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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赫扎德来自一个乡间小镇，那是一座有名的波斯古老城镇。他的父亲是位波斯文学教师。至于他的母亲，贝赫扎德倒是从未多说什么——他提到她的时候，不过就说她是他妈妈而已——而我揣测她的出身背景应该更为乏善可陈。他在一所美国学校念了几年书，英语讲得很好，听不出特殊的腔调或口音来，今年二十四岁，是德黑兰一所研究学院的理科学生。他的态度随和而有教养，还带着某种波斯人特有的优雅。他身材高瘦，体格结实，身手灵活。他热衷滑雪、登山、健行，同时，他的泳技也不可小觑。
将他的乡下背景先撇在一边，光是他过去在美国学校求学的经历，现在又是伊朗首都一所科学学院的学生，以及他所热爱的各项运动嗜好等，可以说，虽然贝赫扎德从出生到现在，几乎一直活在伊朗国王统治之下，但世界已经为他敞开了一扇大门，让他眼界大开。他的视野，是他的祖父母那一辈终生无缘一窥的。
可是，那只是我的看法。我的年纪是贝赫扎德的两倍。我出生在乏味的殖民时期。人生的前十八年都蜗居在特立尼达岛上。当年在特立尼达，经过统计，只有八十种工作可供选择，令我深深体会到农业殖民地上，民生之贫困与精神上的种种限制。因此，我只要踏上像是伊朗这样的地方，总是可以只眼独具地体察到社会的转变。对贝赫扎德来说可就不一样。他出生于一九五五年的伊朗，他将国家的财富视为理所当然；他将社会扩张视为理所当然；他只看得到伊朗社会上仍然残存的不公不义。
我将他视为出人头地的一代，甚至可以说是幸运的一代。他却执拗地认定自己贫无置锥，同时，为了佐证，还特别强调他连一件外套也没有，天气一冷，他就只能穿着套头毛衣过冬。贝赫扎德关于贫穷的概念来自他的父亲，这位波斯文学教师，曾经加入共产党，在伊朗国王执政期间还因此入狱服刑过一段时间。而他对于贫穷的观点，截然不同于我在二十五年前住在特立尼达时的体验。
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当时应该是六十年代中期，有一天，贝赫扎德问父亲：“我们家为什么没有汽车呢？我们家为什么没有冰箱呢？”他的父亲就趁这个机会开展教育，跟他说明贫穷与社会缺乏公正的现状，而且还趁机灌输他革命的概念。“革命”在贝赫扎德家里取代了宗教，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理念。贝赫扎德对此深有触动，比信仰宗教的人还多一份虔诚。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就像库姆的毛拉坚持正信一般严苛。他看待与评论其他国家与人民时，只看对方革命性如何。除了情有独钟的波斯文学，他只阅读革命作家或是他一心认定为革命派作家的作品，例如，肖洛霍夫、斯坦贝克、杰克·伦敦等等，而我也无法确知，他究竟能不能分辨这些作家不同的创作年代。
库姆之行过后两天，我们一同走在德黑兰城中时，他告诉我，西方世界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工人都备受压抑，被剥削劳动以换取微薄的生活所需。全世界真正的自由只出现在苏联，从一九一七年一直到一九五三年间的苏联。
我说：“可是那段时期，人民受苦受难的。很多人坐牢或遇害。”
他闻言即刻翻脸反驳道：“哪一‘类’的人？”
他没有宗教信仰。可是，由于他成长在伊朗国王治下，在他心里，替纯真与苦难百姓伸张正义的观念，同惩罚奸邪是一体两面，绝对不可分割的。他梦想中的斯大林统治，不过是别人梦想中奉行阿里——先知的真正继承者——正道的翻版而已。
我说：“你的朋友里面，现在有没有人改变立场，觉得自己应该回头当穆斯林？”
“是有那么几个。可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人。”
他带着我参观这座革命城市。就在树木遍植的商店街上，伊朗国王的部队在那栋烧得焦黑的大楼里，定位射击（大楼熏黑了的窗口，在处处烟灰污渍的街道上乍看还不太能注意到），对着示威者开火。在这里，有人就死在一个门口。丧命六个月以后，他的血迹还隐约可见：不过是肮脏的混凝土地面上，几块发黑的斑点罢了。血迹周围有人拿毛笔，蘸着挥发性的墨水，用私人笔记般大小的字体写着波斯文字：“此乃烈士之血。”“烈士”是个不折不扣的宗教性头衔，可是，贝赫扎德还是可以读出这种字眼的政治意味。
原先的伊朗国王大道，现在已经更名为革命大道，围着铁栏杆的德黑兰大学校区对面，有几家出版公司（其间混杂着几间男装店），人行道上还有许多小贩摆的书报摊、磁带摊和版画摊。磁带多为霍梅尼跟其他几个阿亚图拉的演讲录音。尽管霍梅尼下令禁止音乐创作与演出，摊子上还是陈售着热门的波斯与印度歌曲。有些书商卖些波斯文的书籍，阐述这次革命始末、理论与殉教烈士的事迹等等。有些书摊则稳稳地码着成堆的共产主义文学作品、波斯文的平装本，以及远从苏联进口的精装本英文版的列宁与马克思著作。这一场革命看来已经注入另外一场革命了。
摊子上有卖革命纪实的图册。图册集里处处强调死亡、流血与复仇，收录着伊朗国王当政期间遭到屠戮的无辜人民的惨状，还有暴动期间的照片：街头的流血事件、停尸间的尸体、染血书写的标语涂在白色瓷砖上，最后是革命成功之后，待处决人犯的档案照片，以及行刑后确定断气的照片，一页接着一页，尸体连着尸体。其中有一具尸体，正是伊朗国王的前任总理胡韦达。某个夜深时分，哈勒哈利匆匆下令，即刻行刑，胡韦达连挨了行刑队的两颗子弹，一颗射中颈部，一颗正中脑门。照片中，他年迈多皱的脖子上，还可以清晰看出第一颗子弹的黑色弹孔。
这些图片都是这次革命的纪念册，出版公司竞相印刷出版，以争夺市场。然而，伊朗人多愁善感的另一面，也可以在这条人行道上看到，它体现在版画小贩的存货中：梦想中，水草丰美、湖畔垂柳的国度；孩童与美女栩栩如生的画像，脸颊上滴落着大颗大颗、难以言述的泪珠。贝赫扎德挚爱这些泪珠。
德黑兰大学校区里的建筑——当年，伊朗国王的父亲出资兴建的——校舍楼面都被标语涂得面目全非。大学可是德黑兰市人文最为荟萃，知识分子相约聚会的最盛之处，而且，即使是一个像今天一样的日子里，平淡无波，没有任何预定活动，大学里面还是挤满了讨论团体。贝赫扎德说：“这里整天都是这个样子。”他们究竟整天都在讨论些什么？他说：“还不都一样。伊斯兰教、共产主义，还有革命。”校园看起来平静无争，我很难将这些穿着牛仔裤和花哨衬衫的年轻男人，与马路对面陈售的书本和图册里颂扬的嗜血画面联系在一起。
可是，街头还是充斥着暴力气氛。我们刚刚步出校区大门，就目睹了一桩暴力事件。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矮个头学生，脸上架着眼镜，笨手笨脚，拙劣地将一张张传单贴在校区大门的铁栏杆上面。传单内容主要是抗议政府下令关闭左派报纸《阿言迪更》。人行道一端一处小吃摊子上，有个工人慢条斯理地踱步过来，举笔在传单上画了幅锤子与镰刀的苏联国旗，再在整张纸上画个大大的×，接着，他当着满街围观者的面，甩了那个学生两巴掌，然后，他又不慌不忙地重新贴牢那张面目全非的传单，猛力钉死在栏杆上。
