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知道她的本名,只听见过别人叫她金牙,但她极有可能原有一个本名。她确实镶着金牙,共有十六颗。她很早就出嫁了,给了个好人家,婚后没多久便把一口好牙都换成了金牙,好向世人昭示她夫家家底殷实。
就算没镶金牙,我的姑妈也是个惹眼的人。她很矮,五英尺还差点儿,极胖。要是你看的是她的剪影,可不太容易判断她是面对着你,还是侧着身子。
她吃得少,祷告得多。她娘家信印度教,丈夫是个梵文学者,她自己也是个正统的印度教教徒。但她只知道印度教的仪式和禁忌,这对她来说已足够。金牙视神为神力,在她看来,宗教仪式是驾驭神力实现非常实际的利益——她自己的利益——的一种途径。
我这么说,可能会给读者留下金牙是希望自己能瘦一点儿才祷告的印象。但实际情况是,金牙都快四十了,仍未生育。烦扰她的是膝下无儿,而非富态横生。她将解除诅咒的希望寄托于祈祷。她甘愿尝试一切办法——任何宗教仪式,任何祈祷文——只要能捕获并运用这种超自然的力量。
而且,她甚至开始沉溺于偷偷摸摸的基督教仪式。
那个时候她住在卡罗尼县乡下一个叫克努皮亚的村子里。加拿大传教士们老早就开始在那儿与印度异教徒对着干了,许多人信了基督教。但是金牙信仰笃定。克努皮亚村的牧师在她身上耗尽了自己作为长老会牧师的虔诚;教会学校的校长也是如此。可一点儿用处都没有。金牙从未想过皈依基督教,连念头都没有动过。光想想就让她不寒而栗。她父亲当年是一位非常知名的印度教学者,现在,她丈夫又是一名梵文学者,能读写梵文,声望已远播克努皮亚村之外。她从不怀疑印度教教徒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印度教是一种高人一等的宗教。她愿意选择、修正,乃至将古怪的异教纳入自己的信仰中;但要她背弃自己的信仰——休想!
在克努皮亚,信印度教的好人所面临的威胁不止基督教长老会一个。除此以外,当然还有一直威胁着村民的来自穆斯林的公然挑战。天主教徒也不可小觑,他们到处散发传单,躲都躲不掉。金牙从里面读到了九日敬礼
和《玫瑰经》,读到了圣人和天使。她理解这些,甚至还能给予同情,而这些也促使她做进一步的探究。她读到了秘仪和神迹,读到了忏悔和赦免。她的怀疑松懈了,屈服于活跃的热情,虽然并不情愿。
这天早晨,她搭火车去三英里外的查瓜纳斯县城,二十分钟的车程,两站。查瓜纳斯宏伟庄严的圣菲利普教堂和圣詹姆斯教堂矗立在卡罗尼萨瓦纳路的尽头,虽然金牙熟悉查瓜纳斯,但她对教堂的理解仅限于教堂有一口钟,那还是她去附近的火车站时瞥见的。在那以前,她对教堂对面死气沉沉的赭色建筑更有兴趣,那是警察局。
她来到教堂墓地,惊异于自己的鲁莽冒失,感觉自己像是一个闯进食人族领地的探险家。好在教堂空无一人,这让她放下心来。这儿没有她原本想象的那么吓人。镀金、神像、华美的教士服都使她联想到印度寺庙。她注意到一行不起眼的字:蜡烛两分钱一支。于是她解开面纱下端藏钱的结,摸出三分钱投进箱子里,拿起一支蜡烛,用印度斯坦语作了一段祷告。油然而生的罪恶感压过了短暂的欣快,她突然焦急起来,想要尽快挪动她那庞然身躯,离开教堂。
