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赫扎德与我搭车前往库姆。我们几经折腾回到宾馆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尽管终日闲散,宾馆的出租车司机还是对这趟长途沙漠旅行兴趣缺缺。只有一位司机有意跑这么一趟——他就是那个有天晚上让我在车上听了一大串《古兰经》广播的司机——可是,车资要七十美元。贝赫扎德说,这真是漫天开价;他认识一个司机,不必花这么多钱,就可以载我们到圣城。
我们挨上一大段时间,专门等候贝赫扎德的司机,等他把车开到宾馆,我们才发现,他的价码已经比我们原先在电话里讲定的又涨了几成。他身形矮小,不是易与之辈,他还特别声明自己不是穆斯林。其实,那不是他的原意。他只是要说,他既非什叶派信徒,也不是波斯人。他是个“部落成员”,是卢里人,老家在伊朗西部的卢里斯坦。
库姆城内有一座知名的圣殿,供奉着什叶派第八伊玛目妹妹的墓龛。近千年来,库姆一直是信徒朝圣的圣地,同时也是好几所经学院的所在地。霍梅尼曾经在库姆授课宣教。伊朗国王被迫退位,他得以重回伊朗之时,曾在库姆建立他的指挥总部。他在库姆时,周遭往来伴随的都是些阿亚图拉,这些伊斯兰教大阿訇本身的地位就已经相当尊贵了,而其中一位随侍高层的人物,阿亚图拉哈勒哈利——或许,此行我还有望与之一晤相谈。
霍梅尼负责接收政权、发表演讲与赐福信徒,哈勒哈利则负责绞吊叛徒。他是霍梅尼的绞刑法官。许多速审速判的伊斯兰法庭都是由哈勒哈利召开主审的,最终判决都以处决结案,处决后还公开张贴生死前后对照的官方档案照片:一张行刑前尚未送命的;一张受刑人断气后,裸身平躺在停尸间滑动式停尸板上的。
近日来,哈勒哈利连续接受外界专访,着重介绍他身为一名法官的日常活动。德黑兰绘声绘色地传说,由于他最近饱受高层冷落疏远,才会接受这些访问,企图重振名声。他跟《德黑兰时报》的记者表示,他光在德黑兰一市,“说不定”就判处了四百个人犯死刑。“他说,某些晚上,监狱还得将三十几具,或是更多的尸体,装上卡车运送出去。他还宣称,许许多多胡齐斯坦省叛徒的死刑执行书,都是经他签署发出的。”胡齐斯坦省是伊朗西南部的阿拉伯省份,也是伊朗原油的产地。
他还向另外一份报纸说,当年有人企图谋反——主要是在韩国大使馆策划的阴谋——打算营救伊朗国王的总理胡韦达 ,以及一群前朝遗老与重要人士,越狱逃离德黑兰看守所。而当他,哈勒哈利,一听说有人图谋不轨,就当机立断——要让美国中情局和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措手不及,重重挨上一记——提前审理他们的案子。“我花了一个晚上的功夫,看完他们的案子,就叫他们跟行刑队报到。”他还对《德黑兰时报》详细说明胡韦达是怎么死的。第一颗子弹打中胡韦达的脖子,没打死他。接着,行刑者,也是一名教徒,就命令胡韦达双手扶正脑袋。第二颗子弹正中脑门,终于打死他了。
我跟一位新闻通讯员谈到哈勒哈利的种种之时,我问他:“他会答应见我吗?”
“他巴不得跟你见面呢。”
而贝赫扎德也认为安排面见哈勒哈利不是难事。贝赫扎德说,我们一到库姆,他就可以打电话联络哈勒哈利的秘书。
电话、秘书,这些现代化设施似乎跟哈勒哈利不搭调。可是,哈勒哈利素来以走在时代前端自诩。根据《德黑兰时报》披露的,他说:“宗教领袖努力在伊朗落实穆圣先知的正道法统。过去在先知的时代,战斗只靠挥刀舞剑,现在,刀剑已经为幻影战斗机取而代之了。”幻影战斗机不是美国战斗机,也不是异国科学的产品,而是像刀剑一般的国际性武器,全球大市集库存中的一环,只要下单订购,就可以合乎伊斯兰教教义,协助宣扬伊斯兰教威严。
贝赫扎德内心也有类似的困惑,虽然他的宗教信念淡薄,信奉的其实是共产主义,而且从小就被已加入共产党的父亲隔离在宗教之外。贝赫扎德的父亲在伊朗国王时期曾经下狱监禁过一段时间,而贝赫扎德继承了父亲的梦想,向往着“真正的”革命。诸如此类的革命尚未降临伊朗。可是,贝赫扎德咀嚼着所有不断学习的唯物辩证法,逼着自己剥除霍梅尼革命的宗教狂热,勉力辨识着这场动乱之中还有哪些事件或特质,符合他心中真正的革命。我们开车南行,穿过德黑兰,第一眼看来像个市集,再看就像一处屯居在遭到污染的沙漠上的村落——当地就是曾经发生无产者起义的城市,也是他一心急着要指给我看的革命地标。
低矮的砖造建筑,掩上尘沙的色泽;围墙似乎尚未完砌;室内虽明亮,感觉反而跟墙上的灰泥一样不持久。居民一波又一波地从乡间地带涌向德黑兰南区的平坦低地;一个个传统的四角黏土砖房聚在一起,低矮的屋檐相互衔接,乍看像个村落一样。
我们经过一个大工厂的仓库。每个窗口下方的墙壁上,都晾着一种灰褐色的毛皮。贝赫扎德跟我说,这是一家布料工厂,也曾经是革命的中心。当时政府军冲了进去,许多工人都惨遭屠杀。
车驶过炼油厂,炼油厂的烟囱不断吞吐着火焰。过了这里,我们就来到真正的沙漠了。此时,极目所至,几无立木,视野无限宽广:沙堆、丘陵、小型山脉绵亘在前方。道路先爬坡上行,再俯冲到开阔的谷地。山丘和沙丘起伏极为柔缓,而且从远处看去,或是掌握住某些特定视角,偶尔可以在棕色坡面上看到星星点点的色泽极为优美的绿色色块,许是高低杂草混生集合的草丛,彼此间隔得相当疏阔辽远。
