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萨德克原本应该跟我一起从德黑兰出发，南下一百英里，前往圣城库姆。我从未当面见过萨德克，一切安排都是在电话里敲定的。我需要一个伊朗翻译随行，大使馆里有人跟我提起萨德克的名字。
萨德克整天都有空，因为自从革命之后，他跟许多人一样，突然发现自己失业了。他有一辆车。我们在电话里交谈时，他说，要去库姆，我们最好开他的车，伊朗的公交车糟糕透顶，车速快得吓人，司机开车根本不在乎安全。
我们谈妥了价钱，包括使用他的车、他做司机兼翻译，而他的开价也相当合理。他说，我们第二天早晨应该尽早动身，好避开炎热的八月天。他会先载他太太去上班——她的工作保住了，接着就直接开车到宾馆接我。我应该在七点三十分之前准备就绪。
他到的时候，已经快八点。他年近三十，个头矮小，穿着搭配颇为细心，英俊，一头悉心修剪的头发。我不喜欢他。我看他只是个出身不高、略略受过几年教育的人，却带着某种冷嘲热讽的骄傲，表面上毕恭毕敬，内心却愤愤不平，不喜欢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像他这样的人，毫无政治信念、只有满心忿怨的人，才搞出伊朗革命。跟他聊上一两个小时，可能还有点意思；要跟他朝夕相处几天，就没那么容易了，可是木已成舟，我也只有继续跟他耗下去了。
他面露微笑，带了一个坏消息给我。他认为，开他的车恐怕到不了库姆。
我不相信。我想，他不过是临时改变主意罢了。
我说：“开车是你的主意。我本来也只想搭公交车去库姆的。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车抛锚了。”
“你出门之前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我呢？假如你先打过电话给我，我们还可以改搭八点钟出发的公交车。现在，我们连那班车也赶不上了。”
“我送我太太上班之后，车就抛锚了。你今天真的想去库姆吗？”
“车出了什么毛病？”
“要是你真的想去库姆，我们可以开车碰碰运气。我的车只要能发动就可以走，问题就在于怎么发动它。”
我们过去察看那辆车。他的车好端端地停在路旁，离宾馆大门不远，让我怀疑究竟有没有抛锚。萨德克坐上驾驶座。他探头喊住一个路人，一个德黑兰街头游手好闲的工人，我和那人在后面开始推车。一个拎着公文包的年轻男人，可能是个坐办公室的，正在上班途中，也自告奋勇地过来帮忙。马路开挖施工，尘土飞扬，车子同样也灰扑扑的。天气炎热，一旁来往的汽车与卡车排出的废气更是火上浇油。我们一会儿顺着车辆流动的方向推，一会儿逆着推，这期间，萨德克一直气定神闲地坐在方向盘后面。
人行道上陆续有人过来帮忙一阵子，接着就回头办自己的正事去。我突然想起来，是啊，我也该回头办自己的正事去，像这样前前后后地帮萨德克推车，是到不了库姆的。好的开始，才是成功的一半，开头如果这么暗淡，后面怎么会有好结果呢？于是，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事后也没有一言半语，我离开了萨德克和他的车，还有那群自动帮忙推车的路人，自个儿回宾馆了。
我打了个电话给贝赫扎德。当时，也有人向我推荐贝赫扎德当我的翻译。可是联络他真费了我一番功夫：他还是个学生，在德黑兰这个大城市里，没有固定的落脚之处。而前一天晚上，在他来电之前，我已经选择雇请萨德克了。我告诉贝赫扎德，我的计划是如何泡汤的，他也没有推三阻四的拒绝，这一点我很欣赏。他说他还是有空，而且，他会在一个小时之内跟我会合。
