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阿里的正道

一九七九年八月，推翻伊朗国王六个多月以后，伊朗新闻里多半还是跟处决有关的报道。伊朗官方的新闻机构不断统计，定时报告最新处决总人数。最新一批处决对象多为娼妓与妓院经理。现在看起来，伊斯兰革命俨然已露出了邪恶血腥的一面。据报道，阿亚图拉霍梅尼已经将音乐列为非法项目；而伊斯兰教中有关女性的教条也起死回生，重新执行。男女混浴已遭禁止；革命卫队紧盯着里海海滩上弄潮的人群，依照性别严格区分。

伦敦旅行社里的工作人员对我说，现在大家都急着离开伊朗，没有人想入境伊朗，飞机上说不定只有我一名旅客呢。其实不然。当天伊朗航空公司的班机取消了，旅客只能挤在英航飞往德黑兰的班机上。

大多数乘客——机场大厅的国际大杂烩，经过登机门与航道筛了又筛，或多或少地滤净为一小圈单一族裔乘客——都是伊朗人；他们看起来也不像是急于逃离国内的伊斯兰革命，或是赶着回归祖国，投入革命。女性乘客中，没有人蒙上面纱，也没人覆上头巾，其中还有一两位妇女，穿着打扮都风姿绰约。每个人都在伦敦店铺大量血拼采购，手上和肩膀拎挂着设计式样不一的名店塑料购物袋：Lillywhite、Marks and Spencer、Austin Reed等等。

飞机上，我坐在两个伊朗人中间。靠窗坐的中年女性，古铜肤色，留着一头金发。她的头发像是染的，皮肤也像是另行着色所致，烘托出既东方又古典的整体效果，像埃及人一样：古典化妆品适足表现出古典的美感概念。她不会说英语，行为举止也不像个习惯搭机旅行的人。机舱里的通风孔让她很不舒服，于是她就向坐在我左边的男士诉苦。她魁梧高大，他则瘦小袖珍。我心想，我怎么坐到了丈夫和妻子之间呢，就主动向那名男子提议，我们可以交换座位。

他面露难色，用英语说道，他的家人散坐在这整排座位上：他的小儿子和女儿，还有他健美的太太，她虽不谙英语，却还是微笑着原谅我的误解。

他是个医生。一家人刚刚去过美国，看望他十八岁的长子。

我警觉到，我们一定会陷入某种东方的、印度式的谈话，我依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应对。我说：“这一趟旅行下来，开销一定很大吧。”

“确实很花钱。就拿飞机票来说吧，每个人都得花上八百英镑，除了我女儿以外，她还不满十二岁。一过十二岁，你就得付全额了。你去过美国吗？”

“我在那里待过一年。”

“你也是医生吗？”

我想，此行前往伊朗，最好不要说自己是个作家。我说：“我是个老师。”接着，又觉得把自己说得太低了，于是，我又补充了一句：“我是教授。”

“那样很好啊。”接着，他仿佛从我的换位提议与我待在美国的时间里，汲取了一些勇气，他说：“伊朗革命真糟糕。他们毁了这个国家，毁了军队，毁了一切。他们已经杀光了所有的军官。德黑兰原本是个美好的城市。酒店、餐厅，现在什么都没了。所以我才要把我的孩子送出去。”

革命爆发之后，他就把大儿子送到美国去了，孩子也适应得不错。印第安纳州一所医学院预科已经录取了他。不过，美国不只是一个求学、受教育的地方。除此之外，对这位伊朗医生，以及许多动荡不安的地区，例如阿拉伯、南美各国、西印度群岛与非洲国家等地骤然致富的暴发人士来说，美国还是个避险圣地。

医生说：“我在那里买了一栋房子。”

“你花了多少钱？”

“六万四千美元。四万四是现款，剩下两万贷款。”

“外国人在美国也可以购买房产吗？”

“我跟你老实说吧。当初，我是用我哥哥的名字买的。”原来，他们是有备而来的，早在革命之前，就选好了避难地点，移民过程也陆续开始。“可是，我已经将房子转到我儿子名下了。房子现在是租出去给人家。月租四百美元。正好可以抵房贷。教授都赚多少钱啊？”

他们赚多少钱？我该讲个什么样的数字，才不会让这个刚刚为了一次家庭团聚、搭飞机就花掉六千英镑的人感到荒唐无稽呢？我说：“四万美元一年。那你每年赚多少钱呢？”

“我早上有政府的班要上，在一所医院里看诊。我每个月靠这份工作赚一千五百美元。”

“我还以为他们在伊朗给医生的待遇会比较高一些。”

“不过，我下午在自己的诊所看诊，你明白了吧。我自己的诊所一年可以赚上三万美元。”

“这样说来，你一年收入有四万八啰。”

比起我自己开价的四万美元，还要高上一截。

他顿时自卫地说道：“可是，我工作很苦啊。而且，我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人了。唉，现在，”他又追加了一句，抹去他所有的优势，拉平了我们两人的差距，“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了。这些穆斯林都是些怪人。他们抱着一种‘旧’的心态，非常‘旧’的心态。他们对少数族群非常不留情的。”

那他自己又是什么人呢？基督徒、亚美尼亚人、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还是犹太人？尽管我们的对话十分东方，我还是存疑在心，问不出口。到后来，他忖度我应该很可靠，不会给他找麻烦，就主动跟我说了。他是个巴哈伊信徒。我听说过这个名词，除此之外，就一无所知了。

他提到革命与穆斯林的种种作为时，并没有压低嗓门。我猜想，他应该对同机共航的旅客们十分放心，此时，我应该就是置身于一群巴哈伊信徒之间。然而，从我身旁这位面容着色、头发染金的女人身上，我却看到更为深远的、不安的疏离冷淡。

他说：“这是国际性的信仰。我们在美国有一所灵曦堂。一所小巧精致的灵曦堂。”

只是，虽然我们从金钱与工作打开话题，这位医生对于他的宗教信仰却不尽坦白。根据我后来向贝赫扎德请教所得，巴哈伊信徒也有他们自己的秘密狂热，而这股狂热源自伊朗什叶派的狂热。什叶派教徒一心等候第十二顺位伊玛目降临；巴哈伊信徒则以为，十九世纪时，第十二顺位伊玛目本人，或是他的代理人，就已经来过又走了，而且，只有他们，巴哈伊信徒，曾经确认出他的本尊。贝赫扎德还跟我说，刚开始，他们同样支持革命，后来英国人为了跟俄罗斯人竞争攫取伊朗的控制权，就对巴哈伊信徒大力贿赂拉拢，他们才转向反革命的。

