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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在纽约工作，是一名设计师和刻字师。霍华德是他的助手。时不时会变得消沉的吉米有一天对霍华德说：“霍华德，如果我不得不辞职，而你又找不到别的工作，你会怎么做？”来自南方的霍华德说：“我会回家看我妈。”
吉米被打动了，他跟我说的时候我也被打动了。霍华德有一样东西是我和吉米都没有的：他视为家乡的那片土地，绝对属于他。而且我觉得——听到这个故事几个月以后——这本南方的书就应该从那儿开始：霍华德的家乡。
霍华德安排了这次拜访。吉米决定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在复活节周末成行，时机纯属巧合。
天正下着雨，纽约已经连着下了两天雨。
在拉瓜迪亚机场，霍华德说：“我年轻时不喜欢这地方，因为一成不变。”
我还以为他的意思是历史的一成不变，过去存在至今。但根据他后来所说，我感觉他只是说那是个没什么变化、没什么事情发生的乡下。有时候，我对霍华德的话会有这种困惑，我太想从里面挖掘一些言外之意了。
霍华德身高六英尺，不过体形修长且行动轻盈。他当时二十八九岁或者三十出头。他非常有个性。他独自生活，不愿意住在哈莱姆。他看的都是严肃报刊，对外交事务也特别感兴趣。他喜欢烹饪，周末打手球来保持身材。他很容易相处，不爱发脾气；我觉得这跟他有个如此确定且亲密的家乡有一部分关系。
霍华德说：“你们看到南方是怎么开始了吧。这儿的黑人更多了，飞机上。”
大多数乘客是黑人，而且不像非洲或西印度群岛的人。他们几乎都很克制，从大城市回家过复活节。
我们在格林斯博罗降落。这是个大机场。仅仅几分钟的路程之外，还有一个机场，差不多一样大，证明这里的东西都颇具规模。我们在那里下了飞机。候机区里有军人。天气比纽约暖和，我换了件轻便的外套。
很快我们就上了公路。
霍华德说：“看，山茱萸和松树。你在南方会见到很多。”
山茱萸是小乔木，现在正开着单瓣的白花。它不是英国的那种山茱萸，喜欢水的红茎灌木或小乔木，在秋冬亮丽登场。在最清新的春绿里，还有橡树和槭树——霍华德把它们指给我看。
土地平坦，像阿根廷的潘帕斯或委内瑞拉的拉诺斯草原。不过，树木划分出田野的边界，为事物提供了人类的尺度。我们经过烟草库房，波纹铁皮建筑有点儿高，近乎方形，过去烟草就在这里加工。它们已然破败，波纹铁皮锈成深红色，木材经过风吹日晒变成了灰色。在绿色的映衬下，这种波纹铁皮锈成可爱的颜色，让这片土地显得格外美丽。
公路看上去跟美国其他地方一样：汽车旅馆、餐馆和加油站的广告牌。
烟草仍是一种作物。我们看见幼苗正在进行机械化种植：一个黑人在拖拉机上，两个人在后面的拖车上，把根部带土的幼苗用带柄的挖洞器栽下去。霍华德说，以前的作业全都是手工完成。学校放假的时候他就采割烟叶。绿叶上渗出来的油脂染黑了他的双手，很难洗掉。我从来不知道绿叶里出来的这种黑漆漆的油脂，不过很快就明白了：人们吸烤烟叶就是为了油脂和焦油。
我们在公路上开得很快，我还没做好准备，已经到了霍华德的地盘。有个镇中心，一个附属于那个镇的小型富裕白人郊区，外面是黑人区。差别显而易见。但是霍华德，现在靠近他的家，似乎已经认领了白人区和黑人区。
他已经兴奋了一早上，现在更加兴奋。然后，进入另一个小镇，我们正在观察的地方他从小就熟悉。他割过草，清理过游泳池，还擦洗过一座房子的门廊，也就是鲍恩宅邸，那个多多少少还拥有这座鲍恩小镇的人的宅邸。他也给其他宅邸里的人干过同样的活儿。
公路旁有个绿色小木屋曾经是他母亲的房子，现在已经没人用了。他在那里长大。他母亲如今住在另一座房子里，另一座房子更大更新，那里才是家。我们在公路上见过，是一座混凝土砖房，离公路有段距离，在几座房子的后面：并非我想象的树木环绕的老房子。我们没有停车，先去了镇子外的汽车旅馆。
