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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演讲，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
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公共演讲就隐身在修辞学之中，成为一门“显学”。演讲和雄辩是当时精英政治和城邦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言善辩是古典大师必须具备的一项才能。
说它年轻，是因为以演讲为中心的修辞学在西方文明的早期昙花一现之后，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为学术界重视，成为一门“新学”，成为一门最有影响力的学科之一。
“修辞”（Rhetoric）一词，源于希腊文，本意就是“演讲的技艺”。修辞策略研究，就是研究口头或书面话语如何以适合特定受众的修辞手段来达到说服的目的，它既强调话语本身的质量，也强调其说服效果，并要求回应特定的修辞情景。修辞研究的意义，就是通过对修辞情景及修辞话语的系统分析，研究演讲者的修辞动机和目的，以及他们是如何说服别人的修辞策略。
这里所言及的“修辞”，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以劝服方式为核心的概念，而非中国传统中的以语言表达为中心的“修辞”概念。修辞理论，既是我们观察社会的一种独特视角，也是一种话语分析的工具。通过对修辞文本的分析，即可以提高我们的修辞运用能力，增强传播效果，又可以为我们提供批评视角，使我们充分认识各种修辞策略的运行机制与模式，洞察修辞中掩藏的各种利益，乃至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联。所以，修辞分析又被称为修辞批评。
如柏拉图在《斐德若篇》里借苏格拉底之口对当时的诡辩家来什阿斯讨论爱情之文进行了评析，西塞罗在《布鲁特斯》中对希腊罗马雄辩家的修辞方式和风格特征做了评析。
1.古典修辞学滥觞
古典修辞学，是指19世纪以前的西方传统修辞学。
在学界，我们一般认为，修辞学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希腊城邦国家，这些国家由于规模小且处于以口头语言为主的发展阶段，常常以演讲和辩论的方式来决定公众事务。
早在公元前465年，就出现了一本关于在西西里城的锡拉丘兹（Syracuse）修辞实践的记载。大约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西西里岛的最后一位暴政统治者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被推翻后，民主制度建立，享有了一定的民主权利的人们涌上法庭，要求收回政权变革时期曾经被征用或没收的财产，由此产生了大量的财产诉讼。当时的司法制度要求当事人亲自出庭进行自我辩护，不得聘请他人代理诉讼，因此，以说服为目的的演讲成为古希腊人争取个人利益的重要形式和社会生活的必备技能，于是教授传授诉讼知识的职业应运而生。
西西里岛人科拉克斯（Corax）最先意识到，人们愿意为在法庭上有效地陈述案情付费，因此，他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创立了修辞学，并把它定义为“劝说的艺术”，最初的修辞学教学开始了，并为其创始人科拉克斯带来了利润。据推测，科拉克斯写了一篇名为《修辞艺术》的论文，尽管这个作品并没有留存下来，但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昆蒂利安的著作中都提到了科拉克斯。
科拉克斯有一个学生，名叫提西阿斯（Tisias）。科拉克斯和提西阿斯的修辞技艺都通过口头传授，由他们两自己或其他学生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再加以整理，装订成册后出售。这些小册子因包含如何能使演讲词更具有说服力的方法和技巧而被统称为“修辞手册”（Art of Rhetoric Technical Handbooks）。在他们的修辞理论中，为了使演说更具有说服力，一般来说演讲者应首先从概括说明（premium or introduction）开始，然后陈述背景（diegesisornarrative），提供人证（witness）、物证（evidence）和事件发生的或然性（eikos or probability），双方辩驳（refutation）以及最后总结陈词（conclusion）。此外，受众在决定是否要相信演讲者时还可以接受将“或然性”作为证据之一。不同于形式逻辑，修辞不是起于肯定的事实，而是建立在“可能性”的基础之上。现存文献证明在公元前4世纪之前，没有比修辞手册中更为完善的论辩技巧出现。修辞手册为法庭演讲与写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对文体、措辞和修辞技巧的讨论可助演讲者一臂之力。之后，提西阿斯将修辞体系引入希腊，因此促成了“智者学派”（Sophists）这一修辞学教师群体的兴起。
