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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曼和福昆都是“资讯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马里曼二十三岁，福昆大约和他同龄。他们都知道，通过加入“资讯与发展研究中心”，他们在大城市的发展就“不会输在起跑线上”。事实上，马里曼已经有点明星的架势。阿迪·沙索诺一提到他，就将他称为“资讯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楷模。于是我要求见他。
此刻，在阿迪·沙索诺的敦促下，马里曼已来到饭店，福昆也作为他的口译一同前来，马里曼不会说英语。
我们去了饭店花园开放的“金塔马尼”。所谓“金塔马尼”，就是一个凉亭（据说是爪哇风格的）。凉亭四周有网球场和游泳池。在“金塔马尼”吃午饭的地方，有一种自助餐台，晚饭时也有，那里还会表演饭店特有的地方文化秀。下午是没有特色的中间时段，座椅都空着没人坐，游泳池的一边阳光普照，另一边树影幢幢，其间不时吹来阵阵凉风。
福昆的名字叫“阿法鲁奇”，和他的姓一样阿拉伯味十足。福昆来自苏门答腊，马里曼来自爪哇。
福昆说：“我们不一样。来自苏门答腊的人是旅行家，足迹甚至踏遍全世界，所以我们不会有乡愁。马里曼就会有。爪哇人有句俗谚说：‘不论有得吃没得吃，我们都得住在一起。’这表示爪哇人都应该住在爪哇。他们认为爪哇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好得多。如今，大家都开始接受教育，所以他们也会离开。”
福昆说，马里曼会有乡愁的原因，还有一个：马里曼的父母离婚了。我将这点记录下来，当作另一份背景资料。福昆和马里曼都离开之后，我忽然想到一些问题，但相隔遥远——要打电话给“资讯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福昆，向他提问，再等他给我转达马里曼的答复——想寻找答案，谈何容易？事后我才知道，马里曼的父亲有两个家，这两家分开住，却都在同一个村子里。他父亲一共有十七名子女。过了一段时间，我在旅行的时候，才知道伊斯兰教的一夫多妻制和轻易离婚并不只是男性性欲的问题，它还容易导致家庭破碎，也会让社会陷入半遗弃状态。一个父亲为了营造第二个家，甚至第三个家，就会遗弃原来的家。这种故事再三重演，早已屡见不鲜。这就是马里曼有乡愁的原因。但当时我不想追问下去，所以我并不知道马里曼的父亲是何时和他母亲离婚的，以及当时马里曼有多大。
当马里曼还是村子里一个孩童的时候，他帮人们放羊、放牛，相应地，人们也会送他小羊、小牛当报酬。他最后有了二十二只羊，于是他变卖了一部分，拿钱去上学。他最先卖了两只羊，一只卖四万两千卢比，相当于二十美元；另一只卖五万卢比，相当于二十四美元。他将羊卖给了和他父亲做生意的牲畜经纪人，他父亲是做牲畜生意的。
为什么他要去上学？
“为了学习伊斯兰教知识。”
这点和他父亲有关。马里曼的父亲上过村子的寄宿学校，用一个碗柜放书。碗柜一直关着，但大家都知道里面有书。父亲受过教育，会读也会写阿拉伯文，甚至会说一点阿拉伯语。
福昆说：“马里曼在爪哇就很特别，因为他父亲让他接受宗教训练。他十岁时，父亲就教他礼拜。他父亲做牲畜生意，有钱去朝圣。那是一九八五年。”当时马里曼已十三岁。“他深以父亲去过麦加为荣。他父亲回来的时候，戴着白色的‘哈吉帽’。在这之前，他戴的是黑帽子。他是全村第一个去朝圣的人。如今村子已有三个‘哈吉’。”
仿佛是在评论福昆的口译似的，马里曼表示：“朝圣是最高的责任。”
因为有这些书本和宗教的背景，马里曼终于在一九九〇年，就是他十八岁那年，获准进入东爪哇玛琅伊斯兰教大学就读。
获准入学是一回事，自力更生又是另一回事。尽管他没有说，但他父母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婚的。马里曼每个月需要两万五千卢比，约合十二美元，作为日常开支及伙食费用。食物是大约二十磅的稻米。他回村子去要稻米，母亲给了他两万五千卢比。她在村里经营一个小摊子，卖蔬菜、小孩的零食、肥皂和糖果之类的东西。
