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圣地

几周之后，也就是我在印度尼西亚的行程即将结束之际，我去了一趟苏门答腊。不是去伊玛杜丁的苏门答腊，或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和兰凯特，而是去米南卡保高地。我是因为后来对米南卡保高地产生了兴趣才有此一行。在雅加达，我曾遇见一名高级公务员，她的童年几乎完全在米南卡保高地度过。她的办公室坐落在一栋圆形的现代大楼内，楼外的道路车水马龙。整个下午，她就坐在那间阳光普照的办公室里，将她故乡的高地描绘得如诗如画，让人悠然神往。回首童年往事，她的眼睛绽放出无比的光芒，因此我决定去一趟，亲自看看。

在那里，我发现了自己早该知道的事——这块米南卡保高地乃是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基本教义派分子瓦哈比战争的古战场。看来，不论有没有伊玛杜丁，宗教狂热都是无法规避的苏门答腊课题。

这块土地有高耸的绿色火山，重峦叠嶂，山与山之间有宽阔的平原。有居民定居点的地方，就有树木和林荫。其他地方主要是稻田。在这里，稻米是主要作物，没有固定的收获季节。仿佛被同时描绘出来的图画，平原上可以看到种植稻米的所有阶段。稻田正在耕犁、翻土，再插秧；在一块浸满水的稻田角落，一片片嫩绿的秧苗苍翠欲滴；在旁边的田里，秧苗正被一行行地插入泥土中；稻草人（或只是一条条挂在竹竿上迎风飘扬的塑胶带）站在长满成熟稻米的田里。割稻人和打谷人通力合作，割稻人拿着长镰刀割稻，打谷人则将一把把割下来的稻谷打进篮子里。篮子上方挂着高高的帘幕，状似小帆船，以防止打下来的稻米掉在外面。平原上，有稻草烧起一小堆一小堆的野火。

在这里度过童年的女士并没有对我讲述它的美景，我却莫名地开始期待，更意想不到的是，这些耕作平原所展示的古老生活。要传诸好几代人，这些平原才可能成就劳工所说的社会组织。我想，这块土地就如同稻米本身一样古老，它的历史可以回溯至十七世纪，被梵文称为三佛齐印度教王国时期。几周之前，我在伦敦细致地观赏了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普珊的画展。或许是这个原因，我发现这里的高山和平原的景色与普珊的画作有几分神似：宽度和纵深度同样非常形象，古老的世界同样呼之欲出。身处其中，我还发现了十九世纪初英国作家威廉·黑兹利特在普珊的画作中发现的：创作世界中的“永恒的形式”（不是“有意义的形式”），没有任何视觉上的“意外”。

第二天下午，有人带我去巴力颜甘。巴力颜甘是温泉火山地带的一个大凹坑，据说米南卡保人就是来自那里。去巴力颜甘的人都是为了感受它的神圣，没有必要知道它的历史或与它相关的神话。这里可能一直是圣地，因为总有一股力量左右着人类的想象，这在一块刻着印度碑文的古老石头上有相关记载。破碎的砖石墙，从路边一直延伸至简陋的混凝土浴室（一间供男性使用，一间供女性使用），即使在今天，忘却这种视觉上的“意外”也是稀松平常的事，就连远处漆成红色的新建大清真寺也可能被一些人忽略。我的心里一直在思索这个地方的奥妙之处，一直在思索几百年来源源不断从地下喷出的温泉的奥妙之处。

这个地方的守护神就在巴力颜甘，对我而言，它甚至比塞浦路斯古城的帕福斯还重要。据说，爱神维纳斯就是从帕福斯的海中诞生的。在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时代，这个如今已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的魔力，已经由塔西佗的著作《历史》一书所描述的寺庙和仪式保存了下来，同时借用维纳斯在帕福斯被崇拜的方式以强调它的神秘性。在与她的诞生地相距甚远的地方，人们早就赋予了维纳斯诱人的女性形象。

我听说，到巴力颜甘的游客彼此之间都用Sembahyang来打招呼，意思是“敬拜真主”。大部分游客都可能是伊斯兰教教徒，只要稍加思考，他们就可以知道这种打招呼的方式具有偶像崇拜意味。他们也应该了解，红色大清真寺的宗教意图并非是推崇这个地方的神圣，而是要在这个地方耀武扬威。伊斯兰教信仰的圣地关联着先知和他最直接的继承人。圣地在另一个国家，此地不可能有。这是教规的一部分。