从字面上看，智者意为“聪明的人”，因为“soph”是希腊词根，意为智慧，后来由于受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攻击，“智者”一词才含有“诡辩者”的意思。智者学派在雅典传授诉讼知识，教人以似是而非的论证取胜，代表人物是高尔吉亚（公元前485年—前380年）。他于公元前427年西西里出使雅典，口吐珠玑，闻名于世。作为演说家，他讲究对偶与节奏，采用诗的词汇与出色的隐喻；作为雅典讲授公共演说的最成功的老师，他是第一批强调情感诉求的说服力的人之一。
与高尔吉亚相对的希腊本部的修辞学家们却重视语言的正确性，提倡朴素的风格，其代表人物是普罗塔哥拉（公元前480—前411年）。他比高尔吉亚早20多年来到雅典，被称为“辩论之父”，因为他主张演讲者应该具备对一个问题的两种观点都进行辩论的能力。
普罗塔哥拉有一个学生叫伊索格拉底，他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最著名的两大修辞学家之一，也是雅典“十大演说家”之一。伊索格拉底首先研究政治演说的艺术，他重视实际的政治问题，秉承政治演说的题材应当重大、思想应当高尚的理念。他传下21篇演说，其中最著名的是劝希腊人向波斯进军的《泛希腊集会辞》。伊索格拉底在雅典讲授修辞学40多年，虽然他是收费最高的修辞学老师，但其弟子仍多达200人。他将演讲作为教学案例来进行分析，这种做法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公元前388年，柏拉图创立了柏拉图学院。三年后，柏拉图目睹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因“腐化雅典青年”的罪行而受审并被处死，于是在《高尔吉亚篇》中对智者学派和修辞学提出了批评。他攻击智者派教师，认为高尔期亚等人的目的和方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不顾真理与正义，只图把事情说得“似真”，其实是用巧妙的言辞颠倒是非；他攻击修辞术，认为修辞术并非一种艺术，而是一种谄媚的手段、卑鄙的技巧，只能说服没有知识的观众。十五年后，他在另一个对话《费德鲁斯篇》中再次谈到了修辞学。他提出尽管没有一个智者学派的人实践过，但可能存在一种有用的修辞艺术。
许多现代学者认为，《费德鲁斯篇》很可能是激发亚里士多德写出关于这种有用的修辞艺术的第一部完整著作的智力刺激因素。赫里克认为，《费德鲁斯篇》却为一个正统的演说理论提供了可能性，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是提出这第一个正统的演说理论的人。
2.修辞学的确立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前322年），生于希腊北部，于公元前367年前往雅典，并在柏拉图学院就读。大约公元前330年，他著成了《修辞学》（Rhetoric）。这本书中没有明确否定柏拉图对修辞的谴责，甚至没有提到柏拉图对修辞的批评，但它却给柏拉图提出的关于修辞的质疑提供了答案。作为一本科学著作而非“修辞术课本”，《修辞学》是欧洲文艺理论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理论著作，它对西方修辞影响深远。
事实上，今天几乎所有关于公开演讲的美国教科书都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因为他们都遵循亚里士多德对演讲的分析，延续着亚里士多德的思考传统。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分为三卷。
在《修辞学》第一卷中，他首先将修辞术和论辩术作以区分，指出论辩术是从普遍接受的命题出发进行辩论或论辩的一种形式，而修辞术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这是对柏拉图否定修辞术是艺术的回答。接着，亚里士多德按照听众的种类和演说的性质，第一次把演说分成了三类，以便于分析各种演说的题材、论证方法和风格。这种三分法为后来的修辞学家所接受，即：政治演说，用于劝说和劝阻立法机构；诉讼演说，用于法庭上的控告或答辩；典礼演说，用于礼仪场合的称赞。之后，亚里士多德采用历史的观点，追溯修辞术的发展，对以往的修辞术研究加以总结。他指责当时的修辞术课本编纂者只注重诉讼演说，只谈题外的东西，教人如何打动陪审员的情感以求获得有利的判决，而对于作为修辞术本身的“或然式证明”则无话可说。他提出或然式证明分两大类，即属于艺术本身的或然式证明（修辞手段）和不属于艺术本身的或然式证明。最后，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论点以及创造论点的概念，即演说者在思想发展过程中一直论证的点。