汽车旅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木屋。在沙地院子里，树下和灌木丛后面有几排附属的兵营式小屋。一个黑人男孩正用水管冲洗木房的门廊地板。他看上去有点儿害羞——那天早上我第一次有了种族上的拘束感——说办公室在里面。
看不出哪里是办公室。只有一个矮顶的空房间，两三排小桌子上铺着红蓝相间的格子桌布，紧挨在一起。空调关了很久，空气不流通，气味难闻。
霍华德大声嚷着，一会儿，一个穿短裤的年轻白人系着黄色塑料围裙，拿一把大菜刀从后面穿过两扇门走了过来。他气色不太好，张着大嘴，动作也不协调。又一会儿，一个肥胖的白人老妇从同样的两扇门穿过来，长着一张扭曲的脸。我感觉我们不识抬举地打扰了他们，老妇人和还是小孩子的年轻人。
两间房？我们是要两间双人房还是两间单人房？
我没理解老妇人的问题。但随后，穿短裤、系黄色塑料围裙的男孩放下刀，向我们稍稍示意，我们就跟着他——他用笨拙有力的步伐行走——出了餐厅，到了松树下的沙地院子，接着进入院子一角的低矮建筑。那里地面潮湿，男孩把房门一一打开，地上都是湿的，散发着密闭的陈腐味道，铺着污迹斑斑的廉价地毯。
不过，更好的判断在起作用。吉米和我跟着穿黄色围裙的沉默男孩看这些房间时，霍华德并没有跟我们一起，他从汽车旅馆里的某个人（也许是脸庞扭曲的老妇人）那里听说邻近的彼得斯镇有个新式汽车旅馆。（鲍恩、彼得斯：美国大大小小的地方经常用人名命名，而这些地名平淡无奇，让一些旅行线路读起来就像陆军班或运动队的名册。）
去彼得斯，紧接着我们就出发了，穿越高速公路的景观。彼得斯汽车旅馆总体上看更大，有几个两层楼的红砖建筑，甚至还有宣传游泳池的广告（尽管过滤器出了一点儿故障，水池因为有水藻都变绿了）。
霍华德走上我们前面的台阶，穿过两扇门进入办公室，然后带着一点儿幽默感，神秘兮兮地冲我说：“这是给你准备的。”
他的意思是办公室里的女士是印度人，不会弄错，印度来的印度人，尽管她没有穿纱丽，尽管她的言谈举止有种非印度式的自信。对我而言，她的口音是美国的。只有一次露了馅儿，当她直爽、不客气地说“店内”不供应咖啡之类的东西时，这个词跟“恶行”押了韵。
那就是印度的，就是有种印度腔。
后来我听霍华德说，过去六年左右，印度的印度人在南方一直从白人手里买汽车旅馆。（而这或许就能解释，不久后我在佐治亚州西北部一家汽车旅馆里看到的大型霓虹灯广告牌，“美国人持有”。）
所以在那里，在对霍华德来说是家乡的地方，白人可能是从小说里走出来的；而不远处，来自世界另一侧的人们早就化身成了美国人，根据他们对这个词的特殊理解。
汽车旅馆女士的丈夫走进办公室。他也是印度人。他穿一件浅黄褐色的短袖丝绒衬衫，有得克萨斯口音——或许在我听来是那样的。他妻子说（而他正在证实）他曾在休斯顿从事石油行业，是一名石油工程师。六年前，他离开了石油和休斯敦，自认为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就像他妻子早先所说，尽管她也承认北卡罗来纳州彼得斯这个地方非常安静）。
海蒂的房子，霍华德的新家，是海蒂亲手分几次建成的。它离公路有一段距离，在居住区其他房子的后面，有条车道直通公路。地点是精心挑选过的。房子两侧各有一个带台阶的前门廊，而从公路通过来的车道尽头是一个门廊车库。房子后面是林地。
铺着松软地毯的客厅在欢迎我们到来。厨房在房间的一个角落，带餐台。卧室和普通房间分布在客厅延伸出去的一条中央走廊两侧。
海蒂是个身材匀称的高大女人。她六十岁，皮肤依然很好，戴着眼镜。她认识吉米，弄出很多善意的声响来欢迎他，霍华德则扮演归家游子的角色。他放松地坐在餐台前的高脚凳上，双臂优雅地耷拉着，一条腿蜷着，一条腿伸直：在这座房子里是儿子，如今也是我们的半个主人。有扇门通向门廊车库，旁边墙上有家庭照片，包括霍华德穿毕业礼服的一张。