她坐公交车回了家,把蜡烛藏在五斗橱里。她有点儿担心,怕身为婆罗门的丈夫拥有的非凡直觉会洞穿她去查瓜纳斯的真正动机。四天过去了,她一直忘我地祷告,但她丈夫对此只字未提,金牙以为是时候放心地点蜡烛了。晚上,她偷偷摸摸地在印度神像前点燃了蜡烛,按自己原先想好的,念起了一箭双雕的祷告文。
她的宗教分裂症日益严重,现在她开始戴十字架了。她丈夫和邻人对此浑然不知,因为她脖子上的层层肥肉遮盖了项链,十字架则被埋在巨乳的乳沟里。后来她得到两张圣像,一张是圣母马利亚,一张是耶稣受难像,都背着丈夫藏了起来。对着这些基督教的东西祈祷为她带来了新的希望,令她恢复了乐观。她对基督教着了迷。
不久,她的丈夫兰普拉萨德病了。
兰普拉萨德突如其来、难以解释的病给了金牙当头一棒。她知道,这不是寻常的病,她也知道,这是她背弃宗教信仰招来的。查瓜纳斯县的地方医疗官说是糖尿病,但金牙心里更清楚。为了安全起见,她还是用了医生开的胰岛素,为了双重保险,她请教了通灵的按摩师格涅沙
,他被人尊为信仰治疗师。
格涅沙从福恩特格鲁夫赶到克努皮亚。金牙的丈夫是一名潘戴
,为婆罗门中的婆罗门,精通五部吠陀
;而格涅沙不过是一名乔拜
,只通四部。因此他卑躬屈膝,热切地服侍金牙的丈夫。
格涅沙换上纤尘不染的洁白的库尔塔
,仔细系好腰带,绿色流苏披肩为他平添了几分优雅,他浑身上下散发出作为一名职业术士的自信。他瞧了瞧病人,看到他面容惨白,然后嗅了嗅空气。“这个人,”他说,“中邪了。七个恶鬼在讨他的命。”
他所说的一切金牙都心知肚明。她打一开始就料到有不干净的东西作祟,但她还是很感激格涅沙告诉了她一个准数。
“但是你不必担心,”格涅沙又说,“我会用符咒封住这屋子,鬼进不来。”
接着,不等他吩咐,金牙便取来了毯子叠整齐,搁在地板上,恭请格涅沙坐上去。然后她拿来一铜罐清水,一张芒果树叶,一只装满了烧红的木炭的盘子。
“给我拿点儿酥油来。”格涅沙指示道。金牙准备好后,他便开始做法。他手执芒果树叶,从铜罐里沾了水洒在自己周围,同时嘴里不停地咕哝着印度斯坦语。接着,他在炭火上融了酥油。由于木炭噼啪作响,金牙听不清他说了什么。他站起身,开口说道:“抹点儿木炭灰在你丈夫的额头上,要是他不让你这么做,就把灰和在食物中。罐里的水别倒,每晚放在前门口。”
金牙将面纱撩到额头。
格涅沙咳嗽了几声。“好了,”他整了整披肩说,“就这样了。我能做的就这么多,剩下的就交给神吧。”
他没有收取任何报酬,说卑贱如他能为兰普拉萨德学者效劳已是最大的福分,说金牙能做这样一位有名望的人的太太,是上天选定的。这番话让金牙觉得他就是命运及其安排的代言人,她那深藏在松弛肉身里的心微微一沉。
“我的父啊,”她迟疑道,“尊敬的父,我得向你坦白。”但是她说不下去了。格涅沙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目光中饱含着宽容和慈爱。
“你想说什么,我的孩子。”
“我犯了个天大的错误,我的父。”
“什么样的错误呢?”他问,语气中透露出金牙不会犯错的意味。
“我对着基督教的东西祈祷了。”
出乎金牙的意料,格涅沙和气地笑了:“你以为神会在意吗?我的孩子。世上只有一个神,人们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对他祈祷罢了。你是怎么祈祷的并不重要,只要你祈祷了,神就欣喜。”
“这么说来,我丈夫的病并非因我而起?”
