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在纽约规划了行程。有人建议我去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看看贸易学院，现在是一所大学，一百多年前布克·T. 华盛顿专为当时刚刚摆脱奴役的黑人创办。
塔斯基吉这个地名我熟悉，对我而言有神话的意味，这源自我对布克·华盛顿《超越奴役》
（
Up from Slavery
）一书的记忆，我小时候在特立尼达就知道它。如此遥远：很难想象这个有怪名字的地方还在那里，就在寻常日子的光线里。
我拿到了一个曾在塔斯基吉接受教育的作家的名字，艾尔·默里。他是或者说曾经是拉尔夫·埃里森
的门生，住在纽约。在电话里，他很友好，对我的计划感兴趣，准备继续聊。他想让我去他的公寓，在哈莱姆的中心，他说，他觉得我应该看看哈莱姆。这将是我为旅行做的部分准备。
他住在第一三二大街，觉得我坐麦迪逊大街的公共汽车就行。他的话让人觉得其他做法都是无效的，而我本来也打算坐公共汽车。但在最后一刻，我犹豫了，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很快我们就在哈莱姆了。穿过同步灯，很快我们就到了看似这座城市下层社会讽刺漫画的地方。
就像一下子跳进时间里面，像翻起书页：上层窗户被吹开，在暖褐色石头与陈旧红砖的墙上变成黑洞，房子屈居在石墙里幸存的古老工艺和优雅之中（仿佛在一些被劫掠过的古罗马遗址里），有些房子的墙壁围着的只是空地，等待某天被挖掘：人与地点没有明显的联系，这座城市下层社会的混杂人口变了，人行道上的喧嚣消散一空，现在全是黑人，周围女性不太多，男人们则常常懒洋洋地坐在台阶上或在街角站着。在十五分钟前同样的光线下，同样的天气，同样是在第五大道。
原本过一会儿就该停下来，但车继续往前开。在信号灯前，一个面无表情的瘦男孩跑到车前，对司机说了些什么。司机是个胖胖的黑人，没有搭话。信号灯变了，细腿男孩又从车辆中间跑开，没再说话。他想要什么呢？听口音，司机是从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小岛来的，说：“想擦车窗。”他现在才发出紧张的笑声，把车窗摇了上来。
不远处就是艾尔·默里住的公寓大楼。那是一组三四幢高层公寓大楼里的一幢，肯定是在以前的联排房上盖的。在艾尔的楼里——离人行道不远处，一条浅湾式车道通往玻璃门入口。出人意料，有一名穿制服的看门人，还有公告提醒访客必须登记。
他的公寓在没有窗户的中央走廊尽头。快到走廊尽头的时候，暖和一点儿，电灯亮着。艾尔打开门，就又是白天的光线了，透过客厅一端的大玻璃窗能重新看到纽约的天空。他棕色皮肤，比我想的要老一些。我原本以为是个年轻人或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人，电话里他听起来很年轻，可其实艾尔前不久就已经七十岁了。
他的客厅里都是书和唱片。稍看一会儿就会发现这些书是精心收藏的二十世纪美国作品的初版或早期版本：艾尔已经购买或收藏四十多年了。他的爵士乐唱片（竖着放在唱片套里，摆满了很多架子）同样珍贵。他酷爱爵士乐，也是这方面的知名撰稿人。他最初向我展示的东西里就有路易·阿姆斯特朗
的私人照片，没想到是个小个子男人，像毕加索那么高，同样没想到的是他穿衣服很细致：这个大人物的一切都引人注目，几乎是天才的一面，并且令艾尔兴奋。
他是个热心人，很好相处，愿意倾听。他的生活似乎就是一连串的快乐发现。塔斯基吉——五十年前他在那学习过——就是那些发现中的一个。他爱他的学校，也仰慕它的创建者。
他展示那个地方的照片：八九十年以前学生自己建造的佐治亚风格的砖砌建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塔斯基吉的照片，令人心驰神往，而布克·T. 华盛顿也在艾尔口中变得愈加真实了。1856年他生下来就是个奴隶，但那是在南北战争前五年，所以（不管他记忆如何）他当奴隶没有多长时间。他应该是在南北战争后的特殊时期长大的，那时自由人四处要求自己的权利，一些有天赋的人做得很不错。他应该是带着美国理念长大的，十九世纪后期的宏大理念。艾尔说，从他的能量和对美国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理解来看，布克·T. 华盛顿必须被视为十九世纪后期的美国人。他应该已经跻身他成功求助过的富豪和有权有势者之列。
艾尔取出两本路易·R. 哈伦写的传记让我看照片。它们让人感动：那些长久保留的姿势，布克·T. 华盛顿与家人，还有打扮时髦的男秘书，所有那些属于世纪之交的体面服装，而那个大人物的眼神总是疲惫的。塔斯基吉那些学生，不论男女，不久前还干着奴隶们干的活儿——耙干草、砌砖墙——但现在都穿上了体面的衣服，男的有时候还穿套装西服，这对于没有什么衣服的奴隶来说非常重要。
塔斯基吉建在一个种植园的旧址上，艾尔说。种植园宅邸多年来一直留在校园外面，不过他听说最近被收购了，现在是校长的住所。变化发生了，以美国的方式。或许可以说，艾尔·默里跟他的书和唱片一起，本身就是那种变化的一次展示。他出生在最南面的亚拉巴马州，去过塔斯基吉，曾在空军服役并以少校军衔退役，然后有了学者和作家的第二职业。
那是在空军服役时期的尾声，他来到纽约，来到那座公寓。那里的邻居都是中产阶级、黑人职员吗？不是，他们什么人都有。例如，有位邻居在市中心的俱乐部当门卫，艾尔是那里的会员。“在那儿，他是门卫。在这儿，他是我邻居。”艾尔喜欢那样。他也喜欢公寓，就是喜欢。
不过环境就在那儿摆着。他带我到令人眩晕的小阳台上，让我看风景，最初修建哈莱姆的人设想的雅致，我从高处看到了地上的街道，非常泄气。我还看到南面红砖排房的废墟。六年前那里发生了一场火灾，艾尔说，后来那些砖墙干脆就那么放着。一棵大树（现在长出春天的绿叶）从房子的墙体里长了出来，倒并没有毁坏那些墙。这情景有点儿像东柏林有些地方当成纪念碑保存的战争废墟，而哈莱姆有些毁坏的街道确实让人联想到战争。
但艾尔跟相邻街区烧毁的房子已经一起住了很长时间了。他似乎不再去看它们了，他有更广阔的视野。向南，整个曼哈顿平铺在我们脚下。艾尔说，要是没有几个街区后面那座高楼挡住视线，我们从这里就能看到帝国大厦。向西是一排五彩缤纷的建筑，一位著名黑人艺术家，艾尔的朋友，曾以此为主题画了一幅画。艾尔俯视下面的街道时，能看见两三座教堂，还有当地国会议员的宅邸：建筑是对当地生活重要方面的反映。
于是，在艾尔的帮助下，我的视野发生了变化。最初只看见哈莱姆和幽暗，现在开始在这高高的阳台上看见艾尔居住地区的相对秩序。还有哈莱姆最初设计的壮观：按照规划者的意图，比南方任何地方都恢宏。
不过，哈莱姆最初那些规划者盖多了。在1890年代，没有那么多人住哈莱姆的新房子。那时候有些生意人开始买房子，打算租给南方来的黑人。他们打出广告，尽量赢取布克·T. 华盛顿的好感和参与，那时他是美国最负盛名的黑人。华盛顿不喜欢这个主意，觉得太商业化了。不过华盛顿的秘书埃米特·斯科特，塔斯基吉的三巨头之一（华盛顿的大房子、司库和秘书仍并肩矗立在塔斯基吉），加入了这项商业冒险。于是，在需求和开发上，黑人的哈莱姆就以它将要继续的样子开始了，也就跟塔斯基吉产生了联系，尽管非常微弱。
艾尔·默里带我到附近走了走。他请我留意非常宽敞的人行道：那是哈莱姆初始方案中雅致的那一部分。他带我到一家书店，都是黑人事业方面的书，还有当地事件的海报和传单。我买了一本平装版的《黑人的灵魂》，作者杜波依斯是批评华盛顿的当代黑人（艾尔的书架上有这本书的早期版本）；我们跟开书店的那位女士相互致意，她热忱而有教养。他说，哈莱姆医院是街坊里最重要的建筑，具有专业水准，而且越来越专业。然后，随着我“松绑”的视野继续扩展，我们去了尚博格中心，一座致力于黑人研究的新的恢宏建筑，在书籍和文献收藏方面非常出色，还有热情的员工，黑人和白人。
中心给研究人员提供津贴，使其在图书馆工作。我遇到一位有津贴的学者，是个棕色皮肤的俊美女士，她去很多地方旅行过，正在做巴西与西非文化联系的研究。她谈到自己的工作就像发现者那样兴奋。对她来说，黑人事业，或者说它的这种延伸，就像一个全新的领域。
我回去的时候没坐出租车。街上没有出租车。艾尔陪我等了一会儿，聊了聊拉尔夫·埃里森，直到来了一辆公共汽车。随后，我很不情愿地又看见了（这次更缓慢，一站又一站）来时路上看到的东西：一座正在衰落的伟大城市的整片街区。
那是在1984年的达拉斯共和党大会上，去美国南部或者东南部旅行的想法向我袭来。此前我从未到过南方，而且尽管达拉斯不属于我后来选择旅行的东南部，但我有足够强烈的感觉，那里跟纽约和新英格兰截然不同，而那两个地区基本上也是我所了解的美国的全部。
我喜欢这些新楼、外形、光泽、建筑意趣，还有它所代表的财富。建筑作为欢乐——看它从仓库式老旧城镇的乏味中生长出来，这很有意思。
那是8月中旬，天气炎热。我喜欢闹市街道的强光与高楼大厦深影的对比，以及那些影子营造出的更像温带气候的奇怪感觉。人们常常以类似的反差为伴。酒店房间的有色玻璃令炽热天空的耀眼光芒变得柔和：外面天空的真实色彩总带来一种惊奇。酒店、汽车和会展中心的空调让高温在人们通过时变得活跃起来。
高温是一种启示，令人想起旧时光。还有遥远的距离，给出了早期定居者生活的另一种概念。但现在正是南方的气候被塑造成另一种运作方式。本应减弱的高温已经变成一种欢乐的源泉，一种感官刺激，一种吸引力：政治会议居然能在8月中旬的达拉斯举行。
会展中心里，讲坛后面的墙上平铺着各州州旗，按字母顺序排列。北美十三州的州旗与众不同，使我想到儿时在特立尼达就知道的英属殖民地旗子（还有英国人用拉丁语写的殖民地格言，引自维吉尔）。我第一次想到，特立尼达，一个前英属殖民地（始于1797年）和农业奴隶殖民地（直到1833年大英帝国废止蓄奴制），比起新英格兰或北方新的欧洲移民州，应该与东南部旧奴隶州有更多的共同点。我早就应该想到那些，但是没有。我小时候听说的南方种族行为太骇人听闻，那已经玷污了美国，也让我对南方关上了心门。
会展中心非常大，无法一览无余。在那样广阔的空间里，讲坛上的人物看起来很小。他们本可以忽略的，但上方的大屏幕放大了他们的影像，无数小屏幕遍布整个中心，重复着现场直播的图像。同样的脸部特写或姿态从那么多角度一齐涌来，让人昏昏欲睡。目标也许只是沟通和明晰，但无法用更富丽堂皇的话语来表达人的至高无上，无法更急切地从逝去的时刻中提炼荣耀了。然而，这次大会经营的是虔诚、谦卑与天堂，每天还在上帝面前自降身价，几乎是其政治德行的一部分。
当地一位著名的浸礼会牧师做了最后的祝祷。他的教会组织非常庞大，报纸上说该组织在达拉斯市中心的财产价值数百万。在周日大会之后，他的仪式上会众爆满，也在电视上直播，是一次全程盛装的播送，有音乐和唱诵。但是这种地狱之火的布道也许源自更朴素艰难的时代，那时候人们每年有五六个月都困在高温里，出行困难，人们勉强住在出生的社区，而且生活只能由绝对的宗教确定性赋予意义。
我开始想写写南方。我第一部游记是在特立尼达首位黑人总理埃里克·威廉姆斯建议下着手写的，是关于前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奴隶殖民地的。那时我二十八岁。我最后一部游记——一次主题旅行——应该与美国东南部各个旧的蓄奴州有关，在我看来这还挺合适的。
在达拉斯，然后在纽约，我规划行程时想的都是种族问题。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问题在旅行期间很快会自行解决，而我的主题将变成另一个我不了解但曾在达拉斯得到暗示的南方，属于秩序和信仰，还有音乐与忧伤。
我从纽约去了亚特兰大。我听说那里有一位年长的黑人名流，美国黑人贵族。有许多成名的黑人商人和黑人百万富翁，而且是黑人在管理这座城市。我定了一个航班，在亚特兰大机场排队等出租车，然后开车穿过道路大维修的市中心来到酒店。在那里，我有点儿吃惊，规划了这么长时间的行程，就这么脚踏实地开始了。
仿佛要回应我的焦虑似的，很快，我在纽约安排的在亚特兰大的会面一个接一个，全泡汤了。记者去了别的城市报道一件轶事，黑人商人在电话里说过去二十年在外生活让他跟亚特兰大失去了联系，而电影制作人引荐的一个黑人说，我听到的有关亚特兰大的一切差不多都是错的。
关于黑人贵族的议论是夸张的，这个人说。按照美国财富的标准，亚特兰大的黑人并不富裕，黑人在亚特兰大人的富豪榜上也许只能排在二〇一位。政治权力？“没有其他权力的政治权力是毫无意义的。”
我的线人抿了一口葡萄酒，似乎完全没有因为挫败我而不高兴。
我实际上相信他说的。我已经感觉到，人们在那么多照片上看到的亚特兰大的宏伟新楼实际上跟黑人没什么关系，就像内罗毕的大楼跟非洲肯尼亚人的财务技能或建筑技能没有关系一样。我已经感到谈论黑人权力和黑人贵族有点儿冒失了。
但是，我想自己去看看，我希望跟人们建立联系。不过这个黑人身上没有丁点儿帮得上忙的迹象。他说，我应该去见市长安德鲁·杨，不过前面可能已经排了大约两百次会面。（我可能是二〇一号——一个流行的号码。）我实际上在琢磨这个黑人——他抿着葡萄酒，从眼镜上面看着我，享受着我的难堪，等着猛然击倒我的问题，我觉得他正越来越受控于一种矛盾和无助的情绪，就要失控了：我很快就会听到，不仅亚特兰大没有有钱的黑人，整个佐治亚都一无所有，没有种植园，没有棉花、玉米和土豆，亚特兰大黑人世界的大船上只有他自己。