他认为，我们不该自己开车去库姆。公交车比较便宜，我也可以顺便多多见识伊朗人民的生活起居。他还说，我们出发之前应该先将肚子填饱。现在正值斋月，这个月里，从日出到日落，穆斯林都要封斋；而在像库姆这样一个到处都是毛拉
和阿亚图拉
的城市，更不可能找到供应饮食的店家。在这个普遍洋溢着宗教激情的伊斯兰国度的某些地方，还有人因为封斋破戒而遭到鞭刑。
贝赫扎德的言谈方式，即使只是电话交谈，都与萨德克不同。萨德克只是个社会地位逐渐上升的小头锐面之人，说不定只比贫农阶级高出那么一两级，却费心装出比一般伊朗群众都高明的样子。可是，他没比别人好到哪里去，真的。他那双笑眯眯的眼睛里，深锁着不少伊朗式的歇斯底里与困惑。贝赫扎德却能说明自己的国家，好坏和盘托出，语气也还是尽量保持客观。
而当他依照自己约定的时间，准时跟我在宾馆大厅碰面时，我一看到他，就觉得宽心自在。他比萨德克年轻，个子更高，肤色较黑，教育程度也高出不少，举手投足不见一丝花哨，丝毫没有萨德克的紧张与露骨的骄矜。
我们搭乘定线出租车——德黑兰市里行驶固定路线的出租车，前往德黑兰南区的汽车总站。德黑兰北区——延伸至一片棕色山丘上，山丘轮廓隐没在薄雾里——是这个城市比较典雅的地区，公园绿地与花园多半集中在此，遍植悬铃木的通衢大道纵横贯穿，还有昂贵的公寓建筑、宾馆与饭店。德黑兰南区则还是个东方城区，居民稠密，空间狭窄，更像个市集，挤满了远从乡间迁入的人。民众聚集在总站前尘沙遍布、垃圾满地的广场上，就像一群乡下来的乌合之众。
车站内一间污秽的办公室里，有人跟贝赫扎德说，半个小时以后，就有一班车开往库姆。那辆大巴就停在大太阳下面，车上空空如也。车顶上没有行李与包裹，车厢外没有耐心十足的农民在一旁守候，或是坐进车里忍受蒸烤。这辆车看来要在广场上停上一整天。我不相信它会在半个小时之后出发；贝赫扎德也不敢相信。德黑兰还有另外一处汽车站，那里提供空调车厢，还可以预订座位。贝赫扎德找到一个电话，摸出几枚硬币，拨了电话，无人应答。八月骄阳益发炽烈，空气中的灰尘更重了。
一辆定线出租车将我们载到另外一处汽车站，位于德黑兰中区。一列长长的柜台上方，一块告示板上写着一连串偏远的伊朗城镇名字。这里甚至每天发一班车，经土耳其前往欧洲。可是，早上开往库姆的车已经走了，下一班车还要再等上好几个钟头。现在时间将近中午。我们一筹莫展，只有先回宾馆，再想想看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们徒步前行，因为定线出租车一车难求。交通拥挤。德黑兰，自从革命以后，就不再称得上是个运作有效的都市了，只不过居民有车可以代步罢了，而这座怠惰的城市——许多计划突然中止，一些兴建到一半的建筑物顶上停驻着一动不动的吊车，给人一种穷忙瞎搅和的绝望印象。
这种绝望也体现在伊朗人开车的疯劲儿上面。他们开车的样子就像是从来没见过机动车辆。他们开车就像他们走路一样，德黑兰的车流因人人突如其来地停车、转向而抽搐无律，车辆不见明显分道，有如人行道上一群推推搡搡、挨挨蹭蹭的步行民众。如此驾驶风格，不见得就有德黑兰特殊的运气保佑。每两辆车中就有一辆车的车门或挡泥板被撞凹了，或是撞凹后被修复过。当地报纸（归咎于伊朗国王不曾为德黑兰建设较为现代化的道路系统）上有一篇报道指出，车祸是德黑兰最严重的死因，每个月都有两千人因车祸丧生或受伤。