我们站在山丘上向左看,一边就是地图上详加标示的盐湖。远看盐湖小而洁白,仿佛整个湖面即将蒸发结晶,堆成盐丘。白色的湖面还围了一圈浅淡的绿色。贝赫扎德说,有时候,整个湖都映着湛蓝的光泽。过去,伊朗国王的秘密警察经常用直升机载着许多尸体,倾倒在湖里。这湖实际上要比看起来的大多了。我们开车通过时,湖区四周荒无人烟,我们距离圈围着白色湖面的淡绿湖水还远得很。经过淡绿湖水之后,土地就更加残破不堪了。山丘不再浑圆,尖峰峥嵘地刺向天空。
这里的确是沙漠,可是,道路上却交通繁忙。路边偶见小店卖些冷饮瓜果消暑。贝赫扎德认为,我们在到达库姆之前,应该先吃喝一番。库姆圣城可绝对不会松懈斋月封斋的教规,日落之前,城里找不到地方解渴救饥。
我们在一个公交车及卡车休息站稍作停留,休息站里有一家洋溢着地中海色彩、简陋的大餐馆,路边站台上,还有一个卖西瓜的小摊子。西瓜摊子上撑着一把棉布做的遮阳篷,篷下几乎没有半点阴影,卖西瓜的人坐在摊子上,枕着手臂呼呼午睡。
我们将他摇醒,跟他买了个西瓜,他借了我们一把刀和几把叉子。贝赫扎德将瓜从中对剖,再切碎瓜瓤,我们三个人——包括那个不请自用的司机,就围着西瓜吃起来,就像三个人共用一个盘子一样。我看得出来,贝赫扎德十分喜欢这样一个服务与分享的时刻。我们也可以说,这其实也是个属于穆斯林的时刻,这正是穆斯林应当身体力行的分享德行——那个司机也理所当然地,大大咧咧地跟我们蹲在一起举叉大嚼。司机是个工人,贝赫扎德把西瓜分给人民的一员,他在一片荒漠之间,举行他自己的仪式。
站台上种了两棵小树。一棵树皮早被剥了个精光,只剩枯干;另外一棵也奄奄一息。两棵小树中间躺着一位裹着黑衣、面有病容、蜷屈在阳光之下遭到高热无情蒸烤的老女人,这是距离德黑兰一个小时车程之外,一片无法解释的人形残骸。瓜摊上的报纸碎屑随风卷起,荡过漫漫尘沙,飞上树干,就这样牢牢纠缠在树枝上。跨过大路,路边一辆卡车踟蹰不前,引擎不断喷吐废气,同时间,汽车飞驰而逝,不舍分秒。
我们蹲在沙地上吃瓜。那个司机不时吐出西瓜子,用力啐在马路上。我也像那个司机一样,猛啐瓜子;贝赫扎德也不遑多让,只是动作比较谨慎。接着,出其不意地,那个脑袋古板的小个头卢里人,什么也没说,猛地将叉子扔进瓜瓤,站起身来,跃下站台。他吃完了,他已经吃够了西瓜。他走过餐馆前方肮脏的沙地广场,进到餐馆里面,找地方清洗,贝赫扎德的分享时刻就此结束。
之前,我想象中的库姆,应该是个建立在山丘上的圣城,城中应当处处可见严峻高耸的岩壁石墙,投射出重重阴影,虔诚的信徒在岩石中穿凿出窄小的巷弄,再就着两侧挖出一个个栖身小室或是石穴,人便居中冥想。事实上,库姆四平八稳地摊在沙漠中央,与其他沙漠城市没有太大区别,除了简陋的小屋之外,就剩下加油站了。越接近圣城,道路就越加整齐清洁,临时搭就的棚屋少了,人家的住宅多了。环状交叉路口处,还有一处花园,春花怒放——波斯花园总有一种突兀、封闭、绿洲一样的特质。远方一座金碧辉煌的圆形屋顶,闪熠在幢幢尖塔之间。那是圣城库姆远近闻名的圣殿的圆顶下的清真寺。
贝赫扎德说:“那座屋顶是纯金打造的。”
纯金圆顶金碧辉煌了一百年。可是,我们即将进入的城市,致富纯因开采原油。整个城市像个重新组合过的大市集,除了纯金的屋顶与塔楼之外,这座城市毫无其他特征。
贝赫扎德说:“我该怎么介绍你呢?就说你是某个大报的通讯员好吗?哈勒哈利最喜欢驻伊朗通讯人员。”
“可是,那样子我就没法儿跟他谈些我想谈的东西了。其实,我只是想跟他聊聊。我想了解,他是怎样成为现在的他的。”
“那我就说你是个作家好了。我该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可就棘手了。说我是从英国来的,最符合实际情况,可也有误导之嫌。说我是特立尼达人的话,只会令他迷惑,而且同样会误导。南美洲可以考虑,只是,说我来自南美洲,随之引发的联想也是不正确的。
“你能不能就说我是从美洲过来的?这样子讲,波斯人听得懂吗?”
贝赫扎德说:“我就说你是从美国过来的,但是你不是美国人。”
我们就直奔圆顶清真寺,将车停在圣殿外面的停车场上。下午才刚过了一半,镇上比沙漠还热,纯金圆顶看起来更是滚烫。那个卢里司机,虽然之前与我们共食西瓜,这会儿却开始喃喃抱怨起吃食无着了。管他斋月不斋月的,他想开车离开库姆,出城去找点东西吃。他也想知道,我们到了库姆以后,究竟怎么打算。
大路对面,圣殿入口处附近一个西瓜摊子旁边,有一座德国设计的透明电话亭。贝赫扎德过马路去拨电话给哈勒哈利的秘书。
圣殿四周的高墙上,喷着波斯文的标语。其中也有两条英文标语,大意是“我们要共和”、“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这两条标语一定是为了方便西方电视台记者拍摄而设计的。第二条标语显然直译自Khomeini e Imam——霍梅尼即伊玛目,可是如此翻译并未完整阐述原意,读者只能意会到伊朗人民效忠的对象——多亏前一条标语帮忙——从伊朗国王转变为霍梅尼,却漏掉了这位领袖在宗教上的神圣权威,以及这样一位领袖给予人们步入天堂的通道。一千一百年来,伊朗人民不断地耐心等候第十二顺位伊玛目重回故土,“伊玛目”一词在伊朗承载了重大意义。而在圣城库姆,第八伊玛目的妹妹埋骨之处,伊玛目的意义尤其崇高。库姆宣扬的共和国,立国宗旨就在于搭建极乐登天的通道,以及摒斥所有非神圣的统治。
贝赫扎德打开电话亭的玻璃门,握着电话听筒,挥手示意,要我过去。
我走过去之后,他说:“秘书说哈勒哈利正在做礼拜。等他开斋之后,他可以在今天晚上九点的时候接见你。”现在不过三点三十分。先前,我们跟司机说过,我们在库姆不过待上三四个小时。
贝赫扎德说:“你要我跟秘书怎么说呢?”