“不,当然不是,我的孩子。”
在格涅沙的职业生涯中,不同信仰的人都来咨询他,借通灵之便,他拓展了印度教的空间,给其他各种信仰都留了一席之地,这为他增加了许多客户,如他所言,许多心满意足的客户。
打这以后,金牙不光用格涅沙开的神炭灰抹她丈夫的额头,还在食物里掺了不少。兰普拉萨德的胃口即使在病中原本也是相当好的,现如今却一天比一天糟糕,不久便衰弱得令人担忧了,他的妻子大惑不解。
于是她喂他吃更多的炭灰,最后神灰用完了,兰普拉萨德消瘦得让人担心,她使出了印度媳妇的杀手锏。她把丈夫带回了娘家。我德高望重的祖母和我们一起住在西班牙港。
兰普拉萨德成了副高大的骨头架子,脸色发灰。他那曾解释过一千条神学观点、背诵过一百种往世书
的雄浑的声音现如今细若游丝。我们把他关进一间被奇怪地称为“食品室”的小屋。里面从未储藏过食品,这大概是建筑师在四十年前造它的时候设定的用途。这间屋子极小。若是想进去,一打开门,你便不得不爬到床上去:这张床奇迹般地嵌在小屋里。墙壁的下半截是水泥砌的,上半截被拦成格子,屋内没有窗。
我祖母怀疑这间屋子不适合住病人。令她担心的是格子。格子能进空气,能透光,她得想法子做点儿什么,兰普拉萨德可不能因为这个送了命。她用硬纸板、油布、帆布封住了格子,这下空气和光都进不来了。
果然,不到一个星期,兰普拉萨德便恢复了食欲,跟从前一样胃口大开。我祖母认为这全是她的功劳,但金牙知道她喂的炭灰也功不可没。她随即惊恐地意识到自己忽视了一件相当要紧的事。克努皮亚的房子被封死了,任何鬼魂都进不去,但是城里的房子却没有此种防范措施,恶鬼可以随心所欲来去自如。问题非常紧迫。
格涅沙不在考虑之列。因为他没有收取报酬,金牙也就不可能再去请他。但是她一想到格涅沙,便回想起他说过的话:“你是怎么祈祷的并不重要,只要你祈祷了,神就欣喜。”
那么,何妨再发挥一次基督教的作用呢?
这次她可不想碰运气了。她打算向兰普拉萨德挑明。
他正靠在床头吃东西。金牙打开门,他停下来,对着微弱的光线眨眼睛。金牙一跨进门,整间屋子都被她塞满了,由于她的遮挡,屋里又暗了下来。他继续吃东西。她双手撑在床上。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老头子。”她说。
兰普拉萨德继续吃东西。
“老头子,”她用英语说,“我琢磨着去教堂祷告。这种事很难说,还是保险点儿好。毕竟,这房子没有被封……”
“我不想你去教堂祷告。”他咕哝了一声,用英语回道。
金牙做了她唯一能做的事。她开始哭。
她一连三天央求他准她去教堂,面对她的眼泪,他的拒绝松动了。此外,他现在也没有力气反对什么了。他虽然恢复了食欲,但仍然病得不轻,身体虚弱,而且每况愈下。
第四天,他对金牙说:“好吧,若是去教堂向耶稣祷告能让你放下心来,那就去吧。”
金牙立刻着手寻求安心。每天早晨,她搭电车去圣玫瑰教堂,以自己的方式祷告。然后,她大着胆子把十字架、圣母像、弥赛亚像带回家里。我们都有点儿担心,但是我们深知金牙的宗教本性;她的丈夫是位博学的梵文学者,她这么说这么做不过是事关生死,病急乱投医。所以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在黑天像和湿婆像前焚香、燃樟脑、点酥油,在圣母马利亚和耶稣像前也这么做。金牙对祷告的欲望可以媲美她丈夫对食物的欲望。我们则对两者皆感到惊讶,因为看起来不管是祷告还是食物对兰普拉萨德都没用。