那个学生急忙矮身闪避，护着他的眼镜躲到一边去。围观众人之中，没有人出手相助。甚至连贝赫扎德都只是袖手旁观。他只是连声说道：“你看到了吧？你看到了吧？”仿佛要我替那个学生主持公道一样。
这两种革命似乎汇流合一——霍梅尼的革命，贝赫扎德眼中真正属于人民的革命。可是两者之间迥然有别。上个周末，贝赫扎德跟几个讨论组里的朋友一块儿下乡，进行一些“建设性”的工作。结果，他们碰上一群革命卫队，惹了些麻烦，吃了点苦头：现在，每个村落都有地方专属的革命委员会，由荷枪实弹的年轻人组成，在伊朗许多地方，他们就代表法律。革命卫队、穆斯林，都不准共产党员渗入他们的村落。
这些好战的穆斯林究竟是些什么人？贝赫扎德说：“他们都是些‘流氓无产阶级’。你知道这个专有名词吧？”村落里的革命卫队，就与刚刚赏了那个学生两巴掌的工人一样，都是“流氓无产阶级”。这个教条字眼对贝赫扎德帮助良多，让他重拾自己对人民的信心。
第二天早上，大学校园就是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了。第二天是星期五，恰逢伊斯兰教的主麻日，而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在操场上举办大规模团体礼拜的星期五了。
贝赫扎德和我从宾馆出发，走到革命大道的时候，好像半个德黑兰市的居民都跟我们走在同一条街上。这些人不是搭乘卡车与公交车过来的，他们可是一步步走到这里的。大学校区外围熙熙攘攘的，车辆小心翼翼地前进。步行的人中还分出几个小型团体，大家一边走一边嚷，口号呼声混杂在这一阵低沉的喧闹声中，只能隐隐约约地听见。
我们经过人行道上的书报摊和卖版画的摊子，走到街角尽头时，右转，再度沿着大学校区的栅栏走。这条上坡道衔接德黑兰北区，宽阔的边道上，悬铃木沿着狭窄的小水道栽植，亭亭有致，水道里流水湍急。大学校区栅栏外，留着一把胡子的书籍小贩一手一本小册子，高声叫卖着：“反共反帝的好书啊！”
贝赫扎德怜悯地说道：“对他们而言，这两个词是一样的。”
我们从那个男人身边走过，继续沿着栅栏前行，这时候，贝赫扎德一把将我拉了回来。他说：“我们现在一定要遵守伊斯兰教律。路的这一边是给女人走的。”
于是我们穿过马路，顺着流水湍急的小水道，走了一个小时左右的上坡路，然后在专供男性行走的（至少，我们是这么想的）特定人行道上，贝赫扎德跟我站在一株悬铃木狭小而疏松的树荫下，盯着革命大道上涌出的大群民众，女人裹着黑色面纱，一身黑色长服，走在一边街道上，男人走在另一边。一个个热情、狂喜的男人蹲在水道旁边，汲水进行仪式性的盥洗，再匆匆忙忙地提步疾行，赶上队伍。水道旁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宗教狂热比赛，人们竞相展现他们对于宗教的赤诚投入。只要贝赫扎德跟我停顿交谈，耳边马上可以听到急促的脚步跫音、步行者闲谈的语音、偶尔还夹杂着婴孩号啕的声音。操场上扬起一阵蒙蒙尘雾。
不时地，信徒高呼着团结的口号。我还看到一群信徒身着伞兵迷彩服，扛着G3步枪。此时，革命卫队出动了，维持信徒前行的秩序，把男人从女性信徒间撵出来。我在人群中看到一个库尔德族人，或者一个穿着库尔德族民族服饰的男子：松垮无比的印度粗棉上衣，腰上束着一条带子，长裤裤管宽阔，逐渐缩紧而下，箍在脚踝上。另外，在我们这一边人行道上，大出意料之外，我竟然看到一个矮矮胖胖的年轻女人，紧身牛仔裤绷在身上，蹬着高跟鞋，显然另有要务待办。她踩着高跟鞋，尽量快速地奔走，旁若无人，谁也不看。
人群不断聚集，此时，男人和女人分成两股截然不同的人潮，男人继续移动，女人则慢了下来挤成一团，卡住前面专供女性进入的大学校门口。宣教演说开始通过扩音器传播，演讲者语音清晰而热情澎湃，更增加了信徒的狂热。女人那一边的人行道逐渐饱和，她们就着街道上的报纸或者便宜的地毯席地而坐，刚开始只坐在遮阳的悬铃木树下，然后到处都坐满了人。女性信徒侵入我们这边的人行道，或者该说，我们自以为男性专用的人行道。她们完全无视我们的存在，只是自顾自地低头搜寻她们的提篮，径自在我们脚边摊开她们的地毯、碎布或报纸。然后，在她们成为这一股无名无姓、黑纱黑衣、叫人咋舌的信徒人潮中的一员之后，仔细一看，才知道她们都是些农妇，尘满面，鬓如霜，固执凶猛地维护自家臀下的一小块街道或人行道。
一个革命卫士走了过来，粗声粗气地跟贝赫扎德和我交代了几句话。贝赫扎德说：“他说，我们一定要腾出地方来，让这些女人礼拜。”
身着切·格瓦拉装束的革命卫士——深色太阳眼镜、荷枪实弹——顶着全副革命行头，执行维护礼拜秩序的勤务。两者之间格格不入，令人恼火。可是，贝赫扎德只是温和地说道：“让我们跟人民走在一起吧。”
我们就跟街上的行人走在一起，加入川流不息的脚步声中，然后，贝赫扎德说：“我喜欢跟人民走在一起。”接着，他又说：“这可不是什么宗教场合。这是政治场合。”
大群女性信徒挤在大门入口的周围，一片黑压压的黑色面纱与长服，进了门的妇女动弹不得，门外的女人等着进去。大片的黑衣黑纱扬起阵阵灰尘。身着战斗服装的军人背着步枪，站在大学校区北端的十字路口上，维持路口通畅。大学北侧这一边是留给男人的。可是，人潮早就漫过人行道，泛滥到马路上了。校园每一道大门都有卫士驻守。贝赫扎德带领着我，挨到北边某一扇大门（规定给男性信徒进入校园的大门，远多于让女性进入的大门）边上，跟革命卫士交代完毕，回答卫士寻常的问话，是的，我是个穆斯林，好不容易才放行进入校园。
贝赫扎德想多看看这些人。我心里却担心，万一我们正好碰上礼拜开始，那该怎么办。贝赫扎德了解。他说，要是在礼拜开始之时离开，我们看起来可就突兀了，可是万一我们留下来参加礼拜，手足无措的样子一定更难堪。不过，礼拜还要再过一会儿才开始。现在还只是演讲而已，讲者会没完没了地一直扯下去，就像现在这一场暖场演讲一样，讲者是个位阶平平的阿亚图拉，分量太轻，根本没有翻译的必要，可是他的声音还是通过扩音器，没完没了地隆隆作响。
真正的信徒聚集在操场中央，围绕着大学里的清真寺。可是进了校园大门没几步远，人们就凑着一棵小树或灌木丛遮光不全的树荫，坐下来准备礼拜。有些人摊开手帕，或者折好碎布盖在头上；有些人头上戴着报纸折成的遮阳帽，或是硬纸板折成的小帽，活像露天运动场上的观众。
两个工人快步跑了过来，边跑边展现他们的宗教热诚。他们跑着跑着，还故意将我们推挤到一旁，其中一个工人嘴里嚷道：“伊朗国王的父亲当年要是知道，这所大学有一天竟然会变成这样子，他一定连想都不会想盖大学。”
麦克风前的阿亚图拉要求坐在地上的信徒吟诵经文。信徒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应，吟诵声淹没了扬声器扩大的演说声。经文的主题不外乎团结。团结、联合、在凝聚的团体中抛开个人特性：信徒的喜悦，登时转化为令我感觉沉重的钳制。倘若这只是因为我从来未曾跟上百万的民众一同挤在封闭的空间里，那也就罢了。然后，我们穿越人群，找到东边一处出口，全身而返，离开大学校区，沿街走回旅馆，看到周遭还有人踪，还有人在干些其他营生，我心里顿时舒畅开怀。
我们在宾馆的餐厅点了些餐点果腹。厨房里一台收音机在高声咆哮：大学里的礼拜演讲还正在兴头上呢。