“跟他说,我们会准时到的。”
接着,我们就过去将这个坏消息告诉那个不耐烦的卢里司机,或许其实对他来讲,这是个好消息:他是论钟点计费的。他嘟囔了些贝赫扎德没翻译的话,随即扬长而去,开车出城去找东西吃,留下我跟贝赫扎德在一旁伤脑筋。不知道在这样一个烈日焦烤、让人昏昏欲睡的城市里,我们该如何消磨接下来无所事事的五个半小时。其中五个小时里,还找不到地方消饥解渴。
圣殿对面的店铺里陈售着便宜的纪念品:浮印着霍梅尼大脸的碟子、便宜的陶土瓦罐。还有些甜食:扁扁的棕色圆形蛋糕,软软的,看起来甜得腻人,蛋糕边缘已经逐渐松开了。贝赫扎德说,斋月期间,店家还是卖东西给旅客吃,可是利不及费,实在不必耗上这番蠢力气。周遭旅人根本就寥寥可数。一名老妪不良于行,无疑是朝圣客,自己缓缓地推着轮椅经过店门口。我们还吓着了一个躲在亭子里、小口小口偷吃棕色蛋糕的圆胖男孩儿,那蛋糕不过是他的部分存粮而已。经他判断,我们应该不会对他不利,他又对着我们憨憨一笑(虽然说,几天以前,才有两个人因为馋嘴破戒,挨了一顿鞭子)。
纪念品店里也卖一种小型的黏土板,板子上印着阿拉伯文字。黏土采自麦加与麦地那这两个阿拉伯城市(这可是当地人的独门好生意),小板子专供虔诚信徒礼拜之用,信徒匍匐躬身行礼之时,可以将前额贴抵在这块黏土板上,接触到神圣的土壤。而我猜想,圣殿高处,蓝白相间的亮面瓷砖上,一定书写着一段《古兰经》引文。可是,贝赫扎德没办法翻译出来。这段引文是用阿拉伯文字写的,他可读不了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按理讲,在伊朗看到阿拉伯语,不该出乎我意料,可是我还是饱受震撼。因为在我心底某个角落,我是通过古典时期的历史来了解伊朗的,我也对波斯文化的源远流长肃然起敬——征服埃及、对峙希腊、顽抗罗马等等;而在我内心另外一个角落,我是借着印度来认识伊朗的,印度人,至少西北地区的人士,还是将波斯视为人类史上最辉煌的文明成就,就跟过去欧洲人推崇法国一样。波斯的语言、诗篇、地毯与食物,处处令印度人惊叹不止。克什米尔人说,波斯菜是最上乘的佳肴;他们还说,切纳尔,也就是从波斯移植过来的悬铃木,或是梧桐树(一度十分抢眼地描绘在波斯与印度莫卧儿帝国时期的绘画中),其树荫还有特殊疗效呢。可是,来到库姆,一定要扔掉这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在这里,他们看到阿拉伯,如同看到路边的泉水一样。
贝赫扎德建议我们应该进去参观圣殿。要是有人问起来,我就说自己也是个穆斯林就好了。我说,我恐怕装不出来。我一进清真寺,一定会手足无措,举止行动都出差错的。进入清真寺的时候,应该先踏出右脚吗?是不是只有进卫生间洗手的时候,才能先迈左脚,还是顺序正好相反?逊尼派信徒沐浴净身时,是不是规定要从肩膀往下冲洗到手指?而什叶派信徒是不是需要逆向操作,水流从手指倾泻到手肘?行礼之时,又该采取什么样的姿势呢?关卡实在太多了,一不留神,就会露出马脚。即使我紧跟着贝赫扎德,完全仿照他行礼如仪,看起来还是不能让人信服。
贝赫扎德说:“你可别指望跟我学。进了清真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从不进去的。”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在庭院里走一走,游园还不必脱鞋呢。庭院内十分宽阔,光亮亮的,一边是一座钟楼,嵌着一面朴实无华的现代时钟,钟面上一个数字也没有。另外一边,就是圣殿的入口。圣殿大门高耸,整个建筑往内凹,四处闪耀着银光,像个银色的洞穴,抑或就像个中间挖开的银色拱形圆顶。其实,大门上闪熠着发出银光的,不过是玻璃而已,成千上万的小片玻璃,从各个不同角落捕捉并反射阳光。而我们总算在这里看到前来朝圣的信徒了,面皮被阳光烤成焦褐色的农民,带着一家老小不远千里而来。他们沿着庭院围墙,各自找个露天小室,径自就搭起营帐,每个小室都是过去某个知名人物,或是皇家成员埋骨之处,同时,这些人展现着不同的民族类型,正如古老的波斯跨大陆迁徙中,不断兼容并蓄各个部落与人种。
我听贝赫扎德说,某一群黄皮肤的蒙古人其实是土库曼人。我几乎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只在一本出版于一八二四年的英国小说《哈吉巴巴》里,读到过土库曼劫匪,而我手上这本小说还是在旅馆里买的盗版,翻印自牛津的“世界经典文学丛书”。此外,还有一次,我在伦敦的一间展室里,看到一幅绘制于十七世纪的印度素描,主题就是一个双肩受缚的土库曼囚犯,犯人两只手铐在颈背上一块木板里面。所以说,中亚一带的土库曼人,其实曾经是一个令人丧胆的民族。他们又是如何融入波斯历史之中的呢?这我就不得而知了。而且,这个民族往昔四处征战劫掠的历史,好像已经远去,跟这些扎营在圣殿旁垂头丧气的朝圣者,似乎一点也不相关。他们身型矮小,衣着褴褛,肤色焦褐,有如某种文明边缘上的零碎杂屑,而此等文明本身,已经长期退缩到世界边缘。
清真寺附近有一栋两层楼的黄褐色砖造建筑,霍梅尼曾经在此执教演讲。楼房外观平平,毫不起眼,而今人去楼空,建筑也空置了下来。贝赫扎德与我漫步在市集里。此时,正是大部分看顾摊子的小商家的午休时间。面包摊上,一圈圈打了洞的甜面包摞得老高,老板平躺在靠墙的一层货架台面上呼鼾不已,拿他的存货当枕头。贝赫扎德买了一份报纸。天气热到流金铄石;库姆城内无景可观;城内居民的生气还隐而未现。我们开始四处寻找阴凉,找地方坐下歇脚,耗时间。
我们来到一家小旅馆。旅馆里面十分狭窄,却是刚刚整修装潢完毕的。柜台后面坐着两个人,装作没看到我们的样子,我们就在前厅找个地方坐下。除了我们以外,厅里没有其他人了。几分钟过后,有个坐柜台的过来要我们离开。斋月期间,旅馆暂停营业。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进门的时候,他跟他同事未曾起身相迎,他说话的语气如此和蔼可亲,让你想发脾气也难。
我们只有走出旅馆,再度走进阳光与灰尘之中,再次经过纪念品店门口、棕色的蛋糕与阿拉伯黏土板。最后终于获准落座在标语“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对面空空荡荡的餐厅里面。餐厅地方不小,设计与装潢却敷衍草率,柱子上拼贴着大理石板。
这里没有东西可以入口,瓶装的可口可乐饮料,看来像是足以穿肠破肚的化学毒水,餐厅里被烹调羊肉的刺鼻气味熏得暖烘烘的。可是,光是能避开烈日就能让人情绪舒缓了。松懈后的疲惫随即如潮水般袭来,我亟欲休息,贝赫扎德则在一旁看自己的波斯文报纸,这样也挺方便一分一秒地打发时间。