十八岁之前，我在大洋彼岸的新世界，也就是地球的另一端度过，那是南美洲一条大河河口上的岛屿。岛屿上没有圣地，这是我在离开那里将近四十年后，才确认的一点。

我很小的时候就认为那个地方不完整，甚至很空虚，真正的世界存在于别处。过去我常常想，是气候燃尽了那里的历史和可能性。这或许是因为岛屿太狭小，我们一直认为，那座岛屿只是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小点。这种感觉是因为居民普遍贫穷，以及我们从印度带来的大家庭制度已经土崩瓦解；又或许和印度本身的苦难有关，和我们这些印度人是移民有关。我们这些移民的过去，往往会因为一位父亲或祖父便骤然而止。

我离开多年之后——对事物的认知不会突然涌现，而是循序渐进——开始认为，那个地方并非圣地，因为从来就没有人描写过它。它是农业殖民地，实质上就是座农场，既不尊重土地，也不尊重人。但是后来，在印度孟买一个拥挤的工业区——此地圣迹之多，令人惊讶，一石一木，都是圣物——我了解到，不论气候、植物、正式的信仰、贫穷和群众有多相似，这些一直认为自己的土地非常神圣的人和我们还是大不相同。

那座岛屿和北方的所有岛屿原该有许多圣地。以圣基茨岛为例，在岛上的甘蔗园里，隐藏了许多岩石，上面都有前哥伦布时期的简陋雕刻。但是在我们的岛屿上，对圣地有所了解的原住民早已被消灭殆尽。新开垦的殖民地只剩下我们这种需要到别处寻找圣地的人。

许久之后，我猛然想起孩提时听过的一个故事，后来，我也在英国作家查尔斯·金斯利一八七一年出版的《终于》里看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故事讲的是，成群结队的印第安人经常分乘独木舟，从大陆（一些残余的部族仍住在大陆）越过海湾，进入南方山区树林中的某个地方，举行某些仪式或献祭，然后，他们再带着采集的水果，越过海湾返回家园。这就是我听过的故事。当时，我还不到“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年纪，如今，这则不完整、未经诠释的故事如梦似幻，让我有了另一种觉悟和难以名状的感受。

或许是欠缺神圣感（和“环境”的概念不同），因此，这成为新世界的诅咒，特别是阿根廷的诅咒，以及一些像巴西那样遭到蹂躏的地方的诅咒。也或许是基于神圣感（不是基于历史和陈年往事），我们这些属于新世界的人才会前往旧世界去重新发现事物。

在皈依的伊斯兰教国家，像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基本教义派掀起了反过去、反历史的狂潮，他们不可能实现从空虚的精神中产生真实信仰的美梦，这一切，在我家乡的那些人眼里，实在怪异之至。

送我到苏门答腊的是黛维·佛图娜·安瓦尔。她年轻漂亮，学历又高。不止一个人向我建议，一定要见见她。她在印度尼西亚负责的事情非常重要，有两种名片。她为印度尼西亚科学院工作，主要负责政治与宗教研究所的事务。在印度尼西亚，任何有点来头的事物都会有缩写字母。黛维所在的中心就叫PPW-LIPI，她是PPW-LIPI宗教和国际事务处的负责人，以这个名号，她参加过许多国际会议。同时，黛维也是“资讯与发展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简称CIDES）的研究主管。CIDES和伊玛杜丁以及哈比比的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有关，董事长是阿迪·沙索诺。

黛维要处理的事情真的很多，曾经带我去见伊玛杜丁的那位女外交人员安排我和她吃午饭。其间，黛维抱着一颗爱国之心，严肃地谈到LIPI正在进行的各种计划，听起来极具学术价值。当谈话快要结束，或许正在喝咖啡的时候，基于某种原因，黛维才开始谈到苏门答腊和她在苏门答腊的童年，以及她所习得的族人的禁忌。时至今日，她仍十分遵守这些禁忌。她关于苏门答腊童年的一切描述都十分新鲜有趣，有些还真令人惊叹。在之前非常正式地谈论国际会议和研究之后，她说的事情更加私人化，也更加坦率真诚。我很想再多了解一些，于是我们就安排了一个下午在她PPW-LIPI的办公室见面。