这话听来玄异离奇——我知道贝赫扎德唯一重视的就是革命。不过，这也不完全离奇。早期什叶派教徒风起云涌地在伊斯兰帝国发起抗议，在种族如此纷异的阿拉伯帝国中，这群信徒不但抗议政治不公，还抗议种族歧视；他们的信仰随着抗议活动不断蜕变演化，始终摆脱不了政治色彩，并且十分容易受到政治操控。认定一条先知继任谱系，每年号哭哀悼殉教烈士，什叶派教徒的正当权益遭到抹杀，他们对于帝国当局一向心存疑虑。十九世纪的巴哈伊运动十分具有颠覆性。早先他们的口号是“砍头、焚书、毁庙、砸烧与大规模屠杀”；一八五二年，他们企图行刺国王，未果。

政治层面上说来，虽说教条不同，巴哈伊运动却与霍梅尼对抗伊朗国王的事件颇为类似。政治上，巴哈伊未获胜算，教徒被冷落，一筹莫展，跟其他伊斯兰教派一样，紧紧地拥抱着他们的信仰，苦苦地钻研极端深奥难解的教条：启示中再现启示，分歧之内，还有分歧。

话又说了回来，讲到迫害，这位医生可就说对了。巴哈伊信徒妄称他们认出第十二顺位伊玛目，是对伊朗什叶派最大不敬的亵渎，最须严惩。而在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为了替真正的信仰伸张正义，民众欢天喜地的鸣鼓攻向巴哈伊信徒，时不时就执行“革命”处决。在美国找个地方避难，绝对有必要。

飞机在科威特临时降落，补充油料；没有人离机。四下虽然黑暗，破晓却在不久之际。光明即将到来；黑夜就要遁去。我们可以看到这座机场——由上往下看，好一幅电光熠熠的图案——竟然建在漫漫黄沙之上。通风孔送出暖风。外面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华氏一百〇四度，真正的白天还没开始呢。

空中小姐说，到了德黑兰就会凉快些。从科威特再往东北方向飞上一个小时，沙漠更广，四下星星点点地散落着淡绿色长条植被，地表上四处起伏的沙丘偶尔聚拔成山。

在我读过伊朗国王打算如何建设他的国家的各种伟大提议之后，德黑兰机场的建筑实在叫我失望。入境大厅分明是个大仓库。墙壁上有许多空白的长方形区块，周围围着一道红褐色尘土——幽灵图像框在幻影般的相框里——不消多疑，那里过去一定挂着伊朗国王与其家人或者他不朽功绩的照片。现在，墙上、柱上钉着宣传革命的散页、传单与漫画，壁上还钉着贴纸和手写的通知，重大事件也因此而有种古怪的简略感。此外，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彩色照片随处可见，他的形象就跟任何对手对他的形容一样，眼神确实凌厉，轮廓富于质感而难以掌握，面相偏则又比较普通。

伊朗国家银行设在机场的分行，粗糙的桌面、三名办事员、成堆成堆的文件、垃圾遍布的地板，就像个印度市集上的小店。柜台上一纸手写通知上说：“亲爱的客户，真主至大。欢迎光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小片一小片的棕色贴纸张贴在海关通知告示板上，提醒旅客各项物品允许通关上限。棕色贴纸上注明禁绝烈酒入境，这是伊斯兰欢迎来客的方式之一。

行李运输带原本应当将我们的行李传送出来，却毫无动静，停驻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伊朗旅客（那个医生与他一家大小也在其中）驻足一旁，提着扛着大包小包的伦敦购物袋，似乎变成另外一种人。他们在伦敦机场的时候，还是伊朗人，远从富产石油、钱淹脚踝的仙境而来，挥霍狂买；现在，困在这个简陋的入境大厅，耐着性子，跟着他们同胞一起，杵在本国的背景画面中，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寻常的乡下人，刚去了一趟城里赶集回来。

那个海关人员脸上一小撮黑色毛刷般的小胡子。他问道：“威士忌？”他对这个词的发音，与他的微笑，似乎将这个询问转为玩笑。当我应答说没有时，他就信了我的话，微笑着挥挥手，将我驱赶到厅外白花花的夏日阳光下，面对后革命时期如狼似虎、贪得无厌的机场出租车司机。经过六个月的缩衣节食，他们从来不曾如此龙精虎猛。过去，全世界的推销员都会到德黑兰来，城里的宾馆房间永远不敷投宿，从来没有司机会为了生意发愁。

这座城市的颜色，跟从飞机上俯瞰的一样，都是灰扑扑的一片惨白。灰尘飞舞在路上，树木也蒙上一层灰，汽车的颜色因而暗淡。石灰墙同灰砂砖一色；未完成的建筑物看来已遭废弃，行将崩塌；墙壁上，好似在摘录这段革命时期一样，画满了波斯风格的涂鸦，处处油印着霍梅尼的照片。

而就在城市外围地区，某处看来像是一块荒地的地方，我看到一顶卡其色的低矮帐篷，男人与蒙着面纱的女人排着队，还有一些略似工作人员的男人。当时，我以为他们是乡间难民，排队领取些微的饮食与赈济物品。可是后来，在看到一栋未完成的公寓建筑前面，另外一顶帐篷与另一列排队的长龙之后，我才恍然想起，当天原来是选举投票日，革命之后，第二度测试人民的意愿。第一次是公民复决，人民投票赞成建立伊斯兰共和国。这次选举是为了选出“会议专家”，获选人将制定出一套伊斯兰宪法。霍梅尼已经敬告民众，投票给神职人员，让神职人员膺选出线。

制宪当然不能没有专家，因为伊斯兰宪法不能随意转借移植。世界上没有这种东西存在，从来都不曾存在过。伊斯兰宪法还有待整合，整合的成品还得通过先知的允准。而麻烦就出在这里，先知依据神圣的启示，在第七世纪建立了他的阿拉伯国家，治国方针由他确定。而这就是制宪一定需要教徒参与的原因。教徒或许对宪法一无所知——毕竟，宪法还不是个扎根在伊斯兰世界里的观念；可是，他们对于《古兰经》与先知行事风格了如指掌，教徒可以判断出宪法条文中违逆伊斯兰教教义的不妥之处。

我住在德黑兰中区的宾馆。这家宾馆在这个城市里，算是比较老旧的了。宾馆隐身在一堵围墙之内，大门旁边还有间门房小屋，环状车道上铺着柏油，一小块一小块的草坪上点缀着灌木与乔木。宾馆井然有序，超乎我的想象，庭院里甚至还停着几辆车。司机载着我驶抵宾馆玻璃门前，门上却锁着铁链。有人在楼的另一边嘶吼。面前的这栋楼已经关门停业了。它是这家宾馆的旧楼；经济大好的时候，他们在旁边又盖了一栋，现在只有新楼还在营业。