我们享用了午餐：炸鱼、绿甘蓝菜、有着煮熟胡萝卜颜色的甘薯。我们四个就坐在会客室前面用餐区的餐桌旁。
就在我们坐着的时候——前门通向两边有台阶的门廊，我背对着它——传来了大叫声。一队人马抵达：海蒂的姐姐迪—安娜（据我听到的名字）从奥古斯塔来了，还有迪—安娜的丈夫和儿子。迪—安娜看上去长得不像海蒂，比海蒂块头更大更丰满，肤色更深（海蒂是棕色皮肤）。她更活泼，跟她的体形有点儿相符，不过双眼更敏锐：她可没有海蒂的安静劲儿。
迪—安娜的儿子乍看上去穿得乱七八糟，不过随后我看出他的衣服精心搭配过，绝对是穿给别人看的：一件蓝灰色、款式松垮的时兴外套，一件亮白条纹衬衫，一条标签外露的锥形补丁裤，还有一双新鞋（鞋面近乎白色，显得很新）。复活节的宾客；精心装扮的节日。
他们聊了一会儿最近举办的一场大型拳击赛。他们全都喜欢获胜者。霍华德说他就像一位现代黑人，平和而有教养，另一个家伙虽然高大强壮，但更鲁莽。
穿现代服装的年轻人问我在北卡罗来纳做什么。
等到我告诉他，他说：“哪种书，历史的？”
而当我和霍华德解释时，迪—安娜皱着眉头说：“希望你不会让我们失望。”
她儿子现在严肃得跟衣着判然两样，他说：“我们有太多的往事。”他们对往事不感兴趣，他们对当下感兴趣。
我没想起问海蒂是否有工作，霍华德也没跟我说。不过我们到了这所房子之后，我推测她在一家便利店的咖啡座做兼职，那个便利店归鲍恩家族的现任当家人所有。午餐后，她带着我和吉米去见他。她说他是个好人。
这家便利店只是鲍恩先生的产业之一。我们去他的家具厂见他。他说自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鲍恩家族的人。他只是跟这个家族通婚，但人们觉得他是鲍恩家的一员，他也就慢慢接受了这个姓。在镇上，鲍恩一名首次见于记载是在《独立宣言》之前几年，不过当时的镇名是劳伦斯（这表示独立战争期间或之后有某种强占）。
不过，鲍恩先生不想谈历史。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大个子，想让我和吉米去看他做的家具。他想谈谈鲍恩家的生意，让我们知道这个小镇是个进步的地方，尽管只有几千居民，但在当地银行有数百万存款。他完完全全是鲍恩家的人。给出这些数字时，他领着我和吉米绕着家具厂闲逛，给我们看他或他的机器用木板做的物件，海蒂穿着全套牛仔裙站在旁边，姿态中有某种霍华德式的优雅。
我从没听过鲍恩这个地名，是霍华德告诉我的。如今它无处不在，附着于当地每一种行业：农场设备和农业物资店、杂货店、录像出租店、加油站、家具店、便利店。
他是个好人，我们告别鲍恩先生和家具厂之后，海蒂又说了一遍。当初她想要五千美元盖房子，去找过他。他当天就让银行安排了一项贷款，而银行要的所有担保只是海蒂的汽车和一些小东西。鲍恩先生还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海蒂说。他曾提供土地给黑人作墓地。她在那里有一块家族墓地，有刻好的墓碑。
我们开车穿过郊区林地到达墓地，差点儿开到墓碑上。海蒂想让我们看看，但不鼓励我们下车。我们就待在汽车里看了一会儿。那是一块小墓地，没有用栅栏或树木隔开。现在正逢春天，万物生长，就像林地的一部分。
有块墓碑是海蒂父亲的。我们回到屋里，她讲起他的一些事。他是个聪明人，因为他屋里总会有很多食物。他在农场给一个白人干活——我开始理解了，对于海蒂来说，以她的方式定义人是多么必要。那个白人对农场没兴趣，海蒂的父亲打理一切：农产品销售，以及所有事情。现在，海蒂的父亲住过并在那儿去世的那间农舍已经破败不堪。它仍归白人家庭所有，不过他们不打算出售，想让它留个念想。
