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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8月26日，被法国资产阶级政府驱逐的马克思只身抵达伦敦，此时，他不仅囊空如洗，而且还不大懂英语。在即将离开巴黎的8月23日，马克思给正在瑞士流亡的恩格斯写了一封信，要他“立即前往伦敦”。11月10日，从意大利热那亚启程乘帆船在海上漂泊了五个星期、同样囊空如洗的恩格斯抵达伦敦，入住切尔西区国王路安德森街4号马克思家的临时住所。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当时都没有想到会在英国度过自己的后半生。英国就这样不情愿地成了马克思主义两位创始人的第二故乡，而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这里走向成熟和丰富，进而走向世界，成为一种改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物质力量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的第一个百年里（1845—1945），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都没有能够确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也基本上没有出现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当马克思主义进入自己的第二个百年以后，局面出现了根本改观：英国不仅形成了一种特征鲜明、充满活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而且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活跃在历史学与社会历史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政治学、人文地理学等领域，不仅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而且为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再兴做出了突出贡献。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终于学会用英语说话了！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英国共产党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就是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
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来说，爱德华·P.汤普森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大多数人只是通过《“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上的一个辞条知道他是一名曾经加入过英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欧洲核裁军运动的领导人以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作者，除此之外就语焉不详了。即便是在我国史学界，人们对汤普森的了解其实也相当有限。因此，当人们获悉他早在30年前就被论战对手称为“当今最杰出的社会主义著作家”，进而又在逝世后被研究者判定为“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时，总不免感到疑惑。那么，汤普森究竟是何许人也？让我们还是从他的生平与经历过的思想开始说起吧！
在为汤普森的论文集《共有的习惯》的中文版撰写的具有传记性质的代译序“E.P.汤普森”中，汤普森夫人、多萝西·汤普森写道：“E.P.汤普森成长在一种国际主义的氛围之中。”在加拿大新左派历史学家帕尔默（Bryan D.Palmer）对汤普森父母的家族谱系以及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史的详尽描述中，这种“国际主义的氛围”得到了更加完整详细的诠释。不过，当汤普森夫人做如是说的时候，她并不仅仅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她是想为汤普森进行辩白：1960年代中期，在关于英格兰的“特性”或“神话”的争论中，佩里·安德森曾尖锐地批判过汤普森的民粹主义和“救世主式的民族主义”；在15年后关于应当如何对待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争论中，针对安德森及其支持者的批评，汤普森特意对自己的“国际主义的政治意识”进行了辩白，然而，当安德森在随后的反击中重申了自己的基本立场之后，他的这种观点后来得到了同时代大多数汤普森批判者的共鸣。对此，我们的看法是：尽管成长在一种国际主义的氛围之中，但汤普森在思想特质上具有鲜明的英国特性，这一点是由他的父亲爱德华·约翰·汤普森（Edward John Thompson，1886—1946）和他的哥哥弗兰克·汤普森（Frank Thompson，1920—1944）的双重思想影响所决定的。
汤普森父亲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这位著述颇丰的诗人、学者、印度问题专家曾作为卫斯里公会的传教士长期工作于印度南部地区，并与伟大的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像汤普森自己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老汤普森与泰戈尔的友谊本质上是一种“异在的致敬”：尽管两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国际主义的背景，并具有非同一般的深厚友谊，但就像泰戈尔本质上是印度人一样，老汤普森本质上是一个英国人，两种文化之间的本质差异使他们在思想交流时不断经历“拒斥与和解”。作为一个英国人，老汤普森“是一个非常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正是基于这种自由主义的信念，他后来与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建立起了深厚友谊，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印度独立运动英国支持者的主要代言人，并因此被印度的报章称为“印度之友”。中年之后，汤普森曾多次撰文著书回忆、研究自己的父亲。不过，在这些文字下，他本人几乎总是缺席的。因此，在人们的印象中，仿佛除了对文学的爱好外，汤普森从他父亲那里并没有继承什么思想遗产。这自然是一种错觉，事实上，汤普森从他父亲那里继承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与老汤普森同时代的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霍布豪斯（Leonard T.Hobhouse）曾将他们这一代人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归纳为九点，汤普森后来的思想发展表明，他实际上已经把这些基本观念中的绝大多数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进步性的理论遗产，不仅加以继承而且把它们内化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解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汤普森后来“并不称自己为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而与20世纪“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即第二国际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保持了明确的区别。
显然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们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爱德华出生前，老汤普森结束了自己的传教士生涯，携家返回英格兰，受聘到牛津大学讲授孟加拉和印度历史。作为一名大学教师，老汤普森的工作乏善可陈，因为他能够施展的空间真的太小了。作为一名“印度之友”，老汤普森却名副其实：他不仅与尼赫鲁等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关系密切，甚至还曾充当英国的非官方代表飞赴印度进行居间调停。但作为一位父亲，老汤普森毫无疑问地失败了：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的大儿子弗兰克却加入了英国共产党，不仅如此，在弗兰克的影响下，小儿子爱德华后来也参加了英国共产党！
弗兰克·汤普森1920年8月生于印度，他的名字是为了纪念他的一个近支叔叔（此人是独立工党党员，一战即将结束时战死于法国）。弗兰克从自己的父亲那里继承了很高的语言天赋和文学天赋，曾就读于牛津一个以古典语言而闻名的精英预科学校，并于1938年秋获得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弗兰克的学业无疑令老汤普森感到满意，但老汤普森很快就笑不起来了：1939年，弗兰克加入英国共产党并成为党内的一名积极分子！那么，弗兰克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呢？这个问题可以从英国共产党和英国知识界的双重改变中得到解释。一方面，1933年以后，英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改变以往的极左路线，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效地改善了自己在英国国内的政治形象，增强了自己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英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的一个相当纯粹的工人阶级政党。在成立之后的八年间（1920—1928），英共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与工党进行积极合作的路线，结果以失败告终。1928年后，英共执行共产国际极左的“阶级对抗”路线，严重损害了自身的发展。1933年，希特勒上台。共产国际开始调整自己的路线，执行统一战线政策，领导反法西斯主义斗争。