新楼大厅靠近柜台一角，几个年轻人——宾馆的出租车司机——聚在一起闲坐无聊，原来，外面停的几辆车就是他们的。角落以外，整个大厅空空荡荡的。大厅地板中央铺着一条面积很大的图饰地毯，地毯周围排着座椅、沙发，仿佛在等候客人光临一般。大厅两边都是玻璃墙。一边看出去就是庭院，庭院里栽种着灰扑扑的灌木与松树，一旁停放着旅馆出租车；另外一边，稍远处就是宾馆围墙，围墙到新楼之间还建了一个铺满瓷砖的游泳池，闲置无人，阳光下，池水潋潋濯濯，铁椅堆在一旁敞开的棚子下。

宾馆工作人员带我进入一个房间，空间还算宽敞，扎实牢靠的木制家具，边墙上贴着三到四英尺高的镶板。一端的玻璃墙面向德黑兰北区，还有一扇开向阳台的玻璃门。可是，宾馆房间的空调管漏水，水滴从出风口的横条格子窗渗了出来，弄湿了走道地板上铺设的蓝色地毯，脏污了一大片。

宾馆的人——虽然他穿着制服，可是，在气氛如此慵懒的宾馆里面，实在很难将他的“门童”职称同他搭在一起——指着楼梯上方的楼层说：“浴室。”仿佛只要解释明白，就可以交代过去了。他另外又找了个人上楼进房来，他说漏水是空调凝结作用所致。经他这么一说，水滴穿淌纯属正常现象，甚至不可或缺。接下来，他骤然放弃了任何开脱说明，干脆换了个房间给我。

第二个房间布置得跟上一个房间一模一样，窗外景致亦同。只是，这间房里的电视机上，立着一张从中对折的白色卡纸。原来这张卡纸是本周“国际”电视节目表——伊朗电视台的英语节目一览。这个电视节目老早就停播了。而这张卡纸上也是六个月前的节目表。由此可见，革命是突然闯进这家宾馆的。

此时正值斋月，穆斯林封斋的月份；当天又是星期五，主麻日；同时也是选举投票日。德黑兰不寻常的平静，可是我并不知道其中缘故。而当天下午，我出门上街闲步时，感觉自己走在一个浩劫席卷过后的城市里。主干道上的店铺大门紧闭，还锁上精钢栅门加固。高楼之上，层层楼面上的招牌宣扬着名牌进口货——精工表、西铁城、劳力士、玛丽官、爱华——在那个门窗深掩的午后，这些品牌，就像是从德黑兰的过去冒出来的一样。

人行道上的地砖残破不堪。店铺招牌不是破损了，就是掉了几个立体字母。尘埃污垢如此之多，散落堆积在装有灯饰的招牌上，非常接近烟熏火烤的效果，相形之下，革命期间付之一炬的高楼大厦，反而没那么引人注目了。建筑工程似乎都停顿了，碎石与瓦砾，各自成堆已久，看来已经融入街景了。

墙壁上张贴的还是鼓吹革命的海报，而人行道上的报摊，展示的也是有关革命的杂志。有本杂志封面上是伊朗国王和泳装美女的组合照片：伊朗国王的头像贴在一具穿着比基尼的女人胴体上——可是，比基尼的部分被黑色大笔一挥盖掉了，避免违反庄重高雅的原则。另外一则漫画中，伊朗国王身着西装外套，领带松开歪在一边，手上握着一把汤姆冲锋枪，他坐在马桶上，光着屁股，西裤堆垮在两脚上。他身旁的行李箱上标示着目的地：以色列与巴哈马。一个半开的帆布旅行袋中，半露出一瓶威士忌与一本《时代周刊》。

几个年轻人穿着紧身开领衬衫，闲晃在地砖残破的人行道上。他们轮廓分明，个个面容俊俏，清晰显现出特有的种族特征，他们个头都不高大，却宽肩细腰，十分健美。他们都是祖上务农的工人，那天午后，他们周遭散发出一股虚荣与危险的气息：他们一定是为了星期五的礼拜活动而兴奋不已。他们的衣着，尤其是他们的衬衫，有种俗丽的意味，根据我过去在印度的见闻，我总是将这种俗丽跟一些偏离传统、骤然崛起的人物联想在一起：这些人很笃定地以为，不论是自己的穿着，还是任何其他事物，他们都可以随心所欲，我行我素。

午后的车辆与摩托车，发扬着绝对的伊朗驾驶风格，绝尘而去。我凑巧目睹两桩车祸。一家店铺修改了店名。不再是来自肯德基的炸鸡，现在是“我们的炸鸡”，而那位美国南方上校的肖像也被涂抹毁容到不成人形的地步（除了对那些还记得这位上校的观者之外）。革命卫队——荷枪实弹的年轻人，没多久就不再令我心惊胆战，他们不过是主麻日的一景罢了。电影院外人潮涌集。而且，尽管正值斋月，观众还是照样跟还在开门营业、当地称为confiseries的糖果店购买开心果和甜食。

往北走上一大段路，穿过一条遍植悬铃木的大道，这条长距离大道是伊朗国王的父亲铺设的，尽头就是皇家德黑兰希尔顿酒店。不过，这家希尔顿的“皇家”风光不再。“皇家”已经从主干道的路边招牌上取掉了，酒店进口处的“皇家”字眼儿也挨了一刀。可是斩草不除根，酒店里头，不论是餐巾、账单、菜单与各种锅碗瓢盆上，“皇家”还是清晰地跃入眼帘。

酒店交谊厅里，几可罗雀。厅内冷清，侍者三五，客人零散，简直类乎尴尬之无声。伊朗人煮茶用的铜壶成为室内装饰的一部分。（多年以来，这种铜壶有一定的外销市场，充作富于民族风情的装饰品；大约在两年以前，我就曾经在伦敦店铺里看到橱窗展售好几把这样的铜壶，店家将铜壶改装为台灯灯座。）酒店已经不供应酒类饮料了。可是，时髦人士（与非基督徒人士）如果想小啜合乎时尚的不含酒精饮料，还是可以选择“金橘花”“处女玛丽”或是“赶时髦的人”。