在《修辞学》第二卷中，亚里士多德把注意力放到了观众身上，前11章分析了观众情感，例如愤怒、友爱、恐惧、怜悯等。第12-17章分析年轻人、老年人、壮年人、贵族、富人、当权者的性格，这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性格描写。演说者要了解听众不同的心理和性格，才能激发或控制他们的情感，因为每个群体都受不同的情绪驱动，可能同样的演讲给年轻人听有效，但给老年人听却是无效的。第18-26章又讨论了修辞术的题材与说服的方法：怎样论证事情是可能的或不可能的；是发生了或没有发生；怎样使用例子、寓言、格言；修辞式推论有哪些主要形态。亚里士多德花了两卷篇幅来讨论修辞术的题材与说服的方法，他认为这些是修辞术的主要内容。
《修辞学》第三卷讨论了演说的形式——风格与安排。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演说者只知道该讲些什么是不够的，还须知道该怎样讲。
首先，他提出朗读问题。朗读是读音问题，就是怎样利用声音来表达各种情感。演说者要用语言来提供清晰的想法，用声音来表达各种情感。此外，他再三指出演说应当能上口，容易朗读。
其次，他就隐喻的构建提出了建议，并讨论了“包括明喻、节奏和对偶在内的广泛的文体手法”。
最后，他讨论了发表演说和文章的安排。他认为，文章要有适当的安排，使观众易于理解。这部分也提起许多修辞技巧，可以用来加强演说的说服力。
3.修辞学传到罗马
公元前2世纪，随着古罗马在地中海霸权地位的确立，西方演讲艺术经过约2个世纪的衰落之后，又一次迎来了演讲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演讲家和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演讲专著。
第一部关于演说的拉丁文专著Rhetoric Ad Herrenium成书于公元前86-前82年，被认为是古罗马最著名的演讲家和修辞学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前43年）的著作。
在这本书里，西塞罗扫除过去的学究气，反对流行的技术传授，追溯希腊、罗马修辞学的发展，主张恢复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修辞理论。他在继承希腊演说术理论和总结自己丰富的演说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演说术理论，创立了独具一格的“西塞罗体”。他留下的这本系统的演说术理论著作，成为研究古罗马教育和演说术发展历史的重要典籍。
昆提良（35-39年）是古罗马著名的演讲家和教育家，其所著的《论雄辩》（Institute of Oratory）一书系统地阐述了成功的雄辩所具备的因素。他和西塞罗对后世修辞学的贡献在于，他们将修辞学分成构思（Inventio）、谋篇（Dispositio）、表达（Elocutio）、记忆（Memoria）以及实际演说（Pronunciatio）这五个方面，真正使修辞学的教育经典化和完善化。
4.古典修辞学的衰落
随着罗马帝国的解体，古希腊最初那种雄辩式的民主气氛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随着中世纪欧洲政教合一而广泛存在的神学家和传教士的布道演讲。
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唤醒了人们对古典时期修辞学的兴趣，修辞学研究者研究大量的古典文献，特别是西塞罗的著作。但同时一些理性主义者却加重了把修辞学局限为文体装饰的倾向，有的关于修辞的书籍甚至变成修辞格的汇集，修辞学因而名声大降。更重要的也许是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繁荣，文字记录和交流的形式越来越重要和普遍，欧洲从口语社会过渡到文字写作社会。当以写作为目的的构思和谋篇占去修辞学的一大块并因时代要求成为教育的中心时，以演讲为主的修辞学就变得每况愈下了。
当代西方修辞学界，在修辞批评领域的学术活动十分频繁。
除了各种修辞学与传播学的大小会议上有修辞批评专题讨论外，在美国还有专门的修辞批评年会，迄今已举办了40多届。同时，北美很多大学已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修辞批评课程，一些高校如东田纳西州立大学甚至明确将修辞批评学习与职业指导相结合。
