”作为自己研究的核心主题，从而使“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民及其斗争史以空前鲜明的形象出现在英国民众面前。正如有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尽管研究对象不尽相同，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的基本研究方法却是共同的，这就是由小组中资深的经济史学家多布再发现的“阶级斗争分析”方法。虽然多布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的，但是他却坚决反对将唯物史观理解为技术或经济决定论，因为经济史研究使他坚信“社会不是由某些单一因素的简单发展，而是由其主要因素的冲突与互动构成的，它进而又塑造了运动和变化的主体力量”，即阶级结构与阶级斗争，因为“迄今为止的历史都是阶级社会的历史，也就是说分裂为不同阶级的社会的历史，其中一个阶级或者几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阶级联盟构成统治阶级，并与另外一个阶级或几个阶级处于部分或完全对立之中”。因此，历史学家必须把对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等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分析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在集体合作与个人研究中充分贯彻了“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以出色的成果强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论断的正确性，并在客观上促进了英国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的接受。
当阶级成为一个吸引所有英国人的主题后，它很自然地吸引了许多人前来求解。一开始，汤普森只不过是这个领域中的一个后来者，一个并不特别热衷于此的后来者，因为与理论研究相比，他更热衷于支援南斯拉夫铁路建设、和平运动、核裁军运动、反对朝鲜战争等实际的共产主义政治活动。1948年大学毕业后，他和妻子共同做出了一个既非同寻常又顺理成章的决定：到英格兰北部的工人阶级聚居区去从事成人教育工作。这个决定之所以非同寻常，是因为它意味着背井离乡、放弃中产阶级生活以及专业研究活动。事实上，在1948年至1965年的17年间，汤普森一直作为利兹大学校外部的一名老师奔波在各个成人教学点上，过着一种清贫而忙碌的生活，在1956年退出英国共产党之前，他还作为约克夏郡党委委员积极投身繁忙的基层党务工作，对他而言，历史学研究只能是一种次要的业余活动。这个决定之所以又是顺理成章的，是因为汤普森知道，在冷战时代，如果想“创造革命”，就必须到工人阶级去中，而成人教育显然是一种上佳选择。对于汤普森本人而言，17年的成人教育工作意义重大：“我之所以参加成人教育工作，是因为对我而言这是一个能够了解工业化的英格兰、能够与学生教学相长的领域。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成人教育和基层党组织工作）是两个我随时随地能够向人民学习的领域。”
就汤普森本人的精神气质和家庭氛围而言，他似乎更倾向于成为一名诗人，而不是一名历史学家。因此，尽管他参加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但他从来都没有放弃文学爱好：不管是大学时代的专业选择，还是成人教育工作中的课程讲授，他都是文学与历史学并重。可是，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他终究成为一名伟大的历史学家，虽然是一名始终力图将文学与历史学融合起来的历史学家。显然由于“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实际存在的分工默契，以及对妻子的宪章派运动研究的尊重与回避，汤普森从40年代后期开始就把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英国社会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不过，他只是到了50年代后期才开始考虑撰写一部相关著作即后来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惟其如此，是因为在“向人民学习”的长期过程中，他对工人阶级特别是英国的工人阶级形成了真正全面、深入的认识，并由此察觉到之所以安德森等同时代青年一代新左派会对英国革命、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丧失信心，归根结底是因为一些流行的阶级学说妨碍人们对这些问题进行正确认识，他必须站出来，承担为英国工人阶级正名的历史责任。
汤普森当时实际上是在理论与历史两条战线上同各种主流观点同时作战。在理论战线上，他首先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教条主义理解。在他看来，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阶级下过定义，但他们的基本观念还是非常明确的，即阶级的本质是社会经济关系，“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阶级最终将在一个个具体的个人身上得到体现，“我们不能有爱而没有恋爱的人，不能有恭敬而没有地主与长工”，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认为阶级就是这些个人。可是，“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却根本违背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把阶级的物质承担者理解为阶级本身，换言之，即假定阶级是一种实体化的“东西”。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往往习惯用数学方法对阶级进行精确测量。当“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把阶级理解为社会经济关系，而是理解为一个“东西”后，它就自然地得出了两个推论：第一，有阶级就必然会有阶级觉悟，“如果‘它’适时地了解到自己的地位和真实的利益，那么‘它’就应该有阶级觉悟（但实际上却很少有）”；第二，因为实际上阶级觉悟并没有应运而生，所以它提出必须由“党团派系、理论家等等”从外部灌输阶级觉悟。当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旗帜鲜明地把“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论战对象时，他不过是希望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个具体问题上确证自己在1957年就得出的那个基本判定：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崇尚精英官僚体制、反人道主义的虚假意识形态。
