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奖

在特立尼达，他们给小学老师开的工资不高，但允许他们随心所欲体罚学生。

我的老师印兹先生就是一个好揍学生的人。在《告别英格兰》下方的架子上搁着四五根酸豆枝条。这些东西韧性足，打在身上很痛，耐用，是揍人的好东西。校园里长着一棵酸豆树。每次上课，印兹先生还会在储物柜里备上一根皮带，浸在防火水桶里。

要是印兹先生不那么年轻，体格不那么健硕，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糟糕。在一次校运会上，我看见他甩脱锃亮的鞋子，利落地把裤管挽到小腿，嘴上叼着雪茄，领带潇洒地飞向肩后，拔得教工一百码短跑的头筹。那是条酒红色领带：印兹先生很在意着装。这不知怎的让他平添了几分令人恐惧的感觉。他穿一套咖啡色西装，奶油色衬衫，打着那条酒红色领带。

还有传言说他在周末喝酒喝得很凶。

但是印兹先生有软肋。他没钱。我们知道他给学生“开小灶”是为了赚外快。他利用上午课间休息的十分钟给我们补课。每个男生得付他五毛钱补课费。若是有男生不给，他就罚他不许出教室门，用树枝打到他给为止。

我们还知道印兹先生在莫望特有块地，他在那儿养了些家禽和几头家畜。

别班的男生很同情我们，其实没有必要。虽然印兹先生会打我们，但是我感觉我们大家都有几分以他为荣。

我说他打我们，这话并不十分准确。出于某种我那时没搞明白现在仍然不知道的原因，印兹先生从来不打我。他从来不叫我擦黑板，也不让我用抹布给他擦鞋，甚至直呼我的名字维迪亚达尔。

这让我四处树敌。打板球的时候，别的男生不让我投球，也不让我守门，我只能当第十一号球员。让我略感安慰的是，我只须在这儿上两个学期就会去女王皇家学院。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想上女王皇家学院，我只是希望早点儿逃脱致力（那所学校的名字）。印兹先生对我另眼相待让我感到不安。

某天上午开小灶的时候，印兹先生说他要搞一次抽奖，奖品是一只山羊，一先令抽一次。

他说的时候一本正经，没人敢笑。他让我在两大张纸上列出全班同学的名单。愿意花上一先令一试身手的男生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打钩。十分钟没到，所有的名字后面都打上了钩。

我变得非常不受欢迎。好些男生都不相信真有山羊作为奖品。他们都说，如果真有山羊，他们知道谁会被抽中。我倒希望他们说中了，因为我一直想养一只小动物，能从自家养的山羊那儿挤奶这一点吸引了我。我听说特立尼达一英里赛跑的冠军马尼·拉姆约翰训练时就喝山羊奶，吃坚果。

第二天早晨，我把全班同学的名字都写在小纸条上。印兹先生问我借了帽子放纸条，他抽了一张出来，说：“维迪亚达尔，山羊归你了。”说完便把所有纸条倒进了纸篓里。

吃午饭的时候，我对妈妈说：“今天我抽到了一只山羊。”

“什么样的山羊？”

“我不知道。还没见过。”

她大笑起来。她不相信真有一只山羊。但是笑完之后她说：“不过那样也不错。”

我也渐渐不相信真有山羊了。我不敢问印兹先生，但是一两天后，他说：“维迪亚达尔，你到底来不来领你的山羊？”

他住在伍德布罗克一幢破败不堪的木屋里。我去的时候，看见他穿着汗衫和卡其布短裤，脚蹬一双蓝色帆布鞋，正在用一块黄色法兰绒擦自行车。我不知所措，因为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穿成这样干这种卑贱的活计。但是他的态度比上课的时候更讽刺更轻蔑。

他领我到院子后面，那儿真有一只山羊。白色的，长着大大的犄角，被拴在一棵李树上，树周围的地上很脏。山羊眯缝着眼，看起来闷闷不乐，似乎被自己搞出来的气味熏得有点儿晕乎。印兹先生让我摸摸山羊，我就摸了。山羊闭上双眼，嘴里继续咀嚼着。我停住手，它就睁开眼睛。