海蒂的这位父亲是哪里人？他1961年去世。他会不会出生在1900年前后？1894年，霍华德说。年份就在墓碑上，在鲍恩先生给的土地上的黑人公墓里。而父亲的故事是模糊的。他一度是个孤儿，从难以相处的叔叔那里逃走，并在铁路沿线找了一份工作，然后到了这里，给白人史密斯先生当佃农，最后取得成功，成为当地最先拥有汽车的黑人之一。关于这位父亲，不太可能了解更多了，哪怕把时间追溯得更远。再往前是一片模糊，以及海蒂的姐姐、姐姐的儿子或许所有黑人都有过的太多太多的忧郁。
后来，我们小睡了一会儿——吉米住在海蒂家的一间卧室，我在另一间——喝起了茶，然后开车出去兜风。海蒂对这片土地了如指掌，她知道谁有什么。我们开车时，她好像唱诵起来。
“黑人在那里，黑人在那里，白人在那里。黑人，黑人，白人，黑人。这边全是黑人，这边全是白人。白人，白人，黑人，白人。”
有时候她说：“黑人曾经拥有这片土地。”她不喜欢这个说法：黑人失去土地是因为懒散或家庭争端。但是黑人和白人出现在这里，彼此近距离地生活，海蒂自己倒没有什么种族怨言。白人对她一直很好，她说。但随后又说，那也许只是因为她喜欢与人相处。
那是一片小废墟的乡间风景。房子、农舍和烟草库房被随意废弃。它们各有各的破败，在午后的阳光下都很漂亮。有些农舍的屋檐很宽，低垂下去，曾经提供遮蔽的波纹铁现在像一个过于沉重的物体，铁皮中间下垂，有的地方还散成了扇形。
我们去看的这座房子，海蒂父亲给史密斯先生当佃农的时候住过，现在已经废弃了。灌木丛正对着敞开的房子向上长。山胡桃树比房子和烟草库房还高，现在只有几片叶子，几乎是秃的。颜色是灰色（树干和风化的树木）、红色（生锈的波纹铁）、绿色和芦苇的稻黄色。我们站在那里，海蒂说她父亲在那座房子里去世，事情的经过对她来说依然历历在目。
另一座房子甚至更美，海蒂和丈夫在那里住了十年。那是一间有着大片绿地的农舍，四下里由林木隔开。
对霍华德来说，家不只是母亲的房子，即那座废弃的小绿屋，也不是她已经搬进去住的新的混凝土砖房。家是我们看到的东西：这些乡间道路方圆几英里都是与霍华德家族成员有关系的房子和田地，而我们只看到了一部分。那是一段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和复杂的往事，自然风光也更美。我被带去看的房子可能比特立尼达或英国很多人住的房子都大。
不过，哪怕在这里，在作为家的地方，往事中依然有那个黑暗降临的瞬间，历史的黑暗。
我们去海鲜烧烤店吃晚饭，事实上也只有那里可去。那是一家路边客栈，一个光线昏暗的大房间，一台沉默的自动点唱机和几个精心打扮的白人家庭。不供应啤酒，我们就点了冰茶，霍华德说这种东西很南方。它就像糖浆，无疑是女招待的味道，白皙、年轻和友好。她们有一个非常年轻，可能才十二岁左右，很乐意被打扮成女招待，在假日周末帮帮姐姐或父母的忙，供应点儿好吃的东西。
我问海蒂对自己和家庭有什么希望。她的回答既奇怪又感人。对于家庭，她说，希望有个儿子能把酒瘾戒掉。这很奇怪，因为那是一种缅怀：她所说的儿子已经死了。
说到自己，她说要是可能的话，她愿意再婚。她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她已经上年纪了，她自己清楚，但正因如此才愿意再婚。她已经独处太久了，想有人陪伴。霍华德理解这一点。不过他和海蒂都觉得，她要找到合适的人可不容易。
海蒂说：“男人在这里很稀缺。这儿的男人特别少。去教堂数数男人吧。好的都走了。留下的都不怎么样。私底下也许有一两个好的，不过……”
然而，过去呢？那种生活还算过得去吗？她说她对过去没有遗憾。对她来说，事物难道没有变好吗？在1950年代，事物难道没有变好吗？
她说：“我没怎么想过，哪怕是自己的过去。”
霍华德则说：“我不记得过去了。”
这些话很像海蒂姐姐午餐时说的。