LIPI是一栋圆形的现代化大楼，从公路望去，让人印象深刻，但内部难掩官僚主义的痕迹，任何人在里面都没有私密空间。黛维的办公室在十一层。等候室是圆形楼层的一部分，形状如同一块切好的派，外墙有点弧度，类似派的外围。墙上挂着印度尼西亚木偶，还有一块五彩缤纷、满是褶皱的蜡染布，上面印着寺庙；另一面墙上则挂满了弓箭。黛维的办公室在走廊另一端，对于一次午后的会面而言，办公室的位置显然不对，那里的阳光过于猛烈，我们需要窗帘。

黛维有一定的学术背景。她的父亲是教授，最近才去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深造，她的母亲曾在苏门答腊大学教授历史。

黛维小的时候，全家都住在万隆。她三岁时，父亲前往苏格兰读书。有亲戚从苏门答腊来看望她们，其中一个对她说：“你应该去苏门答腊，看看你在那里有些什么。”这燃起了黛维去苏门答腊的热情。于是，她便和亲戚一起回去，看她从小就知道的祖先之地。

苏门答腊有一间属于他们的家庭住院，那是传说中的米南卡保传统房屋，屋顶呈喇叭状。里面已有二十几年没人住，是间空屋，还有人说屋里有鬼，黛维连靠近都不敢。她和舅舅住在一起，舅舅住的不是传统房屋。

黛维说：“他是乌力马。”乌力马就是伊斯兰教宗教教师。“爪哇人将他们称为奇阿依，西苏门答腊人将他们称为乌力马。我和他住了一年。他有一座小小的清真寺，自己就住在里面。这座清真寺也被称为祈祷室，它不是一座公共的清真寺。他要求学生到清真寺和他一起上课。他让他最年轻的妻子（最初，她也是学生之一）来和他一起住，这点很不寻常，但因为他是重要人物，所以，他并未到妻子家和她同住。当时，一夫多妻的现象司空见惯，但这是唯一和他同居的妻子。在我去那里之前，他同时有一到两名妻子。每和一名妻子确立关系之后，他就会回到祈祷室。我去的时候，他正和最年轻的妻子住在一起，就是她将我带大的。”

黛维用她那种开放且充满感情的方式娓娓道来。有趣的是，父亲在苏格兰读书的同时（说不定还得经常回避别人对伊斯兰教教徒以及他们拥有四个妻子的嘲笑），他的小女儿竟然在通过一名受人敬爱且相当虔诚的老亲戚，去发现和接受与他人相同的想法，不同的是，这些只是美丽旧世界的某一层面。

“当父亲从苏格兰回来之后，我就回到了万隆，在那里待了两年。当另外几个亲戚从西苏门答腊来万隆和我们一起住的时候，我就决定要他们带我走。当时我只有五岁半。”

我问道：“你记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里？”

“这是一个很美的地方，空间广大而开阔。我们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里的人都唯我们马首是瞻。没有人和我竞争。我舅舅非常疼爱我，他很凶，但对我非常好。我舅妈人很和善，在舅舅发脾气的时候，她总是保护我。我非常幸运，因为舅舅希望有人传宗接代，延续本家的姓。西苏门答腊是个充满矛盾的地方，这里的伊斯兰教色彩极为浓厚，却是个母系社会。因此，我简直成了家中的宝贝，他们都希望我将来能出人头地。

“舅舅以教育我为己任。他是乌力马，非常保守，一脑子传统观念，但他不希望我被剥夺接受现代教育的权利，不希望将来我的父母因为这件事而责怪他。这就是他不希望我来西苏门答腊的原因。但事实上，我倒希望能戴着头巾，去乡村的学校上学——在信奉宗教的乡村学校，你就得穿纱笼，戴头巾。”

“你认为纱笼和头巾是很漂亮的打扮？”

“我并不这么想，我只是认为这样穿戴是正确的。但舅舅十分坚持他自己的想法。他说，这些乡村学校的伊斯兰教课程很差，现代课程也不好。他要亲自在家教我伊斯兰教事务，同时我也会上正式的学校。所以，我学习《古兰经》，他则为我读穆罕默德言行录，作为经书的补充。