从我在丽思—卡尔顿的房间望出去，佐治亚太平洋大厦窗户里的夜景就像一件巨幅的流行艺术品。这些尺寸相同的窗户全被点亮了。每层都像一幅几乎相同景象的电影胶片，或是一串接触式印刷的照片。从我的房间望出去，景象层层变化。在低一些的楼层，我俯视办公室的桌子和地板。在齐眼高的楼层，我看到桌子在办公室墙面上的投影。然后，一层一层，办公桌就消失了。在高楼层，我只能看见被照亮的天花板；而最顶层只有光亮，窗户上的一道。办公室都空无一人，白天坐在里面的人都在郊区的某个地方。高级人员办公室墙上挂的画作就像蛮横的等级象征，从这个距离看去只是一些矩形，相当模糊，连色彩都没有——从很高的角度往下看，大都市就像大地旋涡下的污迹一般显现出来。
一个正式的社会，私人生活，一个正式的观点：那些房间里的每个人都需要引荐一下，拜访者却不知道要叩响哪一扇门。哪里会有新闻发生呢？它难道只是一个作品，电视上的？
不过随后我在报上看到了福赛斯事件的报道。福赛斯县位于亚特兰大以北约四十公里。1912年，该县一名白人少女被强奸并严重殴打，几天之后死去。几个黑人卷入其中。一个被用私刑处死，另外两个判了绞刑。福赛斯县的黑人全被赶了出去，（据说）此后再不允许黑人住在县里。
最后这个事实，不允许黑人住在福赛斯县，在那一年早些时候成了公共话题，当时1月中旬有人在福赛斯组织了一次“兄弟友爱游行”，纪念圣雄甘地遇刺和马丁·路德·金的周年诞辰。游行遭到当地人和三K党团体的攻击，成了新闻。一周后，第二次兄弟友爱游行——在所有的曝光后——成了一个更大的事件。有两万人去福赛斯游行，大约三千名国民警卫队士兵还有州警员和当地警员维持治安。尽管如此还是有抗议，五十六人被捕，无一是游行者。
幕后操控这几次游行或者说竭力将这个话题放大的人，是亚特兰大市的黑人议员何西亚·威廉姆斯，每个人提到他都简称其为何西亚。他六十一岁，曾在民权运动中担任马丁·路德·金的副手。何西亚此前曾对一些三K党团体提起诉讼，控告他们在第一次兄弟友爱游行中侵犯人民的公民权利，他还想代表1912年被赶走的失地黑人向福赛斯县提出指控。
亚特兰大《宪政报》的汤姆·蒂彭有天和我一起吃早饭，几乎是很动情地谈起何西亚·威廉姆斯。“一个根本力量，巴黎街垒传统中的煽动者，并且见多识广。”
但那个星期我见不到何西亚。
汤姆说：“他在监狱里。”
“监狱！”
“没什么。他经常进监狱，不是这事就是那事。过不了几天就出来了。”
我看着何西亚·威廉姆斯自己的一些宣传材料，尤其是一本《何西亚·L. 威廉姆斯是谁？》的小册子，才明白入狱纪录对他非常重要。有一张他在牢里的照片。“何西亚牧师保持着因民权而被捕入狱的纪录……金博士去世以来，他入狱的次数几乎和金博士在世时一样多（共一百零五次）。”
他出生于1926年。所以很多年来，他的种族抗议与斗争原本是很绝望的事。但何西亚打赢了他的战争，而且我感觉何西亚现在可能获得特许了（尽管他依旧是一个勇敢的人：在福赛斯的第一次游行是需要勇气的），一个明星，一个新闻人物，特殊类型的电子现实或非现实里的什么人。他的政治生活要求他擂起战鼓。在《人的维度——何西亚·L. 威廉姆斯博士年表》里，有张照片是何西亚身穿学位袍，正从一位黑人手中接受荣誉学位，有如下文字：“今天他不满足于看着事情发生。他让事情发生。”
亚特兰大的北郊几乎与福赛斯县毗邻。高速公路让佐治亚看上去像康涅狄格，人们得以在街上有黑人的亚特兰大市中心工作，然后驱车二三十英里（在有空调的车里）轻松到达很少有黑人的郊区住所——佐治亚的这一部分从来不是种植园。奢华的郊区购物中心里有名牌商店的分店。没有了黑人管理的城市中心，白人的郊区生活还算可以。
有一天，报上一则新闻提到，某个郊区不想被纳入亚特兰大的城市交通体系，因为他们不想让黑人渗进来。没有福赛斯那样的呐喊，没有邦联的旗帜，没有白色兜帽和长袍——这些新郊区不用那些方式。一位交通官员说：“这是个潜意识的话题，很难对付。”
我遇到的一名律师说，要想理解就要记住，大概一百二十年前有过奴役。对穷苦白人来说，种族就是他们的身份。处境好的人可以绕开那个话题，另找一份事业来实现自尊；但对没钱也没什么教养的人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没有了种族，他会对自己是谁失去概念。
我说起跟霍华德及海蒂在一起的周末。海蒂对自己的种族和家庭身份有很强烈的想法，但她也非常尊重鲍恩先生，觉得他是个好人。那是不是意味着什么呢？律师认为没有。南方白人愿意为与他们有关系的黑人家庭做任何事，不过那种姿态也仅止于此，不会推及一般的黑人。
那位律师和我在吃午饭，在亚特兰大市中心的一家大型俱乐部里。俱乐部开张时恰逢亚特兰大普遍外迁，而商务人士觉得需要有个地方能中午见见面。那是亚特兰大白人职场人士生活圈子的一部分：房子、空调车、办公室（或许像佐治亚太平洋大厦里的一间办公室）、午餐俱乐部。
我问那位律师有没有觉得受到过威胁。他说有时候在大街上会有这种感觉。他是指对暴力的恐惧，不过也是指对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世界的更大恐惧：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圆罩保护性越强，对圆罩外的了解就越没把握。
这也是为什么那位律师觉得黑人中产阶层如果能成长起来，黑人如果能在商业上更加活跃，会是件好事。但正像现在谈论黑人的人一样，他立刻搜寻中立和真实的词语，黑人（无论他们如何向往）没有商业意识和商业使命。在一个由经济驱动的社会里，黑人没有经济驱动力。但现在美国有一类新移民——拉美人、亚洲人。那位律师认为，那些移民的存在对黑人意味着什么，等黑人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种族情绪也许会有所改变。
所以，像汤姆·蒂彭跟我说的，它就在所有事情的背后，不言而喻：种族的想法，一点儿神经质，奴隶制的遗存。
我去见小说家安妮·莱弗·西顿时，这个话题再度出现。她住在北亚特兰大：起起伏伏的小片土地、高大的松树、山茱萸、杜鹃花。我在霍华德家乡看到的春天在这里正当其盛，房屋沿着郊区蜿蜒的道路而建，看上去都掩映在树荫之中。
安妮·西顿刚出版了一部小说《家园》，正在做推广，她自己承担了一些费用。她已经开始写一本新书。她有点儿孤僻，生活在内心世界里，专心创作新书。她现在生活在如此美景之中，却正如我之前在她《福克斯的土地》这本书里见到的，思绪（正如很多南方人一样）很容易回到穷苦的日子。
她说玛格丽特·米德
对南方有过一次重要观察：白人男人与黑人女佣的关系，男人与要求不高的情妇，这使得白人女人和黑人男人变得没有性生活。安妮·西顿说，黑人男人愤愤不平。
而报纸——《宪政报》及其姊妹报《日报》（社论版和送报车上的标语是“像露水一样散布迪克西
”）——充斥着种族条目，穿插着系列连载：福赛斯县，还岔出去讲一个被指控吸食可卡因的黑人政客的私生活。
某天有这样一则报道。IBM公司派一名黑人执行官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市，但乡村俱乐部没有给这个黑人留出房间，也没有给他的孩子们发聚会邀请。第二天又有一则报道：一名三十一岁的黑人妇女，两个孩子分别是五岁、两岁，她带着左轮手枪上班，在佐治亚电力公司的办公室里开枪自杀。她觉得正在被公司排挤，错失了升职机会。她在遗书里说，想给经理和主管们留下一些东西去思考。
绝望；但政治动机引起的关注在危险过后也像开玩笑似的。有黑人艺术节的新闻。有纽约雕刻家为亚特兰大创作巨型雕塑的新闻，“纳尔逊·曼德拉必须被释放，带领人民和南非走向和平与繁荣”。这座石雕重达七吨，对于原先的场址来说太重了，那里每立方英尺只能承重一百磅。于是，雕塑要搬到亚特兰大市中心的伍德拉夫公园。（伍德拉夫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大人物，经营公司六十年；可口可乐和《乱世佳人》是南北战争后亚特兰大的两个成功传奇。）石头上会焊一个十二英尺的铁篱笆，有能打开的门。这扇门会用真钥匙锁上，钥匙则交给亚特兰大市，这样等曼德拉释放的时候，这扇门就能打开了——假设钥匙没有放错地方的话。
来自汤姆·蒂彭在《宪政报》的专栏：大都市亚特兰大是一座二百二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亚特兰大是一座四十五万人口的中等城市，黑人亚特兰大是一座三十万人口的小城市。“黑人的领导范围仅限于一个小镇。”好记者总会找到清晰的好方法来表达。汤姆·蒂彭也谈及此事：美国白人没有“领袖”，黑人才有领袖。我觉得他这么说是因为（参见报纸上的其他专栏作家），眼下不少州的黑人政客丑闻正被用来全面诋毁黑人。
我喜欢那个关于领袖的想法。我觉得可以用在许多黑人国家、落后国家与革命国家上，那里领袖就是一切，外来记者和其他人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某种探险家心态（“带我去见你们的领袖”），只把尊严赋予领袖，在其他地方则会更广泛地赋予国家和人民。不过接下来我想知道，既然美国的黑人政治仍然是种族的、救赎的和简单的，那是不是终究不能说美国黑人有领袖——他们单纯追随的人。我也想知道在这种环境下，黑人有没有可能脱离他们的领袖，这种可能性是否大于加勒比地区或非洲人民脱离自己创造出来的种族或部落首领。
我听到了更多关于身份的内容。
汤姆·蒂彭脱下他所谓标准办公室着装的西服领带，穿上有很多口袋的背心，星期六早上带我去东亚特兰大一个有百年历史的阿巴拉契亚拓居地：一座红砖盖成的大型老式棉纺厂，几间白色木板屋，繁忙道路旁边高地上的一片墓地。工厂的工资一开始很低，据说一小时才五分钱，然而对山民来说，能按时发工资就是一种保障，尽管很多人先后离开，工厂现在也已经关闭，不过围绕工厂修建的社区都保存了下来。
我们去了拓居地的社区工艺中心，是由拥有埃丝特·勒费弗尔这个漂亮名字的女人经营的。多年前她来拓居地的时候，是个民谣歌手——亚特兰大《宪政报》上一张十年前的照片显示她是个拿吉他的美人。但是后来，她被自己歌声得到的回应所感动——一位老妇人起身跳了一段特别的舞蹈，其他人都哭了。她更深地融入阿巴拉契亚社区，甚至一度成为市议员。
她娇小苗条，风韵犹存而且嗓音清脆。她并非来自阿巴拉契亚社区，但理解他们的亲密关系。她是宾夕法尼亚的门诺派教徒，一位传教士的第八个孩子。她谈起作为门诺派教徒出走对她意味着什么。她说她曾感到孤独。变得孤独意味着什么？她说她头脑里有个景象，成了山坡上最后一棵树，其他树全被砍了。对她而言，连放弃戴女帽都没那么容易，她一辈子都被教导出于对男人的尊重而戴那种女帽。她二十岁时，站在芝加哥的街道上还会紧张，与其说是怕黑人男人，不如说是怕酗酒且粗野（据她听说）的白人男人。
接着她发现了外面世界的残酷，美国的残酷。怎么发现的？她讲了个故事。一位阿巴拉契亚妇女有天来找她，说自己需要一份工作，“女佣的工作”。埃丝特·勒费弗尔带着这个妇女去见了一个人，一个将大把金发梳到脑后的女人，一个只比寻找女佣工作的女人高一两个档次的女人（埃丝特·勒费弗尔说）。而金发女人说：“她干吗想做女佣的工作呢？那可是有色人种干的。”
我觉得那不过是个小插曲，本来无须理会。（在故事里）金发女人跟其他人一样，也是受害者。但这个插曲有很多层意思，埃丝特·勒费弗尔曾感到不安和受辱。她说：“他们想让你待在他们为你设定的位置上。”“他们”是谁？她想了想，说是安排了体制并想让每个人各安其位的人。
我问她在哪些方面身份是重要的，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实际帮上忙。她说，假如你搬到一个新社区或接手一份新工作，而人们又不太友好，如果你知道自己是谁，就能起作用，你就能经受住那些敌意。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谁——如果（这也是我的引申）你靠别人来认识自己的价值——那就麻烦了。
她给出的是自下而上的观点，她关心的穷人的观点。根据她所说，我的印象是这些人有原始的情感，并且活得紧张兮兮的。我发现那很难想象。
（然而在另一个层面，凭借自己被隐藏的另一部分，我能理解。在一个有很多群体或种族的社会里，也许每个人都带着特殊的压力生活，除非他是绝对安全的。作为印度社群的一员，在多种族的特立尼达成长——那里的人在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被带过来耕种土地——我始终知道不落入虚无有多么重要。1961年，我为了写第一本游记在加勒比地区旅行时，记得那种震惊、受辱与精神毁灭的感觉，看到了马提尼克岛的一些印度人并开始理解他们已经被马提尼克淹没，我跟这些人的世界观绝不相同，他们的某段历史和我倒很像，但现在，这些人在种族和其他方面已经变成了别的东西。大约八年之后，在中美洲的伯利兹，有种类似的空虚感冲破了我关注的其他事情，当时我看到英属殖民地那个悲惨、渺小、失落的半印第安社区，正在逐渐蚕食一度属于西班牙帝国领地的滨海林地，里面住满了奴隶和仆人，然后多多少少被遗弃了：新大陆的废墟。）
从一位宗教学者那里，我听到了更多关于南方身份的内容。在他指导的人里面，有为牧师职位而学习的男男女女。我以为想当牧师的人也许是被某种宗教体验感动了，不过那种态度反映的是我自己的性情和背景，是我自身宗教信仰的缺失。我在英格兰至少待了三十五年，那里的正规宗教几乎已经枯萎了。