餐厅里除了我们，就只有一桌哪里也去不了的意大利人，他们已经在这家宾馆里待了好几天。他们的住宿费用一定是由公司支付的，自己口袋里可能身无分文。他们个个优雅有礼，年纪都在三十上下，而且，还都穿着女气的意大利式裁剪缝制的长裤：紧贴的裤管、高腰，每个男人的臀部都被衬托得浑圆有致。他们几乎足不出户，每一餐都在宾馆里打发。可是他们的神采与对于服装样式的讲究与日渐减，每用过一餐，就每况愈下。这家宾馆一度以美食号召食客，革命之后，就再也找不到像样的大厨了。
然而，经过长途跋涉，不殚烈日曝晒，经过长时间等待之后，聚集在大学操场的信徒，以及身着制服的侍者，究竟听到了些什么金玉良言呢？
“伊朗人要力保伊斯兰之火不灭。”
这已经是老调重弹，信徒过去都听过这些话，但那种熟悉也是仪式的一部分。演讲者还是备受爱戴的阿亚图拉塔勒卡尼，他也是主持礼拜的阿訇。也正是这位塔勒卡尼，将德黑兰大学里群体礼拜断定为团结的表现，一如当年先知结合了各个沙漠部落一样的团结。塔勒卡尼年事已高，几个星期之后，他就溘然长逝了。一般人认为，即使左派分子都同意，他算是少数几位温和而充满智慧的阿亚图拉了。可是，在他过世之后，内情才水落石出，原来这些时日以来，他一直担任革命委员会的领导。
阿亚图拉塔勒卡尼正说到当年先知曾经预言，波斯人，身为萨勒曼
的后裔，理当“在滚滚浊世偏离正道之际，奋起充任伊斯兰的先锋”，那时候，先知心里说不定已经料到，伊朗革命就在旦夕之间了。
公元六三七年，先知归真后不过五年，阿拉伯人就开始侵入波斯，而波斯历史上，往日所有的光辉荣景，甚至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历史，率皆沉为黑暗时期。波斯的荣耀还是保存了下来，而今，波斯人逐渐认定自己是信仰最为纯净的穆斯林。关键就在于他们根深蒂固地热衷什叶派信仰，并对所有非什叶派人物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伊朗的阿亚图拉与各级高阶毛拉，每逢斋月，都像中世纪英国国王的直属臣下在休假的月份分散各地一样，寻求僻静，平常则紧紧地挨向个人权利的源头。霍梅尼坐镇库姆，发号施令；哈勒哈利寸步不离库姆，就显得跟霍梅尼十分亲近；塔勒卡尼在德黑兰带领信徒礼拜。然而沙里亚特－马达里在马什哈德这个远距德黑兰东北方五百英里之处，靠近苏联与阿富汗边界的地方，调教他那群土耳其裔的追随者，据闻他现在满怀愠怒。听说，他对专家会议的选举结果大表不满。
马什哈德是个栽培阿亚图拉的好地方。那儿有个陵寝，要比第八伊玛目的妹妹埋骨于库姆的圣殿还要神圣。马什哈德的圣殿下面，埋的可是第八伊玛目本人。第八伊玛目去世于公元八一七年，正是他获得提名继位担任统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大公后一年。什叶派信徒言之凿凿，说他是惨遭阿拉伯的暗夜统治者之子哈伦·拉希德下毒谋害身故的。朝代倾轧，宫廷密谋，波斯王朝的兴衰更替：通通都是什叶派探讨的玩意儿。
当天，贝赫扎德和我应该启程前往马什哈德。可是，好事多磨。首先，贝赫扎德的母亲好像有意到德黑兰来看儿子；其次，贝赫扎德的女朋友要进城来过周末。这个女朋友可非同小可，她二十五岁，修到一个经济学学位，偏偏在后革命时期的伊朗找不到工作。而且，就我了解，她还躲到乡下，避了一阵子的风头。然后，离奇的是，她竟然到马什哈德了。
所以到头来，我们还是可以一同前往马什哈德；打道回府之时，贝赫扎德跟他的女朋友再结伴同往德黑兰。可是斋月期间，大批旅客涌向马什哈德，每天上午七点不到，火车站前的人已经在排队购买两天后的车票了。于是，我们决定改搭飞机，而且运气还不错，我们等到机场开门之时，竟然买到最后两张搭乘第二天的班机飞往马什哈德的飞机票。
那两张机票可是头等舱的座位，而贝赫扎德（声称自己手上那只小行李箱几乎塞满了他所有的行头）就这样大剌剌地摊在宽阔的座椅上，一点也不害臊。机上还有空中小姐服务，脸上没挂面纱：至少在高空之中，在伊朗航空的班机上，前革命时期的风格还是大行其道。
我们飞越一片棕色大地。德黑兰东边绿意盎然的平缓田野迅速退出我们的视野，没多久，我们就飞在一片濯濯童山之上，忽而可见蜈蚣一般的山脊，忽而山顶陷落成圆坑，忽而山势起伏有致，陡峻参差，忽而看见高大平滑的山坡，融雪在坡面上切割出一道道水脉。山脉的纹理与形态不断改变，色泽从黄褐色一直变化到暗红色、暗灰色。偶尔看见绿色的块状区域，蜿蜒深入谷地的山路，或者一条笔直穿越棕色荒地的大道，都叫人惊艳不已。空中俯瞰，地上所有适宜人居的地方都一览无遗。这是块古老的大地。飞机飞离德黑兰一个小时以后，田野就比较多了，灰扑扑的绿野衬在棕色或淡红色的地表上。接着，我们飞越山脉，前方出现了一片宽阔的平原，这里就是马什哈德：遥远而孤立。马什哈德就这样盘踞在这个古老的角落里。或许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商旅麇集的地方。或许早在伊斯兰教崛起与第八伊玛目降临之前，这里就是个朝圣的中心。
尽管名号如此，欧玛尔·海亚姆
凯悦酒店还是照常营业。多亏了上流阶级的朝圣者络绎不绝的造访，酒店还能维持其美国─国际式的华丽装潢：恢弘的大理石大厅，精致的灯光照明，一座游泳池（男客与女客不同时段使用），一间阳光充足的露天咖啡店，周围以玻璃帷幕隔离在绿意丰富，却还不成荫的花园之外，酒店里还有一间灯光较为幽暗，地板上铺着地毯的正式餐厅，餐厅里还站着一位全身制服齐备的领班。真是离奇，如此风格的大酒店矗立在马什哈德这样一座圣城之中。更离奇的还在后头，如此背景之下，我还在房间里发现一个纪念品——一小块不知是麦加还是麦地那的黏土，雅致大方地放在一条棕色毛巾上面——这是阿拉伯的圣土，凯悦酒店敬赠。
我看来格格不入的事情，贝赫扎德却处之泰然。他在餐厅里跟我说：“你看我们旁边那一家人。那个老太太是挺虔诚的，或者说，她的信仰真的很坚定。其他人都不是这么回事。那个女儿和女婿是为了来这里游泳、休闲与吃吃喝喝的。斋月期间，只有观光客可以三餐照吃。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坐在那里吃东西，因为他们在马什哈德就是观光客。”
所以说，欧玛尔·海亚姆凯悦酒店还是活在旧日的荣宠之中——酒店的书店里还有几本用英文写的对伊朗国王歌功颂德的书。可是，跟凯悦连锁的其他几家酒店运气就没这么好了。我在酒店房间里面琐琐碎碎的宣传材料当中，就翻到一本派头十足、专门促销里海皇家凯悦酒店的小册子，文字读来就像有个美国人在悲伤地诉说着往日美好的时光，而今人事全非，再也难以追寻一样： 还记得过去里海海岸一带，没有聚会的场所吗？还好，现在有了凯悦！
贝赫扎德女朋友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联络不上。我们用过午餐之后，就出门上街走走。伊朗国王委实花了大钱美化马什哈德市容。城的另一端，陵寝附近庞大的公共工程尚未完工。清真寺的半球形屋顶、宣礼塔与庭院，就集中在一片宽阔、尘埃盈积、烈日焦烤的广场上。