“放假时，他也会选一个星期天，带我四处走走，看看我们家的土地，好让我知道这些土地在哪里，以及谁在那里工作。当地到处都是稻田和椰子林，大部分水和可以耕作的稻田都在山谷底部。住在山谷顶部的人必须走很长的路，才能走到他们的稻田。我的家族一直控制着许多土地资源，这是因为女人没有生太多后代。如果家族庞大，土地就会被很多人瓜分。这里的土地不可以转让，必须分配给使用者，即继承人。一旦继承人亡故，土地又会被归还给最亲近的女性家属。

“所以，在我们家的土地上走走，我也能顺便了解家族的一些事情，因为耕种我们土地的大部分人都是亲戚。知晓土地的边界在哪里也十分重要，所以每个人都有必要拥有一份村落地图。”

从五岁半到十五岁，黛维一直住在西苏门答腊。她父亲有一次来看她，当时她大约八岁。两年后，她母亲也和一些朋友来看她。从十二岁开始，每个斋月的假日，黛维都会去万隆，所以这个村子简直就是她的世界。

“住在村子里能够获得完整的经验。这种经验不只是上学、念《古兰经》、简单了解家人或财产而已。它还包括了解村人看待事物的方式，了解村人那种特殊的信念。这些信念不一定都合理，却十分重要。你如果漠视或摒弃这些信念，可能就会陷入危机。

“我的家族正好属于皮塔潘族，这个家族以拥有许多禁忌而为人所熟知。他们在村落里十分有名气，村人常说，皮塔潘族不能做这个，皮塔潘族不能做那个，但很多其他种族的人都不知道这一点。”

我的听觉开始作怪。黛维提到“皮塔潘”时，我总会听成小飞侠“彼得潘”。

“大家都认为，皮塔潘是旧式大家族之一。土地还未被开垦的时候，皮塔潘的祖先就迁过来了。伊斯兰教创立以前的传统认为，所有的山川林泉都有精灵守护。当然，去开垦这些土地的人类就必须和居住在那里的精灵和解。因此，祖先必须遵守行为规范。大体来说，这些行为规范的宗旨就是要确保环境平衡。”

但“平衡”也罢，“环境”也罢，它们都是后来借用的概念，源自另一种知识和逻辑，其中并没有如黛维所说的那种敬畏土地的力量，但她自己好像很倾向于这种解释。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要考虑。每当我们想砍倒一棵大树，汲干一口井，或建造一栋房屋时，都必须先征得允许，依循某种仪式，让守护神满意。”

在黛维的舅公、那位保守的乌力马看来，村人对树神、泉神的认识似乎都属于偶像崇拜范畴，是不符合宗教精神的。他早就认为村子里宗教学校的伊斯兰教课程很差，并且选择亲自指导外甥女的宗教课。

“我舅舅基本上不想依循那些非伊斯兰教的行为。他了解这些行为，或许也相信其中的一部分，但大体而言，他认为向神灵献祭违反了伊斯兰教的规定。族人和村落的部分老人都相信，如果皮塔潘族人违反禁忌，那么就会有皮塔潘族人遭到报应，比如小孩生病，或有不祥的事故发生。但舅舅对这些禁忌丝毫不以为意，所以，我经常生病，他的妻子和朋友也经常说，‘一定是你舅舅又做了什么’。后来，当他们利用谷仓的木材建厕所时，事情发生了。”

谷仓是主屋的附属物，屋顶照样是喇叭的形状。谷仓的上部宽，底部窄，偶尔还会有各式各样的竹子图案编织在装饰性的三角墙上，里面还有一把梯子，用来代替台阶。稻米是主要粮食，是每一次旧式崇拜和祈求丰饶的主题，人们一向敬重稻米。谷仓的木材，即使是老旧或废弃谷仓的木材，也不能被用来建厕所，这根本就是将两种对立的概念拼凑在一起，是一种严重的亵渎。

黛维说：“我病了一两天，他们让我吃村里的草药。舅舅对村里的草药也有所了解，他对医生不太有信心，拒绝去找医生。大部分村人都相信他有法力，可以和守护神对话。所以每当有小孩生病时，都会有许多人找他求药。

“后来人们问起，最近几天舅舅到底有没有做什么事情，他才恍然大悟，察觉不该用谷仓的木材建厕所。于是舅舅和一名年轻人拿起大斧，将厕所劈倒。随后，就在要劈砍一块通向厕所的木板时，他们看到一只很像黑猴的动物跳进了水里。”

我问黛维：“猴子跳进了什么样的水里？”