墨利丝餐厅是希尔顿酒店里的法国餐厅。餐厅的装潢中规中矩，棕色调的壁纸、深色的镶板，与墙壁上的烛台灯光辉映。一面墙上的玻璃面板上，白色的字母嵌成小小的弧线，上写着：Vins et Ligueurs, Le Patron Monge Ici, Gratinee a Toute Heute。 大餐室容纳得下一百人同时进餐，现在却只有寥寥五个食客，而他们用餐也像交谊厅里的客人一样含蓄温吞。我的汤浓腻得像一团咖啡色糨糊，接着上桌的鲟鱼主菜也一样。可是，餐厅侍者照常为你摊开餐巾，趾高气扬地来回上菜撤碟，使得用餐气氛更加令人尴尬不堪。

餐厅里每一张餐桌都布置妥当，静候嘉宾。每一张餐桌上都有一朵新鲜的玫瑰花、前革命时期的免费纪念品——彩色的风景明信片（餐厅是在四年前，一九七五年完工的），以及店家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是光临这类餐厅的食客都不可或缺的十页便条纸小本，抬头上写着：Chez Maurice, Teheran's Most Distinctive Restaurant, Le Restaurant le Plus Select de Téhéran。 革命爆发六个月以后，这些便条纸、明信片等小东西依旧堆在桌上。待库存告罄之时，这些小东西用完了就没了。

酒店一旁的游泳池暂时谢绝使用，根据告示所言，是为了使用化学药品清洁泳池。皇家希尔顿酒店原先预定扩建的一堵高大混凝土外墙，显然已经停工，各项建筑材料被弃置一旁，起重机也闲置生锈。侍者说，现在已经没有“旅客”了，工程的承包商也已经出国远走。从希尔顿向外眺望，你可以看到德黑兰北区的山丘，以及其他尚未完成、空洞洞的建筑物，显然是不久之前才匆匆停工的。德黑兰北区这个“国际”城区，恐怕才建构到一半，就被革命硬生生地腰斩了。

当我回到宾馆时，我想到，玻璃前门贴的革命海报上，有个无意间造成的象征意象。海报是双面印制的。面向庭院的那一面，直截了当地赞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袖、游击队的榜样亚西尔·阿拉法特，海报上的阿拉法特戴着墨镜，头上缠着红白格子交织的头巾。

海报翻过来，另外一面上是一幅寓言式的绘画，主题是鲜血与复仇。画中近处是一幅宽敞的风景：一块平坦、缺乏特色的土地被一条黑色的笔直大道切成两半，黑色道路中央还画上断断续续的白色分隔线。一位蒙着面纱的妇女，背对着观者，半瘫半躺地倒在路上，挣扎着使尽全身仅剩的气力，拼命将她的孩子往上高举，仿佛要将孩子举上穹苍一样。画面中的妇女背上鲜血淋漓，黑色的道路上也处处溅血。而就在道路稍远之处，巨大的红色郁金香花丛，汲取了鲜血的养分，突破了画着白色分隔线的黑色道路，突破厚重坚实的道路铺面，冉冉地向上生长。就在郁金香上方，天空中浮现出救世主——霍梅尼，蹙着眉头的尊容。

霍梅尼拯救苦难信徒，也为信徒复仇。可是，那丛经他召唤升起由殉教烈士的鲜血滋养长成的郁金香，却永远地损毁了现代化的道路（还多亏画家那么仔细地描绘）；现在，那条穿越荒野的道路，哪里也到不了了。

此外，这幅革命寓言画当中，人性只剩下复仇一环。画面近处受伤的妇女，身形微小，她身心所承受的巨大苦难，需要伊朗社会历经这番重大变动，才能平反，可是，这位受害者却蒙着面纱，面貌毫不可见。画家只想要观者看到她的痛苦，此外一切，无人在意。

另外一幅选举海报上，又是一伙无脸无面的人——蒙着面纱的女人已经降格为简单的三角形轮廓了，擎着某个特定政党的候选人照片。某份报纸上，先知的堂兄兼女婿阿里的脸孔，经过超现实手法勾勒，化为一张透明面目，映衬着一处自然风景。某张海报上，霍梅尼本人也沦落到无脸无面的样子，画家勾勒出他的头巾、双颊、胡须等外部线条，抹去霍梅尼的面容五官，改换上一只紧握的拳头。

无脸无面似乎逐渐成为伊斯兰主题。实际上，这也是我在街头报摊上买的一份英文报纸《伊朗周刊》（刊物名称的字体完全仿照《新闻周刊》）上抗议的主题。这份周刊赞同革命，却开始抗议，反对革命成功之后接踵而来的种种改变，所有因不合伊斯兰教教义而发出的禁令，举凡全面禁酒、禁播西方电视节目、禁穿流行时装、抵制音乐、禁止男女混浴，一直到禁止女人参与运动比赛、舞蹈等等。这期《伊朗周刊》封面上印着一间扭曲的起居室，铁栏杆替代了墙壁。聚在起居室里准备拍张全家福照片的一家人——父亲、母亲与两名子女——身上穿着西方服饰，不过，他们的脸孔却一概被抹去，改换上一片空白。

面对救世主与复仇者，个人主义只有俯首拜服，尽量压抑。可是，革命完成之后，在这个伊朗国王当年一手建成的大城市里，人民应该可以重新自由自在地享受个人主义。这似乎就是这个封面所要表达的讯息。

清早，宾馆左侧的立交桥上交通繁忙，川流不息。晨光辉映着北边山峦，看来柔和可爱，可惜薄霾一起，山色就迅速褪减。

我拨了通电话给《伊朗周刊》的编辑，他邀我立即过去晤谈。他让我留意一些，他们办公室坐落的街上，有两栋建筑物门牌都是六十一号。假如，我找到了正确的六十一号，一定要记着，如果搭电梯上楼的话，办公室在六楼。如果我自己走楼梯上去，只要走到四楼就好。

宾馆的出租车司机费了好大功夫才在那条街上找到六十一号。而经过我们在伊朗车阵里几度施展伊朗式的回转之后，终于找到的此六十一号却非彼六十一。于是我们继续寻索，早晨时光就这样一点一滴地迅速流失。最后，我们终于找到第二栋六十一号建筑。那个编辑说过，搭电梯就得上六楼，假如我走楼梯的话，就上四楼。可是，大楼大厅的告示牌上写着，这家报纸的办公室设在五楼，四下也看不到电梯的踪影。出租车司机跟我就一层一层地走上去。

办公室出乎我意料的宽敞，一个长得挺有个性的女孩儿，坐在前厅一张桌子后面。枉费我耗上许多时间才找到他们的办公室，也辜负他自己轻率脱口而出的邀请，年轻的总编辑阿柏迪先生，看到我显然感到十分失望。事与愿违，之前他还以为我是代表哪家英国或美国报纸过来跟他洽谈的。他说，他只能跟我谈上十分钟。我不该叫那个司机先走。