一天晚上,宣告金牙每日例行的供奉仪式即将收尾的敲击钟、锣还有贝壳的声音响过之后没多久,家里突然响起一阵哀号,我被叫进了祈祷专用的屋子。“快来,你姑妈遇上可怕的事了。”
弥漫着浓重烟气的祷告屋内情景骇人。印度神龛前,金牙脸朝下,直挺挺地趴在地上,像一袋面粉。我见过她的站姿,也见过她的坐姿,但还是第一次见她如此古怪地俯卧着,令人不安。
我祖母是个爱大惊小怪的人,她俯下身,把耳朵贴在姑妈上半身。“我听不到她的心跳。”她说。
我们都吓坏了,想把她抬起来,但是她沉得跟灌了铅一样。接着,她的身体开始缓慢地颤动。衣服里面的皮肉先是微微波动,接着剧烈地抖动起来,屋里的孩子们放声尖叫。我们本能地后退了几步,等着看接下来会怎样。金牙的一只手开始敲打地板,与此同时,她开始发出咯咯声。
还是祖母看出了端倪。“她被鬼上身了。”她说。
一听到“鬼”,孩子们叫得愈发响了。祖母一记耳光让他们闭了嘴。
咯咯声慢慢分化成语言,以令人毛骨悚然的、颤颤悠悠的声音说出来。“万福马利亚,万福罗摩,”金牙说,“蛇在追赶我。哪儿都是蛇。有七条。罗摩!罗摩!你满怀恩惠。七个鬼魂坐四点的火车离开克努皮亚去了西班牙港。”
祖母和妈妈侧耳倾听,她们的面孔因自豪而发亮。我为这番表演感到很丢脸,气恼于金牙姑妈把我吓得半死。于是我朝门口走去。
“谁要走啊?那个不相信的小异教徒是哪位?”那个声音突然发问。
“快回来,孩子,”祖母压低了声音说,“过来求她原谅。”
我照做了。
“不要紧,”金牙说,“你不懂。你还小。”
鬼魂随后像是离她而去了。她挣扎着坐起来,对我们大家都围在她旁边感到大惑不解。那天晚上接下来的时间,她表现得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假装没注意到每个人都在看着她,对她的态度带着反常的尊重。
“我老是这么说,我还要再说一遍,”祖母发话了,“那些基督徒是非常虔诚的人,所以我鼓励金牙对着基督教的东西祷告。”
第二天清晨,兰普拉萨德去世了。电台在一点钟的地方新闻之后播送了讣告。那天只有这么一条讣告,所以,虽然是在广告中间插播的,依然给某些人留下了印象。当天下午,我们把他葬在姆克拉普公墓。
我们刚一回到家,祖母便说:“我老是这么说,我还要再说一遍:我不喜欢这些基督教的把戏。若是你,金牙,肯听我的话,不捣鼓那些基督教的把戏,兰普拉萨德可能已经好起来了。”
金牙啜泣着默认了。在供认自己与基督教的所有勾当的时候,她的身体不住地颤抖。我们怀着羞耻目瞪口呆地听完了。我们不明白,一个好印度教教徒,我们家的一分子,怎会堕落到这等地步。金牙捶打着胸膛,徒劳地扯着自己的长发,乞求宽恕。“全是我的错,”她哭着说,“都怨我啊,妈妈。我一时没有把持住,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祖母的羞耻转为怜悯。“好了,金牙,也许这样才能让你清醒过来。”
那个晚上,金牙像举行仪式般销毁了家中所有同基督教有关的物件。