我们在广场栏杆里头，还没进入庭院的空地，看到一个醉汉被不知是革命卫士还是警察的人押解进一栋警政大楼。旁边围了一小群人。贝赫扎德说这人说不定会被判处鞭刑，不过不会在公开场合行刑。革命之后，伊朗各地重新公开鞭笞示众，这也是复兴伊斯兰教运动的一部分，可是，大众反映却未获预期效果。
“效果不好吗？”
贝赫扎德说：“民众对那个负责鞭打的人都起了很大的反感。后来，负责鞭打的人要做什么都挺麻烦的。”
挤满清真寺与圣殿庭院的山地居民，扎营栖息在地下墓室上方的露天小屋里，半坐半躺在阴影之下，这些人身形矮小，被太阳晒得黑黑的，看来穷困无着，说不定比我们在库姆见到的朝圣客还要贫穷。
看着这些山地面孔，感觉中亚离这里更近了些。然而我们一跨进庭院，马上就看到一幅新奇景象：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脸上犹戴轻纱半遮面，身上穿着一件镶着荷叶边的鲜黄色短裙，走路的时候弓着背，肩膀不时往后仰起，蹬着高跟鞋的脚步每一步都似经过考虑，如此精准而稳定，每跨一步，她华丽的鲜黄色荷叶裙子与群底的衬裙，就高高地在大腿根上晃呀晃，时而缓缓地荡到一边，时而又摇曳到另外一边，简直就是舞娘出场，像是一场表演一样。莱蒙托夫与托尔斯泰的高加索世界，竟然还留在这里！
贝赫扎德也说不上此女从何处来，他只知道她来自乡下村落，不名一文。我们看着她穿过庭院，她身边还跟着一个年老的蒙纱妇女，另外还有一个男人。我们还看她进了陵寝入口处的一座小亭子，脱下高跟鞋，交给一旁的侍从。我们等着她出来，可惜没有等到：小亭子有一扇通往陵寝的侧门。这么多人远从山区而来，这么多人历经艰苦跋涉，然而，这样一趟旅程，至少到了旅程终点，村庄女孩儿还是会穿上自己最新颖醒目的荷叶裙。
贝赫扎德说：“你知道他们在祈求些什么吗？他们要的是钱、一份工作和一个儿子。”
纪念馆里，就在通往这位伊玛目陵寝的古老铜制栅门上，我们观察到一项同样古老，后人却还是奉行的礼拜遗风。每当访客进殿来膜拜，或是对伊玛目有特殊的请求，他就会在这扇栅门上系一缕布条。栅门上较低处的支柱或横撑——铜质的细长圆柱顶着铜质圆球——都被厚厚地缠上一层又一层的祈福布条。布条脱落之时，也就是信徒祷祝应验之日；甚至就在纪念馆里面也有穆斯林就着布条使劲儿搓，哪怕让一两缕布条松脱也好，好让某位穆斯林同胞心愿得偿。栅门后的地板上，处处散落着这样的布条，沾灰集尘，凌乱不堪。栅门较低处，一些铜质栏杆，不耐长年人群抚触已经缺损了。
有些信徒祈求的愿望特别难以达成，就会将一把便宜的挂锁（大部分都是中国制的），穿过铜质圆球上的小洞，高高地锁在门上。挂锁没钥匙怎么打得开呢？难道信徒会事先扔掉钥匙吗？难道这样没有引诱神明庇佑之嫌吗？贝赫扎德也无法确定。他想，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信徒会将钥匙交给某个朋友保管，这位朋友说不定哪天也会来到马什哈德朝圣，而且，说不定能在这许多挂锁中，找到正确的那把，开锁还愿，不负所托。
贝赫扎德没有他女朋友的地址。他手上只有一个电话号码，电话打过去总是没有人接听，午餐的时候没人，现在已是傍晚时分，还是没人。
而他帮我打的电话也同样没有结果。有人跟我讲了一个马什哈德大学里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姓名，可是，这位学者一接触外国人就紧张。他说，他已经转调到德黑兰去了，现在正忙着打包收拾，无暇见客。当我提议邀请他过来喝一杯咖啡，他又说自己偏头痛，正疼得厉害，现在还仰天平躺着休息呢。过两三天，他身子骨或许就爽快多了，我应该趁着早上再拨电话给他。
就这样，有别于我们原先的计划，贝赫扎德和我到了晚上还是得待在一起。吃过晚饭，又拨了几通电话之后，我们就前往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于斋月期间的总部。阿亚图拉的秘书说，阿亚图拉只在禁食结束后，即晚上十点至十一点之间会客。接着，他会开始宣教。然后，他就回房歇息，睡醒起身，再准时为清晨四时三十分的封斋前餐进行礼拜。斋月之于虔诚信徒，就是如此规律的开斋与封斋、睡眠与开斋的作息方式。
友善而笑容满面的餐厅领班，一听我们说要出门上街，就好心地提醒我们：“要小心。外国人在马什哈德这种地方，随时都可能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领班的警告既合宜，又充满了善意。为了表示礼貌，他又补充了一句：“可是你不会。印度人都不会有事的。埃及人、巴基斯坦人都没问题。美国人、德国人就要小心了。伊朗国王把他们那些人带进伊朗，让他们在我们国家作威作福。他真是坏透了。”语毕，他又微微一笑，唇上短髭往上翘起，两眼晶亮，又说：“或者说，实在笨死了。”
沙里亚特－马达里约定会客的屋子深藏在主干道旁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巷子里。远离夜间的车流与灯光，屋宅幽静而晦暗。信徒的脚步声消失在巷弄小道上的泥土灰尘之中。不过，此时此地没有成群民众，不必慌忙。
大门有警卫驻守，两个年轻人坐在门外两把椅子上，意态十分闲散，也没露出他们的枪来。贝赫扎德上前跟他们说明后，我们就获准进门。跨过门槛之后，就像踏进一处小小的仙境一般：四周封闭的花园里，白炽灯泡的光映照着果实累累的桃树、各色花朵、玫瑰，以及一片一片的草坪。地面近处铺着地毯，上面有几个正在礼拜的人。花园一边铺着一条红色地毯，一直铺到一堵爬满常春藤的高墙。离我们较远的一端，过了一座铺着瓷砖的清浅池子，搭着一顶帐篷，灯光更为辉煌，地毯上坐着不少人。
我们脱下鞋，直接走上红地毯，穿过池子，坐在一张黑色椅垫之前，沙里亚特－马达里进帐之后，就会斜倚在这张垫子上。帐篷旁边的屋宅犹新，混凝土建筑，加有玻璃窗框，瓷砖台阶两旁还竖着现代化的锻铁栏杆。这栋房子或许是沙里亚特－马达里的自家住宅，或许是某个宗教基金会的房子，所需费用是否来自于信徒捐输赞助，贝赫扎德也搞不清楚。一个老人领着一个年轻人，在帐篷里来回走着，供奉茶汤、砂糖跟开水，地毯上还搁着几碗堆得高高的砂糖。
贝赫扎德说：“沙里亚特想让自己人气更旺。他现在正抓紧着他的机会。霍梅尼为了治理国家，忙得分身乏术。于是，沙里亚特就待在马什哈德，让自己更加受信徒欢迎。”
沙里亚特－马达里揭帐进篷之时，我们全都站了起来。面对这样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实在很难将任何政治上的狡诈阴险与他画上等号。沙里亚特－马达里走上红地毯，脸上看起来笑容可掬，也可能不是微笑，说不定只是他的眼镜、须发与嘴唇的动作综合营造的效果。他白须皓然，脸色白里透红，怪的是，他的脸形轮廓竟然十分酷似苏格兰人。他身上穿着的毛拉长袍，精美得无懈可击。沙里亚特－马达里相对于许许多多挺着大肚皮的污秽邋遢的毛拉，其中许多人（就像传说中的一样）还妻妾成群，就像个王子一般脱颖而出。他的黑色长袍是以非常纤薄的布料裁就的，顶端还绣上或者只是系上优雅的丝带为装饰，长袍里明显可见淡黄褐色的长服。
他人如其貌，是一个博览中世纪群书的学者。二十年代期间，他在库姆投到一位知名的经学家门下，主修哲学与天文学。多少个世纪之前，天文学就已经成为穆斯林智慧发展的一部分，然而长久以来，天文学备受冷落，现今与哲学相互结合，汇成经学研究的一支。