在美国，尤其是南方，宗教信仰几乎是普遍的，宗教职业就跟其他职业一样，人可以出于很多原因而转去从事；而我从这位学者那里听到的是，他接触的人里面有些（而且他是指白人）是为了确认身份才转向宗教生活：出身贫苦家庭、感受南方新发展带来的种族威胁的人，已经在蓬勃发展的新南方跻身商界的人，他们随之感觉自己已经远远漂离熟悉的南方世界，索性自暴自弃，回到上帝的身边和他们觉得更自在的生活。
我听到这次有关宗教与身份的谈论，是在远离亚特兰大的地方，在佐治亚西北部一个庄园里的露天聚会上：山丘，森林，景致辽远，山峦叠翠，碧空如洗。
聚会是在林木间一片未经修剪的茂盛草地上，在矮柱子上拼凑的一座灰色小木屋前面。这座木屋据说颇有年头了。它几乎就在山坡下，透过后门与窗户径直看到松树掩映下缓缓抬高的土地的翠绿，这个地方确实有种遗世独立的古老感觉，跟今天可能有人为自己安排的独处相当不同。
（驱车驶出亚特兰大，进入丘陵，了解到经过的小镇里黑人稀少，我感到我正驶入荒野。几个月后，旅程差不多结束时，我从其他方向接近亚特兰大，从纳什维尔和查塔努加，佐治亚的这部分看上去被消耗和践踏得更严重。）
聚会的主题都很“南方”。林木间未经修整的空地里，有一面邦联旗帜在阳光下飘舞。一头剥过皮的猪以跨栏选手的姿势固定，被烤了一整天，继续待在几根一侧闷燃的硬木上。（桌子上是更现代的快餐和蜡纸里的鼻烟之类。）一支乐队在小木屋里演奏蓝草音乐
。旗帜、猪、音乐：来自过去的东西。乐器很大，音乐简单而重复。有人告诉我，歌曲的歌词才是重要的。口音对我来说不容易听懂，但在这绿色环绕的地方，音乐和歌声无须扩大，音效令人愉悦，尤其是隔着一小段距离。
我们的女主人说：“印第安人也许在这里住过。”
想到自己正身处美国荒野，想到他们在这片防护坡、树荫和河流的绿色土地上，我感到一阵寒意。后来我听说，地里到处是燧石箭头。
正是在这种环境里，伴着小木屋里传来的蓝草音乐，我听说了在印第安人之后到来的人们的宗教信仰和身份。听到这些我有了一种层层堆积的历史感。印第安人在几个世纪后消失了；穷苦白人；黑人；战争，以及随后到来的全部；而现在每个人，黑人和白人，穷人和不怎么穷的人，都觉得有必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拯救自己的灵魂。
乐手们年轻友善，其中有一位姑娘。结束时，他们把大件乐器放到皮卡上，离开了。太阳下山时，没有风，旗子垂落下来。天气很快就变凉了。那毕竟还只是春天。
亚特兰大《宪政报》关于福赛斯县事件的档案不是一叠盖着日期戳的剪报，而是电脑打印资料。正如一位报纸撰稿人所调查的，1912年事件的报道无论从哪方面看都骇人听闻。
被拖进树林、强奸和殴打的白人女子——两三天后死去——是一个知名农场主的女儿，十九岁。警方顺着现场附近的一面手镜，查到一个十八岁的黑人残疾男子。他供认不讳，还说有其他黑人涉案。共有十一名黑人嫌疑犯被捕。这名女子死后两天，一群人闯入福赛斯县监狱，开枪打死了一名嫌疑人，用铁撬击打尸体，挂到电线杆上。三周后，残疾男子和另一个黑人男子以强奸和谋杀罪名受审，被判有罪。第二名男子的姐姐举证了他。审判后一个月，两个人在一万名群众面前被绞死。住在福赛斯县的数百名黑人被赶了出去。
被毁掉的少女、残废的黑人、监狱里的私刑和血肉模糊的尸体被悬挂示众、指证兄弟的黑人女子、当众绞刑（一万人为此现身，五十年后，这个县在亚特兰大人口兴盛之前还不到两万人），每个故事细节都让人无法承受。然而，福赛斯县超越一切而留下来的东西，似乎是对没有黑人居住的认识，有些人为此感到骄傲。
力图挑战这种骄傲的是一个加利福尼亚白人，一名在福赛斯县住了五年的空手道教练。他呼吁组织一次兄弟友爱游行，纪念甘地遇难和马丁·路德·金周年诞辰。接到辱骂电话和威胁后，他改变了想法。但是游行的想法由另一名空手道教练接手，他来自邻县，也是白人。这就是何西亚·威廉姆斯介入的那次游行，预计约有五十人参加。就是这场游行受到了三K党团体和其他人的攻击，一周后，便是两万人的大游行，有三千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和州警员及当地警员保护。于是，不到一周，曾经孤勇的事业被何西亚和少数人变成了安全的事业，而且会越来越安全。
一档广播节目被带到了福赛斯。一个非常出名的下午档电视脱口秀带着风趣的黑人女主持去了福赛斯，开始在当地一家餐馆录制一期节目。何西亚在安全事业上投入的热情与英勇事业等量齐观，在秀场外进行抗议，因为福赛斯的居民才有发言权，而他们当然都是白人。
何西亚曾设法被逮捕，来刷新他那项纪录——在他的小册子《何西亚·L. 威廉姆斯是谁？》刊印时一百零五次入狱。据亚特兰大《日报》记载，何西亚被押入警车时大喊：“这就是福赛斯县！这就是你们所看到的！”何西亚已婚的女儿和他在一起，也大喊：“我的爸爸！我要和他在一起！”随后也被押入警车。
汤姆·蒂彭最初跟我说何西亚的事情时，还无法帮忙安排与他会面，因为那时候何西亚在监狱里待了几天。何西亚出狱时，汤姆又找不到他了。不过随后某天早上晚些时候，汤姆打电话捎来消息，如果我能赶到某座大厦，或许能见到何西亚。他被传讯十一点三十分在联邦法庭接受另一项指控。当时差不多已经到时间了，不过汤姆说那些事务通常会延迟一会儿。
我打了一辆出租车，是由非洲人驾驶的，一个加纳男人。那对他来说是趟短途，没花什么时间，他就又把我放下了。一个铺砌了路面的开放式前院，大楼坐落在后面；一条安全门道；电梯到十六楼。硬木门，低矮天花板，铺有棕色地毯的走廊，整洁的铭牌：正式，毫无戏剧性，安全，甚至有点儿舒适。但听审会已经结束了。在一间像小型演讲室或教室的房间，角落里有一小群人，就像有时学校考试后留下来探讨题目的一群唯唯诺诺的人。
在这一小群人里，我认出了迪克·格雷戈里
，灰胡子和白西装，一个战斗了一辈子的男人，现在看上去颇像圣人。还有一个人蹲着，留着更浓密的大胡子，除了何西亚不可能是别人。哪怕在法庭里这个寂静的时刻，他的双眼仍透露着忙碌——一个事情太多而时间太少的男人。他衣服的上口袋里放了一把牙刷——一个随时准备进监狱的人。
还跟着新闻发言人，一位身材苗条、棕色皮肤的女士。她有一份“立即释放”的散发材料。而且从她所说的来看，我要跟何西亚会面并进行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时机可不怎么好。何西亚和迪克·格雷戈里当天下午将乘飞机去华盛顿中情局的外面进行抗议。之后，他们径直去欧洲，去伦敦和梵蒂冈，做一些跟种族隔离有关的工作。新闻发言人散发的材料是关于毒品的：何西亚说，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件被用来“诋毁黑人领袖”，黑手党和中情局牵涉毒品交易最多，正在“摧毁我们的孩子和国家的未来”。事实上，何西亚和迪克·格雷戈里正要为此去中情局抗议。
我还没来得及完全接受何西亚的眼睛、胡子和牙刷，这一小群人突然就走了。
我到这儿才四五分钟，不会更久。为了突显一号法庭里时机之不可预测，有了我和某人的邂逅，这一小群人离开时他同样被抛在后面。他是一名记者，相当年轻，也因为来得太晚而错过了传讯。他也是刚到亚特兰大，不了解这座城市的事情。在审判室里，在铺着棕色地毯的走廊里，在电梯里，我们聊起他在英国的时光。他曾去那里研究古罗马城墙，哈德良长城和后来的安东尼墙。我没见过那些城墙，对他被迫要讲的东西很感兴趣。
我们在楼下分开。我正准备从大楼前门出去，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留胡子的人。看上去很像我在楼上见到的，我以为此人就是何西亚，正在接受一次非正式采访。不过我就要走进人群的时候，才看清说话的人不是何西亚，他的肤色更黑，穿着不同，没有牙刷，只是有浓密的胡子。
会议业务对于亚特兰大很重要，这座城市的中心地段有很多大酒店，一个挨一个。很难想象这些酒店会同时满客。但那种情况时有发生。有一天，丽思—卡尔顿的餐厅里有个女孩告诉我，城里正在召开一项重要会议。会议是关于什么的？干洗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必须有那么多，如果你知道全美国有多少干洗工的话——把亚特兰大的所有酒店都住满了。
没有酒店能像万豪侯爵那样营造出公司节日的感觉，也没有一个能如此令人无法抗拒。走进酒店就像是进了一个中空的巨大螺旋锥体。那里有一个四十七层楼高的中庭：弯曲走廊上的走廊，沿着锥体的螺旋。那种螺旋突如其来，眼睛总是被引向上方。巨大的红色飘带像中国节日里的东西，悬在半空。高大的玻璃电梯在中庭的墙上不停地滑上滑下，骨架在灯光下突显，就像游乐场的交通工具。
有个黑人在希尔顿酒店工作（那里也是中庭的风格，内带长廊，但感官上没有那么震撼），有天晚上我和他聊起亚特兰大的酒店，他觉得我去丽思是去对了。他说：“那里是精英们待的地方。”
仿佛为此做证似的，我听说有一天（真假如何就不知道了）歌莉娅·范德比尔特
正在丽思，有人在电梯里看见过她。
她在亚特兰大做推销。大约两个星期前在纽约，我在一档脱口秀节目上看到她。她正在聊自己的生活，聊女人如何由她爱的男人来定义。听说她在城里，我猜她是来推销她的书的。但是远不止这样的推销。“魅力……传承……声望……梅西百货骄傲地介绍歌莉娅·范德比尔特出品的‘荣耀’……唯有真正伟大的香水才有激荡情感的力量。歌莉娅·范德比尔特出品的‘荣耀’……歌莉娅·范德比尔特会亲笔在附赠照片和所购任意荣耀产品上签名。”
以上事情正在梅西百货进行，就在丽思路对面，早上，安妮·西顿来到酒店里，跟我聊起在南方的成长。不出我所料，她热情聪慧，尽管有点儿孤僻（因为她正在写的书），尽管正给出版商做的推广活动（与歌莉娅·范德比尔特规模不同）是进一步的消耗，她说起话来仍然全情投入，让我稍稍体会到她当作家的资本。
她是南方人，佐治亚人，差不多算是亚特兰大人。她出生在亚特兰大以南二十英里的费尔伯恩，一个农业和铁路城镇。父亲是律师，尽管并不富有，但也算小康之家。父亲是家族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
“1820年前后我们从弗吉尼亚南下。家族中我们这一支有七代人耕种的是同一块土地，让我感觉自己的根扎得很稳。但与此同时，我会觉得这是一种桎梏。我觉得我们南方人会太深太窄地聚焦在那块土地上。”
我跟她聊到霍华德家乡的旅行，以及在那里见到的一些黑人农民家庭。
她说：“那件事是南方白人与黑人共有的。自从废除了奴隶制，我们都当过地主。”她跟我说了霍华德母子跟我说过的事情：那块土地是白人赠送或委托给为他们干活的黑人的。她说，几十年前，一项口述历史研究发现，这种土地赠予曾被黑人和白人视为主仆关系中良性的一面。
我问：“土地怎么会成为桎梏呢？”
“我们不愿意提高眼界获得更宽广的视野。”
人们待在土地上，就特别容易安顿下来。他们更愿意说话或感觉，“我们这种人不上大学。我们是农民”。
安妮·西顿说：“在一所以周围农场孩子为主的文法高中里，我是仅有的聪明小孩。事情对我来说都轻而易举，我感到羞愧。我花了十二年试图掩盖自己是个聪明的孩子。智慧在这里没有容身之地。引领我们的人显然是有智慧的，但他们也有别的东西，更容易导致失败。比如，他们都很有魅力。”
我们初次见面时她就说过，“我们是殖民地人”。她又提起了这一点。南方人，她说，对自身没有把握。
“我现在说的是白人。我长大的时候，南方农村和小镇上的白人感觉受到黑人的威胁。你不会去恨那些威胁不到你的东西。只要有人在你下面，你就知道自己有了权力。事实上，那都跟权力有关。我们是被征服和被占领的人，美国绝无仅有的这样一个种族。而这——我们对黑人的态度——是我们唯一任何时候都能感受或执行权力的方式。我们是个贫穷的农业群体，对于实实在在的征服占领及奇耻大辱的记忆刻骨铭心。
“我们这些人没出过门，大部分都没受过教育。我们应对变化的唯一方式就是假装它不存在。民权运动开始时，尽管它就在那里，在亚拉巴马，我们却能装作它不存在。当转变真的来了，由那些黑人亲手带到我们门前，是世上最令我们憎恨和恐惧的。这些情绪依旧存在。考虑周到的南方人怎么会不知道它们还在呢？这可是很多想法的背景。”
“一直跟这样的种族概念在一起，你难道不累吗？”
“我们很多人发现那太令人窒息了，很难在其中生活。”她说，那就是为什么很多南方知识分子从南方搬走了。
我问起种族抗议的情况。那不是已经变得很正式，几乎循规蹈矩了吗？有福赛斯县的游行事件。那倒很清楚，从报纸的报道可以知道，只有最初的几个抗议者冒了风险。在那之后，抗议的情绪和语气都变了。那已经成了流行的事业，受保护的事业，有些评论员变得自以为是。
“当然，福赛斯的白痴行为需要处理。但回应会变成老一套，确实也变成了老一套。”
她最初曾被福赛斯的新闻震惊，但如今年过半百，早晨醒来会知道死亡正在临近，也只好承认自己的个人局限。
“活跃的革命运动对年轻人来说很浪漫。问题是：在必须存储激情的中年，你如何对待激情？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办法，或者无论如何没有一个简单明了的方法。而且，除了媒体关注和游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抗议的形式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天知道，美国人什么事都抗议。”