可是，后来进到他自己的办公室，他的态度就放松柔和多了，恢复了伊朗化的风格，殷勤地差人奉茶。茶水斟在小小的玻璃杯里送了进来。他说，倘若我要了解伊朗的话，就非往圣城库姆走上一遭不可，还要跟街上的人多聊聊。我说，我不会讲波斯语。他说，一般伊朗民众也不会说英语。就这样，大家看着办吧。

他的语气再度柔化，不过，我从他的讲话方式揣测，接下来，他这一厢就没戏唱了。他说，他可以试着找个研究员，跟我碰个面。

就在此时，他们社内首席研究员走了进来。他答应会尽量给我帮忙。首席研究员接着说，地下工作整整让他们人仰马翻地忙了三年，而且他们到现在还是忙个不停。就一个波斯人来讲，他算是不矮了，而且他相貌庄重，手上还拎着一只相当体面的真皮公文包。可是，他不像他的总编辑那么时尚，年轻的阿柏迪先生异乎寻常的英俊，而且其行事风格当中，还带着些许淘气作怪的慧黠。

我问起《伊朗周刊》的封面。我说，伊朗的家庭，即使是中产阶级家庭，都像杂志封面暗示的一般是“核心家庭”吗？我还以为伊朗家庭应该比较传统，应该比较像大家庭的组合。阿柏迪先生或许是想堵住我的嘴，不让我提起多妻制度。他斩钉截铁地说，伊朗的中产阶级家庭，就跟杂志封面显示的一模一样。

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画着加勒比海与墨西哥湾的大地图。我心中暗忖，这幅地图挂在这里，应该是为了彰显古巴与尼加拉瓜，两个国家分别代表旧的与新的革命中心。其实不然。阿柏迪先生曾经去过法属圭亚那的首府卡宴，替一家当时正针对监狱进行一系列报道的波斯语杂志撰写有关恶魔岛的文章。

他说：“一个人旅行真苦。你应该找个女孩子一路作伴。”

他前往卡宴的时候，也带了一个女孩儿同行：西印度女人真可爱。西印度人？阿柏迪先生带着一个黑女人？他说：“我搞错了。她不是西印度人。她是墨西哥人。”他微微抬起头来，仿佛在追忆什么，深黑双眼瞬间显得空洞无神。

这就是这场革命最浮华的一面。尽管，我已经在德黑兰待了一天；尽管，他们劝我应该要去库姆朝圣，顺便跟当地街上路人聊聊。我却觉得这一面距离霍梅尼与市井居民甚为遥远。果不其然，六个月后，在我就要结束我的伊斯兰之旅，再度回到德黑兰之时，《伊朗周刊》已经销声匿迹了。

第二天，同样还是个法定假日——纪念伊朗第一部成文宪法的行宪纪念日，只不过这部宪法完成于一九〇六年——商店街上人潮熙熙攘攘的。

纳迪尔沙皇帝大道（一七三九年，率军入侵印度德里的波斯国王就是这位纳迪尔沙皇帝，他还偷了沙贾汗皇帝的孔雀宝座，将其拆分，宝座上的珠宝至今还是伊朗国库的重要收藏）人行道上沿街叫卖的小贩、阳光与灰尘，让印度有如就在一臂之遥。菲尔多西 街上，钱铺的兑币亭子一间间面向英国大使馆建筑的空白外墙，气氛有点像红灯区，街上行人走来走去，或是出声拉客，或是等着拉客店家招呼。

钱铺的汇率要比银行好。他们自家挂出各国货币名牌，有些亭子还在玻璃窗上展示各国硬币与汇率表的传真。可是，玻璃窗后，小亭子的内装就与一般办公室别无二致：办公桌、办公椅、电话、铁制保险箱、一幅霍梅尼的画像。办事员的态度完全符合亭子里的气氛。他们抬起头来，说“不”，眼神随即瞥向他处。他们不收我签过字的旅行支票。只剩下纳赛先生还有意问津。可是，他不买则已，一开口就要买下我所有的支票。而且，他还极力跟我推销他办公室墙上那条陈旧的丝质地毯，要价五百英镑。

有些兑币商人，以墙壁上那些可以称为缝隙的窗口作为工作据点。有些人根本连据点都用不着，他们穿得比较体面，拎着手提箱，来来回回地走在菲尔多西街上。

这条街的尽头，就在一处报摊附近，我看到一个面容有别于伊朗人，看起来比较像印度人的中年男子。起先，我以为他只是外出散步透气；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也是个兑币商人。我上前跟他搭讪，而他表现得好像我也是做兑币生意的。

他是个印度人，从孟买迁居而来的什叶派穆斯林，已经在伊朗定居了二十年之久。他不是兑币商人，他是买家。他上菲尔多西街来，就是为了买美元。人家跟他开价一美元兑一百一十五里亚尔。这个汇率算是不错的了。不过，他可是个精于此道的生意人，他想，只要他坚持不松口，一步也不退让，只要他继续在这里露面，迟早，他也会引来一两个活动兑币商，把价码再往下压一两个里亚尔。

有个年轻人，看不出究竟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还是伊朗人，朝我们走了过来，焦虑地驻足在我们旁边。年轻人也来自孟买，可能是这人的朋友，或是大老远过来投奔他的亲戚。收购美元这一行，他从小到大耳濡目染，如今也帮得上生意的忙，已经可以独立询价作业了。

然后，他好像觉得有些说明不吐不快一般，这个孟买来的中年人说：“以前的日子里，这些小店的外币是满坑满谷啊。这里的人根本不在乎什么美元英镑的。大家都要里亚尔。”可是，他也不追念过去伊朗国王的统治，“请你一定要原谅我讲话粗鲁。可是，那个伊朗国王是个浑蛋。”

这是句重话，也激得那个年轻人卸除了他的焦虑不安而开口谈话。他将国外货币的话题搁在一边，两人开讲的主题是伊朗国王如何多行不义，他们彼此呼应，相互赞同，你引我的话头，我也接续你一语中鹄的真评，直到这条尘沙堆积、遍植悬铃木的街道上的擦鞋匠与人行道上卖硬币的也纷纷加入，他们的谈兴也同样高涨热烈。

伊朗国王在位时，伊朗举国上下皆为王土，民脂民膏均为王用。他从这个国家压榨了几十亿的家当；他坐视外国公司将自己的国家劫掠一空；他引进大批外国顾问，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那些外国人支领高薪，住在大房子里。美国人甚至还有自己的电视频道。伊朗人民觉得自己的国家已经沦陷了。另外，伊朗国王从来就不在意宗教，那可是致臻宝贵的什叶派信仰啊。