我们来到一处十字路口，我就是在那里跟贝赫扎德走失的。我一心想等到车流稍止再走。可是贝赫扎德没有等我。他只是自顾自地过马路，分别依序处理每一辆即将迫近的汽车，脚步有时停下，有时加快，偶尔打个手势指明他行进的方向，就像个踩着一根细长的树干通过一道森林峡谷的人一样，他决不回头。一直到他通过马路安全抵达对面，才回过头来找我。他挥手要我过去，只是，我动弹不得，手足无措。红绿灯已经停止运作，车辆川流不息。
他了解我的困惑无助，又重新穿越车阵，回到马路这一边接我。就像只母红松鸡领着小鸡涉水渡过湍急的溪流一样，他带着我通过一个又一个仿佛随时可以将我席卷而去的险恶激流。他牵着我的手带我过街，就像母鸡走在小鸡身旁靠近下游的一侧，抵挡随时可以将那些小东西卷走的流水冲力，就这样，贝赫扎德让我跟在他身侧，走在比我稍前一步的距离，稍稍错开行进方向，如此，即使有人飞车奔来，先撞上的也是他。
而当我们终于过了街之后，他说：“你一定要让我牵着你的手走路。”
其实，我早就这么做了。要是没有贝赫扎德，没有他给予我的语言协助的话，我在德黑兰只是个半瞎的盲人。置身这些街道上，听不懂人家的语言，尤其令我深感挫折，街上处处飞舞着五彩缤纷的波斯文字标语，你涂鸦过来，我涂鸦过去，墙上还贴着革命海报与嗜血的漫画。现在，多亏了贝赫扎德，路边墙壁开口说话了，其他许多事物也多了一份意义，这个都市改变了。
刚开始，贝赫扎德的评论还算中立，我还自忖这是他的正确考虑，谨守本分，不愿逾越他身为翻译者的责任。可是，贝赫扎德之所以中立，是因为他自己也困惑不解。他也是个革命分子，他乐见伊朗国王垮台；可是，席卷伊朗的宗教革命不是贝赫扎德想要的革命。贝赫扎德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这怎么可能呢？出生在伊朗这样的国度，又在地方城镇长大，他是怎么摆脱宗教束缚的呢？贝赫扎德说，简单得很。他的父母从来不以宗教来教养他，他也从来没被家人送进清真寺过。伊斯兰教是个复杂的宗教。既无哲学属性，也不是纯玄想的。伊斯兰教是经过真主启示的宗教，有先知以及一整套规矩。真要虔信伊斯兰教，一定要广泛知悉这个宗教的阿拉伯起源，然后还要彻底了解这项知识。
然而伊斯兰教在伊朗就更复杂了。伊朗的伊斯兰教是伊斯兰信仰的一个分支，如此分歧肇因于先知在公元六三二年去世之时，因为继任人选而引发的政治及种族纠纷。伊斯兰，几乎从立教之始，就不只是一种宗教，它还是种扩张，伊斯兰教的早期历史与罗马帝国史惊人的相似，几乎就是后者的快速放映版，同样都是从城邦国家兴起，扩大为雄踞半岛的霸主，再进一步演变为帝国，彼此在每个阶段都出现过相当紧张的情势。
伊朗与伊斯兰主流信仰的分歧后来转为教条性的差异，分歧之中又见分歧。伊朗人认定了一条继承先知地位的特殊谱系。可是，这条伊朗谱系的第四顺位者，第四伊玛目
，有一群忠实的拥护者，他们公开宣布与主流信仰分道扬镳。另外一群信徒却对第七顺位者情有独钟。伊朗境内只有一位伊玛目，第八顺位者（与第四顺位者一样，遭人下毒谋杀）死后厚葬在本地，他的圣地就设在马什哈德，距离苏联边境不远，也是个朝圣的圣地。
贝赫扎德说：“那些人很多都被杀了，或是惨遭毒毙。”仿佛在说明他缺乏信仰的缘故。
伊朗的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斯兰教，十分错综复杂。要为远古以来的仇恨注入活水，要坚持复仇的意念，即使事隔千年，还要拟出一纸特殊名单，一一列举英雄与殉教烈士及恶棍坏人等，兹事体大，只有加强教谕，才能毕其功。而贝赫扎德不曾领受过如此教诲，他只是躲得远远的。他充其量也只受过他父亲不信教的教诲罢了。他父亲是个共产党，谈穷人多，提圣人少。贝赫扎德诚惶诚恐永记在心的回忆，便是他父亲首次跟他讲到贫穷的那一天：他自己的贫穷，以及他人的贫穷。