但是种族作为一个问题，不可能避开。“我写每本书都在以某种形式论述种族。我猜，那是我的伟大战役。我通过写作来发现自己现在身在何处、在想什么，以此找到自身世界的秩序与质朴。那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无法简化，只能稍微澄清一些。”
我谈到新大陆奴隶制奇怪之处在于，它把非洲人和欧洲人这两个相距遥远的种族聚在一起，现在有了共同的语言，甚至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我倾向于认为，他们对我们的充实胜过我们对他们的充实。或许在某种深层次上我们确实意识到了我们有多么相似。”
她稍后说：“对民权运动我感到很内疚。我没有参加游行，在游行本该有激情、真实和自发的时候退缩了。我当时是个年轻女人，刚到亚特兰大，还深陷在何为得体的那张网里。”
真正有激情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我认为是塞尔玛大游行
，大约在1965年。尽管我因为给学生报纸写专栏惹上了麻烦。我在一所小学院。是奥瑟琳·露西进入亚拉巴马大学的时候
。来自全国的游行队伍前来刁难那两个可怜的黑人，说刁难都是轻的。我的大学没有人来，因为他们没兴趣，真的。我写了一篇专栏赞扬这种不介入，还做出了一些过分单纯和自命不凡的声明，有关种族，诸如此类——”
“‘诸如此类’？”
“我们如何必须保持冷静，这肯定是件好事。我被拉到教导主任面前，被要求考虑考虑别发表专栏文章。我才不会听呢。”
我想知道，以她的背景，是怎么走到那一步的。
“我想起高中有一次小顿悟。我们跟黑人白人的事有了关联。那是一节美国历史课。我想不起具体的情节了，但记得感受非常强烈：这是 错的 。我以前从来没有那样的感受。我脱口而出：‘那样不对！’那些竹竿似的乡下小伙中有一个——他当时肯定有二十岁了——站起来叫我黑鬼迷。当然我一辈子都听人这么叫，但我从没有站在它的对立面。我只是记得那一刻遭到彻底而直接的打击。
“我的觉悟被培养出来了一点儿，但不全是。我仍对友爱和舞蹈感兴趣。你瞧，我们是被当成淑女养的。
“我们都知道——没人跟我们说过，但我们用比言语还深奥的智慧了解到——我们追求的极致就是俘获一个能养活我们的丈夫。我们也深信不疑。十四岁的时候我一直在谈恋爱。我们的母亲和祖母认为那是她们能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男人的保护。我有一个推测，南方精神病院里挤满了被憋坏的才女。”
我说：“工业世界里遗存的田园社会或乡村社会？”
“是的，我也这么觉得。”不过是我多嘴了。她继续说：“在高中我觉得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是返校节女王。”
“返校节女王？”
“那是一场大型足球赛。男校友回来的时候，球场里有位女王，被赠予玫瑰，半场时在球场里展示。我是啦啦队队长，人们觉得我应该做什么我就要去做什么。我是个受欢迎的姑娘。我们都觉得我们必须那么做，得到这个男人，好好过一辈子。
“而且我们大多能学会那么做，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想 学习 ——我们总是为此羞愧。我们从不珍视我们的理智，从不珍视我们的个性。考个好成绩倒也可以，那已经是当个优秀女孩的全部了。但要成为伟大的思想者，要拥有出众的才华并追逐它，则会让你离群索居。而那是我们最害怕的事。那会让你孤独前行。在有些事情上，我这么说一点儿也不夸张。
“我知道大学里有个女孩是绝对有天赋的画家——哦，她非常出色——她把所有工作时间都花在艺术系的实验室里，画画，那是她所做的全部。她极为孤僻。她是那所大学里唯一被允许有单人宿舍的女生。她承受的耻辱很严酷。”
我想了解更多“离群索居”的情况。我记得埃丝特·勒费弗尔说过离开门诺派群体并感受“孤独”的事情：感觉自己是山丘上最后一棵树，其他树都被砍了。
安妮·西顿说：“你得到的感觉就是毫无遮掩，在 混乱 面前不堪一击。
“我认为那就又说回到安全了。我想我可以告诉你南方妇女为什么那样教女儿，或者必须要有个男人来保护她们。南北战争之后，那些女人失去了整个世界。她们的家被烧毁了，她们的奴隶（如果有的话）被赶走了，她们的男人可能被杀害了。而且我认为她们觉得这纯粹是因为这些男人愚笨和幼稚才导致的。那是一场 愚蠢的 战争。极而言之是异想天开的，不切实际的。有勇无谋。我们打了一场荒谬的战争，所有反馈都跟我们说不可能赢。
“而这些曾一无所有的女人决心确保她们的女儿和孙女不再把权力交给会如此轻易抛开它的男人。她们再不会允许她们的男人抛弃性命，决心用诡计、魅力和女人的策略来控制那些男人，因为那些是她们仅有的武器。
“如果我们住在美国东部，也许会动动脑子。在西部，我们也许会用到身体的主动权和勇敢。但在这里，很多人经济上被困住了。你没法追求你幻想不出来的东西。如此一来，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跟男人交往。如果我有一张教学证书，再嫁给一名律师，我母亲今天会更高兴。‘你应该弄一张教师证，那样你就有件东西可以一直依靠。’”
安妮·西顿自己仍有什么东西跟她以前对混乱的焦虑有关。“我最害怕的是对无法掌控的力量实实在在地感到脆弱。这件事关乎控制，对我很重要。”
她再次说到她青春期的传统。“我们学会的那些事情本来应该是可以滋养我们或让我们与众不同的事情，但由于疏忽，却是错的。我们长大的时候从来不珍惜真实的东西。南方对女性极其冷酷，而且我们纵容它对我们这样……我猜别的地区也是这样的，但我觉得南方更真切。要了解 为什么 我们对古怪这样疑神疑鬼的，这很有意思。”
“那对你的情感生活有影响吗？”
“我现在才开始了解那对我的情感生活影响有多大。它阻止我自省。让我害怕。结果，我比很多人晚了二十年才学会那种自省。我不满意的是那种自省的力量本来能释放得更早。在我的写作和我的生命里。
“我一直为荒废的岁月感到遗憾。我因为父母那样把我抚养长大而愤怒，我一直在努力应付那种愤怒——尽管那愤怒来自对他们的深刻了解，他们这么做是出于至高无上的爱。
“我很高兴那发生在我身上。我恐怕早就成为南方那些美丽而可悲的醉女人中的一个，在某个乡村俱乐部的阳台上。南方有很多醉酒的女人。”
但这个家族1820年从弗吉尼亚南下以来，在耕作了七八代的土地上也有过安逸。
“我很高兴我有那些纽带。自由漂浮的感觉让我惊恐。我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回去。我跟父母一起吃饭。”
现在说到了她早先提及的激情“储存”的解释：给私人生活、私人关系留出情感，至少需要从公共问题中转移一些激情。
“我跟两三个女性朋友聊过这件事。我们发觉现在跟父母生气都很不理智。我认为那是因为我们感到最初的契约——父母和孩子的契约，说‘我会一直照顾你’，而这个契约是无法兑现的承诺——现在正在失效，而他们很快就会去世。那就是我透过激情必须集中要表达的意思。”
关于黑人和同样被困扰的人，她现在有什么看法？
“如果我们南方妇女感觉受到了苛责，我想知道南方黑人对此有什么感受，他们受到的公然非难要多得多。不管他们有什么感受，我都怀疑自己把它高度浪漫化了——我有那么做的倾向。”
“你有没有觉得抗议太循规蹈矩了，连黑人都开始和他们感受的东西没有联系了，还经常说他们这么想是因为人们让他们这么想？”
“我认为生搬硬套和花言巧语已经取代了愤怒。对福赛斯县那件勾当实实在在的震惊——震惊的是 它 ，也就是南方的暴力，并未消亡——紧接着发生的事就是当时迅速行动起来的 完美 游行。并且我们确实知道该怎么做。仿佛有个法力无边的游行主席拉下了所有开关——而且，天哪，不到一星期我们就有了完美的游行。
“我们在公共安全意识方面做得不错，媒体意识方面做得不错。正确的群众构成、年轻黑人和身经百战的老派名人的完美平衡，正确的是我们还有白人自由主义者。你恐怕没发现首次民权游行里还有一位前总统吧。你知道的，组织！公共汽车就那样出现了。那是何西亚。小伙子，他现在能策划一次非暴力抵抗了！”
那不是很好吗，美国的抗议可以这样仪式化？
“我不想听到轻蔑。我还能怎么看？谢天谢地没人在福赛斯县丧命，没有发生伤害。我怀念的是三位民权工作者在密西西比遇害时激起的那种纯粹基于义愤的咆哮。在1960年代。但那是流淌的鲜血唤起的愤怒，而我们肯定不要鲜血。”
不过，对于抗议的循规蹈矩还有这个：关于种族和权利的正统想法。民众有时候也许会自我审查，好像一贯会说正确的东西。
安妮·西顿说：“我猜那在所有的革命里都会发生。他们不会停下来的。他们这么多年来只会进入讽刺漫画，也就失去了公信力。民权运动将失去能量并逐渐变成零星的小规模冲突，就像其他事情那样。民权运动就像六十年代活跃起来的和平运动和女权运动一样开始消亡。就像我说的，美国人什么都抗议。我们是抗议者。而抗议塑造了这个国家。我们知道怎么干这件事。”
我们聊了两个小时。丽思路对面，梅西百货的一楼，穿制服的年轻男女微笑着，设计师仪仗队像是专为歌莉娅·范德比尔特准备，轻盈地——轻盈得像舞者——走过深红色绳索护栏中间的通道，同时有一支小乐队在演奏，而歌莉娅·范德比尔特本人——很难想象真的有人叫这个名字，还名副其实地处于名望、商品、图书、脱口秀的中心——容光焕发的洁白肌肤上有一双黑眼睛，在百货公司的荧光灯里，光线映衬着空调，让泡沫世界变得完整，歌莉娅·范德比尔特坐着为排队等候的人签名。
汤姆·蒂彭带我步行去了有金色穹顶的州议会大厦。在宽敞的中央大厅里，挂着佐治亚州政治生活中著名人士的肖像，展示着南北战争的旗帜。汤姆·蒂彭说：“这里有大量历史。”
而副州长泽尔·米勒在镶木地板的办公室里。他来自该州东北部，他说那里是切罗基印第安人的地区，直到1830年代切罗基人沿着“眼泪之路”被送往俄克拉何马。这条路当时就这样叫吗？很可能不是，现在想想都觉得艰难而惨痛。夺走印第安人土地的定居者是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一些德国人，他们从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南下。该州东北部一直与世隔绝——美国历史还在其他区域忙碌着，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与“山坳”和“峡谷”里的社群之间跳来跳去——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那里很少有黑人，那一带并非“种族主义社会”。但现在，他说，由于其他地方的新人主要来自佛罗里达，当地人中间有了歧视。
那就是副州长的背景。1942年，他十岁的时候，母亲来到亚特兰大，在洛克希德工厂工作了两年。她省吃俭用，带着孩子们在比特摩尔酒店吃了一顿午餐。他们在亚特兰大待了两年，接着回到了山里。而现在，副州长身在镶木地板的办公室里。
亚特兰大市议会主席马文·阿灵顿当晚来到丽思—卡尔顿镶木地板的酒吧，跟副州长一样，也关心自己的往事。
但马文·阿灵顿是黑人。他身体粗壮笨重，不过双腿明显内弯。他四十六岁，是一名律师。他的谈话开放而无所顾忌，尽管这些台词他肯定讲了不下一百遍，但今天和昨天的差别仍然活灵活现，今天他荣誉等身，昨天亚特兰大还有种族隔离，黑人只能去汽车站上厕所。母亲带着孩子们刚到城里，就催他们去那里上厕所，如果他们不想往回走几英里的话。
黑人酒吧的女招待们看到阿灵顿都很开心，脸上洋溢着笑容，尽管他并非什么有魅力的男人，脸又胖又长。他穿着浅褐色西服，似乎低坐在椅子里。他告诉汤姆·蒂彭自己减了二十磅。不过漫长的一天——他很晚才来我们的聚会——已经让他精疲力竭；他只有一杯蔓越莓汁，把大手伸进坚果盆，大把大把抓坚果。
我们谈起亚特兰大的黑人富翁——他们是真的吗？他说他挣六位数的薪水（就像我在转载自亚特兰大《宪政报》的一篇文章里读到的）。但他认为亚特兰大的黑人里没那么多富人，而他给出的薪水和开销数字实际上相当合适。
他说很抱歉那时候没法聊更多，不过他愿意见我，约我几天后在他的律师事务所聊两个小时。
“离群索居”。安妮·西顿曾用这个词描绘她在南方成长过程中的焦虑之一。在一所神学院，我听一个女人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词，我去那里是继续追索佐治亚西北部留给我的宗教和身份的观念。
“我可不愿意变得不是这群人的一部分。那是我的身份来源。”说起这些词的女人就像安妮·西顿，出身历史悠久的家族，不在佐治亚，而在密西西比。这个女人说，密西西比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她的家族已经在同一座房子里生活了将近两百年。
“我的身份是通过我的家族以及我们在杰克逊和密西西比是谁而形成的。我们在长老会教堂有自己的座位，那就是你的身份。有天我姨妈去教堂，在自己的座位上发现一个陌生人，就很震惊。”
虔诚和正确性的观念里也包括服务的观念吗？
不包括，她说，那种观念不适合她的家庭。别人有服务的观念，这个观念是给别人的。不过在亚特兰大，她花了不少时间为黑人社群服务。
“贵族出身让你做事，将你区别开来却又把职责强加给你，但没有人和人之间的联系。而且我觉得我花那么多时间在亚特兰大黑人社群上是因为我感到 饥饿 。”