孟买佬儿说道：“现在就好太多了。”又说：“咱们现在又重新回到阿里的正道了！叫女人把面纱戴起来，不准她们再看电视。什么酒也不准喝！”

除了他们的热情叫我咋舌之外，更令人惊讶不已的，是阿里的正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什叶派历经一轮千禧年，除了阿里，就无法提出其他比较高明的教条吗？那个生于孟买的中年人和他的一伙同伴，除此之外，也说不出什么名堂了，没有东西可以多说了，或许也是因为，他们不敢说——除了这位阿里湔雪前耻、回归正信、推翻邪王魔君之外——革命成功后，真正的奖赏远在西天之外呢。

而这个孟买佬儿，还准备再让我吃上一惊。他不打算跟阿里的正道长相厮守了。他准备离开伊朗，经历二十年，苟延残喘在恶劣的伊朗国王暴政铁蹄之下，现在，他就要回孟买去了。这也是他要上菲尔多西街买美元的原因。他将超量携带空运行李，而我猜想，重量应该都相当大，恐怕都要以美元支付。

他说，此时，就像是换了个人说话似的：“我也不知道，这里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变故。”

《伊朗周刊》只给我十分钟。进了《德黑兰时报》，他们却差点儿要帮我安排一个职位。《德黑兰时报》系最新发行的英文日报，他们办报的座右铭是“真理优先”。办公室新颖大方，设备齐全，而且忙碌无歇，报社里还有几个美国人和欧洲人从旁协助。

编辑帕维兹先生是个印度裔的伊朗人，年纪四十五岁上下，谈吐温和有礼。我们见面谈话时，不时有人将长条校样送到他桌上，请他处理。我心想，刚才我向他做的说明，解释我来访的缘由，恐怕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果然，我们的对话开始走样了。

他说：“你是个穆斯林吗？”

“我不是。可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关系。”

“在这里，伊斯兰教可是个碰不得的敏感话题。”帕维兹先生背后的墙上就悬挂着一张大幅的霍梅尼像，像中人神情严厉逼人。

“我知道。”

帕维兹先生越过堆了满桌的校样，对着我倾身询问：“基本上，你想怎么开价？”

“要什么，帕维兹先生？”

“帮我们写稿，你想该怎么计算稿费呢？”

接着，我们就谈不下去了。其实，据我稍后侧面得知，钱，才是这间办公室里碰不得的敏感话题：报社囊中羞涩，捉襟见肘。接着，我又被推到另外一张办公桌前，推给年龄较长的贾弗里先生，当时，他的打字机上还有一篇社论或是特稿等他撰写，可是，他却停下手边的工作来接待我，跟我谈话。

贾弗里先生，同样也是位印度裔的什叶派教徒。他来自印度北部的勒克瑙。他说，他在一九四八年时，突然经人“相当突兀地”告知，身为一名穆斯林，他在印度空军服役，是注定“毫无前途”的。于是，他就移民到巴基斯坦。可是，身为什叶派教徒，他在巴基斯坦又碰上其他难关，旅居巴基斯坦十年后，他又搬家到伊朗。而今，伊朗的局势又令他忧心忡忡。

他说话言简意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三思斟酌才开口的。“所有的穆斯林都有这种倾向，把他们所有的关爱钦慕灌注于特定的某个人身上。六十年代，伊朗国王也是沐浴在万民爱戴之下。现在，他们爱的是霍梅尼。过去，我怎么也想不到，终有一日，霍梅尼竟然会夺了伊朗国王的王位。”霍梅尼在革命成功之后，就应该下台隐居，放手让执政当局自立做主，可是他不肯退位，结果，现在整个国家都把持在“狂热分子”手上。

有人给贾弗里先生端了一盘炒蛋和一碟印度薄饼进来。

我说：“现在不正值斋月吗？”

他照旧以他言简意赅的方式说：“我不封斋。”

以前，不论是革命前后，他都一力支持霍梅尼，因为伊朗国王在位期间的选择变得比较简单：你要不找个宗教去信，要不就拥抱无神论。伊朗国王统治期间，各种各样的腐败流毒都被他带了进来：贪污堕落、娼妓、鸡奸。伊朗国王隔绝民情，不察民瘼，等到他大梦初醒，醒悟到国家局势如泥牛入海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贾弗里先生说道：“即使在过去那些日子里，我还是以为，伊斯兰就是解决一切的方案。”

这下我可迷糊了。宗教，履行教义与仪典，就可以弥补政治上的缺憾？我说：“解决什么的方案，贾弗里先生？”

“整个国家的情势。伊斯兰教教义代表了四项精髓。手足同胞之爱、诚实正直、工作意愿，以及劳动付出应得的适当报酬。”

我还是不懂。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呼吁这四大诉求？何必迂回取道，绕这么一大圈子呢？为什么讲到这四项诉求就非将偌大的伊斯兰教整个扯进来呢？

贾弗里先生说：“这你就不了解了。”接着，他语调转软，继续说道：“我这一辈子，一心一意就想看到真正的jamé towhidi，这两个词，我个人就翻译为‘信徒的社会’。”

这还是关于阿里的正道：梦想着整个社会完全支配在纯正的信仰之下。可是，贾弗里的信仰又比孟买佬儿的信仰深奥得多。在他看来，阿里的正道不仅止于令女人重披面纱。贾弗里先生的信徒社会，衍生自伊斯兰教创教之初的美好时日，先知亲手颁谕圣典，带领他的子民冲锋陷阵、静默礼拜，那个时候，不论任何措施，不管世俗属性如何，都围绕着正信，只为纯正的信仰服务。

而伊朗所欠缺的，就是这种社会，来解决沉痾。而且，贾弗里先生由于在印度接受了英国式教育，以及在人格上的另外一个面向，他笃定地认为，只要有关单位信守本分，各司其职，这样一个社会是可以长治久安的。换言之，只要先让霍梅尼下台退隐，将各个毛拉赶回清真寺去，让政治人物与公职人员充分治事，国家就会重上轨道。因此，虽然贾弗里先生没有直说明言，如果要实现他世界大同的梦想，教堂与政府就得加以区隔，政教势必分离。贾弗里先生已经被自己的信仰、教育背景，及其政治直觉，逼进自相矛盾、进退维谷的角落里了。

对于那个从孟买搬家过来的人，事情就简单多了。他欢欣鼓舞地迎接阿里的正道，然后，脚底抹油，马上就溜了。贾弗里先生则懊丧惋惜，美梦成真，就在咫尺之间，不料却让霍梅尼给搞砸了。