土耳其大使馆外人行道上，两个裹着头巾、皮肤晒得黝黑的巫医，席地而坐，展售他们染了色素的药粉、树根与矿物石块。我在德黑兰曾经看到过其他的巫医，以为他们不过就等同于印度的顺势疗法巫医。可是，这些巫医却自称继承了几个赫赫有名的医疗权威名号——贝赫扎德在听过他们对一群农民发表的促销演说之后告诉我——他们竟然可以跟阿维森纳
、盖伦
与希波克拉底
扯上关系。
阿维森纳！对我而言，只是个名字而已，一个中世纪的欧洲人：我从来没想到，他竟然是个波斯人。这条灰扑扑的人行道上的药草摊子，竟然还延续着千年以前的阿拉伯荣耀，当阿拉伯的信仰糅杂了波斯、印度以及其统驭的残余的古典世界，伊斯兰文明就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心文明。
贝赫扎德的反应不像我这般敬畏有加。伊斯兰光荣的过去，他根本就不在乎，他也压根不信这种地摊医学。伊朗国王的建筑，他同样不放在眼里：伊朗中央银行古色古香的波斯图案，还有伊朗自称早于伊斯兰文化之前的雅利安荣光，等等。在贝赫扎德看来，波斯街道上的古迹，以及君主国的古迹，都不过是伊朗国王虚妄夸饰的一部分。
他望着中央银行，望着建筑上的青铜与大理石，毫无热情地说道：“那些东西对我一点意义也没有。”
他完全破除神像崇拜与迷信了吗？如果涤却了对伊朗人民的热爱，他浑身上下还有什么地方属于波斯和伊朗吗？难道他的政治信仰已经将他彻底洗脑了吗？
他的政治信仰未竟全功。德黑兰经历过一番革命。不过，寻常生活却颇为离奇地照常运作，人行道上，置身于强烈要求以血还血的标语与海报之间，贩卖图画的小贩安之若素。他们贩卖放大了的瑞士湖泊或者德国森林的彩色照片、河川林木交织的梦幻风景，还有儿童与美女的画像。只是画中的女人在啜泣，孩童也止不住泪水，大滴凝胶状的眼泪直直垂落，淌下脸颊。
贝赫扎德，他的父亲是位波斯文学教师，他说：“波斯诗歌里面充满了哀愁。”
我说：“可是，只为了流泪而流泪，贝赫扎德……”
他仿佛根本无意讨论眼前摆明了的事实，也无意倾听任何有关艺术的废话，他坚定不移地说：“那些眼泪美极了。”
这个话题就此打住。然后，我们一边走着，一边从眼泪的话题重新兜回到革命上。我在德黑兰许多地方都看到两张海报。两张海报尺寸一致，版面风格相同，显然是为了成双张贴而设计。一张海报上是一小群农民在田里干活，看不出推着的是一辆独轮推车，还是一具犁架——究竟为何，不太能从海报上的素描明显看出。另外一张海报上画的是侧面剪影，一伙人高举着来复枪，仿佛在对彼此致意。两张海报看来都在讴歌人民革命：一群觉醒后的胜利人民，劳动大众找到新的尊严。只是，海报上方的波斯文字是什么意思？
贝赫扎德为我翻译：“第十二顺位伊玛目，我们正在等候着您。”
“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他们正在等待第十二顺位伊玛目啊。”
第十二顺位伊玛目在伊朗是先知继任人选谱系的最后一位。那条谱系早在一千一百年前就断线了。可是，第十二顺位伊玛目没有死，他还活在某个地方，等着重回故土。而他的人民正等候着他，伊朗革命正是献给他的大礼。
至此，贝赫扎德就帮不上我的忙了，他无法让我了解伊朗人民的狂喜。他只能将事实现况平铺直叙。贝赫扎德本身虽无信仰，可是他周遭环绕的都是信仰，他也可以了解其情绪之兴奋。在他而言，光是那么一句话就已经够了，而他也确实如实陈述，毫无挖苦嘲讽。第十二顺位伊玛目就是第十二顺位伊玛目啊。
稍后在我的伊斯兰世界的旅途中，在我逐渐熟悉艰深的史实与系谱发展之后，在这些历史片段逐渐成为易懂能解的信条之后，我才开始稍微领悟穆斯林的狂热。可是，当贝赫扎德帮我翻译革命海报上的波斯文字时，我确实是一头雾水。