他一坐上他的黑色椅垫，信徒立即奔过去亲吻他的手背。两个人随即站出来，引导信徒排成一条长龙，一直排出帐外，排到爬满常春藤的高墙下，队伍再转个弯，沿着红地毯排下去。男孩儿跟男人捧着沙里亚特－马达里的右手，凑上他们的嘴唇、额头与双眼。有个男子还连吻了沙里亚特－马达里两次，第二次是为了摆姿势让朋友帮他拍照；四周相机甚多，镁光灯闪闪烁烁的。
沙里亚特－马达里脸上似乎一直带着微笑，仿佛根本无视匍匐在跟前的人，也不在意他们如何拿着他的手又吻又凑又贴的。他的心思早就转移到面前的请愿书上了。那是先前两三个不把引导信徒者与毛拉放在眼里的人直接交给他的。强烈的灯光下，他微微前倾的身子、身上淡色系的衣袍、信徒仰望的头颈、众人的头巾和须发，同背后那一堵无窗的墙相映。此情此景的视觉效果太强烈了，简直就像是经过刻意摆设的。
像这样的信仰，信仰中的信仰，遵循着某个良善好人的指导的信仰，已经推动并完成了革命。沙里亚特－马达里，在这场与霍梅尼为敌的冲突中，已经渐居下风，败象毕露，沦为他人的牺牲品。可是，他一度也是革命的领导人物，甚至连贝赫扎德都不敢在他跟前逗留。
沙里亚特－马达里开始提笔在请愿书上行文时，预备亲吻阿亚图拉手背的队伍就停驻不前了。当这位阿亚图拉开始奋笔疾书时，要再抬起他的手来亲吻，就困难多了——虽然一两个信徒还是如此尝试。
我们两人上身挺直地坐在前排，只是两个人坐在这里，却讲不出此行有何明显的目的。我们既不请愿，也没带着照相机，更不打算亲吻阿亚图拉的手。我们开始吸引旁人狐疑的目光，连沙里亚特－马达里自己都三番两次地抬眼，对我们投射询问的眼神。贝赫扎德心想，是起身走人的时候了。我们寻回了自己的鞋子，走回花园后面。后门处有毛拉鱼贯而入，其中还有一位盲人。他走在红地毯上，踩着极为细琐的步子，两手前伸，大幅地画着圈子摸索前进。来往行人谁也没对他多看几眼，人群只是避开他画着圈的双手，任他自行蜗步。花园另外一边，仿佛伸手不见五指，女性信徒聚集在她们自己的区域中。
我们一直等到沙里亚特－马达里开始宣教。尽管布景金碧辉煌，花园、流水、灯光、桃树上结着毛茸茸的青绿果实，尽管沙里亚特－马达里本人气宇轩昂、光鲜非凡，他却没有什么话好说。伊朗国王坏透了，做的事也坏透了，竟然废止了一夫多妻制，这严重损害了伊朗妇女的权益。伊斯兰教对妇女保护周全，尤其是离婚的关卡对妇女的保护更完善。这些话早经多次吹弹，随便哪个毛拉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
不过，这种场合就是这个样子。一个斋月晚上，听一场阿亚图拉的演讲。当我们离去之际，经过那两个荷枪守卫，走进小巷子，才发现里面人山人海，都是些刚刚到达的信徒。
大街上人来人往，挤满了车辆与轻便摩托车。一家贩卖各式各样伊朗干果与坚果的店铺里，荧光灯管与透明玻璃相互争辉。空气中挥之不去的废气，闻起来像是厨技差劲的炊烟。
我们再一次回到宾馆，贝赫扎德再接再厉，又拨了几通电话给他的女朋友，还是没有回音。
翌晨，他再也掩饰不住满怀的沮丧，不再相信电话线可能出故障了。
他说：“我希望她没做出什么傻事来，遭到逮捕。待在马什哈德这样的城市，到处都是革命卫队，她的处境实在非常危险。”
“他们为什么要逮捕她？”
“她是个共产党员。”
我约见的学者，那个已经调职德黑兰、忙着收拾行李、偏偏还犯上偏头痛、现下正仰天躺着的学者，第二天早上，头还是疼个不得了。
他说：“你知不知道《伊斯兰百科全书》这本书？那是荷兰人出版的。所有关于伊斯兰教跟马什哈德的数据，只要是你想知道的，书里都找得到。”
管你头痛不头痛，我这么大老远跑一趟，来到马什哈德，可不是为了让人叫我走开，或是打发我去找本旧书来读的。
那个学者说：“我的记性不好。你去过伊玛目陵寝了吗？看过纪念馆了吗？去图书馆了吗？去菲尔多西的墓地看看。对了，去参拜一下菲尔多西的墓吧。”
我们也就遵照指示，前往该地一游。菲尔多西的墓地离马什哈德市中心几英里远，位于一处开阔干燥的平原上，只要稍加灌溉就会展现一片绿意。这样一位伟大的波斯诗人埋骨在如此荒寂偏远的地方，菲尔多西在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四百年间，还是坚持不以阿拉伯语写作，根据贝赫扎德告诉我的，诗人还一力对抗阿拉伯语化加诸波斯文化的钳制。
圣地并不如我所想象的那般古老，其实还新泥未干，建在伊朗国王治下。墓碑是一座大理石方塔，角落上再佐以伊斯兰式的四根巨柱，显然可见伊朗国王企图重建前伊斯兰时期的伊朗荣光。通往地下墓室的阶梯旁边的墙上，旧式风格的雕刻历历刻画着菲尔多西诗中一幕幕知名的场景。可惜，墙上题字全都被毁得面目全非，只要是提到伊朗国王、皇室家族或是前朝王政的种种，就一概磨毁。浮刻文字如果高于平面，就被粗暴地抹上一层水泥或泥灰。大理石墙上还到处贴满了霍梅尼的照片。
那个学者极力推荐我一访菲尔多西之墓，恐怕不是为了缅怀菲尔多西，而是要我见识一下人民的怒火何等高涨，这个圣地就是证据。来到此地，我看到的就是人民的怒火——在这个富饶、重建过的城市中，怒火要比德黑兰清晰突显得多。当我们回到马什哈德之时，烧毁后的建筑（其中有个百老汇戏院，有着拉斯维加斯风格的外观，还标了几个英文字母）、枯立在花园里的几遭损毁焚烧的雕像基座，其上的皇家雕塑早已被毁坏。凡此种种，所有伊朗国王时期兴建的、表现出波斯风格或是前伊斯兰时期的伊朗文化主题的建筑都无一幸免。圣城同时也是一座愤怒之城。
午餐的时候，贝赫扎德就快活多了。
他说：“我联络到我女朋友的姐姐了，她没事儿。是电话出故障了，没错。我跟接线员说了，他就给了我她姐姐的电话。今天晚上我就会过去跟她们见面。我还真是替她担心。”
“她姐姐也是个共产党员吗？”
“我的女朋友是她家族里唯一的共产党员。其他家人都是穆斯林。”
你要不是共产党员，就得专注于宗教：伊朗人没有所谓的中间路线或者其他途径。
用完午餐，我们决定先上火车站去预购第二天回德黑兰的车票。可是出租车司机跟贝赫扎德说，火车站的票务办公室早上六点开门，十二点就关门了。
贝赫扎德就说：“那么我明天一大早六点再去排队好了。”
我说：“那个司机讲的话，你觉得是真的吗？”
“他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他的话究竟对不对而已。”
我们没去火车站，又去陵寝走了一趟，还去了图书馆。图书馆没开。
贝赫扎德说：“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好呢？”
“我们去火车站看看好吗？”
我们到了火车站。票务办公室还在营业，卖前往德黑兰的火车票。贝赫扎德没有多说什么。每一间分隔车厢里都有四张卧铺。我心想，我们应该将四张卧铺票都买下来。贝赫扎德看起来不表异议。可是他接着说：“你不喜欢贫民阶级的人，是吗？”
贫民阶级！搭乘头等舱旅行还算是贫民吗？只是，我还是屈服于他的威迫，买了三张车票。贝赫扎德付了三分之一的票款，帮他的女朋友买了一张票。
我们的火车不知是制造于德国还是瑞士，停靠在站台上。双层玻璃车窗外围的一扇窗户，也许是被人扔了石头或者砖块，被砸得支离破碎。贝赫扎德说：“都是因为革命。”