与此同时，学术研究如火如荼，经典著作层出不穷。出版于本世纪的著作有《修辞批评理论与实践》（Pierce，2003）、《修辞批评的艺术》（Kuypers，2005）、《现代修辞批评》（Hart&Daughton，2005）、《修辞批评：探索与实践》（Foss，2009），以及被视为“现行修辞批评文集中最好并最全面”的《修辞批评阅读文轩》（Burgchardt，2010）。
目前，西方学术界已有60多种修辞批评方法，在这些方法中有一些并未形成范畴固定的模式，更多的修辞批评模式是由两个或以上范畴构成的，其中以五范畴模式最为突出、最有影响力。
所谓五范畴模式，是指：
由“觅材取材”、“谋篇布局”、“文体风格”、“演讲记忆”和“演说方式”构成的新亚里士多德批评模式；
由“行动”、“场景”、“人物”、“手段”及“目的”构成的伯克戏剧五范畴分析法；
由“话语行为”、“规则”、“角色”、“权力”和“知识”构成的福柯后现代主义修辞批评模式。
此外，当代修辞批评模式的研究和应用出现了两个或更多模式的融合。
总体而言，西方修辞批评研究呈现出较强的模式意识，重视批评模式的建构及应用，不断改造前人模式、吸收不同学科的成果来创建新模式并用于分析当代生活现象已成为西方修辞批评的发展趋势。
“公共演讲”（Public Speaking），是公共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媒介，它是演讲者面对观众以口头语言为主要形式，演说的发表为辅助形式，系统地阐述自己观点和主张的真实的社会活动。
美国康涅狄格中央州立大学传播系教授本杰明·塞维奇（BenjaminSevitch）认为，公共演讲是一种有话说且能说得好的艺术。
首先，“艺术”是一个创作的过程。没有人是天生的演说家，每个成功的演说者都做了大量的练习，比如遣词造句、演说技巧和对材料进行有效组织。
其次，“有话说”意味着一个演讲者必须有想要传达的讯息。擅长遣词造句的人和嗓音优美的人很多，不一定都能成为公共演说者，比如电视主持人，因为他们讲的不一定对听众有特别的吸引力。
最后，“说得好”强调了听众的有效沟通，讯息不仅要准确无误，还要有说服力。检测一个公共演讲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听众是否接受了演讲者的观点，并且回馈给演讲者他所期望的反应。
公共演讲，长久以来都是修辞学和应用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同时，它也涉及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
不同的学科聚焦点，略显不同：教育学主要研究学习模式、学习习惯和学习行为、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传播的特性和讯息载体的基本特征、心理学主要研究认知心理和接受行为的一般特征，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公众认知的基本行为特性。
1.西方公共演讲的研究现状
公共演讲在西方国家中历史悠久、应用广泛，从苏格拉底的“临终辩词”、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对德宣战演说”，到林肯的“联邦是不容分裂的”和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西方的每个政治事件、每个伟大的政治人物几乎都伴随着伟大的演讲，因此，西方对公共演讲的研究起步甚早，成果也甚是卓著。
这些研究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关于如何发表公共演讲的指导手册和畅销书。
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到古罗马时期西塞罗的《论雄辩者》（De Oratore）和昆提连的《论雄辩》（Institute of Oratory），再到现代的全球顶级商务沟通大师、演讲教练杰瑞·魏斯曼的《魏斯曼演讲圣经》三部曲和斯蒂文·卢卡斯博士（Dr.Stephen Lucas）著名的《演讲的艺术》，因其实用性，这类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二是以公共演讲为中心的修辞学研究。
如前所述，修辞学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希腊城邦国家。这些国家由于规模小且处于以口头语言为主的发展阶段，常常以演讲和辩论的方式来决定公众事务，能言善辩成为社会生活的必需，因此，人们常常请这方面的高手来培养自己辞令的能力。