餐厅远处,靠近上菜柜台的一个角落里,几个人围坐一桌,我猜想他们应该是一家人:一名父亲带着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小女儿,裹着一袭长长的黑色衣衫与面纱。我心想,这么小的女孩儿,竟然就已经戴上面纱了。可是她活跃得很,喋喋不休,一张嘴从没闭上过,偏偏一旁的家人还十分捧场,好像不管她讲什么,他们都觉得很有趣的样子。时不时地,那个男人还会朝着我微笑,仿佛邀我一同加入欣赏的行列。小女孩儿忽而在一处平台上尖声嘶喊些什么,忽而纵身跃上几级阶梯,冲到上层长廊,再驻足尖叫些什么,引出楼下观众另一波笑浪。她又步下楼梯,让其他家人看看她从楼上拎了什么好料过来。然后,她转过身来,对着我跟贝赫扎德走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到她的脸。
她可不是什么小女孩儿。她个子很矮小,约莫四英尺高,非常老,说不定已经疯了。她朝我们示意,她从楼上带了下来的好东西:一盘白米,上面还铺着一片菱形的棕黑色羊肉片。她究竟是因为人家给了她这盘米跟肉而欢喜,还是在跟我们抱怨?贝赫扎德什么也没说。她说话的时候,他只是静静听着,可是,他什么话也没对她说。然后,她就走了出去。
我跟贝赫扎德说:“我还以为他们是一家人呢。我以为这是他们家开的餐厅。”
贝赫扎德说:“哦,不。他们不是这家餐厅的老板。他们只是工作人员而已。”
我们走出餐厅,再一次拨电话给哈勒哈利的秘书,问他可不可以将见面的时间提前。现在时间是五点半,四周凉爽了一些。街上人多了。我们的司机回来了,他什么吃的也没找到。
贝赫扎德拨了电话。然后,他走出电话亭,跟两个留着胡子、穿着毛拉长袍的年轻人攀谈起来。我本来没看到他们两人走近,两眼只是专注在贝赫扎德身上。
目前为止,我只在电视节目上见过毛拉,黑白画面,大部分只拍摄到他们的胡须与头巾。现实生活中的毛拉长袍之楚楚有致,让我暗暗吃惊。长袍加身,这两人就从街头人潮中脱颖而出了:黑色的头巾,白色无领外衣,里面穿着淡绿或淡蓝色的及地长服,同样无翻领,胸口上缝了两颗扣子,外面再套上黑色棉质的无袖斗篷——类似牛津、剑桥或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学院的学者或研究员穿的斗篷。毫无疑问,此地就是那些大学里各类教士装束打扮的发源地,那些大学在中世纪时期都是神学研究的重镇,正如库姆仍旧是伊斯兰研究中心一样。
我看着贝赫扎德领那两名毛拉过来时,深感如此装束或许自始至终都甩不开他人的注目,它象征着优异的资质,同时也投射出一目了然的尊严感与重要性。这两个毛拉其实都不高,实际年龄也比他们的胡子所暗示的要小得多。
贝赫扎德说:“你说你想跟学生见面谈谈的。”
之前,我们确实在车里商量过,可是不知道该怎么着手。
贝赫扎德又补充一句:“哈勒哈利的秘书说,我们可以提前到八点钟过去。”
我确信,其实我们随时都可以过去,之所以要我们一再等待,只为了让哈勒哈利有尊严,让他做足面子而已。
那两个年轻人来自巴基斯坦。他们想知道我究竟是什么人,而当贝赫扎德跟他们说,我来自美国,却不是美国人时,他们看起来十分满意。当贝赫扎德更进一步告诉他们,我一心一意想多了解伊斯兰教教义之时,他们的态度当即转变得十分友善。他们说,他们宿舍里有些英文书籍,我应该会觉得合用。我们应该先上他们宿舍去,然后,再到他们的学院,见见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学生。
贝赫扎德安排我们一行人通通坐进车里。他让我坐在卢里司机旁边,司机看着毛拉的头巾、长服与虬髯胡须,难掩敬畏之情。贝赫扎德跟那两个巴基斯坦人坐在后座。他们引导司机,将车开到一条让人格外愉悦的住宅街上。可是,他们遍寻不着先前说要给我的书,于是我们就再度转进,不是去他们的学院,而改道一访学院对面的行政大楼。
在行政大楼里,我们遭到权威人士严格的盘查:一个穿着装束与那两个年轻学生一样,只是头上不裹头巾、改戴毛帽子的中年人。他可不像学生那么容易打发,贝赫扎德可没法儿简单说明几句就敷衍过去。其实,他可是满腹狐疑的。
“他是从美国来的?”
贝赫扎德与那两个学生,现在都紧抓着贝赫扎德捏造的故事不放,异口同声地说:“可是,他不是美国人。”
戴着毛帽子的男子说:“他不用跟学生谈。跟我谈就好了,我可以跟他讲英文。”
他也是从巴基斯坦来的。清癯消瘦,憔悴的脸庞,直追巴基斯坦的“国父”真纳先生的尊容。而且双颊凹陷,嘴唇因为连日封斋而焦敝苍白。
他说:“我们在这里也出版了一些书和杂志。所有你想知道的信息,都在这些书和杂志里面。”
他跟一个学生用波斯语或是乌尔都语交代了几句,学生转身离开,回来的时候,手上多了本杂志。那本杂志就是《和平讯息》的第一卷第一册。
哦,原来,那些挞伐西方民主国家之妖魔邪道的文章,还有吹捧颂扬什叶派各个伊玛目的圣徒传记,就是在这里粗制滥造、大量生产出来的。原来,他们就是在这里阅读舒马赫与汤因比,再引述他们关于科技与生态学的话,来数落西方世界。
我对那个戴毛帽子的男子说:“可是我看过你的杂志。”
他大为震撼,看起来毫不相信。
“我已经拜读过第一卷第二册了。里面有篇文章提到合乎伊斯兰教教义的都市规划。”
他看起来还是不得要领。
“那本杂志是我在德黑兰买的。”
悻悻然地,他打个手势叫我们进去。我们一一脱鞋之后,鱼贯进入他的办公室。宽阔的大理石台阶,宽阔的回廊,厅室宽敞,地板上铺着地毯。
戴着毛帽子的男子,看样子,应该是某某主任吧,我在心里暗暗忖度着,坐在全新的钢制办公桌后面。两个学生中,一个学生坐在他左边。另外一个学生与我跟贝赫扎德三个人,坐在靠墙的一排椅子上,远远地面对着主任的办公桌。接着,就在这样正式的气氛下,我们开始对谈。
坐在主任左边的学生先开口,他说,伊斯兰教是唯一能够让人活得有人性的信仰。他说话的语气温柔而笃定;如果要了解他究竟在讲什么,一定要先试着从他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在先知获得天启之前,是个何等混沌无章的乱世。
主任在挖鼻孔,对这个学生讲的话,似乎颇表赞同。他的办公桌上摆着几枚橡皮图章、一个新的地球仪、一个订书机、一台设计新颖的电话机。书架上并肩站着几个箱型的档案夹、一本《牛津英语辞典》,还有一本《波斯-英语辞典》。
他们跟我说,库姆一城就聚集了一万四千名学生。(可惜,我们偏偏挑了白天最不恰当的时间进城,街上几无人烟。)修业最短期限为六年。
“六年啊!”