为了省钱，他在距离大学很远的地方租了一个房间。一年租金是九万卢比，约合四十四美元，平均每周大约八十美分。他在这房间里自己烧饭，从小摊上买一些煮熟的青菜，很少吃肉或鱼，走路上学。所以他每个月的生活费还不到一万卢比，约合四美元八十美分，一天只有十六美分。他每个月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两万五千卢比，可以省下一万五千卢比。到了第三年，他就可以买书了。
一个人可以利用这么一点钱生活，这让我（以及他自己和福昆）都叹为观止。这种生活方式有点像游戏，有着在小人国里生活的乐趣（十九世纪，苏格兰出版家威廉·钱伯在回忆录中谈到他早年的生活时，也提到了类似情境）。
一九九三年，二十一岁时，马里曼开始写作。对于牧童出身的他面言，写作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这种雄心壮志和他很可能成功的想法，必然都来源于如今已不在身边的父亲，那位受过教育，却将书本放在柜子里的人。马里曼写了些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章，刊登在雅加达《明灯报》上。每刊登一篇文章，他就可以得到五万卢比稿费，将近十美元。有了这些天文数字般的稿费，他从此就不必在一些小钱上东挪西调，俨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觉得自己有前途，尤其当玛琅的穆哈马迪雅大学聘请他担任该校讲师时，这种想法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他征求父母的看法。他父母虽然是小人物，对买卖却颇有一套。他母亲每天在小摊上做的就是这些事情，他父亲更是做买卖牲畜的生意。他们嫌薪水太低，马里曼于是婉拒大学的聘书。他决定离开村子，到雅加达去闯天下。
雅加达在爪哇岛的另一端，交通费是五万卢比，只要在《明灯报》刊登一篇文章就搞定了。他有衣服，住宿也不成问题：他阿姨（母亲的姐妹）答应让他住在家里。她在南雅加达的贫民区有一栋房屋，共有三个房间。马里曼到雅加达后，有点忐忑不安，因为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没有至亲在身边，但他对周遭环境并不在意。他们必须用抽水机抽水洗澡、烧饭。他在南雅加达一间小屋里过着这种生活，一过就是七个月，时间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到一九九五年六月底。这只是六个星期之前的事，但总让人感觉它发生的年代已非常久远（对年轻人而言，一天就如同一年那样长）。马里曼觉得自己不能再回去过这种生活了。尽管他没这么说，但是自他成为“资讯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之后，毫无疑问，他确实是不能再回去过那种生活了。
我问福昆：“他想念村子？”
“不错。他想念他母亲。他希望雅加达有村子的气氛，但他找不到。”
“他所谓‘村子的气氛’，指的是什么？”
“敬重老人，在清真寺一起礼拜。但如今他已不再怕雅加达。他还尝试在家附近营造村子的气氛。他有女朋友，打算尽快结婚。”
可惜马里曼几乎无法实行他的计划。
我问福昆：“他觉得他的人生在过去的七个月中已完全改变？”
“他觉得自己在智力上大有长进。但他已成为消费者。”
我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受到了大城市消费主义的影响。”
“他穿优质衬衫，系漂亮的花领带，这就是他所谓的消费主义？”
衬衫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白色，一支钢笔插在口袋里。他穿系皮带的长裤，皮带凸显出他的细腰。他还戴金边眼镜。每项行头都代表消费。他或许一辈子都没这么精心打扮过。