柏拉图的《斐德诺篇》最早从哲学和道德上追问能言善辩是不是一件好事，追问修辞学的本质是什么。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于是写下《修辞学》一书回应了老师柏拉图的质疑。这本书是西方最早的系统阐释修辞原理的著作，它奠定了西方修辞学传统。后来修辞学传到罗马，古罗马时期的演说家西塞罗和昆提连整理出一套教育体系，并使修辞学成为一门上层人物要立足于社会必不可少的人文学科。
以演讲为中心的修辞学没落过，近代又在英国复兴。后来因为印刷业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繁荣，欧洲从口语社会过渡到文字写作社会，文字记录和交流的形式越来越重要和普遍，以演讲为中心的修辞学就每况愈下了，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在文字作品上。
总体而言，在西方社会中，演讲依然是表达民主和体现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所以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各种形式的公众辩论又再度繁荣起来，以演讲为中心的修辞学又再度复兴。
1915年，“高校演讲教师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cademic Teachers of Public Speaking）成立。
1917年，著名的康乃尔大学成立了全美第一个演讲/言语交际系（Speech Department）。之后的几十年，演讲系和传播系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美国高校内，蔚为大观。
1925年，赫伯特·维切恩斯（Herbert Wichelns）发表了《演讲的文学批评》（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Oratory）一文，正式掀开了当代修辞学批评的序幕。
1948年莱斯特·桑森（Lester Thonssen）和克雷格·贝尔德（Craig Baird）出版了第一本研究演讲批评的理论和方法的专著——《演讲批评》（Speech Criticism）。
1965年，艾德温·布拉克（Edwin Black）出版了《修辞学批评：方法之研究》（Rhetorical Criticism： A Study of Method）使得修辞学的理论建设和批评有了一个分水岭。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新修辞学的领袖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出版了几十部著作，代表作包括《反论》（Counter -Statement）、《永恒与变化》（Permanence and Change）、《对历史的态度》（Attitudes Toward History）、《动机修辞学》（A Rhetoric of Motive）和《作为象征性懂得语言》（Languages as Symbolic Action）等。他的修辞学思想十分超前，并提出了修辞学研究应包括演讲和日常话语的所有象征活动。
现代西方修辞学界已经转向新修辞学，提出了新修辞的认知论观点和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修辞学。
三是西方医学界对公共演讲恐惧的研究。
关于公共演讲的专题研究，现代西方比较常见且前沿的论文著述，有一部分是来自医学界，主要是对公共演讲恐惧以及克服这种恐惧的各种疗法的研究，如生物精神病学对公共演讲恐惧的研究、生物心理学对公共演讲压力的研究、病理心理学的研究等；同时，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公共演讲焦虑的疗法越来越多样，不少论文著述都认为虚拟现实技术是对公共演讲焦虑的有效疗法等。
2.中国公共演讲的研究探索之路
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内，由于我国的公共演讲实践和理论发展时间较短，总体而言，我国对公共演讲的研究还处于相对薄弱的境地。
在相对漫长的封建制度的社会状态里，虽然也有不少“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之类充分重视修辞价值的观点，但从整体文化传统上看，中国人是不重视修辞也不善于演讲的，中国人历来崇尚“敏于事而讷于言”的为人作风便是最好的说明。孔夫子甚至直接表达了对醉心言说之人的不屑和道德上的批评，他主张“巧言令色鲜矣仁”。
