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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奖

在特立尼达,他们给小学老师开的工资不高,但允许他们随心所欲体罚学生。

我的老师印兹先生就是一个好揍学生的人。在《告别英格兰》 下方的架子上搁着四五根酸豆枝条。这些东西韧性足,打在身上很痛,耐用,是揍人的好东西。校园里长着一棵酸豆树。每次上课,印兹先生还会在储物柜里备上一根皮带,浸在防火水桶里。

要是印兹先生不那么年轻,体格不那么健硕,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糟糕。在一次校运会上,我看见他甩脱锃亮的鞋子,利落地把裤管挽到小腿,嘴上叼着雪茄,领带潇洒地飞向肩后,拔得教工一百码短跑的头筹。那是条酒红色领带:印兹先生很在意着装。这不知怎的让他平添了几分令人恐惧的感觉。他穿一套咖啡色西装,奶油色衬衫,打着那条酒红色领带。

还有传言说他在周末喝酒喝得很凶。

但是印兹先生有软肋。他没钱。我们知道他给学生“开小灶”是为了赚外快。他利用上午课间休息的十分钟给我们补课。每个男生得付他五毛钱补课费。若是有男生不给,他就罚他不许出教室门,用树枝打到他给为止。

我们还知道印兹先生在莫望特有块地,他在那儿养了些家禽和几头家畜。

别班的男生很同情我们,其实没有必要。虽然印兹先生会打我们,但是我感觉我们大家都有几分以他为荣。

我说他打我们,这话并不十分准确。出于某种我那时没搞明白现在仍然不知道的原因,印兹先生从来不打我。他从来不叫我擦黑板,也不让我用抹布给他擦鞋,甚至直呼我的名字维迪亚达尔。

这让我四处树敌。打板球的时候,别的男生不让我投球,也不让我守门,我只能当第十一号球员 。让我略感安慰的是,我只须在这儿上两个学期就会去女王皇家学院。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想上女王皇家学院,我只是希望早点儿逃脱致力(那所学校的名字)。印兹先生对我另眼相待让我感到不安。

某天上午开小灶的时候,印兹先生说他要搞一次抽奖,奖品是一只山羊,一先令抽一次。

他说的时候一本正经,没人敢笑。他让我在两大张纸上列出全班同学的名单。愿意花上一先令一试身手的男生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打钩。十分钟没到,所有的名字后面都打上了钩。

我变得非常不受欢迎。好些男生都不相信真有山羊作为奖品。他们都说,如果真有山羊,他们知道谁会被抽中。我倒希望他们说中了,因为我一直想养一只小动物,能从自家养的山羊那儿挤奶这一点吸引了我。我听说特立尼达一英里赛跑的冠军马尼·拉姆约翰训练时就喝山羊奶,吃坚果。

第二天早晨,我把全班同学的名字都写在小纸条上。印兹先生问我借了帽子放纸条,他抽了一张出来,说:“维迪亚达尔,山羊归你了。”说完便把所有纸条倒进了纸篓里。

吃午饭的时候,我对妈妈说:“今天我抽到了一只山羊。”

“什么样的山羊?”

“我不知道。还没见过。”

她大笑起来。她不相信真有一只山羊。但是笑完之后她说:“不过那样也不错。”

我也渐渐不相信真有山羊了。我不敢问印兹先生,但是一两天后,他说:“维迪亚达尔,你到底来不来领你的山羊?”

他住在伍德布罗克一幢破败不堪的木屋里。我去的时候,看见他穿着汗衫和卡其布短裤,脚蹬一双蓝色帆布鞋,正在用一块黄色法兰绒擦自行车。我不知所措,因为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穿成这样干这种卑贱的活计。但是他的态度比上课的时候更讽刺更轻蔑。

他领我到院子后面,那儿真有一只山羊。白色的,长着大大的犄角,被拴在一棵李树上,树周围的地上很脏。山羊眯缝着眼,看起来闷闷不乐,似乎被自己搞出来的气味熏得有点儿晕乎。印兹先生让我摸摸山羊,我就摸了。山羊闭上双眼,嘴里继续咀嚼着。我停住手,它就睁开眼睛。