而我，同样也认识到，所谓信徒的社会可容不下我。在这间报社办公室里，打字机、还没分页的校样、英语、此起彼落的电话铃声、“真理优先”等等，我一贯看重的理性生活，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共鸣与强调。不论是在感性上，或是间或产生的理性上，我跟这个地方，如果偶尔所见略同，也都只是巧合偶然而已。

报社楼下的公共空间里，突然有人用公事公办的美国腔调，向我喊道：“我可以为您效劳吗？”

说话的原来是这家报社的一个“主任”，倘若说要为jamé towhidi服务的话，你怎么样也不会想到这号人物的。他年纪轻轻，面容英俊，发须经过悉心修剪，唇上还留着一撮小胡子。他用一根指头钩住他的巧克力色外套，外套披挂在他一边肩膀上，将他淡黄褐色的长裤、灰棕色的衬衫与大结扣的宽幅领带衬托得更加出色。

他一定以为，我不过是个印度裔什叶派信徒，略通英文，需要几个里亚尔救急；而他便以专业人士的姿态，陪着我在大厅里走来走去，连珠炮般地发问，对着地板皱眉头，不管我说什么，他都曼声回应着“当然，当然”。直到他终于了解我无意替他们的报纸撰文时，他骤然停步，不再陪着我瞎晃。我跟他道别说再见的时候，他还是满嘴“当然，当然”。

不要忘了这位主任，不要忘了这间忙碌的报社办公室、面对着打字机的贾弗里先生，还有那位温和的编辑，桌上待校样稿不断堆积，还差点就要雇请一个陌生人来帮他写稿。六个月以后，当我再度回到德黑兰，这间办公室已经人去楼空，荒芜废弃了。

我还买了另外一本英文杂志，是发行自圣城库姆的。它就是《和平讯息》，而且正如其名称所示，整本刊物充斥着狂暴的怒火。

《和平讯息》首先痛陈伊朗国王如何倒行逆施；接着数落西方送来的“魔鬼”以及西方科技的种种邪门歪道，甚至可怜的印度总理，垂垂老矣的德赛老先生都难逃波及，老总理禁酒（从穆斯林的观点看来，值得嘉许），可是他喝尿（从穆斯林的观点看来，不可容忍）。不过，我买这本杂志不是为了阅读当期的熊熊怒火，也不是为了详读霍梅尼演说全文，或是一览各个什叶派伊玛目的生平传记。我买《和平讯息》，是为了拜读其中一篇有关伊斯兰都市规划的文章。

天底下真的有这种事情吗？当然有。不但有，而且还迫切需要。伊斯兰教教义包含了全套的生活方式。世俗起居与属灵信念绝对无法分离。因此，合乎伊斯兰教教义的都市规划不可或缺，除了抵御过度享乐与偏重物质的工业社会歪风入侵之外，还要建立“一个以真主为中心的社会”。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妇女应当严加看管庇护。问题来了！就是因为有这些问题，才更加凸显严守伊斯兰教教义进行明智的都市规划绝对是必要的。同时，解决办法也是人想出来的。

我们可以先假想一个广场，同时再在广场的四个角落兴建完整的住宅区。每个住宅区都建一座清真寺、一家医疗诊所及一间育儿室：女人就该守在这些地方，忙她们自个儿的事情。男人出门工作去。他们在广场中央地带上班。在工作区域中心，还要再盖一座规模宏大的清真寺，宽敞到足以容纳所有的男性信徒。清真寺里还要有个布施赈济中心，因为，伊斯兰教教义极为强调布施，其重要性不亚于礼拜、封斋，或是远赴麦加朝觐。

大清真寺周围将规划为市集商圈；市集周围再划作办公室工作圈；办公室工作圈边缘上，再兴建医院、产科中心与学校。如此一来，男人出门上班时，可以顺便送孩子上学，如果发生其他状况，还可以立即奔往医院或者产科中心。

居民倘若需要娱乐，女人可以串门聊天，男人可以骑马，或是学着开飞机。“重点在于，我们绝不鼓励任何可能会分散社区整体宗教意识的活动。”

除此之外，文中还列举了一些伊斯兰教的规定。废水回收后，重新凝结的再生水，除了灌溉以外，一概不准盥洗饮用。“伊斯兰教强力倡导清洁的观念，而水正是洁净人体的媒介。穆斯林只能用水来净化水质，从宗教观点看来，净化水不论是从化学还是生物过程产生，都是不可接受的。”

住宅区的房子应该一字排开，不得参差，如此安排，清真寺召唤礼拜的呼声才能直接传入室内，无须借助扩音器材。最后还有一项细节。“举凡便溺设备，例如抽水马桶等，安装时须严加注意，切勿令使用者正面面对麦加圣城，同时也要避免使用者背对圣地。”

德黑兰北城山峦，浮现在晨光中，退却在正午的轻霾之下，日落黄昏之际，只看得见一道淡蓝紫色的山形轮廓。万家灯火。这儿一道，那儿一处的闪着电光的招牌，兀自舞动着霓虹灯光。车流嘶吼。一整天下来，不管周遭事物看来如何手忙脚乱，施工中断的建筑物上的起重机还是一动不动。

科技乃万恶渊薮。《小就是美》一书作者E. F. 舒马赫曾经如是说。《和平讯息》也大量引述他的说辞，用西方人自己讲过的话来严厉抨击西方世界。可是在德黑兰，我们就置身于科技之中，科技围绕着我们，有些科技早就伊斯兰化了，或是用来宣扬伊斯兰教教义，就算这些技术与设备来自外国，也已经无关宏旨了。

旅馆的出租车司机靠着车上收音机喃喃祝诵《古兰经》经文，几度进出拥挤的车流，冲锋陷阵。当我们晚上回到旅馆时，电视上正播出几个毛拉宣教的节目。一些现代化的商品与工具诸如汽车、电视、收音机还是少不了的；拥有这些必需品，也合乎伊斯兰教教义的荣耀。可是，伊朗人一般相信这些物品是中性的，无关于任何特定的信仰或文明，这些东西就像是大型国际市集里的库存品一样。

这些东西只要用钱就买得到了。在伊朗，钱已经成为真主真心祝福的赐礼和德行的奖赏。即使德黑兰上下不事生产，伊朗对外贸易账户里，每天还是会涌进七千万美元，再依照需求提取：提取享有外国法律与机构保护的外国货币，以敷推动伊斯兰革命之需。