自封建社会被推翻、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我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一阶段演讲活动才日益普及，演讲社团也急剧增多，因着这些演讲实践，我国的演讲理论也获得了长足发展，一些学者翻译或编写了不少的演讲学著作。
我国关于公共演讲的研究集中在三方面：
一是公共演讲指导手册和畅销书的翻译工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刘奇编译郝里斯特的《演讲术》、蓬勃翻译卡耐基的《公众演说》、汉米尔顿的《公共演讲基础（第二版）》和《如何发表公共演讲》等。朱强翻译的《公共演讲：路径与方法》《演讲者圣经》是2000年以后美加学者的最新作品，具有互联网意识，是公共演讲独树一帜的全新之作。
二是对公共演讲进行系统解剖和研究的著作，包括余楠秋的《演讲学概要》、程湘帆的《演讲学》、徐松石的《演讲学大纲》、尹德华的《演讲术例话》、孟起的《怎样演讲》等，这些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国演讲学发展的基础。
三是大量沿着西方主流修辞批评范式对国外政治家及国内领导人公共演讲进行分析的论文，从胡春阳的《从修辞话语分析温家宝总理公共演讲特色》到徐开彬的《习近平达沃斯演讲的新亚里士多德修辞分析》，此类论文不胜枚举。
目前，总体上看，国内学者对公共演讲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研究成果集中于语言学领域，面世的理论成果不多，其他一些研究类文章或专题成果，也只散见于传播学、语言学等各学科领域，不成气候。
就像鱼儿在水中自由地游来游去，或许并不会在意水的存在。也许，你也没有意识到，我们不经意间就被公共演讲所围绕、冲击和影响。
由于我国的公共演讲课程引入大学课堂，只是近些年的事情，许多学生会问：“为什么要学习公共演讲？”尚未步入社会的freshmen，通常认为公共演讲只是政治家、言说者，或公司总裁等这些特定的职业需要掌握的技能——就连百度百科，对于“公共演讲”的界定也是这个基调：“公共演讲是名人或者有特殊经历的人，以面对公众传播演讲语言达到某种目的。在公众场所，以有声语言为主要手段，以体态语言为辅助手段，针对某个具体问题，鲜明、完整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阐明事理或抒发情感，进行宣传鼓动的一种语言交际活动。”但其实，公共演讲与我们寻常百姓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每天成千上万的公共演讲中，绝大部分的演讲者都是普通人。
对于公共演讲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偏见，似乎公共演讲就是站在千人礼堂之上，慷慨陈词，激情澎湃，那才是公共演讲，而从根本上说，课堂汇报、自我介绍、升学面试、求职应聘等，都是公共演讲，它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公共演讲已经成为网络时代的必备技能，公共演讲绝非“大人物”的专属秘籍，而是芸芸众生的生存技能；公共演讲绝非少数人与生俱来的禀赋，而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的技巧和工具。
“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公共演讲，不是毫无准备的即兴表演；毫无积淀的临场发挥，往往收效甚微。
“公共演讲是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一门课程。”欧美大学的校园里，流行这样的一句话。之所以说公共演讲时最有用的课程之一，是因为：通过学习良好的演讲技巧，学生可以在学校、工作以及社会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受益无穷。从选择主题、适应听众、搜集材料、设计大纲、引言和结语的安排、语言与风格的选择到演示辅助工具的运用，整个过程离不开整体的统筹和大量的训练。
或许每个人都害怕公共演讲，但是，他们最终都会发现，公共演讲是所选修的最有价值的课程之一，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言：“如果让我重进大学，我将修好两门课：演讲和说服。”
公共演讲是一门进化的艺术。作为学生，你们的思想和渴望是鲜活的，当你们意识到演讲的魅力、习得演讲的技巧，你们可以将所思所想，精妙地转变成流畅的语言，在人与人、心与心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为心怀美好愿望的人们提供契机，也为进一步发展自我提供实现的可靠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