“因为什么？”
“感到饥饿，因为……”她措辞有点儿困难，“因为接触。跟生活得比我更真实的人。我们是真正冷漠的人。”
她的意思是家族的礼仪、刻板和举止。她挣脱时甚至有大哭的冲动。在如今的服务观念里，以及在当一名牧师的梦想中，她已然发现一种新的社群观念。
“但别忘了，”说到她的身份，从前是现在很可能还是，她说，“这是个非常特殊的族群。上层密西西比白人。”
而当她迈向新社群的时候，她所了解的事物的旧方式正发生转变。这个家族目前遍布全美，而老宅，“种植园”，很可能“会分化”。“我母亲心烦意乱，我从未见过她这样。因为她有很多认同就要消失了。那所房子曾经是聚会地点，很多人都可以在那里待着。对于我母亲来说，那是一种地域感。那房子、那树、那泥土。阿姨们谈起南北战争就好像昨天才发生的。那里的人们炫耀这些老宅子，你知道的。那是当地经济的一部分。他们穿上往日的装束，展示这些房子。”
我说：“化装舞会。”
出于对新的社群观念的保护，她说“更像宗教信仰”。
认同作为宗教，宗教作为认同：那正是另一位神学院学生的主题，这个小伙子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佐治亚北部的山地社区。
他说：“当我回想成长的过程，有两件事几乎是一样的：家庭和教会。这个教会是小教会，大约四十五名成员，都是亲戚。七八代人之前，我们家族最初的成员搬到那一带，买了四百亩地，而我们仍旧以此为生。那不是种植园。早期或许有奴隶，但很快就没有了。我们是个小农场主家族。我祖父有十五六个兄弟，他们的后代都住在方圆三英里内。很少有人搬走。你去那里了解那里的人，才知道他们是亲戚。
“与此同时，你自己的认同很容易就丢了。但是我从此学会了欣赏那有多美妙：一个温暖有爱的开放型家族，不只是父母、兄弟姐妹，还有同辈、姑姨和叔舅。
“教会差不多一样。家族成员。圣洁会是一种非常感染人的宗教，早期打动我的东西是，人们在教会里跟我在家里了解的他们是多么不一样。他们在教会里表达的情绪是不一样的。经常大喊大叫。传教士会试图激发他们逐渐到达人类天性的原罪。礼拜仪式期间有时候人们会起身耳语，试图解释正在说的东西。而人们得到拯救的时候会有调谐。”
“这种宗教并不走向世界？”
“这种宗教是从世界搬走，是对世界的一次排斥。如今我仍在苦苦找寻跟那些产生关联的方式。在学院里，第一年我独自在宿舍里度过。我害怕出去。然后我开始对信仰在某些方面的世界观竟如此僵化感到愤怒。”
不过现在山地世界正在转变（就像密西西比种植园，并且出于同样的经济理由）。“很多人不得不出去找工作。”他们回来了，没错，他们从未失去联系。但是，“二十世纪正在向山地渗透”。
山地家族，旧种植园主家族：旧的社群观念不再管用，而那些家族的后代正在牧师职业中寻找新型的社群。不过，对弗兰克来说并非如此。他在一座城市的蓝领白人街区里长大。那不是“种族的”，也跟社群无关。那是南方，但山地男孩和种植园女孩从骨子里就被培育了南方的历史和往事，城市男孩则必须学习、领会。因为出生在民众当中，他早期的抱负并不一样。
“我想当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不墨守成规，有自己的权利和观点。但与此同时，我确实想要一个身份。而我在民主党中找到了。是在高中开始的。我加入民主党团体，很快成了青少年民主党的领袖。那成了我的宗教，因为我根据这个党的成败来评估一切。离开学校时，我直接加入了党组织。党成为我的社群。但那不是真正的社群，没有基督教社群的那种关爱。在海军服役时，我读《圣经》时感觉遇见了基督，备受感动。但那是孤立的，直到我来到这里，跟上帝的这种联系终于成真了。在神学院，我在这里才找到了真正的社群。”
亚特兰大的城市政治主要是黑人政治，而迈克尔·洛马克斯是极有前途的黑人政客。他才三十八岁，但据说会在1989年竞选市长。他不是从亚特兰大来的，而是来自洛杉矶，并且自成一格。他身材瘦高，穿着考究，有教养，说话柔和。他面色苍白。他没有黑人人民公仆的声望，但有服务黑人事业的家族传统。他在黑人写作方面的知识很可观，他崇拜早期的黑人激进分子威廉·杜波依斯，布克·华盛顿的批评者。他是一名有奉献精神的政客。
他对一切都深思熟虑过。他有政客那种强化的自我感觉，我们聊完以后，沿着桃树街靠梅西百货这一侧从市中心往回走了一阵，当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他很有名，人们都在看他。他开了个玩笑，不过这类公众反应对他很重要。
我们在图书馆会面，作为富尔顿县委员会主席，他负责的是图书馆。他在前院很殷勤地打招呼的那些人是建筑师。他郑重地说，不过面带微笑，“我喜欢建造东西”。图书馆议事厅的楼上有茶点：一套银色茶具和白色韦奇伍德瓷杯，还有一些精心挑选的小糕点，是委员会的人为我们摆放的，一个年轻白人，微笑着，乐于为优雅的主席服务。
黑人必须向内看，迈克尔·洛马克斯说。现在需要的不是拥护游行，更需要拥护的是一次内部变革。
“民权运动扭曲了我们对人际关系的看法，使其彻底变成对抗性的。在对抗性的关系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受害者也有施害者。我们是好人，我们是受害者。”他说，目前没有一个黑人领袖谈论黑人责任。
然而对他来说，哪怕有过去的全部成就，哪怕未来可期，当黑人仍是有负担的。他这样谈论这种负担（他之前或许经常这么说）：“在我的生命里，没有哪一天，没有哪一刻，我不用想起自己的肤色。当个黑人可不仅仅关乎我看见什么，那关乎我怎么感觉自己。那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
“我觉得有时候得给我们所有人驱一次魔，把那些种族的邪恶魔鬼全给揪出来。它们仍然在我们内部斗来斗去。
“十年前我去巴西。去的是巴西北部的萨尔瓦多，那个地方的人口非常混杂，有跟我肤色一样的人不算什么稀罕事。我感觉到一种巨大的解放感和自由感。不过我还感觉到失落，因为人们不会因为我的皮肤而消极地对待我。那是自由，但作为黑人我内心有太多预期，让我没法接受那个人的忽视——那是另一种视而不见。
“你必须直面你自己的魔鬼。对我来说，就是直面我是个黑人，以及白人每次看见我跟看见街上一个酒鬼或许没什么两样这种事实。那也将我看待自己的方式染了色。我曾经对当黑人感到气愤，为此悲伤。我没法跟白人或黑人打交道，直到我看着镜子，接受在里面看见的男人。”
人们普遍认为，福赛斯县警长的正确行为对缓解最初的形势起了很大作用。在电话里交谈时，我发现他说话平静而有条理；很多人已经见过他了。他告诉我怎样去他的办公室，说地址在福赛斯县监狱，这让我想到不少西部电影。
办公室离亚特兰大大约一小时车程。度假环境，有森林、保养良好的道路，以及陆军工程兵团挖的巨大人工湖，很难跟1912年的流血冲突联系起来：监狱里一个男子的私刑，另外两人公开绞死，给黑人警告的流动人群。县城位于春天的树林里，非常美式：快餐场所、看着像教堂的银行、公告牌——平平无奇。
一个女人从杂货铺走出来，为我指了去警长办公室的路。跨过镇上的主干道，穿过墓地，紧接着就到了一座低矮的砖砌建筑旁边。在繁忙的红砖小镇上，那是一座新大楼，不是1912年那座，不过跟西部电影里的警长办公室一样外观扁平，赫然标记着（就像电影里）福赛斯县监狱，有个停满汽车的柏油大前院——监狱和警长办公室，像是给机动车族吃快餐的地方。美国国旗和佐治亚州旗在旗杆上并排升起。
两道玻璃门通往接待区，两位上了年纪的白人正坐在矮椅子上。秘书拿着文件坐在办公桌旁边。她后面的水泥砖墙上，有一块佐治亚标志的牌匾，粗略地描绘着1776年的仪式主题——两根古典圆柱上的拱门，圆柱之间松散地挂着一幅卷轴，上面有佐治亚的格言：智慧，公正，节制。
那个秘书说，警长正在开会。有个穿牛仔裤的男人进来说着违规停车罚单之类的事情，反映出警长办公室的日常业务。警长本人过了一会儿出来，没穿外套，白衬衫上系着涡纹花呢图案的领带。他说：“过一会儿就来找大家。”
很快我就被请进了他的办公室，那里的老式帽架上，最上面是一顶带警徽的黑色牛仔帽。警长说那顶帽子他只戴过一次，就在福赛斯大游行那天。架子上还有警长非常干净的淡蓝色外套。
他四十多岁。他说自己在这个县待了二十年。他有段时间在“学校教书”，当了十一年警长。
他说，几年前福赛斯县一度被孤立了，人们也都非常排外。同样的事情大概在“整个北佐治亚地区”都有发生。“酒类行业也来了，不少乡亲在非法酿酒，因为这里与世隔绝。酿酒是仅有的收入手段。”后来那里来了洛克希德和通用汽车工厂，还来了家禽工业。“家禽工业把我们社区从比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中拉了出来。你开始看到更好的门路，人们蜂拥而入。”与此同时，还有亚特兰大的兴起。“我们现在吸引的就是大量的人。”土地价格翻了三倍。1970年有一万六千人，1986年肯定得有四万。“我们正在成为亚特兰大的富裕郊县。所以说我们处在爆发式增长之中。”
所以，尽管第一次兄弟友爱游行时“乡亲们扔石头”，但投石者的目标在新福赛斯不可能真正成功。警长说，第二次游行，就是两万人那次，不是什么种族性的场面。游行的有黑人也有白人，他们明确表示不想看见暴力。“美国公众不会容忍暴力。”
关于种族，警长说，没什么可做的。“真正的问题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你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人们搬到他们感觉舒适的地方，搬到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地方。”黑人医生要想在福赛斯县定居或许能融入，但对低阶层的黑人来说就不太一样了。人与人要和睦相处。“要是你有两个令人遗憾的黑人乡亲和两个令人遗憾的白人乡亲，他们就会打起来，因为没法和睦相处。”
警长说，大游行本身一直是新闻。很多人参加了那次游行，因为那是二十年来第一次游行。过去错过民权运动游行的人现在希望参加一次。“那让很多人有机会参加他们认为会成为历史的事件。”于是有了这两种“不稳定”的群体：游行者和反游行者。什么人反对？“很多是我在周六应付的人。执法部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在应付百分之十的人口。”警长就是这么说的：他是执法部门官员，还是社会学家（并当过教师）。他让福赛斯县的事务看上去更加可控。
尽管没有明说，但从他的谈话里可以引出两组寻求关注的人。民权团体，他们很久以前就赢得了几场大战役，事实上赢得了整场战争，如今还在吵来吵去并寻找原因；还有白人至上主义者，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寻求公众的关注和支援。正像警长描绘的，福赛斯大游行就像一次仪式化的冲突，按照特定的规则，在照相机前演完。在这种形式化之外，议题已经失效了。我还感觉到，过度曝光是这种形式化非常美国的一面。每个人都采访和被采访，每个人都成为一个人物，包括警长；现在每个人都把关注耗光了。
所以，就像警长说的，“议题已经失效了”。
警长还进一步表明了观点。游行者赢了，但此后三个月没有黑人搬进福赛斯。这个县依旧都是白人，证实了第一个观点：那个问题现在并非关乎种族，而是关乎社会和经济。
他令人印象深刻，瓦尔拉文警长。他是民选官员，并自认为代表美国人民的意愿——他们曾经转过身来反对暴力。尽管他不愿意夸大这一面，但也在履行自己的基督教职责。基督教成了一种教导爱与和平的宗教。（基督教在这种环境里有时候代表别的东西，三K党的基督教也必须考虑在内。不过警长把1912年的事件看作历史，七十五年了。他代表美国人民当前的意愿。没有暴力，他的职责就是看到没有暴力。）
他有没有可能看到形势转变？
他考虑了一会儿说：“如果体制崩塌……”不过他几乎立刻补充道：“体制不可能崩塌。个体可能崩塌。”
用对他的职责近乎哲学的观念来认识这个有教养的人，就是看他离福赛斯三K党团体的核心有多远。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亚特兰大的黑人市长安德鲁·杨提出来的。
“我不把三K党的行动单纯看成是种族主义的。”大游行三天后，《日报》报道他这样说，“这些是发现自己正被历史甩在后面的人的绝望行为。我们基本上需要的是一些职业培训计划，帮人们进入主流。当前我们在佐治亚应付的是下层社会——黑人和白人——问题。黑人下层社会卷入毒品和犯罪。白人下层社会卷入毒品、犯罪和三K党。你可以游行个不停，但那也没法改变。”
这个观点没有被接受。它没有再被阐述，消失在良好而安全的事业中。
已经取得了某种胜利，但几乎毫无变化。福赛斯县的消息就是黑人亚特兰大的消息。亚特兰大市议会主席马文·阿灵顿曾经谈论或者想要谈论的，正是这种特殊的挫折。
我们的会面并不美好。之前我曾致电他的律师事务所，他说我可以马上过来。但等我到那儿了，他不在。据秘书——给了我一罐可口可乐——说他出去了。他过了半小时才回来。他公司的办公室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在亚特兰大市中心一幢精心翻修的旧楼里，《宪政报》有篇文章说这座大楼花了一百万美元。
他回来时，带我进了他自己的办公室。那里阳光充足，可以俯瞰大街，比里屋暖和。墙上有很多证书和家庭照片，非洲雕像，旅行珍藏，放在窗台上。