可是，还是有人心中感到一阵阵刺痛。当他们坐在空荡冷清的餐厅里，再也吃不到往日菜单上提供的餐点时，心中难免一阵痛楚。他们做生意需要顾客，可是又忍不住痛恨光临的客人。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害得他们在我住的宾馆里也心痛难掩。革命之后，宾馆老板就绝尘而去，出国远走高飞了。接着，宾馆就被革命委员会接管了，攸关生计，楼下大厅里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得展现出自豪倨傲的神情。（楼上就没这回事了。有一天早上，整理房间的女仆比手画脚地跟我说，我无权使用旅馆的洗衣机，她会帮我洗衣服的。她说到做到。下午，我再回到旅馆时，只见我湿漉漉的衣衫长裤，沿着旅馆走廊，一一摊挂展示在无人进住的房间门把手上。）

某一天傍晚之际，一位年轻的英国记者尼古拉斯到我的旅馆来看我，他一进旅馆大门，就勃然大怒，为了旅馆出租车车资跟坐镇大厅柜台的男人吵得不可开交。两人在空荡冷清的大厅里对阵互骂，争执极为快速地恶化。

身材高瘦，还留着一把小胡子的尼古拉斯，早就因为连日工作过度而暴躁难耐：作为一名驻外通讯人员，每天漫长的工作时数，披沙沥金地大量过滤他所谓的“非信息”，才能发够一定的稿量传回报社。同时，他也开始为他每天必须处理与报道的事件感到荒谬与愤怒。

坐柜台的那人高头大马的，挺着偌大肚皮，土黄肤色，一头黑色鬈发。他穿着一套西装，骄横轻慢。他的倨傲，与尼古拉斯的愤怒，两相冲突之下，柜台先生昏了头。旅馆生意门庭若市时的语言与态度又故态复萌了。

他说：“你要是不喜欢我们旅馆的话，你走啊，你就不要住啊。”

尼古拉斯怒不可抑，随即还嘴道：“我运气好，不必住在你们这种旅馆里。”

我接受旅馆开出的出租车车资，好让双方冷静。

尼古拉斯将身子倾靠着柜台，双眼却投向他处。柜台先生着手开出派车单。他穿着体面，但其实是个农村出身的乡下人。他刚刚才花了一大笔钱送他的老母亲赴麦加朝圣。现在，他可是整天为钱发愁，自己前景堪忧之外，几个孩子的教育也让他心烦不已。过去景气好的时候，他还供得起儿子去美国念大学，可是，现在他就得另辟蹊径了。

尼古拉斯差一点就要大动恻隐之心了。他也记得过去那段荣景，宾馆人来人往，他跟许多人一同挤在某家大饭店的舞厅里，睡在行军床上，五美元将就一个晚上。

他说：“整整七个月来，这个国家上上下下，谁也没有做上任何一点工作。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怠工半年地过日子？”

革命尚未结束。选举结果显示，虽然有关操纵选举的指控不绝如缕，伊朗人民还是遵照霍梅尼的嘱咐，投票给一群毛拉和阿亚图拉，让他们加入负责制宪的专家委员会。一个男人因为与一个有夫之妇有染，奸情长达两个月而遭处决。专司纠察职业团体中违反教义事项的革命委员会，郑重警告女性理发师（主要为亚美尼亚人），“不要再浪费青春了”，即刻禁止为男客修剪头发。一些惊魂甫定的地毯清洁商，打出“伊斯兰式地毯清洁”的广告——地毯会在水里连续冲洗三次。

价值五十亿美元的F14喷气式战斗机订单一笔勾销，他们的导弹系统过于“复杂难用而不经济”。除了勒令停建两座尚欠十亿美元应付款的德制核能发电厂之外，其他多项规划于前革命时期的方案也都取消了。通往伊朗南部港口阿巴斯港的一条六车道高速公路的工程合约，也从美国财团手里，改由伊朗承包商接手：“工程第一阶段将率先兴建两车道。”破坏行动的传闻层出不穷：以色列人始终刻意阻碍雅利安民族海运航线的“正常运作”。西北边境上的库尔德族人为叛乱团体，西南方的阿拉伯民族则蠢蠢欲动。

政要演说全日无休。劳工与社会福利部部长发表一则演说，照片还刊上报纸，他说，清真寺不只是一个集合信徒礼拜的地方，同时也是“推动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基地，在思想上，抑或行动上，处处表现出伊朗人民的团结意志”。“团结”一词，也是《德黑兰时报》上一大篇主麻日特稿的主题：“伊斯兰教何以深具革命潜力？”

团结，一致，礼拜时反复躬身跪拜，唯一的正信，全民之必信，全民的信仰汇流归结为单一的信仰，进一步称神成圣，个体的人格与无助的缺憾，全都消失在正信光环之下：只要团结、顺服、隐忍，就可以直达天堂。

一名宾馆柜台职员问我：“你喜欢这个希尔顿吗？”他不像其他职员穿得那样讲究笔挺，正业之外，他还做些银币的小买卖，这会儿，他正准备跟我推销两枚银币。

“希尔顿里面空空荡荡的。”

“现在所有的酒店都没人光顾了。不过，过两个月就好了。现在政府里面没人管事。再过两个月，我们就会有新政府。至少现在我们都是这么说的。”

他是个虔诚的信徒，旅馆里面其他工作人员也都跟他一样。电视上的宣教节目，他一定准时收看，节目时间再长也不碍事。

他们在伊朗，开口闭口就是一致的信仰与行动。这种单一意志推翻了伊朗国王与其武装部队的统治。大家只要团结一致，毫无二心，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可是，他们只是在愚弄自己而已。经过几个世纪的专制独裁，他们真心笃信国家是别人的问题，国家可以搁在一旁，任其自生自灭，国家自己迟早会回到正轨的。但是，即使凭着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国家还是每况愈下。不论旅馆也好，城市也好，整个国家也罢，率皆急剧衰竭。而他们依旧袖手旁观，等待周遭形势自行好转，转变为跟过去一样耀眼的荣景。

我当下就决定要去圣城库姆走一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贝赫扎德。他领着我通过车流，并且说：“你一定要让我牵着你的手走路。”这些话我听了很受用，也解决了我的疑虑。我对波斯文一窍不通，又处于种种矛盾冲突之中，我确实需要有个伊朗人伸出手来，领着我。

然后，贝赫扎德就替我翻译革命海报上的标题大字：“第十二顺位伊玛目，我们正在等候着您。”而我更觉置身云里雾中了。 K8t7yNDffdcEVN8A0P0FGfK3CmIqadOpn4ghHWZgB+vOpc9QM3FsJROFRxe/CD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