每天傍晚五点钟左右，总有一个老人赶着驴车穿过我们住的米格尔街。车上堆着一小捆一小捆的青草，扎得整齐极了，你会觉得它们是哪儿的工厂生产出来的，而不是地里长出来的。驴车对我妈和我变得非常重要。我们每天都要买上五捆青草，有时候是六捆，每捆六分钱。山羊没什么变化。看起来依旧闷闷不乐、厌倦无聊。印兹先生时不时微笑着问我山羊怎么样了，我总说越来越好了。但是，每当我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挤奶，她总让我别烦她。然后有一天，她贴了张告示：

出售公羊

请进内洽谈

我问她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勃然大怒。

贴了告示还是一样。我们仍然得买捆得很整齐的草给羊吃，我仍然不见它产奶。

一天中午，我回家的时候发现山羊不见了。

“被人借走了。”妈妈说。她看起来心情不错。

“什么时候回来？”

她耸了耸肩。

羊在那天下午回来了。我拐进米格尔街的时候，看见山羊站在我们家门前的人行道上。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一只手牵着绳子，另一只手比画着，吵得很凶。我知道那种人，没有吵尽兴，他是不会松手的。好多人从窗帘缝里往外看热闹。

“你们怎么能这么抢劫穷人呢？”他吼道。他转向藏在窗帘背后的听众：“看哪，大家都来看看这只山羊！”

山羊丝毫无动于衷，依旧缓慢地咀嚼着，半闭着眼。

“你们怎么能这么占人家便宜呢？我弟弟是笨，他不认得这只羊，但我认得。在特立尼达，从伊卡科斯到马雅罗，到托科，到查瓜拉马斯，凡是认得羊的人个个都认得这只羊。”他提到了特立尼达的四个角，“这是这世上最不中用的山羊，你竟然敢收我弟弟的钱？听着，你最好把钱还给我弟弟，听到了吗？”

我妈妈看起来既委屈又沮丧。她转身回了屋，再次出来的时候手上捏了几张钞票。男人接过钱，把绳子递给她。

那天晚上，妈妈说：“去跟印兹先生说一声，我们不要羊了。”

印兹先生看起来一点儿都不惊讶。“不要了，是吗？”他沉思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拇指指甲滑过小胡子。“听着，我说。我把它买回来。出五美元。”

我说：“光它吃的草就不止这个数。”

这也没有让他惊讶。“那么，六美元。”

我就把羊卖给了他。我本以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我在那儿的最后一个学期，离期末大概还剩一个月的时候，某个星期一下午，我对妈妈说：“又要抽那只羊了。”

她开始焦虑起来。

星期五喝茶的时候，我随口说：“我又抽中了那只羊。”

她已经料到了。日落前，一个男人从印兹先生那里带来了山羊，给了我妈妈几个钱，牵着羊走了。

我希望印兹先生再也不要问起山羊的事。但是他问了。不是接下来那个星期，而是再下个星期，就在放假前夕。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是一个叫克诺利的男生替我答了。他是个快投手，也是印兹先生最爱揍的学生。“什么羊？”他大声嘀咕道，“那只羊很久以前就被宰了吃掉了。”

印兹先生立刻火冒三丈。“是真的吗？维迪亚达尔？”

我既没有点头也没有说什么。下课铃救了我。

吃午饭的时候我对妈妈说：“我不想再回去上学了。”

她说：“你要勇敢。”

我不想跟她争论，所以还是去上学了。

第一节是地理课。

“奈保尔，”印兹先生一上来就说，忘了我的名字，“给半岛下个定义？”

“半岛就是，”我回答，“一片整个被水围绕的陆地。”

“很好，过来。”他从储物柜里把那根浸湿的皮带拿了出来。接着，皮带落在了我身上。“你卖了我的羊？”啪。“你宰了它？”啪。“你竟敢这么不知好歹？”啪。啪。啪。“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手上中奖。”

那是我去那儿上学的最后一天。

一九五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