英共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领导英国国内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积极支持西班牙内战，极大地提升了英共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响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33年以后，数量众多的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陆续加入英共，英共党员人数开始稳步增长。另一方面，在英共发生转变的同时，原本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英国知识界也发生了重要改变。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战争和战争威胁、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和西班牙内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知识界的原有价值观念体系从根本上被动摇，形成了深刻的文化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法西斯主义成为自由主义的直接对立面，共产主义则因为其日益彰显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响力成为对自由资本主义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的替代选择。而对于英国当时的文学艺术界来说，共产主义尤其具有吸引力，奥登（W.H.Auden，1907—1973）、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等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就是在这一阶段加入或接近英共的，他们通常被称为“奥登的一代”。正是在这种时代文学氛围中，以语言学和文学为志向的弗兰克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的思想开始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转变。不过，弗兰克最初并没有选择英国共产党，而是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加入了工党俱乐部，但在自己的挚友于西班牙战场上被法西斯杀害之后，他形成了一种比较明确的信念，即只有共产党才能够遏止法西斯主义的蔓延，并最终于1939年“五一”加入英国共产党。1939年9月，即二战爆发一个月后，弗兰克投笔从戎，参加反法西斯主义战争，先后在英国本土、南欧和北非等地参战。1944年1月，弗兰克深入敌后到巴尔干地区协助当地游击队从事抵抗运动，同年夏被捕，在被刑讯、审判10天后英勇就义。
作为朝夕相处的兄长，弗兰克对自己弟弟的影响显然要比忙于事业的父亲大：正是在他的影响下，爱德华于1942年在剑桥大学加入英国共产党，同时被选为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主席。此时，尽管汤普森的父母还是不能接受，但反应却已不像三年前那么激烈了。不仅如此，在弗兰克的影响下，爱德华也参加到了反法西斯主义战争中：1942—1945年，他作为一支坦克部队的指挥官转战于北非、意大利和奥地利。即便是在这种艰难时刻，弗兰克还通过信件与爱德华交流思想。弗兰克牺牲后，他的日记等物品被转交给家人。通过阅读这些文件，爱德华的政治信念得到强化。正因为如此，1947年，他才会应季米特洛夫（Georgi-Dimitrov）和保加利亚政府的邀请，陪同自己的母亲到保加利亚祭奠弗兰克，并作为来自欧洲各地的青年社会主义志愿者中的一员和英国青年志愿旅的负责人，于同年夏参加了在南斯拉夫境内修建跨越萨瓦河的150公里铁路的工程。这次巴尔干之行再一次强化了汤普森的共产主义信念。回国后，他创作、编辑完成了《法西斯主义对英国的威胁》（The Facist Threat to Britain, 1947）、《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弗兰克·汤普森文集》（There is a Spirit in Europe: A Memoir of Frank Thompson, 1947）、《铁路：建设中的历险》（The Railway: An Adventure in Construction, 1948）三部著作，以纪念自己的兄长，申明自己的共产主义政治信念。
1945年秋季，汤普森复员回到剑桥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1948年大学毕业后，他和妻子一起到英格兰北部的工人阶级聚居区去从事成人教育工作。事实上，在1948年至1965年的17年间，他一直作为利兹大学校外部的一名老师奔波在各个成人教学点上，过着一种清贫而忙碌的生活。在1956年底退出英共之前，他作为约克夏郡的党组织成员积极投身繁忙的基层党务工作，同时也积极参加了支援南斯拉夫铁路建设、和平运动、核裁军运动、反对朝鲜战争等各种实际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从1946年到1956年，他和妻子一起参加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活动。不过，他在“小组”中并不是特别活跃，因为与成为一名历史学家相比，他更愿意投身实际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1955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但这本书在当时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总之，在退党之前，汤普森一直过着一种平凡而忙碌的普通社会主义者的生活，但正是在这种平凡而忙碌的生活中，后来那个深刻影响了英国新左派运动乃至整个英国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走向的马克思主义者汤普森悄然形成了。
在这个“形成”时期，汤普森经历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他始终坚持在实践（实际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和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两条不同战线上同时作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选择确实有一种被迫的因素在里面，因为一种类似于后来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反共产主义潮流从40年代后期开始就已经在英国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知识分子很难谋得一个新的大学教职。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种反共产主义潮流兴起之前，汤普森其实已经做出决定：刚刚复员回剑桥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攻读常规的学士学位，而是选择了两年制的“战时学士学位”，这充分说明他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做一个学院化的学者。事实上，他一生的经历都表明：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之间，或者说在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之间，他从来都更重视后者。这种观念对其后来的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具体地说，第一，他总是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课题，因此，不管他的历史学著作看起来与现实多么遥远，但都包含着明确的现实相关性，以迂回的方式表达了他对特定现实问题的立场与看法。第二，他反对抽象的体系化理论建构，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在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焕发出应有的生命力。因此，第三，他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运用到对具体的英国历史和社会问题的分析、解决中去，在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本土化过程中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
正是在改造世界的强烈愿望的推动下，1946年至1947年，汤普森开始参加成人教育这一具有鲜明英国特色的社会实践。英国具有悠久的成人教育传统，其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不过，只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后，英国的成人教育才开始进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并在19世纪后期进入一个高潮。1903年，英国成人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工人教育协会（The Workers' Education Association）成立。该协会的宗旨是提高工人的教育程度。其教育目标是：对社会而言，是要训练良好的公民；对个人而言，是要使他获得精神的愉快。其主要活动形式是：同各大学合作创办导师班；开展读书、演讲活动；做成人教育的宣传工作，并鼓励工人求学的兴趣。自1903年后，工人教育协会在与英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获得了迅猛发展。就像汤普森自己曾说的那样，他投身成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革命”，具体地说，是为了通过教育启发工人阶级，使之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在这种信念的激励下，1948年大学毕业后，汤普森和妻子选择离开熟悉的故乡到英格兰北部的工人阶级聚居区去从事成人教育工作。在1965年接受华威大学的教职之前，他一直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利兹大学校外部的一名老师。值得注意的是，在汤普森同时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做如是选择的人并非个别：与汤普森齐名的雷蒙·威廉斯大学毕业后也曾长期从事成人教育工作直到1961年，只不过威廉斯原本就出身工人阶级家庭。虽然汤普森通过成人教育“创造革命”的愿望最终落空了，但这段经历却对其“形成”以及发展后来的思想和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在与工人阶级的朝夕相处过程中，他与工人阶级教学相长，从而对英国以及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现状有了真切的认识，这为他后来的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别的历史学家所无法比拟的经验基础。“我之所以参加成人教育工作，是因为对我而言这是一个能够了解工业化的英格兰、能够与学生教学相长的领域。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其次，他牢固树立了工人阶级是历史发展的能动主体的观念，并把证明这一点作为自己全部社会史研究的现实归宿。最后，他坚信，虽然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人阶级似乎已经失去了革命性，但这种革命性的丧失是暂时的，工人阶级终究会觉醒并重新担负起推进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后来和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围绕工人阶级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争论其实都源于他对这段经历的珍视与体悟。