这个场合的失败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错，因为当阿灵顿脱掉外衣催我开始时，我没想到要说什么。我原来盼着先闲聊一会儿，盼着闲聊的时候看到我想追究的想法或主题。不过生硬的请求开始只把最显而易见的东西装满了我的脑袋。那对他的焦躁不安可没有什么帮助。他时常起身踱来踱去，时常透过打开的门跟秘书说话，浏览办公桌上的文件。他说在同时做四十件事情。
这次令人不满意的会面的全部内容或许可以从《宪政报》和《日报》以及他自己的宣传中收集到：一个来自内城的人，在所有设施都有种族隔离的时候长大成人，父亲是卡车司机，儿时的志向大多源自母亲。“我挣脱出来了。”体育学位帮助他挣脱出来了，他关心那些不能获得那种学位的人。但改变很少。很少有经济力量伴随政治力量来到黑人中间，连黑人的商业街奥本大道现在也被忽视了。黑人需要机会，机会只能通过体制给予。于是他似乎仍在把责任放在别人身上。这里没有迈克尔·洛马克斯提到的内部变革的想法。依然是愤怒。
我说以前为黑人举行过运动，他说：“再等上三百五十年？”
他抽了一支大雪茄，把它掐灭，在我坐的周围生成一片芳香的烟雾。他为此抱歉，在粗率的同时，总有这些细微时刻关心我这个客人。一位同事进来，比阿灵顿对我更感兴趣。他的儿子走进来，阿灵顿看见这个自信的大男孩立刻就变柔和了，他儿子跟我说在英国待过两个半星期。过了一会儿，男孩出去了。阿灵顿后来又提起他。世界对于他儿子这种人是不一样的，他说。那是他普遍的尖刻里一次温柔与乐观的触动。
关于种族的尖刻。关于试图毁掉他的亚特兰大报纸，他这样说，还带我去了一间小屋，向我展示亚特兰大《宪政报》对他的攻击：他让人把它镶了框，跟一份印刷的抗议书放在一起，上面的签名包括马丁·路德·金父亲的，有关新闻媒体对黑人民选官员的态度。而首当其冲的一种尖刻与迈克尔·洛马克斯有关，在诸多方面与他截然相反：阿灵顿高大、笨重、强壮，黑褐色皮肤，白手起家；洛马克斯瘦高，肤色白皙，出身有教养的家庭，并且意识到自己的魅力。
大概六年前，阿灵顿在竞选亚特兰大市议会主席一职时击败了洛马克斯。而且据说要是洛马克斯1989年竞选市长，阿灵顿仍然愿意跟他竞争。他想让我读一篇亚特兰大报纸上写的洛马克斯的人物简介。他在电话里跟事务所里的某个人说话，以主管的口吻要来一份“洛马克斯人物简介”。后来他又在电话里对事务所里的某个人说，要一份他自己的小宣传册《阿灵顿承诺》。八页纸，十六张照片，印制精美。
他又打了几个电话。其中一次，我正浏览墙上的某件东西——在证书、相片和报纸专栏里陈列的往事——听见他斩钉截铁地跟电话里的人说话，可能跟他让我过来之后又被叫出去的那件事有关。那天他好像已经发现有很多事情在折磨他。
他再次谈到自己的儿子。那种柔情引得他想起了伦敦，儿子去过的地方。但那里有暴动，他说。而且等他到那儿时，“我在伦敦感觉不自在”。他补充道：“我去了莎士比亚剧院。不理解那个，但我是冲着文化去的。”我原本愿意多了解一些，不过他起身踱步、找文件、抽烟、突如其来的做作打断了诸多头绪，这也是其中一个。这次英国之行——透过阿灵顿的双眼看这个国家原本会很有趣——我们再也没有回过头去谈此事。
我很快觉得没有什么可问的了，我提出的所有论点都会在黑人劣势的主题上陷入泥沼。
那正是我担心的事情：亚特兰大的这些人物，他们接受的采访已经太频繁了，或许对城外人而言是全新的，但实际上可能已经缩减成了一定数量的姿势和态度，可能化身为他们的采访。就像某些作家——举个著名的例子吧，博尔赫斯，他让记者和其他人以采访的姿态采访得太多了，这些人按照文件里的绝对设定进行采访，绝不想遗漏其他采访里出现的任何东西，而他，博尔赫斯，最终变得只是采访里的人，一些故事，一些观点，一部浓缩的自传，一个口袋里的人格。我听人说，媒体就是这样给政客编造两三句口号，把他缩减到那些朗朗上口的词句里。我也担心过，担心自己挨不过大力宣传，而对阿灵顿来说则已经完成了。我一直没办法超越文件。
墙上是一幅镶框的亚伯拉罕·林肯的名言：律师的时间和建议是他存货的一部分。
我起身要离开。他很有礼貌，作为告别献礼，带我在公司的办公室兜了一圈。我遇到的人都很友好，有魅力；有一位白人办公室主任。在一间办公室或在任何组织里，人的品质和情绪会立刻向你泄露雇主或管理层的情况。所以对于阿灵顿，他肯定有某个方面比那天下午向我展示的更好。
下楼进入街道，行人都是黑人，结果亚特兰大与我迄今见过的地区显得都不一样，人群有加勒比地区、拉丁美洲的外貌，甚至就城市而言，由于亚特兰大并非有很多建筑的立体城市，而是遍布高楼和空地的城市，空地是停车场，所以很快就有了一种半废弃的外观——下楼进入街道，我被一种似曾相识的压迫和郁闷的感觉缠绕。
我被带回小时候在特立尼达的某些情绪中。在那里，尽管老师大多是黑人（褐色而非黑色皮肤），尽管我作为孩子对这样的人抱以最高的敬畏和尊重（对同为黑人的警察也是如此），并且在我眼中教师只是他们的职业，并非真的有种族属性，但当我发现和他们有校外联系，那一刻就开始了解——一个印度家庭的孩子，全是无法挪到家宅之外的老规矩，有人日复一日地上学时褪去回家时又重现的规矩和态度——我开始意识到黑人的身体素质，意识到差异，甚至他们的家庭生活之于我的那种虚幻。
有些类似的事情发生在阿灵顿的办公室。他的尖刻、他对种族和内城（“内城是我的球赛”）的强调，以及他从黑人的贫穷中借鉴的力量，已经在他四周建起了那种旧式屏障。
尖刻可以理解，愤怒可以理解，但是我也觉得愤怒和尖刻同样能对其他不会谋面的人有所要求。他曾说：“我喜欢自由。我无法像鸟一样飞翔。”很多人都能说些类似的话，不是每个人都能把它做成政治宣言。而我感到，这里几乎有两种世界观，两种无法调和的观看方式和感受方式，尤其是走回酒店的时候，身在类似加勒比地区的街道里。这令人沮丧。
我有心在亚特兰大黑人政客身上找出加勒比地区黑人政客的一些特征。在阿灵顿身上，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能在加勒比海环境中塑造出来的人。在加勒比地区，这样一个声称出身人民的人（像圣基茨的布拉德肖
或格林纳达的盖里
），并声称由于早年生活贫苦而理解人民的贫苦，很可能就继续完成了殖民权力，就推翻旧体制并在原地建起了自行塑造的什么东西。
不过这里，在亚特兰大——尽管作为市议会主席，阿灵顿有某种权力，说不的权力——这个权力是受限制的。或许正是这座城市的政治给黑人提供的尊严让他更能意识到环绕白人亚特兰大的巨大财富和真正权力。于是亚特兰大的政治可能已经被看作一场游戏，转移黑人的怒气。就像民权法案提供没有金钱或承兑的权利，城市政治也许提供了没有力量的地位，并刺激出另一种无法平息的愤怒。
赴华盛顿就毒品问题在中情局外抗议之后，何西亚·威廉姆斯要去欧洲做一些跟种族隔离有关的工作。他要么没去，要么旅程非常短暂，因为几天之后，汤姆·蒂彭就在亚特兰大为我和何西亚安排了一次会面。会面是在东亚特兰大的一个“街坊”，汤姆说，他会开车带我到那里引见。
我们停车的建筑看上去像一个小工厂或仓库，紧挨着一座三面墙的破棚屋。有一条中央走廊，有人坐在办公桌旁。墙上和门上印着“何西亚”的贴纸，让这个地方有种竞选活动总部的感觉。有个秘书坐在一张全尺寸办公桌旁边，我们穿过这个房间，被领进里面的办公室。
里屋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很多民权游行的大幅黑白照片：在一些照片上，何西亚年轻很多，跟着他那年轻得让人吃惊的领袖马丁·路德·金。有被警察逮捕时的照片。不过最感人的还是那些更有张力的简单事物的照片：游行者的工装裤和四轮骡车——这项运动的两个并行象征，感人，必然，正确，就像甘地帽和印度的手织品。汤姆·蒂彭跟我一起看着照片，说马丁·路德·金遇害的时候，人们决定用四轮骡车运送他的灵柩，但只有在博物馆或游乐场里才找得到——并被征用了。
墙上还有不少盾形徽章和牌匾是因各种事情而赠予何西亚的。还有一张杰迈玛大婶主题的黑人力量臂弯的海报
。这个大块头女人没有笑，她伸出一个大黑拳头，而口号是“住手”和“净重一千磅”。
何西亚（他曾在大楼里某个地方忙碌）终于来了，现在成了一个在自己地盘的人，被那里的人们遵从，比我在联邦法庭看到的要平和。
汤姆·蒂彭介绍了我，跟他说我对福赛斯县感兴趣。我看见他的眼睛立刻接纳了。汤姆都还没告辞回报社，何西亚就立刻开始谈了，开始自然而然地描绘这个故事，释放能量，来回走动，有时候直接来到我面前——大办公室除了办公桌还有长板桌，当时我就坐在长板桌旁边。
他把福赛斯的故事带回到那一年的开始，当时加利福尼亚的空手道教练决定在福赛斯举办一次兄弟友爱游行纪念马丁·路德·金。何西亚在电视上听到此事，同样很感兴趣。
“他不了解那里的暴力和激烈的种族主义。他们那么凶恶地尾随他，他开始意识到：‘我可能没法活着离开这个镇了。’那种地方的主要武器是火。烧他们，烧毁他们的房子。邻县来的一个武术学生自告奋勇来帮这个家伙。练武术的小伙子是出了名的硬汉。他对加利福尼亚人说：‘我们是白人男性。他们不能对我们这样。’他是个硬汉。不过他们没打算盯上 他 。他们会盯上他的家庭。于是他开始伸手向黑人求助。他变得越来越不坚定。
“我听说此事，首先打动我的是：‘我们每次参加运动，都有白人为我们辩护。如今这些白人小伙子有了麻烦。要是金博士在，他会采取什么姿态？’我说：‘何西亚，收拾好你的包。我们必须去福赛斯。’
“我最后是从报上知道练武术的小伙子叫什么的。我打电话给这个家伙。‘我叫何西亚·威廉姆斯。我给你提供帮助。’他受宠若惊，说：‘我知道你。在接受帮助之前，我想跟你当面谈谈。’不过我可不会连夜开车去福赛斯。他说：‘我开车到亚特兰大来。’我害怕他。我不知道他是谁。他也许是三K党呢。我在一家大酒店大堂安排了会面。他和他岳父当晚就开车过来了。他说：‘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的名声。我知道你是个强硬的人。不过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来福赛斯跟我一起游行，你不会活着离开那个地方。’
“我知道福赛斯多么凶险。不过我觉得他太悲观了。我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宣布我们九点从金博士的墓地离开，去福赛斯。我不觉得有人会跟我一起去。黑人怕福赛斯。他们知道它名声在外。黑人甚至不喜欢在福赛斯停车加油。
“迪恩·卡特，那个练武术的人，说：‘这些人很愚昧。他们被告知要赶走黑鬼，不在乎代价。他们从出生到去世一直被教导要赶走那些黑鬼。你要做必须做的事——你打他们，你杀他们——把黑鬼赶出这个县。那就像他们的文化。’迪恩·卡特就是这么说的。‘那就像他们的 文化 。’
“我以为我知道这个地方有多糟。我并不知道真有那么糟。
“第二天早上大概有三十五到四十个人。
“北上途中，我察觉到，这些人有深深的挫败感。我起身、教导、谈论、教导、谈论、说教，一路去到那里。我们到那儿时，有二三十人等着加入，有一两个是等着混进来的三K党。不过同时周围大概有一千五百人——报纸上说是两百人，不过我说是一千五百人——他们正在举行三K党集会，他们大喊：‘杀死黑鬼！杀死黑鬼！把黑鬼赶回亚特兰大西瓜田。’一千五百人啊。四面八方。
“警长试图让我们别下大巴。我说：‘我们是美国人。游行是言论自由的事。’我不打算让任何人阻拦我们行进。
“周围那些人都像火上浇了油，他们像奥运会跨栏选手一样俯冲过来跨过四英尺高的围栏，大喊：‘杀死黑鬼！杀死黑鬼！’”
我在法庭看见他时，他没做什么，话也很少，看上去疲倦不安。然而现在，尽管他一边在我椅子四周走动一边讲他的故事，跺着脚，砸下拳头，但看上去头脑很清醒。他的言论似乎不夸张也不离奇。一步步表现出他多么老练。他像印度圣雄一样，知道怎样安排事情，怎样利用社会公共机构：法律、新闻。
游行对手同样有所组织。按照何西亚的说法，他们储藏了导弹库。
何西亚说：“新闻记者一直跟着我”——这种对危险游行的描述很奇怪，有新闻记者在身边：他怎么把他们弄到那里的？——“新闻记者一直跟着我说：‘这糟糕吗？这糟糕吗，何西亚？’我一边说一边行动：‘不，不怎么糟糕。’我有个职员过来说：‘牧师，那就是很 糟糕 啊。’他是对的。那很糟糕。
“一个男人，福赛斯团伙中的一个，跑到我们大巴前面又跑到车尾——载我们去福赛斯的大巴，我租来的大巴——跑前跑后想来到我这儿。我意识到他在做什么。他看起来是个领头的，而我想我会试图通过目光跟他交流。”（我记得霍华德曾告诉我：在街头危险的时刻避免目光接触。那是霍华德避免麻烦的通用规则，而我在亚特兰大看到黑人侍者一直这样做。）“当他回到大巴前面，我冲他微笑。他发狂了，开始尖叫：‘黑鬼冲我笑！你们要杀了这些黑鬼！我不想让这些黑鬼游行。但这个黑鬼冲我 笑 ！’”
警长接着要求何西亚让他的人回到大巴上。
“我让大家回到大巴上，稍微压压火气，让他有机会牵制三K党。”
何西亚拉起一条裤腿的底部，展示他浅褐色胫骨和小腿上的暗红色擦伤。他说擦伤是游行期间扔来的一块砖头造成的。
游行就那么结束了。在驶回亚特兰大的大巴上，他有了一个想法，开始笑。儿子问他为什么笑，何西亚对他说：“我感觉好像真的庆祝了金博士的生日。”
那是他圆满结束故事的说书方式，那是从他对人们和其中的黑人开始错误地庆祝“金博士”——何西亚说到马丁·路德·金的方式固定不变——生日的苛责开始的。