不过海蒂接着说：“我不喜欢烟草。快烧完的时候，那种气味会让我觉得恶心。刚结婚的时候，我们一大早就起床，烟叶上还有露珠，没有气味。哪怕现在，烟草也让我恶心。年轻的时候，在烟草地里待上两小时我就会流泪。那会儿我跟着父亲一起干活。”
而那背后是不堪回首的往事。
星期六，海蒂带着清晨五点复活节晨拜的节日兴奋跟我们聊天。她说有可能去那儿。不过等我和吉米早上在彼得斯印度人汽车旅馆退完房，到她家吃早餐时，发现她还在那儿呢。前一天下午开车四处兜风让她筋疲力尽，做不了晨拜了。她现在想参加十一点的仪式。
吉米和我想十一点半去听唱诗，至少听听布道的开头，海蒂说布道十二点才开始。问题是吉米的衣服。霍华德在纽约就说过，鲍恩是个很有乡村气息的地方，我们不管干什么，穿休闲服和运动鞋就够了。在这种温暖天气，吉米唯一适合穿的衣服是香蕉共和国牌
旅行装。海蒂说那也没关系，她会在特定时刻在教堂里站起来，请求会众宽恕他的着装。
在海蒂客厅的电视机里，不断有宗教的鼓舞，有黑人教堂和白人教堂里的仪式，牧师和唱诗班总是穿得很时髦，各教堂的牧师长袍颜色各异，几乎就是自己的制服。
一个传道者带着虚张声势的严肃举止，突然停下手上的事情，对着一本有关《圣经》和来世的新书吹捧一番。他说，这本书回答了人们的问题。“我们在天堂会快乐吗？”我还没来得及完全品味那种“快乐”——饮酒作乐、圣诞快乐、老国王科尔是个快乐的老灵魂
——这本书回答的其他问题就被说了出来：“天堂里会有进步吗？”这个美国天堂显然是美国本土的复制品，有黑人和白人，有北方和南方，还有共和党与民主党。
海蒂穿着牛仔裙进了房间，出来时穿上了为教堂准备的一件让人惊艳的亮粉色长裙，然后戴上她的深蓝色平顶帽。帽子，还有眼镜，让她看起来像个行政官。
她开车去教堂。霍华德听任自己的驾驶执照失了效，没法开车送海蒂再回来接我们。我们走着去。教堂大约一英里远。吉米穿着香蕉共和国牌服装。霍华德身上是休闲装，脚上是运动鞋，他不打算参加仪式。他说他不喜欢去教堂，小时候被迫去得太多了。
路很宽，汽车一辆两辆地驶过。草地上满是春天的紫色小花；出人意料的是，不时会出现黑色的沼泽（让人想到定居者到来之前的原始土地，以及定居者肯定会感受到的孤寂）。
我们路过亚历山大先生的房子。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黑人，为礼拜日穿得很正式，有外套、领带和帽子。他在房子旁边的空地上练习推杆进球，至少正举着球杆。小房子前面的区域塞满了装饰性的花园雕塑，还有所有能作为装饰放在院子里的物件。他说这种收藏是从祖父开始的，然后用特有的世事无常的感觉，说：“两百年。”有些物件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亚历山大先生发音为“吉—买加”。
我们继续走，霍华德说：“你可以说他是个怪人。不光因为高尔夫球杆，他还不做礼拜。”
一辆汽车停在我们旁边的路上。车里有三个白人——眼下他们周围人的种族和肤色显而易见，他们想知道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课程在哪里上。霍华德说自己也是访客，帮不了他们。他们就开走了。
教堂小而整洁，红砖墙，白色尖顶，还有搁在细木头柱子上的柱廊三角楣饰。教堂一侧的院子里有很多汽车。我说汽车让这个镇看起来很富有。霍华德说每人都有一辆，没什么意义。
我们沿着台阶走到柱廊，霍华德说：“他们在唱诗。”他不跟我们一起进去。他说——现在非常孩子气，可像个有恃无恐的儿子了——他在外面等。
一位身材苗条、棕色皮肤的年轻女子在门口迎接我和吉米，并告诉我们仪式的顺序。我们坐在后排。我想起海蒂说的话：“去教堂数数男人吧。”男人比女人少。后排有些孩子，跟着他们的母亲。正如海蒂所透露，每个人都穿着最好的礼拜日服装。