“你只能怪自己,”祖母说,“现在不会有儿女来孝顺你了。”
一九五四年
在特立尼达,他们给小学老师开的工资不高,但允许他们随心所欲体罚学生。
我的老师印兹先生就是一个好揍学生的人。在《告别英格兰》
下方的架子上搁着四五根酸豆枝条。这些东西韧性足,打在身上很痛,耐用,是揍人的好东西。校园里长着一棵酸豆树。每次上课,印兹先生还会在储物柜里备上一根皮带,浸在防火水桶里。
要是印兹先生不那么年轻,体格不那么健硕,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糟糕。在一次校运会上,我看见他甩脱锃亮的鞋子,利落地把裤管挽到小腿,嘴上叼着雪茄,领带潇洒地飞向肩后,拔得教工一百码短跑的头筹。那是条酒红色领带:印兹先生很在意着装。这不知怎的让他平添了几分令人恐惧的感觉。他穿一套咖啡色西装,奶油色衬衫,打着那条酒红色领带。
还有传言说他在周末喝酒喝得很凶。
但是印兹先生有软肋。他没钱。我们知道他给学生“开小灶”是为了赚外快。他利用上午课间休息的十分钟给我们补课。每个男生得付他五毛钱补课费。若是有男生不给,他就罚他不许出教室门,用树枝打到他给为止。
我们还知道印兹先生在莫望特有块地,他在那儿养了些家禽和几头家畜。
别班的男生很同情我们,其实没有必要。虽然印兹先生会打我们,但是我感觉我们大家都有几分以他为荣。
我说他打我们,这话并不十分准确。出于某种我那时没搞明白现在仍然不知道的原因,印兹先生从来不打我。他从来不叫我擦黑板,也不让我用抹布给他擦鞋,甚至直呼我的名字维迪亚达尔。
这让我四处树敌。打板球的时候,别的男生不让我投球,也不让我守门,我只能当第十一号球员
。让我略感安慰的是,我只须在这儿上两个学期就会去女王皇家学院。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想上女王皇家学院,我只是希望早点儿逃脱致力(那所学校的名字)。印兹先生对我另眼相待让我感到不安。
某天上午开小灶的时候,印兹先生说他要搞一次抽奖,奖品是一只山羊,一先令抽一次。
他说的时候一本正经,没人敢笑。他让我在两大张纸上列出全班同学的名单。愿意花上一先令一试身手的男生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打钩。十分钟没到,所有的名字后面都打上了钩。
我变得非常不受欢迎。好些男生都不相信真有山羊作为奖品。他们都说,如果真有山羊,他们知道谁会被抽中。我倒希望他们说中了,因为我一直想养一只小动物,能从自家养的山羊那儿挤奶这一点吸引了我。我听说特立尼达一英里赛跑的冠军马尼·拉姆约翰训练时就喝山羊奶,吃坚果。
第二天早晨,我把全班同学的名字都写在小纸条上。印兹先生问我借了帽子放纸条,他抽了一张出来,说:“维迪亚达尔,山羊归你了。”说完便把所有纸条倒进了纸篓里。
吃午饭的时候,我对妈妈说:“今天我抽到了一只山羊。”
“什么样的山羊?”
“我不知道。还没见过。”
她大笑起来。她不相信真有一只山羊。但是笑完之后她说:“不过那样也不错。”
我也渐渐不相信真有山羊了。我不敢问印兹先生,但是一两天后,他说:“维迪亚达尔,你到底来不来领你的山羊?”