就像汤普森夫人所说的那样，不管从家学渊源上讲，还是从个人兴趣上讲，汤普森其实都应该选择文学，但他最终选择了历史学。他的这种选择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宏观方面讲，在19世纪末期兴起的英国社会主义史学传统的影响下，二战前后，英共内积聚了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历史学家，他们和科学家集团一道构成了三四十年代英共内部的两大理论中坚。也就是说，对于像汤普森这样的年轻知识分子党员而言，在二战刚结束的情况下，如果想在理论上有所提高，最佳选择其实就两个：历史学或自然科学。很显然，较之于自然科学，历史学更接近汤普森的兴趣。从另一个方面讲，这可能和汤普森的情感生活有一定的关系：他未婚妻多萝西·塔沃斯（Dorothy Towers）是剑桥的一名活跃的学生党员，主要从事宪章派运动研究！但不管怎样，他最终选择了历史学，并且和未婚妻一起定期参加“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活动。“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立于1946年，其初衷是为了集体讨论历史学家莫尔顿1938年出版的《人民的英国史》一书的修订再版问题，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学派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团体。根据后人的研究，我们知道，汤普森在“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存在的10年间其实并不活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虽然参加活动，但“从来没有‘下决心’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指出，这一经历对他的“形成”极为关键。
首先，汤普森在“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中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最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苏联正统的认识。
在这个方面，汤普森等年轻的小组成员们主要得益于道娜·多尔（Dona Torr，1883—1957）和多布的指导和影响。多尔是一位出身社会主义世家的女历史学家，也是英共的创党党员。她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曾编辑出版过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马克思主义、民族性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论英国》等一系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正是在她的指导下，“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从原著而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出发，系统地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编撰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拓。多布是英共内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党员之一，在专业从事经济学研究之余，他始终坚持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于30年代早期形成了一套与英共领导层从苏联全盘接受而来的教条主义迥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在1932年题为《今日之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中进行了相对系统的阐发，着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内涵，认为只有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才能展示、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并将阶级斗争确立为理解现实的个人、现实的社会关系以及历史总体的切入点。他的这些思想对汤普森等年轻的小组成员影响极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使之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产生了良好的免疫力。
其次，汤普森充分继承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编撰学领域中已经完成的学术创新成果。历史地看，对于“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而言，汤普森的意义其实就在于，在1956年以后，在作为一个学术团体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他在充分继承小组已有学术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将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使之超越历史学的界限产生了跨学科的重大影响。具体地说，他继承的主要成果有莫尔顿开创性地提出的“自下而上”的“人民历史”观念，多布再发明的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以及多尔对文化问题的关切。
最后，按照“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中实际存在的分工合作，汤普森最终将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的英国社会史作为自己主攻方向，从而与包括自己妻子在内的其他小组成员在研究领域上构成了直接的相互补充。
1955年，汤普森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在这本差不多有900页的传记中，他彻底考察了莫里斯的政治思想，认为莫里斯的文学和艺术设计与他的政治和哲学观念是密不可分的，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展示莫里斯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76年再版之前，这本书在学术界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反响。不过，它却彰显出了汤普森后来思想发展的一些重要端倪。第一，他体现出了用具有英国本土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来校正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失，补充马克思的个别理论空场的强烈意向。在他看来，莫里斯的思想受到马克思的直接影响，因而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与英国理论传统相结合的第一人。他相信，莫里斯的这种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校正斯大林主义的理论缺失：“我为主流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词汇的退化问题感到震惊——它敏感性的枯竭，它将否定（历史上或现在）道德意识的有效存在的那些范畴当作基础，在威廉·莫里斯的晚期著作中到处洋溢着的想象力和激情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第二，他表现出了对英国本土艺术和政治中的浪漫主义传统及其政治潜能的高度关注，认为可以用后者的乌托邦批判来补充马克思的伦理学空场：“发达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造成的伤害把人的关系限定为基本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从事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把革命的经济人作为被剥削的经济人的解决方案。但在马克思那里，特别是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这也不够清晰，因为伤害将人完全定义为了‘经济人’。而在布莱克、华兹华斯那里，这种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十分清晰的，它同样也存在于莫里斯的著作中。因此，它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完全是互补的，而根本不是冲突的。”第三，他含蓄而不失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苏联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满和批判。在该书中，他借评论莫里斯一篇画作写道：“20年前，即使在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中，很多人也必定认为莫里斯的画作‘应该如此的工厂’是不切实际的诗人梦想；但今天，人们重访苏联就会发现诗人梦想的故事已然成真……如果莫里斯今天还活着，他恐怕不会把党作为自己的选择了。”