革命之前，伊朗人大笔挥洒在伦敦或者国外其他都市墙壁上的标语，从未提到这位隐而不现的救世主。他们总是用英文宣扬民主，揭露伊朗国王御用秘密警察的暴行，抗议伊朗国王的“法西斯”。打倒法西斯国王——那可是当年一再出现的标语。
当时，我并没有紧盯着伊朗形势的后续发展；可是，光是从海外伊朗人的墙壁涂鸦来看，宗教一直到伊朗国内抗议后期，才慢慢掺上一脚。伊朗革命爆发之后，我才领悟到其间竟然有一位流放海外多年的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我觉得，整个革命期间，他登场的时间相当晚，随着革命进展，他的神圣义务与权威才随之增长，直到最后，外人反而会以为两者始终与革命同行。
公开现身之后，这位阿亚图拉开始为伊朗人诠释真主的旨意。先前所有抗议伊朗国王“法西斯”专政的不满呼声，拜霍梅尼崛起介入所赐，全都销声匿迹，或沦为无足轻重的琐碎嗫语。而阿亚图拉也欣然接受自己的角色。正如他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二日刊载于《纽约时报》上、针对“全世界的基督徒”发言的广告里自诩的一样，他的角色就是扮演诠释真主旨意的解说者，三个星期之后，他结束了在法国的流亡生涯，回到伊朗。
霍梅尼的广告讯息中，一半是真主的赐福与祝贺。“全能真主赐福与祝贺福泽满溢的耶稣……其荣耀之母亲……祝贺所有神职人员……所有爱好自由的基督徒。”另外一半则是呼吁所有的基督徒为神圣的日子祈祷，并且警告那些“运用撒旦恶力支持暴君伊朗国王的基督教国家领袖们”。
而霍梅尼就以真主旨意诠释者之姿，以判别合乎或违逆伊斯兰教教义之最后审判者自居，来统治伊朗。我到达伊朗几天之后，他在收音机里这么说：“我一定要敬告诸位，先前在极权统治之下，罢工与静坐抗议令真主十分欢喜。可是，现在的执政者已经换成一位穆斯林了，而且还是代表全国国民的，敌人正忙着图谋对我不轨。因此，现在再发动罢工或是静坐就为宗教所不容，因为，这样就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教义。”
这话听来耳熟，在德黑兰过了几天，知识上还差可理解：其人身兼政治领袖与真主喉舌之特殊权威。可是，讲到革命不只是革命，还是奉献给第十二顺位伊玛目的大礼，而这位伊玛目早在公元八百七十三年就销声匿迹，至今还神秘隐身在某处，这种概念，就没那么好懂了。此外，模仿二十世纪后期的革命主题——歌颂农民与都市游击队的海报、革命卫队身上穿着的切·格瓦拉外套等——就更让人迷惑不解了。
通过贝赫扎德的翻译，墙壁开口说话，德黑兰让人感觉更加离奇。而德黑兰北区——一个像欧洲的区域，所费不赀地坐落在山丘尘沙与岩石之间，伊朗国王与大群中产阶级凭恃着原油出产的非创造性财富所创造出来的城区——更像一场幻梦。这里摩天大楼与国际酒店林立，鳞次栉比的店铺展售着国际名牌的昂贵商品；可是，这个大都会紧邻德黑兰南区。北区是南区的社群过于快速地演进蜕变而成。然而南区，遵从着真主以及第十二顺位伊玛目的旨意，却反过头来重重地压低北区。
穆斯林构成了特立尼达岛上一小撮印度人社群的一部分，而我正好出生在这个社群之中，可以说，我打从出生就知道有穆斯林这类人群了。可是，我对他们的宗教几乎一无所知。我自己的背景是印度教，而我从小就知道，穆斯林，即使他们的祖辈也来自印度，很多地方都跟我们相仿，但是他们跟我们就是不一样。从来也没有人教给我这种宗教的细节，或许，我家里也没有人真懂伊斯兰教。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差别，像是种群体感受，而且十分神秘：我们的祖辈们，不论印度教教徒或穆斯林，从印度带来的彼此仇视，已经软化为某种乡俗智慧，熟知对方之不牢靠与背信恶习。