他住在伍德布罗克一幢破败不堪的木屋里。我去的时候,看见他穿着汗衫和卡其布短裤,脚蹬一双蓝色帆布鞋,正在用一块黄色法兰绒擦自行车。我不知所措,因为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穿成这样干这种卑贱的活计。但是他的态度比上课的时候更讽刺更轻蔑。
他领我到院子后面,那儿真有一只山羊。白色的,长着大大的犄角,被拴在一棵李树上,树周围的地上很脏。山羊眯缝着眼,看起来闷闷不乐,似乎被自己搞出来的气味熏得有点儿晕乎。印兹先生让我摸摸山羊,我就摸了。山羊闭上双眼,嘴里继续咀嚼着。我停住手,它就睁开眼睛。
每天傍晚五点钟左右,总有一个老人赶着驴车穿过我们住的米格尔街。车上堆着一小捆一小捆的青草,扎得整齐极了,你会觉得它们是哪儿的工厂生产出来的,而不是地里长出来的。驴车对我妈和我变得非常重要。我们每天都要买上五捆青草,有时候是六捆,每捆六分钱。山羊没什么变化。看起来依旧闷闷不乐、厌倦无聊。印兹先生时不时微笑着问我山羊怎么样了,我总说越来越好了。但是,每当我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挤奶,她总让我别烦她。然后有一天,她贴了张告示:
出售公羊
请进内洽谈
我问她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勃然大怒。
贴了告示还是一样。我们仍然得买捆得很整齐的草给羊吃,我仍然不见它产奶。
一天中午,我回家的时候发现山羊不见了。
“被人借走了。”妈妈说。她看起来心情不错。
“什么时候回来?”
她耸了耸肩。
羊在那天下午回来了。我拐进米格尔街的时候,看见山羊站在我们家门前的人行道上。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一只手牵着绳子,另一只手比画着,吵得很凶。我知道那种人,没有吵尽兴,他是不会松手的。好多人从窗帘缝里往外看热闹。
“你们怎么能这么抢劫穷人呢?”他吼道。他转向藏在窗帘背后的听众:“看哪,大家都来看看这只山羊!”
山羊丝毫无动于衷,依旧缓慢地咀嚼着,半闭着眼。
“你们怎么能这么占人家便宜呢?我弟弟是笨,他不认得这只羊,但我认得。在特立尼达,从伊卡科斯到马雅罗,到托科,到查瓜拉马斯,凡是认得羊的人个个都认得这只羊。”他提到了特立尼达的四个角,“这是这世上最不中用的山羊,你竟然敢收我弟弟的钱?听着,你最好把钱还给我弟弟,听到了吗?”
我妈妈看起来既委屈又沮丧。她转身回了屋,再次出来的时候手上捏了几张钞票。男人接过钱,把绳子递给她。
那天晚上,妈妈说:“去跟印兹先生说一声,我们不要羊了。”
印兹先生看起来一点儿都不惊讶。“不要了,是吗?”他沉思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拇指指甲滑过小胡子。“听着,我说。我把它买回来。出五美元。”
我说:“光它吃的草就不止这个数。”
这也没有让他惊讶。“那么,六美元。”
我就把羊卖给了他。我本以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我在那儿的最后一个学期,离期末大概还剩一个月的时候,某个星期一下午,我对妈妈说:“又要抽那只羊了。”
她开始焦虑起来。
星期五喝茶的时候,我随口说:“我又抽中了那只羊。”
她已经料到了。日落前,一个男人从印兹先生那里带来了山羊,给了我妈妈几个钱,牵着羊走了。
我希望印兹先生再也不要问起山羊的事。但是他问了。不是接下来那个星期,而是再下个星期,就在放假前夕。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是一个叫克诺利的男生替我答了。他是个快投手,也是印兹先生最爱揍的学生。“什么羊?”他大声嘀咕道,“那只羊很久以前就被宰了吃掉了。”
印兹先生立刻火冒三丈。“是真的吗?维迪亚达尔?”
我既没有点头也没有说什么。下课铃救了我。
吃午饭的时候我对妈妈说:“我不想再回去上学了。”
她说:“你要勇敢。”
我不想跟她争论,所以还是去上学了。
第一节是地理课。
“奈保尔,”印兹先生一上来就说,忘了我的名字,“给半岛下个定义?”
“半岛就是,”我回答,“一片整个被水围绕的陆地。”
“很好,过来。”他从储物柜里把那根浸湿的皮带拿了出来。接着,皮带落在了我身上。“你卖了我的羊?”啪。“你宰了它?”啪。“你竟敢这么不知好歹?”啪。啪。啪。“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手上中奖。”
那是我去那儿上学的最后一天。
一九五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