主任微笑着响应我的惊叹。“六年算什么。有些人花上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都钻研不完呢。”
这么长的日子里,他们都在学些什么呢?这里可不是个研究与学习新知的地方。他们都是些研究信仰的人。这个题目究竟有什么奥妙,需要皓首穷经,潜心学习这么多年?嗯,先要学习阿拉伯语;再学应用在各个层面的阿拉伯语语法;还有逻辑与修辞;还有法理学,伊斯兰教的法理就自成一个学习科目,而法理学原理又是另一个科目;还有伊斯兰哲学;还有伊斯兰科学——相关先知与其周遭同伴的传记、系谱发展、相互关系与传统等等。
原先,我还以为经学院的教育应该不拘形式,着重在身教上:老师是个圣人,学生像是门徒或追随者。我没想到经学院教育竟然是这么有组织的学习方式,也没预料会看到如此古老经典的学习方法。我开始理解,或许这么多年的学习是有必要的。在这个地方,信仰还是牢牢地束缚着俗世。而且,就跟中世纪一样,人生而有涯,经学研究可漫漫无边。
库姆这些伟大的导师当中有一位学者,至今还在讲学,一日领导信徒礼拜五次,针对一本讨论什叶派伊玛目的知名作品,创作了多达二十五卷评论文集,一些早期撰写的评论,日后也成为评论的材料。二十五卷当中,已经出版了七卷。剩下的十八卷,正交由一整个师的学者通力合作,以敷出版之需。无疑,学者一定是彼此对照勘校他们听讲的笔记:还在依赖中世纪传抄书信的古典方法。霍梅尼关于法理学与伊斯兰哲学的讲座素来声名远扬,他同样也就各个不同主题,创作了十八卷巨著。
然而,如此规律的生活,礼拜与讲学,评述与再加阐述,却在伊朗国王统治后期,差点毁于一旦。霍梅尼遭到流放驱逐;安全部队进占库姆;甚至连远道从巴基斯坦而来的学生都受到秘密警察的逮捕。
坐在主任左边的学生说话声音骤然降低,他说道:“要不是这场革命,伊斯兰教在伊朗早就被抹干拭尽了。”
两个学生都生于旁遮普乡间城镇的神职家庭,从小就认定自己日后注定要担任毛拉。今年只是他们到库姆求学的第八年。他们现在修习的科目是为期两年的阿拉伯语,还有逻辑与修辞(修辞只是一种铺陈论证的古典方式);不过,他们不搞文学。他们的研究不涉及历史,可是,如果学生私底下找书看看,也没有人会禁止。他们来到库姆,最主要是为了学习伊斯兰哲学。其他大学对于这个主题的研究,都不会像库姆这么深入贯通。他们到过库姆,这个霍梅尼一度讲学,同时也是马拉什与沙里亚特马达里(两人都是知名伟大的阿亚图拉)教育学子的地方,日后,再回到巴基斯坦的故乡,他们就会在什叶派信徒中备受尊崇。
通过贝赫扎德的翻译,坐在贝赫扎德左边的学生说:“我认为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伯克利和耶鲁。”
我对贝赫扎德说:“他拿这几个地方类比,听起来实在不伦不类。”
贝赫扎德说:“伯克利跟耶鲁不是他说的。是我说的,这么讲比较方便你理解。”
那三个巴基斯坦人,两个学生加一位主任,交头接耳一番后,坐在主任左边的学生拿起电话听筒,开始拨号。
贝赫扎德说:“他们想要你跟他们的老师见个面。阿亚图拉施拉吉。他现在正要打电话给他,跟他约个时间。”
我心里还童心未泯的一角,再度吃了一惊,我们无意间步入这样一个中世纪的学究世界,要跟阿亚图拉定时间,跟这种伟人约会,竟然也是用电话通知。同时,自己也因为即将面见施拉吉而紧张不安。就像是突然天降良机,可以跟彼得·阿伯拉 ,或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 ,或是跟其他几个名气没那么大的中世纪学者辩论一样(假如说,这种事情还有发生的可能的话)。我对施拉吉的学养一无所知,见了面还真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
拨电话通报的学生放下手中的现代化听筒。先前他脸上羞怯与虔诚的表情一扫而空,现在,他可是喜上眉梢。他说:“今晚七点的时候,阿亚图拉施拉吉可以见你。我一向他说明你的来历之后,他马上就决定要见你了。”
主任一直紧绷的面容终得展开,仿佛施拉吉心无芥蒂地准备要接见我,终于让他松了一口气,不再担心。这下子,招待我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坐坐,跟这两个天真无邪的学生聊聊,就不会给他惹来什么乱子了。方才谈话之间,他不断地抠鼻子,抠挖之勤快,让我不由得遐想,斋月封斋不但害得他双唇焦敝惨白,连带的也影响了他的鼻孔,搅得他如此心神不宁。现在,他心上大石终于落地,他提议要带我们在整栋建筑上下走走,游览一下。于是,我们全员起立,正式面谈告一段落。
我们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我还试着询问,此地学生的学杂费与生活开支情况如何。可是,我却问不出直接明了的回复。事后,还是贝赫扎德直截了当地跟我讲了实情,一边嘱咐我切莫再多问下去,一边说,不管学生修业时间有多长,库姆当地的宗教基金会都会支付学生的就学与生活开销。
宽阔的走廊对面一间办公室里,有个书法家正在奋笔疾书,誊写《古兰经》。他四十开外,穿着长裤与衬衫,坐在一张桌面倾斜的写字桌前。他运笔稳定,毫不松懈,手势虽然不仓促,却也不显优雅。他很欢迎我们驻足旁观,看着他将宽幅笔尖往黑色墨水里蘸一下,孜孜不倦地写下去。他的脸上刻着过去遭受过压制胁迫的痕迹,可是,他现在心平气和,窝在现代化的安全的小房间里面,安分地抄抄写写。
主任拿出几张照片让我们看,那是两年前在库姆举办的穆斯林大学校长会议。再一次,虽然,我不该再感到意外与惊讶,却还是略感惊奇:这些照片再度证明这样一个次世界的存在,或者说,一个平行于西方社会的世界,一个隐藏在伊斯兰面具之下的中世纪学者的世界,它依然完整无缺地存在于二十世纪后期。主任还说,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校长参观过库姆的经学院之后,印象颇深,感动之余公开宣布,库姆的学生素质如此优异,如果要转学爱资哈尔,可以直接平转,无须任何降级补修措施。
我们沿阶而下。楼梯墙边堆着一摞摞该中心近期发行的出版物,不只是《和平讯息》,还有两种平装本新书,都是用波斯文写成的。其中一本主旨在于记述先知的女儿法蒂玛的生平,她嫁给了先知的堂弟阿里,即什叶派信徒的英雄。这本书的书名叫《伊斯兰的女性》。另外一本新书,或者说小册子还比较恰当,深褐色的封面,主任说,这本书的作者是个在英国待过一年的伊朗人写的,书中记载他在英国一年的生活,一年间他显然深受刺激,这本书书名就叫“西方有病”。
施拉吉的寓所位于库姆城另一端的一条泥土巷道里面,巷子两边墙壁上空荡荡的。地面从两边逐渐下陷,中央形成一条沟槽,可是,沟中没有积水,只有堆积得厚厚的一层灰尘。
我们敲敲墙间一堵紧掩深锁的门。巷道里的孩童嘲笑那两个巴基斯坦学生,恐吓他们说,要是他们一进去,施拉吉一定会大动肝火,给他们好看的。这好像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戏谑方式,经过特准的嘲弄,无碍信仰,一点也不会对伊斯兰教不敬:穿着学生袍的学生,就像欧洲中世纪时期的“教堂执事”一样,是公开现成的笑柄。话虽如此,此刻对那两个巴基斯坦学生还是挺难堪的,他们一边发出嘘声,赶开那几个无聊小童,同时还要力持尊严,不能对贝赫扎德与我失礼,再就要屏气凝神,面对接下来更庄重的会面。
门开了。我们走进一处玄关,脱鞋,步上铺着地毯通往一条回廊的阶梯,回廊围绕一个四周筑坛的庭院,庭院地面上铺着砖,还种了几株榕树,院子整个笼罩在白色的凉棚之下,滤过阳光,柔化色彩,就这样,骤然间,围墙外的灰尘与热气、仲夏季节的沙漠酷暑,进了这道门,顿时转换得温润宜人。
我想驻足片刻,好好端详那几棵榕树。可是转瞬之间,惊骇取代了好奇:铺了地毯的回廊上,就在前方几英尺处,有一个赤脚的男子,肩上挂着一挺以色列制的手提式轻机枪,此人即施拉吉的保镖。他待在回廊上巡逻。我们转进右侧一间同样铺着地毯的房间,房里空无一物,我们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架电扇旁边等候名师。巴基斯坦学生面露微笑,既期待,又欢欣鼓舞的。
“他要来了,”贝赫扎德低声对我说道,“起立。”
我们一致起立。仪式有助于营造出场的气氛,而施拉吉出场的架势令人印象深刻,一派皇家气息。他个头高大,面上圆润,颏下的胡须,与唇上短髭,修剪之精致,让人猜不出他的年龄。他穿着淡黄褐色的长服,上面缝着两颗扣子,他的黑色斗篷是用最最精薄的棉布剪裁制成的。
那两个学生似乎非常倾慕这位大师,忙不迭地赶上前去向他躬身敬礼——扬起一股黑色袍服和头巾的波动。而他,让他们亲吻他的手,似乎在赐予他们礼拜结束后的祝祷。接着,我们重新坐定。他什么也没说,脸上只是微微笑着。学生也不贸然开口。
我说:“非常感谢您见我。您这两位高徒说,您的学问涵养都十分高深广博。”
贝赫扎德将我的话翻译给施拉吉,施拉吉开口缓缓地回应。他讲话很慢,如音乐般悦耳,语调之抑扬顿挫,听在我耳中十分新奇。他说了很长的一段话,贝赫扎德却翻译得很简略。
“多谢他们把我讲得这么好。也多谢你讲得这么客气。”
施拉吉又说了些话。
贝赫扎德翻译道:“教育一定要尽早开始。孩子再小,也不嫌过早。我希望孩子能在襁褓期间,就被送到学校受教育。每个人的脑袋里都有一台录音机。希特勒就有这种观念。”接着,贝赫扎德自己又补充了一句:“他想知道,你是信什么教的。”
“我该怎么讲呢?”