1956年2月24日深夜，在苏共二十大实际上已经闭幕后，赫鲁晓夫发表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批判。三个月后，这份“秘密报告”流传到西方，让欧美左派知识分子极为震惊。一大批原本亲共产党的欧美左派知识分子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纷纷向右转。与此同时，各国党内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党员也都纷纷站出来，对各自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希望能够推动党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汤普森挺身而出，和“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中其他三个成员萨维勒、希尔顿、希尔一起，走到了英共党内批评运动的最前沿。在1956年6月30日写给英共党内刊物《世界消息》的一封信中，汤普森抨击党内缺乏自我批评，认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脱离英国现状和经验，因此，不管是在宣传鼓动上还是在理论概念上都与英国实际很异在。也就是说，他认为英共在理论上照搬照套苏联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考虑到要将马克思主义与英国实践和传统相结合的问题。作为解决方案，汤普森等人向党的领导层提出，希望能够在英共党内创办一个像《思想者》——19世纪初的一家英国资产阶级刊物，以宣传雅各宾派的激进主义而闻名于时——一样的争鸣杂志，通过思想争鸣推动党的建设。迫于形势的压力，英共领导层最终同意他们主办《理性者》杂志。但领导层实际上很不喜欢理性思考，更不喜欢汤普森这些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因此不久后就找机会将他们调离编辑部。由于这种工作调动和1956年10月至11月间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革命是相继发生的，所以他们断定：英共实际上已经不再可能按照他们希望的那样向好的方面发展了，或许只有在党的体制之外，批判思想和民主才能得到最好的坚持与维护。于是，在紧随其后的退党风潮中，除了霍布斯鲍姆之外的所有“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和其他1万多名党员一起退出英共。
与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革命差不多同时期，英国工党政府勾结法国和以色列发动了臭名昭著的苏伊士运河事件，结果以失败告终。这使得一批原本支持工党的英国左派知识分子转而反对工党，最终，他们在由法国传入的“新左派”概念的旗帜下与反对英共的左派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形成了声势颇为浩大的英国新左派运动。从本质上讲，英国新左派运动是一股以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教师以及其他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其早期活动主要致力于在英国各地建立新左派的讨论圈子。在这一过程中，由汤普森和萨维勒担任主编的《新理性者》杂志和《大学与左派评论》杂志共同充当了运动的公共代言人，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两份左派杂志最终在1959年下半年酝酿合并重组为了《新左派评论》杂志。
在主编《新理性者》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汤普森思想极为活跃，在《新理性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就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阐发了自己的主张，在当时的运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牢固确立了他在运动中的理论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汤普森在这一时期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当属他与萨维勒为《新理性者》杂志所写的创刊社论。在这篇简短的社论中，他坚决反对英共所坚持的那种脱离英国传统和英国实际，一味依赖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输入的错误做法，公开表达了他在《威廉·莫里斯》中就曲折表达过的主张，要求在与英国实际和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接续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无意莽撞地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决裂。相反，我们相信，这种源于威廉·莫里斯、汤姆·曼等人，在文化领域，后来又在《左派评论》、《现代季刊》等杂志中得到表达的传统正是需要我们去发现和重申的。在这种传统和那些在这些传统之外成长起来的左派社会主义者之间建立一些桥梁纽带，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根据这一主张，在非常著名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一文中，他首先批判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斯大林主义，认为它实际上是脱离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抽象的理论发展的产物，代表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官僚化的革命精英主义世界观；其次，他基于自己已有的历史学实践和理论思考，批判了斯大林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阐发了他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辩证理解；最后，他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现实的个人”的论述，延续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强调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应有之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汤普森通过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观念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社会主义应当在继承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性的政治遗产和理论遗产基础上超越资本主义。因此，他的这一观念得到了很多新左派的认同。为了捍卫他的这一观念，当时还是新左派的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在《新理性者》上发表论文，以更加哲学化的方式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观念进行了论证。通过上述理论反思，汤普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日趋系统深入，最终在与英国实际和理论传统的结合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唯物主义”，虽然在此期间他并没有机会公开地系统阐发自己的这一思想。
在《新思想者》合并到《新左派评论》之后，由于汤普森不再担任主编工作，因此，他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理论思考。在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文献有两篇。一篇是他为自己编辑的新左派文集《冷漠之外》撰写的《鲸鱼之外》，这篇文章后来也收录到他1978年的《理论的贫困及其他论文》文集中。这篇文章的篇名源于对奥威尔《鲸鱼之内》一文题名的反用，其核心思想就是希望通过追溯英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传统，为探索超越现实社会主义和现实资本主义的冷战对立、建设具有英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思想资源。另外一篇是他为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一书撰写的同名评论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通过评论威廉斯的文化观念，阐明了自己的文化观念：文化是整体的斗争方式。
作为一种思想潮流，英国新左派运动的思想谱系相当驳杂，内部离心倾向十分严重。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它还能维持相对稳定，是因为所有新左派都对英国工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抱有信心或者说幻想。然而，在1961年的工党大会上，工党右翼占据上风，否定了新左派积极倡导的单边核裁军提议。随着这种希望的破灭，新左派内部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分裂。在《新左派评论》内部，这种分裂的最终结果就是30年代末期以后出生的、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的崛起，伴随着这种崛起，20年代出生的、以汤普森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与第二代新左派在理论和策略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严重分歧乃至对立，双方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而汤普森则再一次被推到了斗争的风口浪尖。