何西亚说：“我在回家的大巴上跟儿子说：‘他们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白人。’
“我以前面对过暴民。不过他们通常是年纪更大的白人男性。如果有女人，也只有一两个并且很安静。但在福赛斯，哦上帝，有很多女人，不少人怀里还抱着孩子，尖叫着各种粗话，咬牙切齿。‘杀死黑鬼！黑鬼得艾滋病！’年轻人的数量，青少年！我就想：‘哦上帝啊，我们还得被那孩子在那里监督六十年。’”
第一次游行之后，何西亚说，有些报纸报道他是被赶出福赛斯县的。那激励他组织了第二次游行。当时有四千人游行。报纸说有两千人，而他认为有四千人。
“种族主义正在回潮，嗐。就像南北战争以后那样。他们当时把那说成重建时期的尾声。好吧，我们现在正处在第二次重建时期的尾声。”
不过福赛斯问题现在已经失效了，就像那位警长说的。有什么事情得到促进了吗？
何西亚认为，尽管没有黑人搬到福赛斯去住，但这个事件很也产生了诸多好处。他提供了一份好事清单。第一，福赛斯的好白人已经可以勇敢地面对三K党了；第二，各自为政的民权团体已经联合起来，金博士死后他们就没有到过一起。
“第三，福赛斯各股势力所谓的领导者们不再说空话而开始 身先士卒 了，不让事情再顺其自然。各势力的领导者挺身发动并激发对抗。第四，最伟大的事情。证明金博士的策略并未像别人说的那样，他一死就过时了。他们对我说：‘何西亚，你只是一个得了战斗疲劳症的老将军。该停止示威去谈判了。’他们已经把运动从街道带入了套房。出了街道进入套房，他们转过身就是这么干的。但是他们必须回到我的位置，承认街头才是事情发生的地方。”
“一个根本力量”，汤姆·蒂彭这样描述何西亚，但我没看出来。我看出他更多是一名演员，表演着他为自己创造的公众角色。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他投身的市议会政治需要他当一名表演者；然而透过他的演技——现在，在他办公室的私密之中——我明白了他的通透和好意，而我感觉圣雄本人——由于他所有的笨拙——可能也是靠那种品质传播了什么东西。
巧的是，靠墙书架有本书的书脊上有“甘地”字样。当何西亚不得不走出办公室跟一个访客交谈时，我翻了翻那本书。是本平装书，不是我以为的圣雄自传，而是电影《甘地》的剧本，扉页上有作者杰克·布莱利给何西亚的题献：说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个男人给另一个承受打击的男人写的一番话。题献在我看来似乎是在向两个人致敬，并暗指那部电影超凡力量的一种解释（有许多解释）。何西亚说过的故事（我是唯一的听众）、他曾释放的能量，都把新的意义赋予墙上的大照片：四轮骡车和工装裤，还有何西亚景仰爱戴之人，年轻的马丁·路德·金。
他回到办公室，讲述福赛斯故事时来到他身上的能量有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权威，他现在在我眼里绝对通透。
我问到他最近反对毒品的运动，还有他在中情局外面的抗议。
他说：“毒品这东西很不好。毒品正在摧毁我们的人民，超过奴隶制以来的所有东西——种族隔离、种族主义。对毒品贩子的恐惧、毒品交易导致的恐惧比毒品更糟。他们什么都不怕，不像那些吸毒的人。我在街头出生，长大，仍在街头生活，连我也刚刚发现毒品交易是多么糟糕。”
所以，他的行为是有逻辑的，就像圣雄的行为曾经有过的，从公众问题到个人、从外部敌人到内部的改革关怀切换。当我问到我们所在的大楼，他给人的那种非常现实的印象又加深了。那是他在“街坊”的政治总部吗，还是别的什么？他说那是他的营业场所。他制造化学制品。这倒出人意料。我肯定在什么地方读过，几乎可以肯定，但没有留下印象。
他自豪而亲切地说：“来，我带你看看。”
我们走进走廊，再走过办公桌，我来之后那里就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年轻小伙，像学生一样安静，在何西亚的事务中处理某些议题。在走廊的尽头，何西亚推开一扇门，在那里，办公大楼旁边附建了一个有大圆桶的仓库，边上是要叠成纸箱的几堆硬纸板。
“我制造清洁用的化学制品，”何西亚说，“地板清洁剂、窗户清洗液，所有跟日常清洗有关的东西。我必须让自己独立于城里那些人。”
他雇了二十个人。这项业务比我想的大，这个男人在商业这方面甚至有某种东西超越了此前的印度圣雄，圣雄的职业生涯从律师开始，对账目一丝不苟，对新闻报纸之类的事情小心仔细，并且二十世纪初在南非，正是出于这种独立和罗斯金
式美德的目的，创办了一个农场。六十年后圣雄的信念在异乡实行，这里的成就或许比圣雄在印度的还大：在奴役和暴力的背景中，给一个长期被羞辱和剥夺权利的民族赢得了法定权利。
他带我到外面，等一辆出租车。那里看上去没有出租车。他说：“我让我认识的人停车，叫他捎你回去。”但他认识的人没有出现。他的两个人正在一辆破旧厢式货车里待着，最后他让他们开车送我回去。“给他们点儿油钱。”他说。而驱车沿20号公路回亚特兰大，身边伴随着这些何西亚的追随者，穷人，在他们凌乱的货车上（开着收音机），我感觉自己在另一种气氛里，并感受到何西亚引领或代表的人与环境之间的距离，几条高速公路上浮现出远处亚特兰大市中心的高楼。
从散乱的印象里（并且确实更多从特立尼达的尚戈和肖特斯
的故事，以及那里对街角传教士和海滩洗礼的记忆）我一度认为美国黑人宗教是忘形和恍惚的宗教。我没有为其仪式或公共社交的一面做好准备，就像在霍华德的家乡。我并没有为其纯净做好准备，就像在何西亚身上。抑或，后来，在罗伯特·威默身上。
他是一个四十九岁的英俊男子，正式着装让他显得更帅。他是亚特兰大教育董事会的一员。他出身南卡罗来纳黑人家族，有一个五十亩地的家庭农场，不大，但足以维系家族许多人的生计。这个家族有三代人在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堡很出名。“也可能是四代。”
我跟他说，在我对南方黑人生活的认识中，没有这样的家族传承。
他说：“那是个秘密。”
“秘密？”
“你不会把什么都告诉白人。”这从他口中说出来太奇特了，在丽思—卡尔顿镶着木地板的大堂，他自信地坐着，与环境相得益彰。
他说：“他们有敌意。理解周边环境并为自己所做之事感到自豪的人都知道，你要是黑人，就生活在一个有敌意的环境里。”
他告诉我他大家庭的情况。“大家庭里确实有种共鸣。而出于那种共鸣和协作，我父亲的两个姐姐嫁给了一对兄弟，他们是烟农、牧农和普通的菜农。就是从那种务农开始一路走来的。而且我们相当心灵手巧，我觉得。我们有十六个人。我母亲是A.M.E. 牧师的长女。”
他告诉我这个缩写的情况。非洲卫理公会。这个教会那一年度过了两百周年纪念，他说。非洲？跟非洲有什么关系吗？没有。那是由前奴隶理查德·艾伦创建的，那时他发现自己被关在白人教堂的门外。而那是鲍勃·威默的主题：因为被拒之门外而在黑人中间出现的那种团结，让他们觉得有必要成立自己的教育机构，还有随着种族隔离结束而出现的崩溃。
他父亲是农场主的长子。所以他家里有一种传统，还有些质朴。
“我们确实不是领导者。确实不是。你和别人没机会了解黑人真实的样子。我的家庭并不觉得自己很突出。我们是有担当的人，承诺互相帮助。有种奉献是从我祖父开始的，并由我母亲延续。
“你必须明白你对黑人一无所知。
“民权运动对每个人来说都很伟大。但是比起黑人，那让更多的白人如释重负。我们在美国是一个被封闭、隔离和迫害的群体，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学会的一切，我的年龄层，我们知道做什么事都必须擅长。我们必须有求知欲。有爱国心。比别的家伙更好。有教养。还有宗教信仰。还要 小心谨慎 。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因为我们得为了谋生、为了带着安宁的感觉苟活度日而跟有敌意的体制周旋。作为一般群体而言，我们做得不错。我们创办了自己的教育机构，教育自己。公共教育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亚特兰大的第一所高中，布克·T. 华盛顿高中，1940年代建造的。”
“你现在对这些谈得多吗？”
“不，不多，没有什么可谈的。你说什么都是在吹嘘自己能生活得有多好。那什么都不是。要不然你就自吹自擂，在我家和我们这样的家庭那相当于罪孽——那是虚荣心。”
我问他教堂的地位。
“教堂是基本的。我没那么虔诚。教堂是我学习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地方。那是基本的。十诫——那是法则。就是这样。我小时候就觉得它们是我母亲的法则，而且我很想知道别的孩子是怎么开始听到同样的东西的。”
他很平静。然而别人——我提到马文·阿灵顿——并不平静。
他说阿灵顿那种人是“演员”。他强调了这个词，然后进行解释。
阿灵顿是律师。“只在黑人教育机构受过教育的美国黑人，跟去白人教育机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比起来，态度上有所区别。
“做事的时候谁都想获得成功。学习就是你和你精神面貌的一次转变，非常痛苦。如果你打算在美国作为律师变为成功人士，就只能模仿或者变成白人。这个职业——不仅仅针对法律职业——为你指定了那个方向。你会成为促成自身灭亡的一个因素。”
灭亡——死亡。那可是个很重的词。不过他的意思是灵魂的死亡；并且，正如他看到的，是随着取消种族隔离和其后社群失落而以某种方式来到黑人中间的那种死亡。这正是霍华德——现在显得那么遥远——在我们从教堂走回他母亲房子时提到的主题。
鲍勃·威默说：“我是指灭亡。我告诉你为什么吧。在教师职业、法律职业和任何职业中，你从白人机构那里学习黑人的某些事情，有百分之九十是侮辱性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是我的偶像之一，他说不翻耕土地就无法栽种——别人也这么说过。有一段时间，由于金博士可以跟世界其他部分沟通爱与同情，全世界有很多人感到在种族问题和对待黑人方面有些事是歪的、错的。不过这些好人一直都知道，他们早就知道。金博士所做的是为白人来一次精神宣泄。他对美国白人来说就是一次伟大的心理健康治疗。他为黑人做的是让他们的权利变成合法的，激励大量黑人为人民和自己采取行动。
“不过黑人一旦进入白人机构，就会发现待在自己的机构里要好得多，当美国白人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以为一旦有了相同的权利，我们的难题就都结束了。实际上我们保留了百分之八十的历史问题，现在还得应付所有跟成为白人有关的事情。
“我给你举个可笑的例子。如果你是个用人，为白人家庭做晚餐，你知道他们会吃多少，还知道多做一点儿就能顺手带回家。你总是那么做。那是内置经济的一部分，隐藏的经济。”
还有别的例子，没那么好笑，实际上光想想都觉得难为情。在种族隔离时期，黑人不能待在酒店或汽车旅馆里，在餐馆也得不到服务。有些地方在后窗给黑人提供服务；那种事在厨师得知订单是后窗订单的时候经常发生——如果他正在做汉堡，就会多加一块肉。这就是吉士汉堡的由来。没有给黑人住的酒店，有些黑人家庭或房子里逐渐形成了“旅客之家”，黑人们可能会暂时住在那里。本地黑人通常都知道这些地方在哪里，还能带旅行者去。“旅客之家”通常是某人家里的一个房间，给一些人提供了谋生之道。
“民权运动让我们平等了。我们不用再非得足智多谋不可了。我们需要的是一张信用卡和一份好工作。那么，损失了什么呢？经营旅客之家的史密斯女士没办法谋生了。我们从一个家庭每晚四美元——包括早餐和你带走的一份三明治，还有交流——涨到假日旅店房间每晚十四美元。”
通过旅客之家的交流：那是种族隔离出乎预料的成果之一，也是鲍勃·威默强调的事情。他说，由于这种交流，新舞蹈在黑人中间传播得非常快。在没有电视的日子里，它就像魔术：这个国家不同地方的黑人遇见时总能跳起同样的新舞蹈。随着种族隔离取消，这也没了。
“全美国的酒店都有一次类似假日旅店的巨大增长。我记得没出门旅游过的人会去市中心住假日旅店，因为他们有这个权利。”
宗教就像空气里的东西，一座人们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激发的情感仓库。宗教职业牵涉颇广。对有些人来说，职业包括服务和社群的概念。对于自我感觉更强的人来说，他们带着赢的愿望来到世间后来却由于各种原因退出，这项使命之出现是由于人们渴望阐述诺言、布道、向上帝和曾经存活的人的生命献祭。
在一所宗教学校的一群成年学生中，我碰到一个做过买卖的白人一度“对上帝感到谦卑”。他孜孜以求的资本给出报价让他得以维系业务，随后他很快就做出了宗教上的决定。那次资本报价是一次引诱，但他没有堕落。他是个英俊的男人，有迷人的蓝眼睛；他不可能不了解自己的外貌；他或许期待更轻松地在这个世界穿行。同样的情况很可能也能拿来形容亚拉巴马长相标致的黑人女子。她把自己的美丽说成某种理所当然的东西，某种仍是资本的东西。不过她离开南方以后生活穷困潦倒。还有音乐家丹尼，他也像做过买卖的人那样对上帝感到谦卑——他用了同样的词。
丹尼说：“我把我的生活描绘成一面破碎的镜子——这里一块，那里一块。”