其次，汤普森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学主流对阶级的实证主义理解。在很多情况下，汤普森将“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学等量齐观，因为他认为这两者具有实证主义的倾向，沉醉于刻板的一般性，漠视特殊性和复杂性。具体到阶级问题，资产阶级社会学也像“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不是把阶级理解为一种关系，而是理解为一个东西。不过，在汤普森看来，同时代大多数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在阶级问题上都是肤浅和不足为虑的，因为他们总是先“把肤浅的阶级概念强加给马克思”，然后再将这种肤浅的概念击破，最后得出结论说“关于阶级的任何概念都是胡思乱想出来的，是强加于证据之上，而阶级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真正引起汤普森重视的资产阶级社会学主流思潮其实是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结构功能主义和达伦多夫（RalfDahrendorf）的社会冲突论。
帕森斯是战后欧美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他在对社会学史上由来已久的功能主义思想进行系统继承的基础上，于40年代建构出了一个极为发达而完备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体系，并在50年代以后成为英美社会学界的主导体系，而其核心思想可以归结为两条：社会系统是一个整体；社会系统的变迁趋于均衡。从50年代初期开始，帕森斯将理论注意力更多地从社会结构问题转向社会变迁问题，在这个方面，最有影响的工作是由他的青年合作者尼尔·斯梅尔瑟（NealSmelser）完成的。1959年，斯梅尔瑟出版了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变迁与工业革命》一书，力图通过对1770年至1840年兰开夏郡棉纺织业发展史的分析，证明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变迁问题上同样具有解释效力。正如有的学者所评论的那样，阶级是斯梅尔瑟有意无意忽略了的一个论题，不过，汤普森还是从他的实际分析过程中提炼出了他对形成中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基本看法：一方面，他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肯定工人阶级是当时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功能承担者，因而“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他从当时的社会系统在经历了震荡最终重新实现均衡这个预设的结论出发，认为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是“精神不正常的知识分子发明出来的”、破坏社会“和谐共存”、有待“处理和疏导”的不好的东西。在汤普森看来，斯梅尔瑟其实和“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殊途同归，因为他同样不是把工人阶级看作是在变化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有利益有觉悟的主体，而是看作一种被决定的惰性实体或整形医生的手术台上可以被随意塑造的病人，即“一个东西”。
社会冲突论是作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反思和对立物走上社会学舞台，并在60年代以后成为西方社会学的主导体系之一的。虽然达伦多夫可能不是社会冲突论最纯粹的代表，但无疑是最有影响的代表之一。1959年，他出版了《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一书的英文修订扩充版，在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以及马克思之后西方阶级社会的发展进行分析批评的基础上，建构出了自己的早期社会冲突论体系。该书一经出版即赢得巨大成功，被认为是马克思之后对阶级问题最具创造性的一次探索。尽管汤普森对资产阶级社会学内部的理论演化并不了然，不过他却准确地看到达伦多夫在阶级问题上并没有超越结构功能主义的窠臼，依旧是把阶级看作是一种东西、一种发挥特定社会结构功能的物质实体。因此，他只能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抽象地言说阶级的社会功能，可是，“问题的关键是：这个人如何才能进入某种‘社会功能’？还有，那个特别的社会组织（连同其财产权和权力结构）是如何出现的？”虽然达伦多夫自己给自己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并自认为给出了答案，但结果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个人基于自己的能力、成就和阶级身份而进入某种权威结构，进而发挥特定的社会功能。
总之，在汤普森看来，之所以“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学主流思潮都未能正确地理解阶级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不是具体的历史出发来理解阶级的。“如果让历史停留在某一点上，那就不会有阶级，而只会有一堆人加上一堆经历；但如果在社会发生变化的一个适当的时间段上来观察这些人，就能看到其相关关系及其思想与建制的模式。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
在表明了自己在理论战线上的反对立场后，汤普森指出，“我相信，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也就是说，他认为只能通过历史研究才能真正理解阶级。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他赞同英国已有的劳工史研究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事实上，在探寻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路时，“我常常意识到我正在向流行的正统观点挑战，比如说，这里有费边社的正统观点……经济史学家……的正统观点……还有所谓‘天路历程’正统观点……”