由于客观的代际差异，第二代新左派与第一代新左派在人生经历、教育背景、理论视野、政治倾向等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最终导致双方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尖锐对立：英国是否具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与持积极乐观态度的第一代新左派相反，始终向往第三世界革命的第二代新左派其实从来都不认为英国具有这种可能性与现实性。只不过在新左派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工党政府领导下的英国的社会主义前景似乎还比较乐观，加之第二代新左派当时大多还只是大学生，尚没有真正走到新左派运动的最前沿，因此，双方的对立暂时没有暴露出来。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第二代新左派的迅速崛起，双方的对立逐渐暴露，最终随着新左派运动政治希望的破产而走向公开化。在这个问题上，第二代新左派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逆推逻辑，即他们从宪章派运动之后英国就没有再出现过工人阶级革命这个事实出发，推论原因主要在于英国缺乏革命的文化传统，因此不可能自发地形成革命的理论，进而发动成功的革命，其最终的结论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扬弃英国民族文化的狭隘性，走国际主义道路，从欧洲大陆移植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够形成革命的理论，进而发动成功的革命。应当承认，第二代新左派的这种逻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特别是其中的那些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并不否认从宪章派运动之后英国就没有再出现过工人阶级革命这个事实。但差别在于，他们要求回到历史之中、以历史主义的方式来看待这一历史事实，评估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在这个问题上，最杰出的工作就是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在长期从事成人教育、“向人民学习”的过程中，汤普森逐渐形成了一个撰写一部有关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史的计划，而其核心目的就是要针对附加在英国工人阶级身上的各种偏见，为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正名。他从50年代末期开始实施这一计划，最终成果就是1963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正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自由之树”详细发掘了“18世纪留传下来的人民传统”，主要包括：第一，清教非国教派的思想与组织传统；第二，人民群众自发而非组织化的抗争活动；第三，英国人对“生而自由”的强烈认同以及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强烈自豪感；第四，法国大革命所激发的英国“雅各宾传统”。第二部“受诅咒的亚当”“从主观因素转向客观因素，即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工人集团的亲身经历”。在这一部分里，汤普森旁征博引地讨论了形成中的工人阶级的各种“经历”，工资、物价、生活水平、劳动条件和劳动纪律、宗教与道德、休闲与娱乐、妇女与儿童、工会与互助组织，等等。第三部“工人阶级的存在”研究的是19世纪前30年工人阶级的政治史，在这里，汤普森满怀深情地描述了工人阶级有组织斗争的经历，揭示了那些长期被统治者认定为叛逆、罪犯的工人阶级运动领袖的大无畏的英雄形象。正如汤普森自己所说，这本书在形式上看起来比较松散：“本书不如说就是一组论题彼此相关的论文集，而不是首尾相连的叙述文。”但实际上它形散而神不散，因为通过这些“彼此相关的论文”，汤普森成功地表达了自己的基本思想：英国工人阶级不仅有革命的思想传统，而且有革命的实践活动，他们最终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自己创造了自己，“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出版即在大西洋两岸进而在国际历史学界引起轰动，受到广泛重视。不管评论者的政治立场如何，人们都肯定，这是一部具有真正的权威性和持久学术价值的重要著作。汤普森作为一个大历史学家的学术地位就此确立。
第二代新左派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反应颇为复杂。一方面，通过《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等人第一次完整了解到了汤普森“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与范式，随即把它与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并列，视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之一，并开始在它们的影响下从事新的文化研究实践。但另一方面，安德森、汤姆·奈恩（Tom Nairn）等人敏锐地察觉到了汤普森隐含着的政治结论，随即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公开表明对英国传统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文化传统的激进的否定立场。作为回应，汤普森于1965年发表《英格兰的特性》一文，对安德森—奈恩论题进行了批驳，阐明了自己对英国思想文化传统的认识，并就如何认识具体民族国家的民族性提出了一套原则和方法。两代新左派长达近20年的论战就此拉开序幕，而汤普森则始终处于论战的最前沿。1973年，他发表《致列泽克·科拉克夫斯基的公开信》，通过给科拉克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这个受到第二代新左派热捧然而在他看来已经出现背叛迹象的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写公开信这种形式，对第二代新左派的国际主义理论路线提出质疑，并借机阐发了他对在英国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重大问题的基本理解。1978年，针对第二代新左派对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狂热追捧，他发表了著名的《理论的贫困或太阳系仪的错误》一文，以冷嘲热讽式的文学修辞对阿尔都塞的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致命批评，而其真实目的不过是想向第二代新左派强有力地表达两层未言明的深意：第一，第二代新左派通过“移植”在英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企图是虚幻的；第二，就像包括他在内的第一代新左派的理论实践已经证明的那样，应当立足英国本土的激进思想传统去建设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与第二代新左派进行理论论战的同时，汤普森也在继续运用“文化唯物主义”从事18、19世纪英国社会史研究（1965年，他接受新成立的华威大学的一个正式教职，出任该大学的社会史研究中心的第一任主任），并形成了一些新的重要成果，在充分展示“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效力的同时，为自己的现实政治立场提供了更多、更有力的历史论据。18世纪英国的平民文化是汤普森这一时期社会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在《18世纪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及后来收录到《共有的习惯》文集中的《18世纪英国民众道德经济学》、《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等论文中，汤普森不仅证明了平民文化的存在，而且证明它是劳动人民利用家长制社会的习惯、传统，创造性地应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一种阶级斗争方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作为平民文化典范的“道德经济学”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指出它为民众提供了一种有限的、局部性的文化霸权，从而确保18世纪粮食骚动这种“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成功。18世纪英国的犯罪与刑法是汤普森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个研究重点。
1975年，他不仅和自己的学生们合作出版了一本研究文集《阿尔比的致命树：18世纪英格兰的罪犯与社会》，还出版了一本新著《辉格党与狩猎者》。除了要揭示那些犯罪行为和刑法的实质外，这些著作在理论上的一个核心目的就要通过18世纪的英国刑法这个实例证明“文化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应当在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实际上从上层建筑领域一直延伸到生产关系内部，两者相互交叠，根本不可能清晰地相互割裂开来。
与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相比，汤普森实际上更热衷于实践活动。自重返剑桥之后，他之所以坚持在实践和理论两条不同战线上同时作战，是因为家庭责任使他不得不从事教师工作。70年代中后期，随着他的子女陆续成年，他的妻子开始做全职工作，这使得他可以不再从事教师工作，全力投入70年代末期形成的欧洲和平运动。1978年，在决定告别专门的学术研究之际，他将自己20年来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四篇政论文章《鲸鱼之外》、《英格兰的特性》、《致列泽克·科拉克夫斯基的公开信》、《理论的贫困或太阳系仪的错误》结集以《理论的贫困及其他论文》出版。该文集的出版引起了第二代新左派的新一轮批判浪潮。他本人却绝骑而去，奔波于欧美各地的群众集会做政治演讲（1980至1982年，他平均每个月要参加10次公共集会）。在80年代初的核弹危机中，他成为欧洲核裁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从他80年代出版和发表的各类政论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支撑他从事和平运动的信念基础是他相信普通人民群众能够通过自己的政治行动改变历史、创造历史，打破北约和华约的冷战对峙，将欧洲从核战争的死亡阴影中拯救出来。1989年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让他坚信，这就是人民的草根力量的斗争结果。