福昆说：“他年轻时穿着简朴，但依然觉得信心十足。”
我觉得马里曼很敏感。他很在意自己的衣着，或许正是这些让他感到紧张。衣着让他担忧自尊，担忧一切事物都如过眼云烟般无常，并且以宗教的方式，让他从内心觉醒，意识到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爪哇人对幸运和成就的想法。爪哇人认为，幸运和成就可能带来更大的失败危机。
福昆说：“如今，他以能穿漂亮衣服而自豪，当然他并不认为人生就光是为了穿漂亮衣服而已。”
我要求看马里曼的“资讯与发展研究中心”名片。这是标准格式的名片（福昆有一张，黛维也有）。“资讯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缩写字母CIDES在左下角，非常醒目。马里曼的名字在右上角，字体比较小，下面有画线：
马里曼·达杜
研究人员
这是马里曼的改变之一，但是他并未放在心上，他没忘记他的村子。
福昆说：“他的村子如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了，但他可以和村人谈话，许多人也以他为荣，因为尽管住在雅加达，他还是十分谦虚。他一年回去两次。如果村子有大事发生，他也会回去。他履行所有的礼拜义务，认为礼拜十分重要，尤其是当他觉得与父母相隔遥远的时候。因为有对于宗教的情感，他在村子里十分特殊。他有些朋友失去了做人的信心，就开始在城里买醉，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受教育程度很低。宗教让他觉得自己和这些人大不相同。”
“他认为村子的前途如何？”
“他有一种雄心壮志，希望通过教育改变村子，改变村人贫富差距悬殊的现象。拜他以及他的威望所赐，如今他的村子已发生了改变。”
这些就如同他受到的教育，都是父亲，那位买卖牲畜的生意人，也是全村第一个前往麦加朝圣的信徒的延伸。
我问：“在宗教方面，村人也唯他马首是瞻？”
福昆说：“他的许多朋友都认为，他成功的关键是教育而不是宗教。”
我对福昆的坦率感到很吃惊。他说：“我觉得马里曼仍然有他自己的想法。”
福昆补充道：“但是在教育之后，他们又回到了宗教上。”
“在他内心，教育和宗教有什么不同吗？”
“有。但接受过教育后，他也可以有作为宗教信徒的成绩。”
“什么意思？”
“他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宗教信徒。”
“所以他就接受哈比比教授的宗教观和科技观？”
“他在杂志上看到哈比比每周斋戒两天，分别是周一和周四，所以哈比比才能将成就和宗教精神合而为一。”
“要有所成就，就非得有宗教精神不可？”
答案有点迂回，但或许是因为福昆不了解我的问题。“村里许多人每周斋戒两天，但一旦上了中学，他们就不再斋戒，人变坏了，有时甚至连斋月都不遵守规矩。所以他，马里曼，就推动改革。”
“变坏，怎么变坏？”
“在工厂拼命工作。他们认为自己不够强壮，不能斋戒。”
我们的谈话开始绕圈子。或许是因为第三者，那位口译，让我们感到拘束，也或许是因为马里曼的故事中，真正引人入胜的部分已经结束。
“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
“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
“他希望成为什么？”
“经济专家。”
“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人们持续不断的力量源泉？”
“他坚信伊斯兰教是未来精神的源泉，所以他正在努力教育村里的人。这是他努力在村里传播的概念。”
我说：“他是现代的奇阿依？”即寄宿学校的负责人。
他知道这个词，还笑了起来，并且用英语说：“谢谢你，谢谢你。”
后来我想起一些没问到的问题，于是打电话给阿迪·沙索诺，他忙碌如故，没有立即回答。