汤普森在这里所说的“费边社的正统观点”指的是“把（形成时期的）工人群众看成是自由放任政策的被动的牺牲品”而不是积极主体的观点。在汤普森看来，虽然这种观点是因为费边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变得著名，但实际上是“由马克思、阿诺德·汤因比、韦伯夫妇和哈蒙德夫妇首先提出并加以考察的工业革命研究”中的一个“经典”观点，这一观点“习惯于把这个时期看作是一个经济上失去平衡、大量发生悲惨的生活和剥削、政治上受压迫和英勇的民众骚动时期”。汤普森反对这种观点的原因有两点。第一，这种观点不是把工人阶级的形成及其遭受的苦难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而是仅仅把它理解为不道德、不负责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可以避免的偶然结果。我们知道，虽然汤普森对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两个具体的历史结论表示不能赞同，但他对恩格斯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却是完全拥护的：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被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在其他任何地方，只要这种制度存在，矛盾就必然会或迟或早地达到英国这样尖锐的地步。而就像汤普森指出的那样，持“费边社的正统观点”的学者往往既是历史学家也是社会改革家，“他们对穷人寄予的同情有时将历史研究与意识形态混同起来”，导致“历史道德化”，其结果就是他们总是从道德评价的角度出发批评自由竞争仅仅导致财富的增长而没有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仿佛如果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变得道德一些、负责任一些，工人阶级就不会形成、不再受压迫似的。在这一点上，前“费边社”
的阿诺德·汤因比（ArnoldToynbee，1852—1883），和非“费边社”的哈蒙德夫妇反倒比费边社会主义者更加明确和激进。第二，这种观点忽视工人阶级能动的主体性，暗示工人阶级要么自发地要么盲从地从事一些有勇无谋的破坏活动，而不能进行自觉的有组织的革命。汤普森在高度肯定哈蒙德夫妇开创性工作的历史贡献的同时，尖锐批评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局限性：“最值得注意的是，哈蒙德夫妇在处理史料时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以某种假设为其研究之始，也就假设工人方面任何真实的暴动意图如不是极不可能，便必定是错误的，不值得同情的，因而应归咎于工人中昏乱的不负责任的一翼”，这种倾向的极致就是“暗示不存在真正的革命地下活动，也没有证据表明各郡之间有代表往来”。而汤普森的基本研究结论是：形成中的英国工人阶级不仅发动了革命，而且是自觉的、有组织的，虽然革命的性质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汤普森所说的经济史学家指的就是克拉潘、艾什顿等反对“费边社的正统观点”的资产阶级学者，他们的正统观点是：工业革命使工人阶级的工资收入等各种数据指标都改善了，因此，“工业革命不是一个灾难性的、激烈的阶级冲突或阶级压迫的时代，而是一个不断改善的进步时代”。汤普森之所以反对这种观点，是因为这种观点陷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窠臼中不能自拔，见物不见人，“把工人阶级看成劳动力，看成移民，看成一系列统计数字的原始资料”，而非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个人，因此只能看到实证的数字变化，而“对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方式的变化了解甚少”，结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失去了对整体过程的认识，其中包括对那个时代整个政治和社会背景的认识”，从而得出了“很难用事实来加以支持的”普遍化结论。
汤普森所说的“天路历程”正统观点指的是始终存在于费边社史学传统中的精英主义历史观，“它在这一整段历史时期中上下搜索，要找出各种各样的先行者——诸如福利国家的先驱、社会共和国的前辈以及（最近流行的）理性工业关系的早期实例等等。”这一点在韦伯夫妇和柯尔夫妇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们笔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史和思想史刻画的都是工人运动的领导者，而工人运动的主体即普通工人群众往往是不在场的。很显然，这与汤普森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主张的“人民历史”观念是背道而驰的，汤普森因此批评这种观念“用后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而不顾及历史的本来面目”，结果，“只有成功者（即他们的愿望预示了后来的发展的人）才被记住了；走不通的路，迷失了的事业，还有那些失败了的人则统统被忘记”。一句话，这种观点只看见冰山露出海面的那一点，冰山的主体却因为沉在海面之下而被它忽略或者遗忘了。
在表明自己对既有劳工史研究的总体批判立场后，汤普森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任务，这就是在唯物史观和“人民历史”观念的指引下研究形成时期的英国工人阶级，把普普通通的工人阶级群众“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我想把那些穷苦的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视态度。这看起来很落后，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他们的愿望符合他们自身的经历。如果说他们是历史的牺牲品，那么他们现在还是牺牲品，他们在世时就一直受人诅咒。”汤普森这么做决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而是为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未来而研究历史，其根本意图是从过去煽起可以照亮未来的火星，因为第一，“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失败了的某些事业，也许还能让我们看清至今仍需整治的某些社会弊病”；第二，那时的“人民运动特别注重平等与民主的原则”，这是在通向“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可资利用的历史资源；第三，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今天这个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存在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存在着为建立民主而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在工业革命中的经历相比何其相似——那些在英国失败了的事业，说不定会在亚洲或非洲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