我太被这些吸引了——安妮·西顿谈过这种纷乱——忍不住对他宗教生活的发展感兴趣，我想再跟他聊聊。我们定了一个时间。他没来，我打电话，他正吃东西，从声音能听出来；他说他做的事比原先设想的多得多。我们又定了一个时间。他来了。
他皮肤黝黑，健壮结实，穿着黄色短袖开襟衬衫，在丽思的休息室里看起来非常随意，那天早上他们正在那里制作一段酒店的录像，有个男模特，他们变换着周围非常明亮的灯光。这就是我们讨论宗教和浮华世界的背景。
我问起他对上帝感到谦卑的那种感觉。这是他故事开始的地方。
“我一辈子都是这样一个赢家，总是追逐名声，甚至在高中里。我做什么事都是第一名。在音乐里，我一定要当领头的。我是足球队队长、篮球队队长。我是班级里毕业致辞的人，我获得了全班级所有应届毕业生的最高成绩。就连在家里做家务，我也会尽最大的力气，因为我知道父母会夸我。我就是喜欢让人们夸我。我觉得我是这世界的特例，我觉得那跟天生的、神赐的恩惠及天赋有很大关系。
“我的父母也是专家。我父亲是牧师和教师，我母亲也是。他俩都是专家，这让我们住的小区也变得有些独特。我小的时候就很自豪。我们住在得克萨斯的小地方。
“我甚至能想到，小区里大部分人还没有室内卫生间的时候我家就有了。尽管我从不拿那种事吹牛，不过对我总是有所影响的。我们是第一家或第二家搞到电视机的。我父亲实际上像小区的领袖。种族融合后第一个进学校董事会的黑人。
“我明白这个事实，变得喜欢自夸和得意扬扬——让它展现在表面——这使得人们不喜欢你或者厌恶你，所以我一辈子都知道怎么变得谦逊，不过是为了赞扬。
“我有一项音乐奖学金、一项足球奖学金和一项篮球奖学金。事实上我一个也没有接受，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估计最后音乐会成为我的最佳路线。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在教我，我姐姐和我总是在教堂的节目里表演或独唱，所以音乐一直是人们关注我的一种方式。那不是我脑子里琢磨的东西，那就是我非常确定的东西——你演唱时每个人都坐下听，关注你。我以前甚至经常到杂货店里，给那里的人独唱，为了得到一些糖果。
“当我离开家去念大学看到了足球运动员，我决定围绕音乐发展。足球场上的家伙那么高大野蛮。那会是一条艰难的前进之路。
“大学里有一次才艺表演。我当时正穿过宿舍楼，听见楼下有人弹吉他，便下去看发生了什么。我回到房间，拿起单簧管下楼，跟这个家伙一起演奏——歌曲。引来一群人。人们开始下楼听，之后来了更多乐手。从那一刻起，我们决定练熟一两首进行才艺表演。那一晚我们很成功。礼堂里有位夜总会老板，他邀请我们当晚去夜总会演出。我们不为钱演出，而是为了甜甜圈。我们那么喜欢演奏，除了那两首什么也不懂。但就那么开始了，这个团队成了这座城市最热门的团队。我们有了经纪人。我们环游全国。我们给自己树起了名声。
“我挣了那么多钱，还那么受欢迎，而我只有十九岁，只是大学高年级学生，住在一座极好的公寓里，我想我是上帝给女人的礼物。后来学校一下子变得没有吸引力了，看起来确实丝毫没有关系了，因为我已经走在通往名声和财富的路上——我把 名声 放在财富前面。
“于是我离开学校，一心要当明星。在十七年里，跟几家唱片公司一起环游美国和加拿大、非洲之后，我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
说起来只是一瞬间。不过丹尼的言外之意是他误解了音乐世界，误解了他在其中的位置。他的位置一直就是附属的、辅助的。他太急于以明星自居了，让自己被迷惑。
“我开始感觉对生活失去控制，甚至觉得上帝对我不公平。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天赋不比这个行业的任何人差。但我一直被利用。他们从我的歌里汲取想法，却从未把我的资料向全国推广。”
“你的意思是你没有经纪人？那么多年？”
事实证明，他大学的第一位经纪人并不长久。“有件事情是，我的人生里只有 自己 ，所以我就是一切。我猜我可以给自己当经纪人，所有事情。我不唯唯诺诺。骄傲让我丧失了最早的经纪人跟我说的理智——如果我留在他的团队，他会在金钱上支持我。但是我想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前面。于是我们年复一年地四处游荡。唱片公司和推广人知道艺人沉迷于一件事情——娱乐。于是他们利用我们，而我们允许自己被利用。
“我失去了自己的团队。危机就是那一刻到来的。在一家俱乐部里，我记得正在思考，‘我最成功的时候是当学徒的时候’。那个词奔向我： 学徒 。‘一个有人脉也有钱的人的 学徒 ’。
“回顾过去，我认识到那时候主正在处置我。那时候我正经历某种谦卑，甚至认识到我要追随某个人，而不是被直接控制。但我正在从音乐方面严肃地思考，也许我需要加入一个正在做事、正在去什么地方的团体，成为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
“接着出现了一个重大机遇。我记得在一间录音棚里，正在为给我报价的公司准备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就像一次试听。我 糟透 了。我在录音棚里崩溃了，哭得像个婴儿。
“我记得在棚里祷告。我说：‘主啊，你为什么让这发生在我身上？我回家怎么跟他们说我错失了这么好的机会？’我曾经给全美国的人打电话，告诉人们留意我，因为我最终会当上大明星的。甚至尽管我父母从未赞同我做的事，我也能感觉到他们同样盼着我成功，我会梦想成真。我梦想的大事就是用一辆劳斯莱斯和一百万美元的家给我母亲惊喜。”
“你为什么认为你在棚里的失败那么糟糕？”
“我看上去就不像能成功的。我很沮丧。感觉生命已经结束了。我感觉那像给我的最后一击，把一切都击碎了。一辈子靠骄傲为生，然后被揭发，就像叫我冒牌货一样。或许我从来就不是自己以为的那样。
“于是就在那段时间，我开始考虑另一种方式。我这辈子脑海里好像总是听到一个声音说：‘首先，你有没有可能当一名作曲者。让别人来录 你的 歌——那是为你准备的最佳路线。’我就是感觉到了那个。但是我太骄傲了。我不想以作曲者的身份成功。我想唱自己的歌。但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是个终极抉择。因为，哪怕我处在最低谷，也没有彻底放弃过，所以这是为我准备的一个谦卑的关键时刻，或许我应该试着当一名作曲者。于是我把一首歌给了当地一个乐手，一位了不起的乐手，我成了他的制作人和经纪人。在当地来说，我们是成功的。
“正是在那段时间，我遇到一个人向我说起基督。他是牧师，一位黑人牧师，六十岁出头。他也是一个乐手。我去办公室找我妻子，遇见了这个人。遇见他时，他的表情就像有 光 从眼睛里射出来——就是炽热。这笑容恰好穿透了我。他带着那么多 爱 看着我。与此同时，我感觉他的表情正在把我拉向他。不过从内心里，我感到污秽、不洁和羞愧。我想朝另一个方向前进。这些都发生在他和我妻子工作的保险公司的办公室里。
“他就说：‘我一直盼着见你，久仰大名。’他是吹萨克斯的，不过他说他只演奏 圣歌 ，还问我们可不可以用萨克斯一起演奏圣歌。我内心没有渴望，没有意愿那么做。但我跟他说可以。
“大约一周后，他来之前送了我一本《圣经》。那是一本‘当代圣经’。最前面有选来论述特定问题的经文。有一句是：《圣经》如何谈论成功？它给出的所有经文都与成功有关，还有你痛苦沮丧的时候怎么做。那些经文都跟对主的信赖有关。信就行了，他会做的。重点是 他 。我这辈子的重点都是 我 。 我 会做，或者 我 能做，或者 我 做过。”
想到 我 早就做过，丹尼笑了，仿佛开了个玩笑。
“跟这位老乐手在一起的时候，我接受了基督。他跟我分享基督。他向我打开了《圣经》。
“送《圣经》之后一周，他来到我家。那个时候我妻子恰好不在。他是带着萨克斯来的。我们演奏了一会儿。他确实开始对我的歌声感兴趣。他跟我分享了基督。我们做了祷告。我知道——不过主要是我自己读《圣经》并看到我背负生活重担的地方，要成功，要幸福，把那重担扛在肩上——我通过《圣经》看到，上帝通过基督给我提供了我追求过的一切。
“于是我祈祷并邀请基督来到我的生活中。我相信上帝化身为人来承担我们的罪过，这样我可以生活在上帝的正义里。有段与此有关的经文深深地吸引了我。那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当代圣经’是这样表述的：圣灵想在你身上结出果实。‘果实’。单一，却复杂。果实，即：爱、快乐、安宁、容忍、善良、温顺和自制。那深深地吸引了我。要成功就要让一切与我同在，因为决定我幸福的不是环境，而是我与上帝的关系。所以，成功不再取决于个人成就，而仅仅是拥有了解上帝爱你的安宁和快乐。那么多爱，以至于我做过什么事情他都会宽恕。
“就在那一晚，在家里跟老音乐家一起祷告后，我跟他去监狱参加过一次礼拜。这成了每晚都会做的事情——访问监狱。他传道我唱歌。”
“你怎么看监狱里的人，那些囚犯？他们怎么看你？”
“我 爱 他们。我开始 看见 人。我一辈子看见的都是自己。我的爱是一种导向自我的爱。我开始看见人们给我的比我给他们的多得多。换句话说，我开始用看见上帝的方式看见人。
“在这段特殊时期，我周末仍会跟一个乐队演奏。不过我的歌变了。我开始把世俗歌词换成关于耶稣的歌。我开始在台上传道。”
“人们是怎么接受的？”
“当成笑话。”
“黑人听众还是白人听众？”
“都有。我开始在去特约演出——我们这么叫它——的路上研读《圣经》。跟几位乐手一起。一有空就研读《圣经》。这个团队变得比以前更受欢迎。与此同时，引领我到基督的那位绅士耐心而亲切地告诉我，会有某个时刻，到时我会做出一个决定——绝对服从基督。
“而那是我挣扎——我斗争——的时候。我日日夜夜告诉主，我可以成为夜总会里的见证者，因为那里的人不去教堂也不想去教堂。但我一直读《圣经》，并在脑海里倾听。‘与他们分别。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或者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
“那个时候，一天晚上，我和妻子在家。我有一个幻象。在得克萨斯的家乡。离我们的房子大约两百码有座池塘。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现在也是。我在那里钓鱼，放来复枪，游泳。我看见自己走在通往池塘的田地里。这时我听见一个声音叫我摩西。我抬头看，在上面。我听出了那个声音。我知道那是上帝的声音，说：‘你已经尽你所能走到最远了。’我立刻闭上双眼，躺在地上。突然，另一个起初透明的形象从躺在地上的形象中产生。这个形象很强健。随着它爆开衬衣，我可以看见自己手臂和肌肉的血管凸起。我脸上是坚毅、雄心和强有力的骄傲。我继续向池塘走，每一步都变得更加热切、自信和雄心勃勃。这时，我突然再度听到一个声音说：‘摩西，你只能走这么远。’这次我带着怨气向上看。我在脑海里说：‘不，你现在可不要拦我。我几乎已经到那儿了。我能完成。’
“上方的力量，我始终在对抗的力量把我压在田地里。我双膝跪在地上，仍在抗争，我的皮肤开始溶化，骨头也开始溶化，直到变成一个外表可怖的生物，像恐怖电影里的东西。但是我继续抵抗，直到只剩液体——我是一摊液体。接着另一个形象，起初是透明的，从地上那个形象里产生。这一次我很平静——这个形象的脸是平静的，我的脸上，我的心里也有爱和快乐。顺从，愿意服从并信赖给我指路的那个声音。
“我醒的时候，我——在幻象里——在水中摩挲自己的脚。妻子醒的时候，我坐在床上，眼泪像水一样从脸上淌下，浑身起着鸡皮疙瘩。我坐在床上，依然在场的力量唤醒了我妻子。妻子醒来时很害怕，她大叫：‘亲爱的，怎么了？亲爱的，怎么了？’我开始唱：‘没什么不对。上帝正在召唤我。’她立刻躺下，回到睡梦中。
“不久，我彻底屈服并加入牧师行列，从有热门唱片的地方走开，明白了神的爱和顺从上帝的愿望就是成功。
“过了些日子，我三十四岁生日时，我向主许诺，他派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带我加入卫理公会
，我成了牧师候选人。现在，这个教派坚持认为人要念神学院。我选的学院在我的家乡，很贵很贵，而我身无分文。我到那儿就被拒绝了。他们告诉我有钱才能念。拒绝我的人是委员会的牧师。他说：‘先生，你来这里可谓很有胆量。你一个子儿也没有。’我说：‘主派我来的。’”
讲着自己被拒绝的故事，丹尼笑了。
我问：“他到底说了什么？”
“他说了一些这样的话：‘让主给你一些钱，再回来。’”丹尼又笑了，仿佛他理解那是多么诱惑人，一个身为牧师的人那样回答。
丹尼说：“他很粗暴。那是在星期五。那个星期天我指挥唱诗班在我们的教堂里表演了一首萨克斯歌曲。教区督察那个星期天过来了。听说我是牧师候选人，他深受感动。星期一早上，我接到送我走的绅士的电话。他说：‘肯定是上帝派你来的。我们打算让你入学。’学费已全部付清。到目前为止超过两万美元。那是在三年前。”
我问老乐手的情况。
“他仍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 爱 他。我叫他父亲、兄弟、朋友。我讲这个故事，也愿意让它为人所知，这样也许有人会被耶稣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