教堂里面跟外面一样简单整洁，有很新的浅色硬木靠背长椅和一条浅褐色地毯。大厅一端的高台上是唱诗班，两边各有一位钢琴师。唱诗班的男人们站在后排，身穿套装西服；女人和姑娘们在前三排，穿着金色礼服。这很像我们在海蒂客厅电视里看到的场景，一个小型地方版。
在唱诗班后面，穿金色礼服的姑娘们和穿深色套装西服的男人们后面，是一幅基督受洗的大型油画，怪异而透明：水是蓝色的，河岸是绿色的。基督和施洗者的白肤色倒让人很意外。（同样意外的是，前一天晚上，在一位退休黑人教师家里，耶稣基督的画像有胡子，看上去就像《小巨人》里的卡斯特将军。
）不过也许只有我才会看到这种意外或不协调，耶稣的白肤色就像印度教万神殿里众神的蓝色，或者日本文化中首位传法僧人达摩的印度特质，充其量是一种象征元素。
唱诗结束了。那是给“访客报到、宣告和致意”的时间。宣告此事的小个子黑人穿着一套深色西服——不是牧师——用特别的方式说最后一个词，把它拆成音节，然后似乎要从里面榨取最后一点儿滋味，在最后一个音节上给出有力的重读，说了类似“vee-zee-TORRS”的某种东西。
他说完便等着宣告。一个男人起身说自己来自费城，回来看望家人。然后海蒂站了起来，戴着她的蓝色平顶帽，穿着粉裙。她看着我们，向穿深色西服的男人致辞。她说，我们是她儿子的朋友，而她儿子在外面某个地方。她解释吉米没有领带和西服，并请求宽恕。
我们随后站起来，我第一个，吉米紧随其后，也像费城男人那样宣告自己。前几排有个肤色白皙的女人转身对我们说她也从纽约来，并作为纽约人欢迎我们。就像一次结合，我感觉。之后，穿深色西服的男人再说起兄弟姐妹时，这些词好像多了一层言外之意。
募捐铜盆在座位上传来传去（上周募捐的数字按照仪式顺序公布，略高于三百五十美元）。一个年轻牧师声音清亮而有教养，让我们冥想复活节的奇迹。为了帮助我们，他召来了唱诗班。
唱诗班领唱的女人个子颇高，调整了一下麦克风。在这个微妙的小动作之后，激情涌现。圣歌是《我可怎么办？》。有唱诗班的拍手，还有摇摆。有个穿一身棕色西服的男人从会众中站起来，也跟着拍手唱。一个穿白衣戴白帽的女人起身歌唱。我开始感受到宗教集会的愉悦：兄弟会、结合、礼节、仪式、衣服、音乐的愉悦，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忘我的可能性。
正是这种礼节——从出身如此不同的黑人那里获取——让人惊讶；还有社群的概念。
穿深色西服的黑人讲完，又一个穿一身西服的人起身对会众讲话。“这 是 伟大的一天，”新演讲者说，“这是主复活的日子。他为每个人复活。”会众中持续传来克制的“阿门”的口号。演讲者说：“很多比我们境况好的人都没有这种特权。”
最后，那位优雅长袍上有两个红十字的有教养的年轻牧师开口了：“耶稣曾经必须祈祷。 我们 现在必须祈祷。耶稣曾经必须呼喊。 我们 现在必须呼喊……上帝曾经对我们如此仁慈。他已经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
磨难与泪水，幸运与悲伤。这些就是这种宗教、这种结合、这种抚慰的融洽——融洽于我而言是意外的、感人的观念——的主题。而且，我了解传教士可能拥有的力量，像伊斯兰国家一样。
就像后来霍华德跟吉米和我在回去的路上说的，“教堂里 什么 都会发生”。
用霍华德出门路上用的词来形容，我们又遇到了一个本地怪人：黑人社区里的酒鬼。我们离这个男人的家还有一段路，霍华德发现他正从窗户往外看。霍华德说：“向下看。别跟他说话。别看他。”那是霍华德在这里也在纽约学到的一个不惹麻烦的方法，避免“目光接触”，他说，那会激怒劫匪、乞丐、种族狂热分子、疯子和酒鬼。
嗜酒男定格在窗户里，盯着我们向他的房子走去。路过房子时，我用余光瞥了他一眼。他穿着内衣站在窗前，隔绝在自己的屋子里，两眼通红，精神与心灵似乎都非常遥远。