我们找到了车厢，却不能先上车等候。开车以前，车厢里不会有空调，近乎密闭的车厢闷热得令人难以忍耐。另外一间车厢里则呈现一幅家庭景象，画面中有一只绿色塑料水桶，桶里还盛着水。这一幕点醒了隐藏在我心中关于我们的空卧铺的焦虑。可是，我还是将焦虑收敛起来秘而不宣。我们走出车厢，重新回到站台上，躲在挑高的悬梁式混凝土屋顶下乘凉，顺便等候贝赫扎德的女朋友。
贝赫扎德几乎立即将我撇在站台上，自己走开了，他说，火车开车之前，他会赶回来的。只是，车都开了，他还是不见踪影，我一个人坐进车厢里。在火车起动之前，贝赫扎德的女朋友才出现。她身材瘦小，戴着眼镜，皮肤粗糙（或许是受到夏季炎热蒸烤的缘故），面容说不上漂亮或平庸。她穿着一条蓝色长裤，一件衬衫。到火车站送她的家人，不止一位。看样子，她好像把全家人，或是大部分的家人都带到车站来了。她的家人！这些虔信宗教的信徒！我开始粗略明白，贝赫扎德在这个周末所遭遇到的重重困难，以及他始终对我和其他人极力隐瞒的东西是什么了。
火车离站之后，贝赫扎德终于回到车厢来。他一直没跟我介绍他的女朋友，也不告诉她的芳名。他只是代替她向我致歉，说她不会讲英语。她跟我致谢，眼神却一再回避，避开我的视线。古老的礼教限制还是牢牢地禁锢着她，同样也束缚得贝赫扎德动弹不得。
然而，这个女孩穿着裤装，不戴面纱，自在随和，一双腿上上下下不住地变化坐姿，这样或许是浮躁了些，却也让我轻易忘掉伊朗各地裹着头巾、蒙着面纱的妇女，也忘了这一天其实是什叶派信徒行事历上最为静默沉寂的一日——今天正是阿里的忌日。早上醒来的时候，欧玛尔·海亚姆凯悦酒店床头摆设的收音机，就暂停播放任何音乐。
火车开到马什哈德城市边缘，经过一处由平顶黏土房聚集而成的村落。几个村庄男孩儿站在铁路路基下方，一见火车开来，随即猛烈地却也不含恶意地对着火车抛掷石块。他们发动猛烈攻势，只因为火车飞驰而过，他们也想弹不虚发，尽量击中车厢。贝赫扎德曾指出，某一节普通客车上破碎的玻璃窗是革命的杰作之一。说不定实情确实也如此；说不定村童对于这项运动的爱好，追本溯源，就衍生自那段揭竿而起的时期。可是，我暗自庆幸，还好他专注于陪伴他的女朋友，没看到这一景。
跟他女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贝赫扎德就像个孩子一样舒坦自在。两人窸窸窣窣、没完没了地聊着。而且，两人一上车没多久，马上就玩起牌来——她身上还带了一副扑克牌上车。贝赫扎德说，这个女生只会玩一种牌戏，多谢他还想得起我就坐在旁边。那项牌戏极为简单容易。两人玩了又玩，反复玩到乏味为止。
车窗外，山脉、丘陵与灌溉平原构成了无垠风景。丘陵互不连接，火车在山丘之间蜿蜒穿梭。收成过后，田野呈现一派金黄气象。午后向晚，远方的丘陵投射出暖洋洋的棕褐山色。水道纵横，有时候，一些水道就从陆上直接开挖，两旁挖出小型的堤岸。只可惜正值盛夏，水道枯成微微掀起涟漪的细小河流，水面不过两英尺宽、几英寸深而已。成群的羊咀嚼着田里的残株。有时，车窗外还可以看到打麦子的农人。可是现代化的道路总在不远之处，涂着亮丽色彩的卡车、架着高压电线的铁塔，一路伴随着火车，火车呼啸穿越这片平原。
泥黄色的村落里，有些房子还顶着黏土砌成的半球形屋顶（显然，此地不易取得制作横梁用的木材），屋顶底部还架设有倾斜的水管，引导屋顶积水排出。从火车车窗向外看，圆形屋顶似乎聚集在一起，倾斜的排水管在黏土墙壁上投射出更为斜长的黑影，远看让人联想起迷你炮管。村庄围墙角落里，还矗立着几栋圆形高塔，像是瞭望塔。山丘渐渐平缓，丘陵间的凹凸起伏与皱褶，就跟人体皮肤上的皱纹一样。沙漠缓缓开展。地上处处是挖掘的水井，井口围起低矮的土墙，犹如巨大的鼹鼠丘。而且，经常在一片荒瘠之中，乍然发现一堵堵泥墙，圈围住令人惊艳的新绿白杨树丛。
夕阳落在贝赫扎德那一侧的车厢外，尘满大地。贝赫扎德说，沙漠不远了。我说，一路行来，这片土地耕耘得颇具成果，村庄道路和电力设备都显现了一番建设，贝赫扎德则表示不以为然。他挨着他的女朋友，有女在旁，他更展现出洞察不义恶行的慧眼，展示对抗社会不公的热情，以维系他们两人的感情。他郑重对我宣告，还不殚辛劳地将他所说的话翻译给他的女朋友：伊朗境内百分之七十五的村落都缺乏连接外界的道路与电力。
可是，这个国家幅员辽阔，开发困难重重，村庄彼此离得很远。即使贝赫扎德说，我们现在开到乏人灌溉的沙漠地带了——而且，尽管他打亮车厢顶上的灯光，车窗玻璃将车厢内的影像，投射在窗外逐渐退去的景色上——我还是可以在平坦的平原上，看到成条或是成块耕作的田野，一直到天色完全黑了下来，才从我的视线中遁去。
或许是斋月的习惯使然，贝赫扎德的女朋友一直等到夕阳西下之后，才端出吃食来分给我们。她的阿迪达斯背包里，沉甸甸地塞满了装着馅饼和炸糕的塑料袋，此外还有些晒干的无花果及其他几种干果。贝赫扎德说，这些好东西他以前也没尝过。她本来就是要将这些食物从马什哈德带到德黑兰去跟朋友分享。我吃了些晒干的果实，某种小型的无花果，表面多皱而龟裂，外皮是黏土的颜色，内实却柔软而甘甜，这种果实感觉像是出产于我们一路行经的土地，我不由联想起阳光、沙漠以及圈围在墙内的花园。贝赫扎德吃了一个炸糕，他的女朋友吃了一块小面包。
她斜靠着车窗，将左腿平伸在座椅上，翻开一本崭新的波斯文小册子，埋首阅读，小册子黄色的封面上还印着一颗红星，以及一面红色的苏联国旗。贝赫扎德说，这本小册子是刚刚由党部发行的。这个党可是个独立运作的党，不受莫斯科支配的，出版这本小册子是为了解释党部为什么没有参加这次的选举。
贝赫扎德的女朋友似乎在坚定地翻阅着这本小书，可是，小册子的内容显然不能引她入胜。她停下翻页的动作，将小书面朝下扣在座位上，跟贝赫扎德交头接耳起来。她将腿从座椅上放了下来，两人就又开始玩牌，同样简单乏味的游戏。
火车进站稍停。贝赫扎德在马什哈德车站时，责难我对于贫民阶级的态度有问题，因此也不让我买下第四张卧铺的车票。这会儿，他跟他的女朋友哧哧傻笑地忧虑着：该怎么将陌生人挡在外面才好。他将靠着走道窗户上的窗帘放了下来。
火车又开动了。车厢门上响起敲门声，几乎就在敲门的同时，外面的人就迫不及待地推开了门。原来是卧铺车厢的车长。他顺手抛入几个蓝色的寝具袋子：毯子、枕头、床单，还有一个枕头套。
敲门声再度响起。贝赫扎德掀起窗帘的一端一窥究竟，我也掀起另一端。门外站着一个矮小的年轻男子，身着军服，握着一柄左轮手枪。他推开车厢的门，跟贝赫扎德讲了几句话，就关门离去。他脚上穿着一双黑色靴子。
我说：“军方的人吗？”
贝赫扎德说：“他是革命委员会派来的。他说，我们不能玩扑克牌了。你知道他怎么叫我的吗？他竟然叫我‘兄弟’。竟然拿我当他的伊斯兰教弟兄。我们不能玩牌了，这是新的规定。”
震惊之后，他转而怒气冲冲。他的女朋友也一样，什么也没说，只是将脸绷得紧紧的。现在，贝赫扎德不能不面对他身为男性的角色了，而我正巧不幸在同一个车厢里目睹他遭人羞辱的经过，于是，他转而对着我，用英语滔滔不绝地发泄他的愤慨。
“我不在乎这些扑克牌，我在意的是权力。他那么做不过是要跟我展现他的权力，让我看看他们的权力。我不懂，穆罕默德怎么会知道什么扑克牌。在他的年代里，扑克牌还没发明出来呢。”
我说：“可是，穆罕默德曾经明确表示他反对赌博。”
“他是这么说过，但我们并没有赌钱啊。”
“那个革命委员会派来的人又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赌钱。”