我自己不是个有信仰的人。对于我成长期间接触的仪式与典礼，也只是一知半解。在种族组成如此复杂的特立尼达，我的印度教其实只是附带在我的家庭与其行事方式之上，附加在我自己跟他人的差别之上；而在我的想象中，宗教信仰之于穆斯林与其他教徒，可能也只是类似的附属特质与隐私吧。
我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差不多就是外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他们有个先知与一本《古兰经》；他们相信真主独一无二，也同样厌恶神像；他们也有天堂与地狱的观点，虽然总是跟我的观念不同。他们有自己的殉教烈士。一年一度，他们总会将缩小的圣地模型架在轮子上，推到市集游行，男人顶着沉重的弯月“舞蹈”，弯月有时摇晃到这一边，有时又晃向另一边，鼓声喧天，有时候还会举行仪式性的棍棒武斗。
棍棒武斗是对古代战役的模仿，游行是为了追悼、纪念一次失利的战斗。那场战役发生在哪里？又是为何而战？当时，我只是个孩子，从来也没问过大人；许久之后，我才知道，那种节庆——不光是穆斯林，连印度教教徒都会参加——其实是什叶派的庆典，那场战役跟先知的继任人选有关，战争发生在伊拉克，游行中特别追悼的人是穆罕默德的孙子。
就我这个教外人士从旁观察，伊斯兰教不若印度教抽象玄奥，比较直截了当。这个宗教包含了疑惧与报答，古怪地结合了战争与世俗的悲悼，教义中太多成分让我想起基督教——在特立尼达岛上显眼得多，也“正式”得多；因此，我也才能借以了解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条，或者说，我心中以为的教条，并不吸引我。其教义看来并不值得深入钻研。尔后许多年间，即便行旅过境，除了童年时期在特立尼达耳濡目染的见闻以外，我的伊斯兰教知识还是未见大幅增长。这个宗教的辉煌史迹仅止于遥远的过去，伊斯兰教不曾促发诸如文艺复兴的盛况。伊斯兰国家，不是沦为殖民地，就是专制国家。而且，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在挖到原油以前，都穷无立锥之地。
上一个冬季，就在伊朗革命期间，到几个伊斯兰国家旅行访问的主意突然袭上我心头。当时，我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好几个晚上，我都在看电视新闻。伊朗动荡不但令我关注，某些电视节目里，几个应邀接受访问的旅美伊朗人，也同样让我好奇不已。
节目里有个穿着苏格兰呢外套的男子，开口闭口马克思主义论调，他制造的印象远比他的言语要复杂。他穿着花哨，洋洋得意于自己能如此信手拈来、娴熟地运用专业术语，就像在展现他操弄某种外国语言里的常用语的本事。他为他的伊朗革命感到骄傲——革命给了他某种荣光。可是，他也察觉到，这场革命的宗教面，在他的观众眼中，可就没那么光彩了；而他也企图——借助于他的苏格兰呢外套、他的常用语言语、他的风采——表现出他教养之高，决不输给任何一位观众，而且他也是以与观众同样的方式被教育长大的。