我的问题是：“他没卖的羊后来怎么处理掉的？一共有二十二只羊，他只卖了两只，然后拿钱去上学。”
两天后，福昆通过“资讯与发展研究中心”一条繁忙的电话线向我转达马里曼的答复：“他把其他的羊送给了他兄弟，他不想让他兄弟继续过那种生活。”
新财富数目可观，这全都拜政府所赐。庞大的新兴中产阶级产生了，在雅加达外围为中产阶级开发的房屋，旦夕之间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乡间的漫漫长路如同电影里的背景，老旧的村子街道——两旁有低矮的建筑、波状铁皮的屋顶，以及果树——保留得很完整。街道两旁还有一排排用赭色混凝土、玻璃和红瓦新盖的房屋，附近一棵树也没种。所以，两种生活方式似乎同时在同一个地方并存，这强化了我第一天获得的认知——大部分人，不论是住在新兴社会，还是住在村里道路的两旁，他们距离村落与农业的简朴生活方式只不过两三代而已。其间的历史——包括日本人的占领、对抗荷兰人的战争、一九六五年的各种事件，以及如今的庞大财富——紧紧相连，在五十年之内，变化十分迅速。
我在印度尼西亚期间看过一些印度尼西亚作品选集，其中有些谈到与村子的亲近感，让人怅然若失。这种感受在简单的故事中不请自来，很可能让故事变得更复杂。老农民走下城市中的公交车。他提着礼物，可能是送给某个亲戚的。这亲戚从前是村里人，如今不是有名的将军，就是显要的文职人员。农民对城市的各种景象目瞪口呆之余，或许还会遭到街上行人的碰撞，甚至辱骂。农民一步步走近亲戚家，往事历历在目，全都浮上心头。但亲戚的排场却让他望而却步。他们可能笑脸相迎，也可能冷眼相对——全以政治或作者的情绪倾向而定。不过，最后的结局是，农民终于明白了往事一去不复返。
经典的伟大作品，并不是争论性的，它只会从那种可能为百姓提供真正机会的社会中产生。在印度尼西亚，我们看到的却是失去自身历史的牧师。他们经历过许多大事，往往是悲剧，却毫无办法——没有教育、语言，更重要的是，没有自由——去反映这些事件。
从下述摘自《印度尼西亚时报》的评论就可以看出端倪：
物质主义依然充斥印度尼西亚社会。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宗教领袖认为，之所以会有品德低下的人出现，乃是社会来者不拒，对西方价值观照单全收的结果。要应对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日益盛行的现象，最好的方式是加强道德教育，健全内在的管理机制。为了反对物质主义，应该发展宗教伦理。
这个想法（和马里曼的想法十分相像）在九个段落中反复出现。
抽象：这是RI50庆祝活动的主旨，也是《雅加达邮报》在报道或摘录活动委员会执行主席埃米尔·沙林的演说内容时所说的主旨。刚开始就好像是贝多芬的交响乐。“夯实我们共和国百姓的根基，以表达我们对独立的尊敬和感谢，在这个前提下，庆祝计划可以分为三个范畴。”第一个范畴将包括一些反映国家意识形态五大信条的节目，这五大信条是：信仰真主、国家团结、全民慎思细想后达成共识、人道主义和社会正义。为了宣传真主的信条，印度尼西亚乌力马委员会将敦促伊斯兰教教徒“在周五的礼拜之后鞠躬致谢”。人道主义和社会正义信条则用印度尼西亚的方式表达：举行全国性的人权研讨会。但是民主原则的信条就没有研讨会了，它会由雅加达的企业界举行激光秀来表达。一场大型帆船活动则用来象征国家团结。接着就是社会团结，这点绝对不能遗漏。如今已有五大信条和三大范畴，社会团结到底适用哪个信条、哪个范畴，却不得而知，但会以这种方式处理：埃米尔·沙林将呼吁企业界人士“举行拍卖会，减少利润，以嘉惠大众，回馈社会。企业界不能因为打折，就卖些二手货和有瑕疵的商品”。
单纯的人们参与了这次盛大的事件。在这样一个类似RI50的场合，人们说了许多话，可惜绝大多数言不及义。因为“真相”大家都知道，何须赘言？正如《印度尼西亚时报》社论所说，宗教的控制让人们更加单纯——正如三十年前，在更贫穷、更黑暗的时期，共产主义所做的那样。