“他知道。他当然知道我们没赌钱。”
我自己内心所感受的震撼也逐渐强烈起来。这趟旅程因为那个穿着卡其制服的男子而改变，他现身在我们的车厢里，为这片土地增添不理性的成分。之前，我还就着黄昏光亮兴致勃勃地端详，此时，一切看起来却这么不协调、充满荒谬。卡车、道路、高压电塔与村庄，现在回想起来，都不再是那么回事了。
贝赫扎德说：“你明白我一直在跟你说的情况了吧。那种权力是属于人民的，属于工人和农民大众。上层阶级只会想跟你炫耀他们的权力而已。”
我心想，现在可好了，权力确实回归到人民身上，刚刚发生在车厢里的一幕，不过在展现那种权力罢了。
我说：“那个革命委员会派来的人算是出身上层阶级的吗？”
“他的确属于上层阶级。军方永远只会替上层阶级服务。那也是我为什么要管他叫上层阶级分子的原因。”
我们不再争辩。我们之间谁也不想再辩下去。他的反复辩论，听在我耳中，就跟库姆的阿亚图拉施拉吉自说自话一样艰涩。
他不想再玩牌了，他的女朋友就会一种扑克牌游戏。而今，他们就像两个不准玩牌的小孩儿一样。扑克牌散在两人座位中间，还没收起来。女孩儿只是将手上的牌往坐垫上一摊，顺手比了个像在叹气的手势。她原本就已经绷起来的脸，轮廓线条更加僵硬严峻。我想，要是他们两人可以独处，说不定会自在得多，尤其是贝赫扎德，他一定会比现在轻松许多，要是没有我这个旁观者，全程见证他们的一举一动，那该多好。我为他的骄傲自尊焦虑不已。
我说：“那个革命委员会根本无足轻重。不要管他。你不必事事相争，只要不错过最重要的一战就够了。”
这话确实能够安慰人心。他说：“我不是真的这么在意那副扑克牌。我也不会拿着扑克牌小题大做。可是，万一他们注意到书……万一，他们问起我女朋友，她为什么要看这种书……”他就此打住，没把话讲完。
那本她不过翻了几页的小书，还是面朝下地扣在坐垫上。在她刚刚将书扣在座位上时，我就有种感觉，她似乎故意在展现小书黄色封面上的红星与苏联国旗，好像，她存心让往来经过车厢走道的乘客注意到这本小书。
她还是一言不发，然后摆出女性慵懒疲倦的姿态，将扑克牌收了起来。
贝赫扎德又说了：“你知道他们要跟我们过不去了吧，是吧？他们看到我的女朋友……”出于旧式的束缚，他仍旧规避不提她的名字，“没有裹上黑色的头巾。那就是他们一定要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权力的缘故。”
她站了起来，对着通道点点头，然后，她与贝赫扎德就走了出去，争取一点两人独处的时间。而我认为，他们同时也是跟一些守旧人物挑衅，当他们看到在举国皆为阿里哀悼，如此神圣的日子里，竟然有个女孩儿不戴面纱，穿着衬衫长裤，怎么会容忍？
他们两人离开车厢好一段时间。
当他们再回到车厢里时，贝赫扎德说：“送寝具进来的那人，我想，一定是他举报的。他看到我们玩扑克牌，就去通风报信。”
他挚爱着人民。可是在伊朗，现在究竟谁才是人民？
不到一个小时之后，女孩儿说她想睡觉了。贝赫扎德问我，我们三人该如何分配卧铺。我考虑到她的隐私，就建议说，她应该睡在上铺，我可以睡在她的下铺，贝赫扎德可以睡在我对面的下铺，而他上方的上铺应该拉下来，这样女孩子才不会在玻璃上映出身影。
她明白我在讲些什么，而且，几乎马上就开始往梯子上爬。
贝赫扎德说：“可是……”
顺着他的目光，看着她站在梯子最低的一级横杠上，我才第一次注意到，原来她的左腿有点残疾，我本以为她的左腿过于好动，原来是比右腿短一截，而她的左臀也略略显得萎缩。
她还是坚持爬上梯子。贝赫扎德也没睡到我对面的下铺。他也睡在上铺，靠近他的女朋友。他上床没穿睡衣，身上没有，小行李箱里也没有。总而言之，在伊朗，像他这个样子，还真是胆大惊人。
火车在深夜时分，穿越山脉与沙漠。早上，车窗外又见土墙圈围的水井、灌溉沟渠、青绿树丛跟花园外的泥墙，在精致、富饶的田野间辛勤耕作的农人，村庄处处，这便是德黑兰市区外围一带的景致。一名车长送茶进来，茶水盛在玻璃杯里，示意我们必须以传统波斯方式饮用——先在嘴里含一堆砂糖，再就着茶水吞咽下去。
贝赫扎德一夜睡不安稳，他辗转难眠。就在我们几乎要进入市区之时——破旧不堪的房子后面，竟然装设了空调——我们看到那个革命委员会的人站在过道中间，他个头非常瘦小，孩子气十足，不慌不乱，当他探头看进车厢时，显然对于昨天晚上突兀闯进来毫无印象。
贝赫扎德的女朋友跟我说再见，自始至终，我们同车共处这几个小时以来，她从来没有正眼直视过我。我们下车登上德黑兰车站的站台，我让他们两人走在前面：她瘦小而跛行，他则高大而身手矫健，他对她悉心照顾，同行时，还微微倾向她那一侧。朋友在车站等着她，他们将她带离他的身边。他们都是些热衷革命的年轻人，一群危险分子。对他们而言，就在那一天，他们重新回归的城市，正是一座遭逢灾祸的城市。
周末，德黑兰街头暴动不断，穆斯林与左派分子之间冲突频传，左派遭到重创。
一个星期以前，当贝赫扎德与我一同搭车从库姆回到德黑兰之时，我们曾经在车上的收音机里听到左派报纸《阿言迪更》遭到政府查禁关闭的新闻。此后一周里，左派支持者不断抗议，骚动规模日益扩大，穆斯林团体遂起而反制。
上个星期五，在德黑兰大学的礼拜活动结束之后——那个时候，贝赫扎德出于自身的革命情怀，见到信徒规模如此庞大，还将礼拜活动当作一个政治集会，而非宗教场合——数百名穆斯林就齐步迈向《阿言迪更》的办公室。该报有三十名印刷工作人员被囚禁在办公大楼内不得进出。现在，革命卫队已经将他们驱逐出来。被革命卫队清扫出门的《阿言迪更》工作人员中，五人受重伤，随即被送到军方医院急救；二十人遭到逮捕。星期天，左派分子在德黑兰大学发动了一场示威，现场爆发严重冲突，棍棒刀刃齐飞，许多人受伤。星期一，正当我们准备从马什哈德搭乘火车回到德黑兰时，穆斯林团体冲进贝赫扎德所属的共产党组织总部，把每个人都轰了出去，扔出所有的文件，没收所有的武器：手榴弹、迫击炮、催泪瓦斯罐、比利时步枪与俄制步枪。
贝赫扎德和他的女朋友回到德黑兰听到的就是这则新闻。我稍后得知，他们是从守在火车站等候这个女孩儿的朋友们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可是，贝赫扎德在前一天晚上遭军方羞辱之后，对我隐瞒了这个消息。送我回到旅馆之后，他对我的责任就此告一段落，随即任由我自己在《德黑兰时报》上寻索相关信息。
片段式的新闻，一成不变的措辞，一成不变的言语，所有细节都留给读者自行想象。不过稍过片刻，在我前往洲际大饭店享用自助午餐时，新闻播报的内容几乎让人不能相信。
一栋带有花园和雕塑的摩天大楼；车灯不停闪烁警示的汽车，挡住一条街道；穿着迷彩服的男子，手里擎着枪；摩天大楼周围的一个角落里，堆着几层沙包，上面还架了一挺机关枪。越过繁忙的车道，从建筑物里被驱散出来的共产党员——那些穿着长裤和开襟衬衫的年轻人，看起来像是在都市里打零工的。波斯式的战斗配置，双方人马都在观望等待。熙熙攘攘的人们照常在城市里生活，一如往昔，农民在田里锄草翻土，一旁兵丁将帅则厮杀得暗无天日，战出你死我活，决定谁能统治这块地方。