80年代末，汤普森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这迫使他不得不从社会运动中退出来。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里，他进行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将自己那些尚未完成的学术著作出版出来（这些著作后来大多收录到了《共有的习惯》中）。同时，他开始以社会史的方式来研究自己的父亲，完成《异的致敬：爱德华·汤普森和泰戈尔》（1993）一书。1993年8月28日，汤普森逝世，时年69岁。
在国内学界，汤普森通常是以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或英语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内学界对他的译介与研究主要是在世界历史学科范畴内展开的。而在西方世界，他的学术影响则早已超越历史学的界限，深入到文化研究、社会理论、社会学、政治学、文学评论等诸多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他本人也被公认是一位具有现时代所罕见的跨学科影响力的学术大师，以及一位具有强烈的政治感染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过他的这种崇高的地位并不是从来就具有的，而是在《理论的贫困及其他论文》这部告别专门的学术研究的论文集出版后的30年间，被同时代的批评者和研究者不断发掘、建构出来的。
正如汤普森自己所表达的那样，《理论的贫困及其他论文》（以下简称《理论的贫困》）是他在告别专门的学术研究之际，对自己20年来的政治活动及主张的一种表白与总结。在该文集中，他公开点名批评的第二代新左派其实也就是安德森、奈恩、赫斯特（P.Q.Hirst）等有限的几个。但由于他实际上要否定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第二代新左派所推崇的理论与实践模式，再加上他嬉笑怒骂、咄咄逼人的论战风格给人的感觉就是要置敌手于死地，所以，在该文集出版后，他随即遭到第二代新左派的集中讨伐和批判。
霍尔领导下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第二代新左派率先发动了对汤普森的反击。后来也曾担任过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首先在新左派历史学刊物《历史工厂杂志》上发表论文，批评汤普森过多强调文化的作用而忽视了经济结构的决定作用。随后几年中，理查德·约翰逊、格瑞格·麦克莱兰（Gregor McLennan）以及霍尔还分别撰文，在充分肯定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对他们的深刻影响的同时，批评汤普森顽固坚持英国本土经验论的历史学技艺，以一种傲慢的态度对待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基本没有理解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意及其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必要而重要的补充作用。在《理论的贫困》中被点名批判的赫斯特于次年底发表长篇论文，回应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误解与批判，重申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同年，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1943— ）也撰文对《理论的贫困》中那种论战性的文风及其文学观进行了批评。在198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方法论》一书中，格瑞格·麦克莱兰以零散的方式重申了自己对汤普森的历史认识论的批评。不过，最著名也最有分量的反击还是来自汤普森真正耿耿于怀的论敌——安德森。1980年，安德森出版《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一书，分历史编撰学、历史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国际主义、乌托邦和战略七个专题，对汤普森的历史学技艺、历史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史中的地位、革命战略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批判。这实际上是安德森对自己在60年代初期以来与汤普森历次论战的立场与结论的一次系统总结，不同的是，在经历了一个世代的风雨后，他多了些理解，少了些激烈。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出版之前，一些汤普森的支持者就已经进行了一些辩护性的回应。而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在学术思想、治学道路与政治立场上都深受汤普森影响的加拿大新左派历史学家布莱恩·帕尔默更是专门出版了《E.P.汤普森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历史》一书，在对汤普森的生平做了简要介绍之后，直接针对安德森，对汤普森英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以及“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与范式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证与捍卫。这本小册子后来一度成为人们了解汤普森的生平与思想的入门读物。
历史地看，在当时的这一轮论战中，第二代新左派略占上风。这是因为：第一，虽然1968年的革命激情已经衰落，但第二代新左派所倡导的国际主义战略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依旧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这就使得汤普森的本土化立场显得保守与陈腐；第二，经过第二代新左派10多年的译介、研究、运用与发展，“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相当多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它的影响下不同程度地调整了自己的理论立场，这其中就包括“文化唯物主义”的另外一个代表威廉斯；第三，面对安德森等人的批评，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显现出了一些连他本人都承认需要明确、完善的瑕疵；第四，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理解的确存在诸多明显的误解甚至是歪曲，例如他将阿尔都塞与波普尔混为一谈就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不过，这场论战却对汤普森学术形象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人们就此不仅直观到了汤普森跨学科的学术影响力，而且在其60年代初就确立的大历史学家形象的旁边，看到了一个关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英国民族性的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价值观等重大理论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新形象。
我们注意到，大约从80年代中期，即汤普森告别专门的学术研究六七年以后，学术界开始对他的学术思想及其深远影响、他在当代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他在英国当代左派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等问题展开客观的学术研究，并在1993年他去世之后的五六年间达到一个高潮。在对这一时期的汤普森研究进行分析与评论之前，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汤普森研究为什么会从此时开始？
原因之一是经过20年左右的积淀，汤普森的学术成就最终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并逐渐成为学术史反思的对象。虽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牢固确立了汤普森作为大历史学家的学术地位，但是，他的学术成就还需要一定时间的检验才能得到同时代学术界的正确评价与定位。所以我们看到，在英国著名前辈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eoffreyBarrachough）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具有研究报告性质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一书中，汤普森虽然已经作为有一定影响的青年历史学家被荣幸地提及，但却仅仅是作为法国年鉴学派的追随者之一被简要地提到。进入80年代以后，汤普森在同时代历史学家眼中的地位则开始迅速上升：在1980年出版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中，旅美英国历史学家帕克（HaroldParker）认为汤普森是当代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五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一；四年后，他则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代表；而在美国历史学家凯伊（HarveyKaye）1984年出版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导论》一书中，汤普森实际上被认为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个。差不多同时期，汤普森学术思想的跨学科价值也开始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例如，在1987年的一本论文集中，当时已经影响日隆的吉登斯（AnthonyGiddens）就曾专门撰文讨论了汤普森的历史社会学思想，并认为汤普森的著作在社会学界得到了比历史学界更充分的关注和利用。