我告诉霍华德，那天早上我听说有严格规则的黑人社区这种说法，颇感意外。
他说：“这个社区，或者你看到的那些，再过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就会消失。”种族隔离曾保留了黑人社区。但是现在，黑人和白人正在一起做更多的事情，尤其是年轻一代。这便突出了前一天海蒂（为儿子伤心）所说的黑人男孩和白人男孩现在“一起喝酒”。而我不确定霍华德和海蒂是否完全喜欢这种新融合和它预兆的东西。要是没有社区，我不觉得海蒂能像现在这么平和。
海蒂从教堂回来吃午餐的时候，我们聊了一会儿黑人地位的问题，没有说到前一天的主题。
黑人有过一段艰难的时光。现在，这个国家有了新的种族元素：墨西哥人、古巴人和其他外国人，事情对他们而言应该更容易才是。墨西哥人在这个国家很快就会有政治势力了。亚洲人不再只是购买汽车旅馆，还会进入其他商业领域，他们到这里还没几年时间。在不远的一家医院里，海蒂说，只有两名 美国 医生。
很快，霍华德和海蒂就开始相互提醒如今事情是怎么变化的。在过去，卡车会把采摘水果的黑人拉走，现在卡车不来了：从事水果采摘的是墨西哥人。霍华德说，黑人让自己悄无声息地从迈阿密退了出来。黑人不想要酒店的工作，认为有失身份。于是，古巴人接手，黑人再次被禁止进入。以诸如此类的方式，黑人任由古巴人控制了这座城市。现在迈阿密的语言是西班牙语。
后来，我们返程去机场时，看到一群白人会众从鲍恩镇另一个浸礼会教堂出来。离我们去的黑人教堂不太远。在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看到的一直是一个种族隔离的小镇，有旧的种族隔离制度。
我们驱车经过乡间，海蒂的唱诵给她的言语赋予了更完整的含义：“这边全是白人，那边全是黑人。黑人，黑人，白人，黑人。黑人，白人。”
以她自己的方式洞察这片熟悉的土地——在那里我只看到了春天的色彩、路边的紫花、腐臭的野草、松树、山茱萸、橡树和槭树，还有废弃的农舍和烟草库房的灰色、绿色和深红色。现在返回机场，我更清楚地看到了往事，更理解了前一天的所见所闻。
我开始理解，离家去纽约的霍华德是如何把自己与往事以及哈莱姆的愤怒分隔开的。
我问他为什么不住在哈莱姆。
“我的节奏不一样，而他们很在意这一点。节奏？就像你的能量级别。怎么说呢？我并不愤怒。哈莱姆的人大部分是愤怒的。”他还试着进一步解释，“我不一样。我在高中就察觉到了这一点。你的所思所想让你不一样。我一直感觉不一样。这让我觉得自己跟很多人一样，生错了地方。”
两天之后，在纽约（就在我开始真正的南方之旅前），我又跟霍华德聊了一次，确保我对有些事情的理解是正确的。
对于亚洲人、古巴人和墨西哥人，霍华德说：“一想到那个问题，我就变得非常亲美。”把亲美的态度延伸到外交事务上，是他的特殊兴趣。于是，霍华德从鲍恩镇的南方黑人小社区起步，已经成了一个保守派。他说：“我认为，南方浸礼派的背景就是成为保守派的基础。”
我问起从教堂往回走时他说的黑人社区的那些话。他说那个社区未来二十年到二十五年就会消失。他的态度看起来很中立，是真正的中立吗？
他没有承认。他说社区里没那么团结了，不过变化也有好的地方。就像完成一次神秘的飞跃，他说：“变化就像死亡。好的东西可以由此产生。整个生活方式终结的时候，就像南北战争。”
所以结果证明，他早先对家乡一成不变的评价，还是跟历史脱不了干系，就像我一开始想的。我已经改变了想法，因为这些话在当时看来意味着千篇一律与枯燥无味：千篇一律的建筑，孑立于田野的废墟，小镇生活的沉闷无聊。他的本意也是如此，不过他还指持续存在的过去。他跟我这个陌生人交谈，好像还得找到什么方式才能聊起不堪回首的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