“你一定得跟我讲你究竟信什么教。”
我说:“我还在寻觅当中。”
施拉吉神情平和,一双大眼带着笑意,上下打量着我,再度开口,说起话来又慢又长。他咬字清晰,发音优雅,语音的旋律感十足。他那张双唇饱满的嘴巴张得老开,露出洁白的牙齿。
贝赫扎德说:“他想知道,在开始寻觅之前,你是信什么教的。你出生的时候,家里一定有着某种信仰。”
这一下,让我担心紧张的就是那两位巴基斯坦学生了。之前,我们跟他们说,我是从美国来的,却不是美国人。这么讲不尽然违逆实情,主要是为了简单交代。假如现在让他们知道,其实我祖上来自印度,我心想,恐怕会给大家带来麻烦;再说,印度次大陆上,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彼此对立,历史宿仇之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如果据实相告,他们一定会觉得遭我愚弄,而他们对我一直这么开放,如此礼遇,还安排我跟他们伟大的导师见面,即使到现在,两个人还是牢牢地注视着施拉吉——眼神中洋溢着幸福,而非顺服,更不是畏惧。
我向贝赫扎德说:“你可不可以就跟他说,我从来就没有任何信仰?跟他说,我是在离印度很远的地方长大的,在美洲长大的,从小就没人灌输我任何宗教。”
“你可不能跟他这么讲。就说你是基督徒好了。”
“就这么跟他说吧。”
贝赫扎德一跟他回话,当下我就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让他替我撒谎。我这番含糊其词,压根儿唬不过施拉吉。他能感觉出,其中有差池。我暗下决定,接下来在我的伊斯兰之旅中,再也不要因为紧张,或是为了跟对方简单交代,而弄巧成拙把事情搞得益加复杂,来搬砖砸脚,导致对方也对我虚与委蛇。如果撇开紧张情势不谈,事后回想,当初如果据实相告,结果说不定更有意思——更有助于我了解伊斯兰教教义——看看施拉吉将如何响应一个毫无信仰的人,或是如何教化像我这样一个出自“偶像崇拜——神秘主义——灵魂学说”成长背景的人。
施拉吉又以他特殊的、富于旋律的方式开口说话,贝赫扎德稍后跟我说,那就是毛拉讲话的方式,他的口音跟腔调都比较偏阿拉伯,而不像是波斯人。他把“伊斯兰”说得像“伊斯─郎”;而“安拉”在他嘴里则变成一个三音节词,必须张嘴发出语音浑圆的“哦─罗─阿”。
他问道:“你是哪一种基督徒呢?”
我想了想:“新教徒。”
“那么,你就跟真理比较接近了。”
“怎么说呢?”
“天主教徒不太变通,不通人情。”
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将什叶派与其他穆斯林的分歧,牵强附会在基督教的派系分立之上。什叶派信徒,不顾其他穆斯林的异议,自行创建一条继任先知的顺位排序,这一派信徒认为自己是四面楚歌、遭到其他教派围剿的少数弱势群体。
接下来的对话,正如我先前所担忧的一般难以接续。我问道,他的研究项目当中,包不包括历史——伊斯兰文明的历史。他误会了,以为我问了个有关经学的问题,他说,他当然深谙伊斯兰的历史:先知首度将天启讯息传达给村子里的乡亲时,那些人不信他这一套,他只得搬到另外一个村落去。而且,屡试不爽的是——不管我如何诱导,要请他谈谈伊斯兰国家在科学发展上的需要,或是,企图请他讲讲,他对革命之后的伊朗有何观感——我们总会滑进他的经学讲演之中,听他侃侃高谈,混淆问题的重点。只要拥抱正信,科学自然就会昌盛:先知也说过,人民应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只要正信抬头,自由(这里专指成为伊斯兰教教徒与什叶派信徒的自由,以及臣服于神圣统治的自由)就会水到渠成;同时,万物都会跟着自由接踵而来(这一项自由理念就区别于他第一个自由理念)。
接着,双方沉默了好一阵子。
我说:“你看起来气定神闲的。”
他说:“多谢你美言。”他并没有回敬我的奉承。
我想抽身走人了。
我对贝赫扎德说:“请你跟他说,我觉得自己占用他太多时间了。”
施拉吉回答道,脸上一贯的笑容不变,“我一直到今天封斋结束之前都有空。”
当时不过晚上七点半。我说:“请你问他,他什么时候才会开斋。”
贝赫扎德说:“我不能问他这种事。你忘了,我也是穆斯林啊,我应该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开斋的。”
有人正好推门进来,是个土库曼神职人员,头上裹着白色的头巾,经过斋月隐居而面色苍白,却不像先前我们看到的扎营在圣殿庭院里的那一家土库曼人,身形瘦弱,皮肤被太阳烤得焦干。这个土库曼人身边还跟着一个同样苍白的小女孩儿。施拉吉亲切热络地迎接他们。我们趁机再度起身,就此告别。两个学生再次躬身行礼,亲吻施拉吉的手背。施拉吉微笑着,我们这批访者晋见完毕之后,那小女孩儿赶紧冲过来,亲吻他的手。
罩在庭院与榕树上的凉棚已经收了起来。此时天光金澄,身影轮廓不再像刚来的时候那般分明清晰了。我们的鞋子整齐地排列在阶梯最下方等候着我们。玄关外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打着赤脚,肩上扛着手提式轻机枪的保镖,正弯下腰跟另外一个小孩做游戏。
走到围墙外的尘土巷子里,尘土仿佛与黄昏天光融为一色,那两个巴基斯坦学生兴高采烈地转身看着我,其中一人问:“你觉得他怎么样?”