另一个晚上，另一个节目里，一位伊朗女士蒙着面纱，在电视上宣告：伊斯兰教保护了妇女，并且给予她们尊严。她说，一千四百年前在阿拉伯地区，女童往往沦于活埋，好在伊斯兰教崛起，才遏阻了这种陋习。不过，我们并不都住在阿拉伯地区（那位蒙面的妇女也不住在那里），而且，自从第七世纪以后，朝代更替，世事有所改观。女人，尤其是像这位对着我们说教的强悍女士，还会需要伊斯兰教所赋予的特殊保护吗？她们还需要面纱吗？她们还需要禁足于公共场所之外，也不准出现在电视上吗？
这些都是涌上我心头的疑问。不过，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每天都要对着受访者提出事先设计好的问题，无心啰唆。他继续他下一个问题，询问那位女士，请问她希望见到伊朗成为何种伊斯兰国家？她心中理想的伊朗，应该跟沙特阿拉伯一样吗？此女士胸中早已蓄积充足的怒火，当下就发作起来；她的面容围在黑色四角巾里，她看起来就像个愤怒的修女，随即她高声严词斥责。她说，这是许多人犯下的错误；而且，沙特阿拉伯算不上伊斯兰国家。看起来，她似乎在说沙特阿拉伯只是个公认的野蛮国家，伊朗这个伊斯兰国家将与其迥然有别。
我从电视上看到的第三个伊朗人，则是在讲述伊斯兰教律法的美妙所在。不过，当时他在干什么？他在一所美国大学里研读法律？美国与美国所代表的文化究竟有何德何能，吸引这些伊朗人离乡背井？他们说不出所以然来吗？美国确实有其吸引力，不光只是提供教育和技能。只是，没有人会承认这种吸引力，同时，委实令一个古老而骄傲的民族难以承认的是，如此吸引力之中还隐藏着一丝障碍，表现在花哨举止、模仿、吹嘘与拒斥之上。
裹着黑色四角巾的女人，因为美国教育，或者说，非伊斯兰教育，获得能力与权威。而今，她站出来质疑像她自己所长成的这种人有何价值，甚至否定自己的某些天赋。这些美国电视上的伊朗人，全都非常在意他们的美国观众，给人的印象，似乎他们还意在言外。或许，他们无法一一阐述所有的感受；或许，有些事情他们宁可略过不表。（我一直到了伊朗以后，才明白裹着黑色四角巾的女人讲到沙特阿拉伯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意思。其间牵涉到不同教派的隔膜，对电视观众而言，或许太复杂了：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分属不同教派，各有不同的先知继任谱系，彼此之间存在着历史怨恨。）
我从一本备受好评、最近才翻阅拜读完毕的伊朗小说里学到的更多。人人都可以隐匿在平铺直叙的声明背后。虚构小说，表面上漫无头绪与方向，隐藏的冲动反而无所遁形。这本小说，《外国人》，根据其美国出版公司的描述，是第一本伊朗人以英文写作的小说，作者是一位年轻女性——纳希德·拉克林。小说出版于一九七八年，伊朗国王仍然在位。全书回避了政治评论。书中迂回抗议政治上的限制驱策深化了激情，而这本小说，虽然放出纯真的烟幕，其实充斥着妇女遭受到的暴行、无助与挫败。
叙述者斐莉，一位定居波士顿的伊朗女性，时年三十二岁。她在美国求学，嫁给一位美国大学教师，在一所研究机构担任生物学者。斐莉，一时心血来潮，回到德黑兰度假两周。她所回到的都市，竟然车满为患，而且还挤满了“西方”建筑（“西方”一词，而非“崭新”或“现代化”，可以窥见叙述者奇异的措辞方式）；可是，那并不是个富有魅力的都市。街道上可能盗匪层出。老房子围住的天井之中，家庭生活纷乱吵嚷，又肮脏难堪。这勾起斐莉的回忆，回想起亲人意欲乱伦的接触，女人家谈起月经与强奸。还有女人聚在一起，聆听一位毛拉每个月的宣教演说，每当她们听到讲伊朗的什叶派英雄的悲剧时，就一定会捶胸顿足，号啕大哭。