那天下午，我在菲尔多西街头，也就是兑币商家云集之处，听到警车蜂鸣，接着就是一辆呼啸而去的露天货车，车上载满了持枪的穆斯林，后面还跟着一辆像是警车的车辆。稍后，先前的伊朗国王大道，现在的伊斯兰共和国大道上，警笛再次响起，我又再度看到那群持枪的穆斯林。四下不曾发生任何值得他们下车处理的紧急事件。他们不过是沿着市区街道飞车奔驰，警笛就是他们的战斗号角。他们这样穷忙一场，正如贝赫扎德说的一样，只是为了要炫耀权力罢了。
两天过后，到了我在德黑兰度过的最后一夜，我又跟贝赫扎德短短见了几分钟。他被太阳晒得面色黝黑，他一直跟那些遭到驱逐的共产党员站在一起，站在沙包与机关枪对面的街道上。他面容悲凄，神情却十分平静。他已经经历了他的战斗。我问起他的母亲，她稍早抵达了德黑兰，现在正跟儿子住在一起。可是古老的束缚仍然紧绑着他，他对自己的母亲不过轻描淡写说了几句，对他的女朋友，更是只字不提。
如此情怀，如此勇气。然而，在伊朗不可避免的，是他的革命理念同敌人的理念一样简单，其实说穿了，也不过是敌对理念的一个翻版罢了。两派都有赖于某些真理的开启，以及刻意解读某些历史事件；两派都要求追随者接受绝对的信仰；两派也同样生根滋养于同样的热情：正义、团结、复仇。
我即将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我原本计划搭乘大巴循线旅行，穿过伊朗的南部与东部地区，沿途造访地名优美的古老城镇：伊斯法罕、克尔曼、亚兹德（该城系琐罗亚斯德教重镇，波斯人在前伊斯兰时期，琐罗亚斯德教为其大宗信仰，该教教徒长期遭到流放，他们移民印度的后裔，被印度人称为“帕西人”，意即“波斯人”）、扎黑丹等等。可是，库姆与马什哈德已经让我彻底领教过盛夏炎日之际沙漠之旅的万种风情。我已没了那个雅致，再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碰到革命委员会的人查房。而且我始终等不到能否通过巴基斯坦边界的确定答复。我终于决定搭乘飞机，直飞卡拉奇。
飞往卡拉奇的航班不多。我选的那一班飞机预定在上午七点三十分起飞，而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坚持要旅客于起飞前三个小时办理登机手续。我准时到达，心想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我手上不过提着一只小型的云雀牌行李箱，随即迅速通过一切检查关卡。半个小时过后，东方刚刚破晓，票务柜台前就排了一列长龙，前进得十分缓慢。
就像在伦敦机场飞往伊朗的登机柜台前总是挤满了刚刚周游完欧洲或美国，大肆血拼了一番的伊朗人一样，现在，巴基斯坦的外侨工人也将德黑兰机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刚刚在伊朗采买完毕。他们准备带回家的东西还真不少：盒子、箱子、紧扎着绳子固定的硬纸板箱、棕色的纸箱，上面打印着知名品牌的标识——爱华、雅佳、东芝、松下等等，都是全新的国际商品，与任何一种学习、努力，或是文明无关的商品，纯粹的商品，就是俗世间的一种奖励。
预定于七点三十分起飞的飞机，一直到上午十点都还没起飞。十一点二十五分，飞机终于开始滑行，却又因故停了一个小时，好让伊朗空军驾着美国造的幻影战斗机升空。我本来以为他们只是在例行训练。事实上，他们是奉了霍梅尼的命令起飞，去攻击西部的库尔德叛军。当天稍晚，我在卡拉奇又听到新闻报道说两架幻影战斗机坠毁，听来奇怪，这条新闻尤其令人感觉不舒服：如此精良，富有攻击力的战斗机，训练不足的飞行员置身其中，却如此脆弱，不堪一击，沦为半个被害者。那天早上，遵循真主与第十二顺位伊玛目旨意出击的人，是不折不扣的杀人凶手。
跟随幻影战斗机，霍梅尼的伊斯兰教法官，阿亚图拉哈勒哈利去了库尔德斯坦省。十天前，就在库姆，哈勒哈利还拼命吹嘘，他跟高层如何亲近。他分秒必争，顶着八月酷暑，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个地方，行旅间，已经判决处死四十五人。他花了三十五年研习伊斯兰教法，援引伊斯兰律典下笔判决时，绝不犹豫迷惘。当他坐镇某个库尔德城镇时，有个狱中服刑人的家属前来喊冤，抗议服刑人被拔了三颗牙齿，两个眼珠子也被剜掉了，哈勒哈利下令以同样的方式，当场就拔了施虐者三颗门牙。原本义愤填膺的家属顿觉不忍，要求赦免施虐者，让他保住一双眼睛。
这就是伊斯兰式的司法正义，速审速决，直接处罚在人体上，效果令人满意，正好符合单纯信仰的需要。可是，过去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这同样也是伊朗人的需要。这项特殊的革命承诺经过模糊与蒙混后，我们读到的大半只是打倒法西斯伊朗国王之类的话。只有伊朗人，以及几个国外学者知道，当霍梅尼还是孩童的时候，当时伊朗还在卡扎尔王朝统治期间，霍梅尼的父亲被一名政府官员杀害，凶手遭到公开绞刑示众。霍梅尼的母亲带着他去目睹行刑过程，事后他的母亲跟他说：“现在，你可以心平气和了。大恶狼已经自食恶果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霍梅尼在《纽约时报》上刊载大幅广告，彼时他仍然流亡于法国，广告中，霍梅尼呼吁“全世界的基督徒”，似乎在对另外一种同样高度文明的人民提出诉求。同年八月间，霍梅尼在耶路撒冷日（也就是他派出幻影战斗机去轰炸库尔德人的那一天）的说法，就跟先前判若两人了。
他说：“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应该知道，伊斯兰是不可战胜的。伊斯兰将横扫全世界所有国家，百战百胜，伊斯兰与《古兰经》的教谕就要统治全世界了。”
这些话当然不会让《纽约时报》的读者看到。而下面这段话，当然也不能让西方人听到，这是霍梅尼于斋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发表的演说。（这也是一个绝佳范例，佐证库姆的伊斯兰学究代代相传的中世纪“逻辑与修辞”精髓：几个关键性字眼不断重复，经过各种不同的排列组合，最终完全扭曲。）他说：“民主人士讲到自由的时候，背后都受到一些强权国家的教唆。他们只是想引导我们的年轻人堕落沉沦……假如说，这就是他们真正的目的，那么，没错，我们就是反动分子。你们这些不管讲到什么都坚决要求娼妓与自由的人，自称为知识分子。你们将道德堕落当作自由，嫖妓也是自由……那些支持自由的人，要的只是上酒家的自由，找妓女、赌钱、抽鸦片的自由。可是，我们寄望于我们的青年，能够开创一个历史新局。我们不要知识分子。”
这就是他对信徒发出的呼唤，那些贝赫扎德称为流氓无产阶级的人民。霍梅尼要的，只是信仰。他知道，伊朗出产的石油，对于那些依赖机械动力的国家而言，价值不可小觑，而他也可以恣意派遣幻影战斗机与坦克去征剿库尔德人。霍梅尼自命为真主旨意的诠释者、信徒的领导人，他体现了所有伊朗人民的困惑，进而将这种困惑吹嘘为一种荣耀：一度在中世纪拥有高度文明的民族，掌握了石油与金钱，意识到权力的力量后产生的困惑。他们感知到周围笼罩着另外一种新颖的强大文明，一种他们无法支配的文明。他们只能不断排斥抗拒，同时，又深深依赖着这种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