他们觉得这次会面非常顺利。他们还邀请贝赫扎德与我跟他们共进晚餐,一同开斋,尝尝学生平时吃的清淡餐点。可是,这样的邀请只是口惠(从学生描述的餐点如何清淡可知),只是一种示好的态度而已,只是他们跟我们分手的方式。他们目送我们钻进出租车,就回头继续被我们打断的斋月下午的例行作息了。
巷子与街道尽头,举目所见,尽是些熙熙攘攘、裹着黑袍的人影:好似一幅古老的牛津街景版画。可是,这里的衣饰装束可不是借来的;它们归属于这里,仍旧有其意义;伊斯兰称霸的中世纪时期仍然在这里继续存活,当年令黑暗时期的欧洲人目眩神迷的伊斯兰高等教育组织,也仍旧在这里欣欣向荣。
然而,此地街头比起古老的牛津,还要多一层意义。这个沙漠城镇——空白的围墙环绕着四周筑着花坛的庭院,树木成行栽种在笔直的人行道上,还有植被茂密、在车水马龙之中自成一景的封闭式花园——正巧就是我在世界另一端中南美洲所见到的城镇模式,从墨西哥东南部的尤卡坦,一直到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这样的城镇屡见不鲜。这种建城模式一定是通过西班牙人向外传播的: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才不过八十年,就在公元七百一十年到七百二十年之间拿下了西班牙,将之并入中世纪伟大的伊斯兰世界版图之中,加入当时称霸全球的伟大文化。而西班牙人在远征美洲之前,就已经开始排斥伊斯兰世界了,并且在极力的摒斥之中产生了无穷的活力与其反伊斯兰的宗教狂热。可是,在伊朗,五百年以来当年的世界仍然残留在这里,而这里的人对于自家旧日辉煌历史只有模糊粗略的印象,对于自己国家曾经对人类历史有何贡献一无所知(正如《和平讯息》杂志中,那篇探讨伊斯兰都市规划的文章所显示的一样),他们同样不知道伊朗竟然间接地影响了远处某一块大陆的命运。
我们分手的时候,巴基斯坦学生还告诉我们的卢里司机前往霍梅尼的绞刑法官阿亚图拉哈勒哈利官邸的方向。就在我们驱车前行之时,贝赫扎德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告诉施拉吉,你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宗教背景吗?当时,他就是想套你的话,看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要是我跟他说,你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话,他就会以为你是共产党员。这样对你就会非常不利了。”
哈勒哈利的宅邸坐落在一条死巷子的尽头,门前道路显然刚刚建成不久,人行道边还是青嫩幼树。时间接近日落,沙漠黄昏的天空五光十色。宅邸前有人持枪巡逻,我们把车停在两栋房子之外。贝赫扎德先过去跟一个人通报,再挥手叫我过去。宅邸设计十分新颖,水泥建材,占地不大,房子并没有紧挨着人行道,屋前还有一小块经过铺面整理的空地。
我们在走廊或是将之称为画廊上,先让一个个子不高却虎背熊腰的年轻男子搜身。男子身穿蓝色的紧身运动衫,双手沿着我们的裤管搜寻而下,粗暴地拍击我们的双腿。接着,我们进入一个铺有地毯的小房间。房里坐着六到八个人,其中还有一对非洲夫妇,两人盘腿静坐在地毯上,上身挺得直直的。那个先生穿着暗灰色西装外套,不容易猜出他是哪里人,可是,从他太太的穿着上,我判断他们应当是索马里人,来自非洲东北一隅的人。
我原先没料到会有这样一群人,这样一所小型法庭。本来,我还巴望着能跟哈勒哈利进行一段比较私密的对话。在我的想象中,这样一个显然已经大权旁落的人,是个可能还备感冷落的人。
绞刑法官,代表恐怖革命的形象,不分男女老幼,一律以伊斯兰教法典发落。这个留着胡子的小个头男子,身高大约五英尺,此刻,正从里面一间内室走出来,身前走着一个毕恭毕敬的请愿者。法官本人肥胖而快活,眼镜后面两只眼睛愉悦地骨碌乱转。他走动的步伐僵硬而缺乏弹性。皮肤光洁,头上戴着一顶无檐便帽,没裹头巾,身上也没套着毛拉长袍或斗篷,而且,他看起来有点不修边幅,上身一件下摆很长的棕色条纹外衣,皱得一塌糊涂,外衣底下搭着几件棉质上衣,下摆垂在他白色的宽松长裤上。
如此邋遢的穿衣习惯——假使他跟施拉吉一般高头大马,或许,他也会仿效高阶神职人员的架势——说不定这是哈勒哈利刻意营造,或是故意引为话题的个人风格。他一出现,整间屋子的人就面露微笑。那个非洲人双眼闪着光,敬畏有加地凝视着他,哈勒哈利对他也特别温柔,特意跟他问好,表示欢迎。比对他对非洲人的温柔相待,他对贝赫扎德与我可就凶了。态度如此分明,显然是刻意为之,分明就在做戏,正如一个小丑展现他的另一面。如此矫情并不让我困扰;他的行径反而可以让我确定,我光是坐在这个房间里,代表一个远道而来的陌生人,就已经让他的身价涨高了。
他说:“我忙得很,哪来的时间接受访问?你们来之前,怎么不先打个电话?”
贝赫扎德说:“我们打了两通电话。”
哈勒哈利没搭腔。他带着另外一个请愿者进了内室。
贝赫扎德说:“他就要做出决定了。”
可是我知道他早就拿定主意了,他抗拒不了有人远道而来采访他的诱惑。当他再度从小房间里走出——在引领下一个请愿者进去之前——他又开口了,语气同样的粗鲁,“先写出你的问题来。”
这又是他为了抬高姿态,摆架子的招数,但是,这下可难倒我了。我一直想请他谈谈他的生平,我想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从他的角度来探查他眼中的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貌。我心里期望的是一段对话,在他开口说话之前,我也不知道自己想问他些什么问题。然而他的要求,我还是得照办:一屋子的伊朗人跟那对非洲夫妻都等着看我遵照他的指示行事。我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个绞刑法官在打官腔之外,稍稍显露一些人性呢?我又该如何让这个一半是小丑的中世纪学究阐明自己的狂热呢?
一时之间,我也想不出什么石破天惊的问题,干脆开门见山吧。于是,我掏出一直带在身上的宾馆便笺纸,撕下一张,在上面写道:“你是在哪里出生的?什么因素让你决定要投入宗教研究?你的父亲生前担任什么工作?你在哪里就学?你第一次宣教是在哪里?你是如何成为一位阿亚图拉的?你最快乐的一天是哪一天?”
好半天过后,他终于再度从内室走出,看了贝赫扎德手上的问题清单,这些问题似乎让他还挺开心的,他盘着腿一屁股坐在我们前面。我们三人几乎就要名副其实地“促膝而谈”了。刚开始,他要言不烦地回答问题。他出生于阿塞拜疆省,父亲是一个对信仰非常虔诚的人,生前务农。
我问道:“你曾经帮令尊分摊农事吗?”
“我小时候就要帮忙看羊。”接着,他就开始卖弄了。他故作姿态地提高音量,说道:“如今,我也知道该怎样宰掉羊的头。”房间里所有的伊朗人,包括几位他的保镖,都哄堂大笑,各个前仰后合的。“我什么事都要做呀,还要把东西拿出去卖呢。我什么都知道。”
可是那放羊的孩子又是怎么变成一位毛拉的呢?