斐莉自己的家庭生活并不完整。她的母亲跟另外一个男人住在另外一个镇上，她的父亲再娶。斐莉决定缩短假期，提前回波士顿。要回美国，她得先拿到伊朗的出境许可，要拿到出境许可，她还要先获得她丈夫的准许。至此，她似乎已经陷入泥沼，再也无法回到洁净有致、风光明媚的波士顿郊区了。
她出门去寻找母亲，结果在一个破落乡间小镇，找到一个哀愁而落魄的女人。她的母亲需要帮助；可是斐莉，这位来自波士顿的生物学者，更需要爱。找到她的母亲以后，斐莉重新变得像个小孩儿一样，她病倒了。她住进当地的医院。她忧虑着医院的水平，可是，负责诊治她的医生让她安心。他说，医院配备着现代化的医疗器材，而他本人则是在美国受过训的。他原本已经在那里待了下来的，可是，由于某些他不便详述的苦衷，除了去美国的伊朗人往往无法安家落户之外，他宁可回国。而且，他说，回国一个月以后，他就经常借着造访清真寺与拜谒圣地来纾解压力。
斐莉因为医师的理解而略受诱惑，住院期间，她也回顾省思自己待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她始终是个外国人，即使有丈夫与朋友相伴，还是觉得孤独无依，不论是性生活还是社交生活，她总是茫然无措。做任何事情，她都说不上个所以然，也搞不清楚她为什么要过着美国式的生活。她工作勤奋，然而，现在即使是工作——实验与研究，看来都毫无意义了，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只是为了进入社会而工作。她居留在美国期间，即使历经求学、工作与婚姻，回想起来还是一片空虚的时光。然后，医生又告诉她，她的胃痛起因于一道溃疡旧伤。“你带着这道溃疡回国的，”那个医生说，“现在你就没有理由担心这家医院、我，或者你的国家了。你的病可是一种西方病。”
斐莉的美国丈夫，先前经由斐莉召唤，抵达伊朗，前来带她回家。他被别人当成外国人看待，被公正看待的外国人（如此公平对待，也是这本小说的优点之一）：一个工作勤奋的人，也是个知识分子，能独处而不孤独，自给自足，由另外一种文明所造就的男人，迎娶一位伊朗女子是他毕生唯一违反传统的行为。斐莉再也不可能回到他身边，不可能与一个如此陌生的人回到美国式的空虚里。她会失去她的研究职位，可是她不在乎。
事实上，她即将弃绝过去充满焦虑而且全然肤浅的工作，以及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她会跟那个医生一样；她会去参拜清真寺，时时敬谒圣地，她会裹上黑色的四角方巾。她觉得自己从来不曾真的快乐过。弃绝尘俗（一个小说作者异想天开却永远无法实现的研究点子）之后，她才能全心静谧。
接着，虽然小说作者未曾多加着墨，斐莉与那个医生，弃绝知性与勤奋工作的生活，回归传统，两人仿佛一同签订了伊朗式的死亡协约，投身到他们对什叶派信仰的热爱中。这对他们来讲如此特殊，他们将重新发现自己的尊严与完整的自我，神圣而不能侵犯。他们不必再唯唯诺诺地盲从他人，担忧自己的人生轨道将何去何从。他们不必再压抑殿后，甚至不必屈居第二。而且，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其他困守在精神荒原的人，大可继续制造令那个医生自豪于拥有的医疗器具，其他人也可以继续供稿给医学期刊，那个医生同样也将乐于阅读。
这般一厢情愿的期待——期待别人去继续创造，期待那些外国人，意即他们所代表的文明，现代社会运作不可或缺的文明，赓续运作下去——隐含在弃绝尘俗的行为中，也是弃绝尘俗的一大痛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