每天傍晚五点钟左右,总有一个老人赶着驴车穿过我们住的米格尔街。车上堆着一小捆一小捆的青草,扎得整齐极了,你会觉得它们是哪儿的工厂生产出来的,而不是地里长出来的。驴车对我妈和我变得非常重要。我们每天都要买上五捆青草,有时候是六捆,每捆六分钱。山羊没什么变化。看起来依旧闷闷不乐、厌倦无聊。印兹先生时不时微笑着问我山羊怎么样了,我总说越来越好了。但是,每当我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挤奶,她总让我别烦她。然后有一天,她贴了张告示:

出售公羊

请进内洽谈

我问她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勃然大怒。

贴了告示还是一样。我们仍然得买捆得很整齐的草给羊吃,我仍然不见它产奶。

一天中午,我回家的时候发现山羊不见了。

“被人借走了。”妈妈说。她看起来心情不错。

“什么时候回来?”

她耸了耸肩。

羊在那天下午回来了。我拐进米格尔街的时候,看见山羊站在我们家门前的人行道上。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一只手牵着绳子,另一只手比画着,吵得很凶。我知道那种人,没有吵尽兴,他是不会松手的。好多人从窗帘缝里往外看热闹。

“你们怎么能这么抢劫穷人呢?”他吼道。他转向藏在窗帘背后的听众:“看哪,大家都来看看这只山羊!”

山羊丝毫无动于衷,依旧缓慢地咀嚼着,半闭着眼。

“你们怎么能这么占人家便宜呢?我弟弟是笨,他不认得这只羊,但我认得。在特立尼达,从伊卡科斯到马雅罗,到托科,到查瓜拉马斯,凡是认得羊的人个个都认得这只羊。”他提到了特立尼达的四个角,“这是这世上最不中用的山羊,你竟然敢收我弟弟的钱?听着,你最好把钱还给我弟弟,听到了吗?”

我妈妈看起来既委屈又沮丧。她转身回了屋,再次出来的时候手上捏了几张钞票。男人接过钱,把绳子递给她。

那天晚上,妈妈说:“去跟印兹先生说一声,我们不要羊了。”

印兹先生看起来一点儿都不惊讶。“不要了,是吗?”他沉思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拇指指甲滑过小胡子。“听着,我说。我把它买回来。出五美元。”

我说:“光它吃的草就不止这个数。”

这也没有让他惊讶。“那么,六美元。”

我就把羊卖给了他。我本以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我在那儿的最后一个学期,离期末大概还剩一个月的时候,某个星期一下午,我对妈妈说:“又要抽那只羊了。”

她开始焦虑起来。

星期五喝茶的时候,我随口说:“我又抽中了那只羊。”

她已经料到了。日落前,一个男人从印兹先生那里带来了山羊,给了我妈妈几个钱,牵着羊走了。

我希望印兹先生再也不要问起山羊的事。但是他问了。不是接下来那个星期,而是再下个星期,就在放假前夕。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是一个叫克诺利的男生替我答了。他是个快投手,也是印兹先生最爱揍的学生。“什么羊?”他大声嘀咕道,“那只羊很久以前就被宰了吃掉了。”

印兹先生立刻火冒三丈。“是真的吗?维迪亚达尔?”

我既没有点头也没有说什么。下课铃救了我。

吃午饭的时候我对妈妈说:“我不想再回去上学了。”

她说:“你要勇敢。”

我不想跟她争论,所以还是去上学了。

第一节是地理课。

“奈保尔,”印兹先生一上来就说,忘了我的名字,“给半岛下个定义?”

“半岛就是,”我回答,“一片整个被水围绕的陆地。”

“很好,过来。”他从储物柜里把那根浸湿的皮带拿了出来。接着,皮带落在了我身上。“你卖了我的羊?”啪。“你宰了它?”啪。“你竟敢这么不知好歹?”啪。啪。啪。“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手上中奖。”

那是我去那儿上学的最后一天。

一九五七年 ssOq0w0vTQlKGDkCxcODdXtXXhlR1FFJmZQ8SzofuhRelFPX+lvzNinwUCqvS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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