原因之二是进入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陷入低潮，在西方，新社会运动成为左派斗争的主要形式，这在终结新左派运动的同时，使新左派运动成为理论反思和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作为新左派运动起源阶段的领军人物，汤普森自然得到了研究者们的高度关注。1979年撒切尔政府和1980年里根政府上台之后，面对新自由主义的进攻，西方左派几乎无还手之力，一败再败。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所希望的通过第三世界革命推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来临的国际主义战略更是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不那么革命的新社会运动反倒成为西方左派斗争的主导形式。面对这种颓势，人们开始进行反思，希望从曾经充满活力的新左派运动那里得到必要的启示，新左派运动研究由此兴起。作为英国新左派运动起源阶段的领军人物，汤普森自然成为学者们竞相研究的对象之一。
由于基本摆脱了政见、理论立场之争，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开始心平气和地对待汤普森的思想与政治活动，并在许多方面达成了共识。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共识是，人们肯定汤普森是一位具有实践品格和跨学科影响的伟大的左派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点可以从几十家政治立场、理论立场各异的报刊杂志为汤普森发布的悼文中清楚地看出，而这些悼文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在历史上反对汤普森的第二代新左派社会理论家、时任《新左派评论》主编的罗宾·布莱克伯恩（RobinBlackburn）的那一篇：“8月28日，爱德华·汤普森去世了。这让我们失去了一位英国左派最雄辩的代言人，一位不断改进其技艺的历史学家，一位为20世纪英国留下诸多华美篇章的作家，一位明了观念决非自我相关的世界的思想者，一位奋不顾身地敲响警钟的伟丈夫。”
作为汤普森的积极追随者，帕尔默于汤普森逝世后的次年出版了一部新的传记《E.P.汤普森：异议与反对》。这部传记在以下三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对汤普森的家系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考订，提供了大量新的资料与信息；第二，深入研究了汤普森对威廉·莫里斯等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的研究，剖析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对汤普森的影响，实质性地扩宽了人们认识汤普森的视野；第三，继续《E.P.汤普森的形成》中的话题，对汤普森50年代至70年代的政治立场、政治思想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强化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正因为如此，这本传记一经出版，即获得学术界的充分肯定，成为研究汤普森的必读书目。此外，在汤普森的追随者们于1993年出版的一部汤普森纪念文集中，收录了一篇专门记述汤普森的教师生涯的文章，这让人们第一次了解到汤普森那段往往不为人所熟悉的经历。
作为历史学家的汤普森是这一时期研究者关注最多、成果也最丰硕的一种学术形象。在这一方面，首先要提到的是被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之一希尔称赞为“全球范围内‘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最大的理论权威”的美国左派学者哈维·凯伊的工作。凯伊从研究生时代起就致力于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研究，并与大多数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乃至长期的深厚友谊。正是通过他1984年出版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导论》一书，国际学术界才了解到并承认原本独立存在的那些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具有鲜明的集体特征，已经构成一个学派；也正是通过这本书，汤普森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的领军人物的地位才得到普遍承认。1990年，凯伊还和英国新左派历史学家麦克科兰德（KeithMcClelland）共同主编了《批判视野中的E.P.汤普森》一书，收录了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学者的10篇论文，涉及汤普森在劳工史、社会史、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历史编撰学等领域的成就与得失，他独特的文学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政治价值观及其领导欧洲和平运动的历史功绩与意义等方面。凯伊的上述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汤普森研究的发展，使得汤普森的思想特别是历史学思想逐渐成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关于汤普森的历史学思想的文献数量很丰富，但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是：在汤普森逝世前，人们主要关注对其历史学思想及其地位的总结与评估；而在他逝世后，人们关注的焦点则转向对其历史学思想的特性及其历史效应的发掘。1993年，美国学者贝斯先期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内容，提出汤普森的历史学研究始终与其社会主义政治活动相互交织、紧密联系，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决定性的。这一观点随后得到了加拿大左派学者艾伦·伍德（EllenMeiksinsWood）的确证，并得到其他学者的广泛认同。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分别评述了汤普森对作为学科的社会史、18世纪英国史、美国史、非洲劳工史等历史分支学科以及历史社会学在二战后的形成的重要影响。
作为社会主义公共知识分子的汤普森是在汤普森去世后引起研究者们越来越大的兴趣的一种形象。不管是在林春关于英国新左派运动的通史性论著中，还是在肯尼（MichaelKenny）对英国第一代新左派的断代研究中，汤普森的生平、思想与政治活动都是贯穿其中的叙述线索之一。而在伍德汉姆（StephenWoodhams）关于英国激进左派知识分子的形成史（1936—1956）研究中，汤普森则当仁不让地与威廉斯一起成为叙述的双中心。美国学者贝斯则将汤普森作为冷战时期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四位行动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对他的政治活动、和平主义政治战略进行了详尽的评论，从而使汤普森超越英国具有一种世界性的意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汤普森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麦考恩（GerardMcCann）的《理论与历史：E.P.汤普森的政治思想》是一本专论汤普森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发展的博士论文，由于作者对唯物史观本身缺乏深入的理解，导致该书在评论方面比较单薄。而在美国学者德沃金（DennisDworkin）的《英国战后文化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汤普森的作用与成就倒是得到了比较恰当的评论。虽然英国学者壬顿（DavidRenton）的结论即汤普森是一名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未必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不过，他超越以往的单纯西欧视野，在全球视野中重新审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汤普森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在同时期出版的一些社会学、社会理论、政治学论著中，学者们还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汤普森的阶级形成理论与阶级分析方法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如前所述，在由《理论的贫困及其他论文》引发的两代新左派的内部论战中，第二代新左派都对汤普森以傲慢的态度固守英国本土理论资源、拒斥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提出了尖锐批评。在汤普森思想形象的多样化建构阶段，第二代新左派的这种批评被大多数研究者当作一种过激言论所忽略，但同时却有一小部分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
1995年，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NickStevenson）出版了他在吉登斯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雷蒙·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他的核心意图就是要说明：这两位思想家更多地受惠于英国历史上的文化传统，或许已经显得陈旧，但却为建构英国的未来提供了必要的资源。联系到吉登斯在90年代为英国工党所构造的“第三条道路”，这一研究的政治内涵就相当清晰了。在《历史工厂杂志》1995年第1期上，后来出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长的伊斯特伍德（DavidEastwood）发表了一篇纪念汤普森的笔谈文章，强调了一点，即汤普森始终站在独特的英国立场上来审视作为历史事件的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及其历史效应，因而是一名真正的英国历史学家。几年后，伊斯特伍德又发表了一篇长文，再次伸张了自己的观点。上述研究激发了原本就致力于英国新左派史研究的英国学者迈克尔·肯尼的关注。在对汤普森对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的系列研究进行政治学解析之后，肯尼提出：汤普森实际上是英国本土自身悠久的人道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的继承人，他专注于对威廉·莫里斯和威廉·布莱克（WilliamBlake）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让英国左派回归自身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起源。基于这种结论，肯尼提出了汤普森的“英格兰性”问题：汤普森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英格兰历史上各种激进主义思想相互融合的产物，其实质是英格兰本土的伦理社会主义；汤普森的理论思考、政治思考乃至语言风格都自觉地植根于英格兰的历史与现实土壤，这是一份值得继承的当代遗产。结合汤普森的“英格兰性”问题提出的时代背景，即英国左派力量在90年代中后期的复兴及其对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很自然地发现，这实际上体现了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力图在变化了的情况下（后冷战时代）重新整合理论资源、重建社会主义观念的理论努力。