有一次，我和古纳万·穆罕默德谈到语言的抽象性。在印度尼西亚人眼里，古纳万是众所周知的文学家，什么东西都会写，但他最有名的是散文。人们敬佩他，不仅因为他能独立思考，知识广博，思维敏捷，还因为他会使用印度尼西亚文。
他一九四〇年出生于一个小渔村。一九四六年，他的父亲在荷兰战争中丧生（但古纳万并不仇恨荷兰人）。他目不识丁的母亲独自抚养孩子长大，靠买卖鸡蛋赚钱养家。她在中爪哇买鸡蛋，再运到雅加达去卖。古纳万的孤儿背景很像马里曼（尽管原因不同，时代也动荡得多）。而且，和马里曼一样的是，两人都受家庭的影响比较大，受贫穷和抗争的影响比较小。古纳万的家庭显然不同凡响，他的两个姐妹都是老师，还有一个弟弟是医生，古纳万则一直是记者和作家，非常自立。
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一直与共产党保持距离，正如他目前也和宗教人士保持距离一般，这种独立并不只是政治或个性使然，而是和古纳万身为作家的气质与自重有关。优秀且有价值的作品绝对不是光靠写作技术就写得出来的，还得靠作家某种道德的完整性才行。作家如果与任何诸如共产主义、伊斯兰教等庞大的公共理念站在一起，他很快就会变得虚伪。一旦说谎，作家就背叛了他的行业，只有二流的作家才会这么做。在类似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对战后迷失的一代（从前是共产党，如今是基本教义派分子）而言，真正的悲剧，永远的堕落，就是沦为二流。
古纳万说：“我不认为受过教育的印度尼西亚人会说任何可以用来表达和提升他们思想的语言。在苏加诺时代，语言为极权主义效劳。在苏哈托时代，语言则为官僚主义使用。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诗时，发现所有的语言都有抽象的意涵——国家、人民、革命、社会主义、正义。那时我很寂寞。当我坐在老旧的走廊上，看见许多鸟、麻雀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件事，这件短暂的小事。其实每件事都可以作如是观，甚至一些外来的自由概念，如利伯维尔场主义。他们是死的东西，不是来自经验、土壤或街道。”
幸存下来的地方传统还没有强大到足够和这些外来概念相抗衡的地步。“人们搬家的速度非常快，没有所谓的城市生活。人们有思想恐惧、创伤和对过去的态度。他们会回去，尝试建立一个社区。大批年轻人纷纷去清真寺祈祷，这就是宗教很重要的原因。昔日的地方传统——不是伊斯兰教或基督教——早被侵蚀殆尽。
“我小舅子入赘到一个爪哇家庭。女方希望举办一个爪哇式婚礼，但是他对这样的婚礼一无所知。那么，他应该怎么办？他请来了一名顾问。这种婚姻顾问多的是，如今他们赚了不少钱。昔日的传统依然只是美好的回忆。
“我妻子有个叔叔，受过一点教育，会说荷兰语。以前，他是一名军官，服役的时间大概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革命之后。他看得懂英语和荷兰语，但他所能呈现的思想却一塌糊涂。比如，三四年前，或许五年前，出现过一次日全食，人们纷纷赶到婆罗浮屠去看。”婆罗浮屠是七世纪建造的佛塔。“婆罗浮屠出现日全食。这个叔叔——我称他为叔叔——却告诉我，人们去那里是为了寻找一本记载生命奥秘的书。你能相信吗？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个叔叔绝非有备而来。他从未有过任何关于人类的批判性思考。民主制度不是投票，而是关乎辩论，关乎智识生活的品质。人们心灵变得狭隘，并非由于哈比比或其他人，而是因为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这些学生希望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得到某些确定的思想。然而，社会并未提供他们思想，所以也没有辩论。思想就在每个人的心中，一直停留在那里，没有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