“我学了三十五年啊。”
就这样一语带过,他无意多加着墨,不打算再说些自己奋斗与崛起的往事。他不过就是这么走了过来的。过去的经历,可不是什么他愿意回首的当年勇。尽管他浮夸虚矫(“我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关于过去,他可不感兴趣。他比较乐于吹嘘他现在掌握的权力,或是跟高层如何的亲密。此时,他将纸上的问题撇在一旁,就这样自说自话起来了。
他说:“你知道吗,我当年就是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学生。后来,我又成为霍梅尼儿子的老师。”他握起拳头在我肩膀上捶了一记,接着又装出顽皮的语气,逗在座诸位伊朗人开心,“所以啊,我可没法说,我跟阿亚图拉霍梅尼‘非常’亲近。”
他嘴巴大张,开咧着双唇,忽然他爆出狂笑,好像笑得喘不过气来一样,让我清晰地看见他的牙床、舌头、咽喉。他好不容易止住爆笑,恢复平静之后,又摇着右手,快速地来回挥舞着,说:“整个国家就要由毛拉来治理了。我们的伊斯兰共和国现在有着一万年的好光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继续遵循列宁路线,而我们只要跟着霍梅尼的指示走。”
他停嘴无言片刻,重新盘腿坐正,双眼紧盯着我,神态逐渐庄重起来,接着,他打破自己营造的沉默,又说道:“你知道吧,胡韦达是我杀的。”
原来,他绷起脸来不苟言笑也是为了取悦整个屋子里的人。而那些蹲在地毯上的人通通笑得东倒西歪,不可开交。
那是最贴近他的旧闻了,他担任革命法官时期的作为。他曾经多次在接受访问时,详细叙述他如何判决伊朗国王的总理死刑的故事。现在,他还想再跟我们重温这段辉煌往事。
我说:“你亲手杀了他吗?”
贝赫扎德说:“不,他只是下令行刑而已。真正动手杀了胡韦达的是另外一位知名的阿亚图拉的儿子。”
哈勒哈利说:“可是,枪毙他的那把枪在我这里。”仿佛那是仅次于亲手枪毙胡韦达的第二等好事。
屋里的人又都笑倒在地毯上,满地打滚。连那个目光闪闪,眼神从未离开哈勒哈利的非洲人都忍俊不禁,开始微笑。
贝赫扎德说:“一个革命卫队的人把枪给了他。”
我说:“你现在手边还有这把枪吗?”
哈勒哈利说:“枪就收在隔壁房间里。”
原来,自始至终,在一屋子人的哄堂笑声当中,他一直拿我当寻开心的对象,做他的傻子。
已经到开斋的时候,不能再浪费时光了,所有的访客一一离开,只留下那对非洲夫妇。几个年轻人把饭菜端到阳台地毯上,摆置餐具吃食。哈勒哈利打发我们离开之后,仿佛忘了我们的存在。甚至在我们穿上皮鞋,步向大门之前,他就跟那对非洲夫妻并肩坐下用餐了。晚餐颇为丰盛,这个小丑吃东西倒是一点也不马虎。
我们的卢里司机终于可以开饭了,贝赫扎德也会跟他重演分享饮食的神圣时刻。我们开车回到库姆城中区圣殿附近一带,他们就在我们下午早些时候进去歇脚的餐馆里用餐,餐室里弥漫着烤羊肉的气味。
他们点了米饭,就着羊肉和扁平的波斯面包吃起来。餐馆只供应这几样餐点。我撇开他们两人,独自离开餐馆,在附近的小摊上买了些坚果和晒干的水果,沿着河岸漫步,穿过在岸边扎营的朝圣人家,坐在河岸堤防上,在暮色中吃着自己的晚餐。堤防对面,路边的水果摊上,灯泡照着西瓜及其他水果。经过白天烈日刺眼而无色的曝晒,这一幕夜景真是新鲜清爽。
当我再回过头,散步走回对岸河边的餐馆时,路过一家灯火通明的鞋店。店里陈列着一张大型的霍梅尼彩色照片。我再次驻足,专心端详他那不可靠的长相:皱纹深陷的前额、眉毛、凌厉的眼神、厚实而富于肉感的嘴唇。凑着店家辉煌的灯光,我低眉细看手里捧着的、即将送入嘴里的坚果与葡萄干。这才猛然发现,里面竟然暗藏着一颗图钉。要不是我在霍梅尼的画像前面稍事停留,我的嘴巴恐怕就要被暗钉扎伤了,我不愿去细想这可能带来的伤痛。我这个不信教的顽劣分子前往霍梅尼的圣城库姆游历的一天,就将结束在这一遭恶劣而有惊无险的意外上。
去德黑兰的高速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天上一轮孤月,可惜车辆与大巴的灯光抹杀了景致。间或可见沙漠、月光和丘陵的轮廓。贝赫扎德累了,打盹小睡。醒来的时候,他请司机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好让他收听新闻。
对贝赫扎德而言,新闻播送了一连串的坏消息。伊朗的左派报纸《阿言迪更》——贝赫扎德每日必读也跟我提起过,日前经德黑兰市的穆斯林检察官下令关闭查封。检方指控这家报纸在“伊朗的革命穆斯林之间,宣扬迷惑性的意识形态与信仰”;企图于“伊朗国内各个不同的穆斯林团体之间,制造异端”(此处所谓“团体”,指的是伊朗的少数民族与什叶派信徒);捏造发行份数;在伊朗国内某些地区发行刊张不完整的报纸,为了节省新闻用纸,“以便散播图谋分化国家的不实信息”。该报社一切资产悉数转移至“扶贫基金会”,革命卫队已经进驻其编辑办公室。
将施拉吉与哈勒哈利撇在一边,贝赫扎德还是将这场革命当作是他自己的革命,从一场群众运动中,探出另外一种群众运动的可能,甚至开启下一场运动。而今,革命已然逆转,形势对他相当不利。可是,搞革命就要有耐心,而贝赫扎德也从他同样热衷革命的父亲身上,体会到耐心之重要。这份左派报纸遭到查封,造成的损失不可低估——倘若这份报纸是为了我的革命而发声的话,这种打击会粉碎我所有的意志——可是,贝赫扎德只是将他的失望埋藏在内心深处。
他听完新闻以后,不再闭目养神。月落大漠,车子仍在行进,他偶尔心不在焉地出神思索。我们再度经过白色盐湖,他在来时的路上说过伊朗国王的秘密警察曾经用直升机将尸体空投到这片湖里。路左侧的公墓,埋葬了许多革命烈士,假如我们在白天赶回来,应该是要下车参拜一番的。接着,车子的右边闪过德黑兰炼油厂,高耸的烟囱吐出跳跃的火焰——伊朗连睡梦中都在赚钱。
我们回到宾馆时,已经将近子夜。车开到宾馆门口,那个卢里司机才跟我们摊牌,一五一十地计算此行应当额外支付的车资——他一定在心里盘算斟酌了好几个小时。他不但按照里程与时数跟我们计费,深夜迟归的额外时数也要计算在内。结果,总费用甚至高过先前我们拒绝的旅馆出租车司机的开价。不过,这一整天的行程也比他预期得要漫长难耐,他饥肠辘辘,连吃午饭的地方都找不到。来去的路上,我一直盯着他略呈方形的小后脑勺,端详了许久,越看就越让我心生温情。在终于挨到吃饭的一刻,他对于羊肉和米饭的热爱如此真挚,感人之至。此刻他转过头来,展着一张消瘦而面有难色的脸跟我计算额外车资时,又是这么令人心动,浸浴在车厢昏暗的灯光下,他完全体现了贝赫扎德理想中,温和又良善的劳动同志。于是我二话不说,就如数照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