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汤普森的“英格兰性”问题包含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首先是汤普森思想来源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与英国本土传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层面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判定汤普森思想的实质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英格兰性”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作为问题的提出者，肯尼显然认为汤普森思想的实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在对以往汤普森研究的基本结论构成重大挑战的同时，无疑也为汤普森研究的深入发展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它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给出自己的明确解答。其次是汤普森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本土理论传统的相互关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问题的提出者的肯尼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层面的存在及其理论意义，因为他本人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以及与当代中国的相关性的问题，因为在它特殊性（民族性）的形式下包含着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世界性课题：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民族性的实践经验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在民族化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汤普森进入国内学界的时间大约可以追溯到1981年。是年，《国外社会科学文摘》第1期摘译了英国学者麦克莱伦（DavidMcLellan）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章，简要提到了汤普森及其理论工作。同年，他的名字也出现在了一篇关于葛兰西思想（AntonioGramsci）的译文以及一位国内学者撰写的有关1815年战后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论文中。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英国文化研究在国内学界的日益传播，他的名字开始超越历史学的边界，逐渐为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所了解。而在新世纪初《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共有的习惯》中译本分别出版后，开始有更多的国内学者关注他的思想。但必须看到的是，不管是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讲，还是从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讲，国内的汤普森研究都尚处于一种起步状态：从最能反映学界旨趣和潮流变迁的博士学位的论文选题看，迄今为止，国内所通过的以汤普森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仅有1篇，而同期通过的以威廉斯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超过5篇，选择伊格尔顿为主题的则超过了7篇。这与汤普森在国际学界所实际拥有的理论地位和学术重要性显然是不相符合的。
在国际理论界已经牢固地确立了自己跨学科大师地位的汤普森为什么会在国内学界遭受如此冷遇？其中原因当然颇为复杂，但归结为一条就是习惯于体系化理论的国内学者很不适应他的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风格，觉得其中似乎只有“经验”，而根本无所谓“理论”！事实上，面对汤普森那些与18、19世纪英国社会紧密相连的精细的、具体的历史叙事，习惯于德国思辨传统的体系化理论叙事的国内学界往往既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也不明白他是如何说的，更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于是只好以沉默对之。
那么，汤普森是不是真像国内学界所感觉到的那样没有“理论”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问题的分歧主要在于对“理论”的理解，具体地说，就是对作为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一方面受英国本土的经验论哲学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的科学论述的深刻理解，汤普森始终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坚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应当作为绝对的教条存在于具体的分析过程之前，而应当作为革命的科学的方法存在于具体的分析过程之中，并在分析过程结束之后作为一种具有真理性的理论自我显现出来。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理解，首先，与体系化的抽象理论建构相比，汤普森更加重视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其次，在对以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民族传统等问题的具体的解决过程中，他修正、具体化、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原理，事实上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独特性的新的理解系统；但是，最后，出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后果的高度警惕，他始终拒绝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对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系统进行体系化的阐发，而是始终任其自在地存在于自己具体的历史叙事之中。
很清楚，汤普森的出发点是良好的，但他由此给国内学界所带来的困扰也是巨大的。有鉴于此，在本书中，我们将深入到汤普森的具体历史叙事中去，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抽象或重建其实际存在着的、非体系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系统。具体地说，在第一章“阶级、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中，我们将首先重建汤普森创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历史语境，大致确定其反思阶级问题的基本理论边界。进而，我们将依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他在此前后完成的一系列相关历史学论著和理论著述，对其阶级学说的三个基本内容，即阶级形成学说、阶级意识学说和阶级斗争分析方法，进行相对系统的总结、分析与辩护，以澄清对它们的误解，揭示它们的基本面貌，阐扬它们的当代价值。在第二章“文化与‘文化唯物主义’”中，我们将首先历史地重建汤普森的文化概念，以确定其基本的视域；进而对其具体的文化研究实践进行清理、总结，澄清他究竟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观点；最后，我们将立足前述工作，在为“文化唯物主义”辩护的基础上，对其本质、内涵与当代价值进行揭示。在第三章“民族性与本土化”中，我们将主要依据汤普森收录在《理论的贫困及其他论文》中的四篇论战性著作，超越具体的观点之争，揭示出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本土化问题的基本理解。具体地讲，它们包括：第一，应当如何正确认识英国的民族性；第二，应当如何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第三，应当如何对待作为外来理论传统的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上述三章的具体分析为基础，在结束语“汤普森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当代审视”中，我们将着重就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系统的基本特征、主要理论成就及其当代中国价值等问题进行深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