“鱼池里。然后我的病就好了。人们说，我当时处于幻觉中，胡言乱语了一通。

“许多事情我都不太敢做，就算我搬到了别处也是如此。比如，如果在村子里，我不敢将锅从炉子上取下直接放到水里。这也是一种禁忌，因为可能会污染水源。

“为了保护鱼池中的鱼，我们需要在水里放置各种东西。最常见的是带有尖锐枝条的竹子。”高高的竹枝被削得很尖锐：这是一种令人害怕的深藏不露的阻碍物。“这可能是为了阻止鱼被别人偷捕。偶尔，当人们放干鱼池的水时，会将竹子取出来。有些人稍不注意，就会将竹子斜靠在房屋墙壁上。如果皮塔潘族人这么做，就会被认为违反了禁忌。我们绝对不能做这种事。听说，如果我们在晚上这么做了，神灵就会生气，房屋就会开始摇动。

“在村子里，这些禁忌就如同城市里的交通指示灯，你必须服从。”

这些禁忌大部分只适用于皮塔潘族。这就是黛维相信皮塔潘族是最古老的宗族之一的原因。在最早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开垦丛林种植稻田的时候，正是皮塔潘族人和山川林泉的守护神一起制定了规则，直到今天，人都还在遵守。

比如，黛维结婚时，祖先的长屋出现了“怪事”。那是间米南卡保传统房屋，有喇叭状的屋顶，已被人们遗忘了将近三十年。村人常说屋里有鬼，小时候的黛维从来不喜欢去那里，但按照风俗，盛大的婚礼必须在那里举行。所以，房屋被打开，准备举行盛宴。随后，“怪事”便接二连三地发生。家具被移动得乱七八糟，食物也不翼而飞。黛维舅舅的一个堂弟——是堂弟，不是那位乌力马——说：“哦，也许我们忘了敬拜神灵。”大家都把这件事忘了。由于神灵不住在空地上，而是住在林泉之中，所以，大家就从祖屋里将肉抛到大约五十米远的树丛中，这些足够安抚神灵了。从此，再也没有任何怪事发生。

村人认为，最早的时候有三大宗族，皮塔潘族是其中之一。这三大宗族来自三个堂兄弟的后代，他们彼此之间不通婚，都严格遵守最初的禁忌。此外，皮塔潘族人还有另一种本领：求雨。

黛维说：“根据经验，我发现每当举行和我有关的盛大宴会时，就会下雨，有时下一小时，有时下半小时。我是在四月份结婚的，这个季节很干燥，当时是在我丈夫家举行宴会的第一天。”

“他属于三大宗族之一？”

“和我是不同的宗族，但属于同一村落。”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是我个人的选择。我丈夫家住在高地上，用水一直不方便，非常希望雨水能够注满水槽，所以他们必须十分谨慎地用水。婚礼第一天，天气十分干燥。第二天，喜宴将在祖先的房屋里举行。”这间房屋已有许多年没人使用，年久失修。“在这重要日子的凌晨三点，大雨倾盆而下。屋里的人都淋得落汤鸡似的，屋外的厨房已完全泡在水里。但到了早上，阳光又开始普照大地，一切都恢复旧貌。十一点，新郎和宾客如约而至。等到他们全进了屋，又开始下起瓢泼大雨，大约有一个小时。类似的情况在每场婚礼中都会发生。

“有人误以为，一旦我们离开村子，皮塔潘族人与雨的关联性就会消失，但实情并非如此。一个阿姨的幼女在雅加达出嫁，她担心当天会下雨，还特地去西爪哇以药闻名于世的万丹找药师。阿姨付钱给药师，要求他献祭，以祈求当天不要下雨。这种事情在这里相当普遍。新加坡欢度国庆日期间，人们承办酒席时，就请来了药师，以确保当天不会下雨。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期间，也来了许多药师。

“母亲和我都表示，我们才不相信万丹药师的法力可以打破皮塔潘族人在婚礼方面与雨的关联性。我阿姨的丈夫，他来自苏门答腊的其他地方，一点都不相信我们和雨水的关系。他说，不会下雨的。所以他就没用雨篷将草坪遮盖起来。他将每张桌子都装饰得很漂亮，花了一整天。岂料婚礼当天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忽然天门大开，大雨狂下不止，原本富丽堂皇的桌子霎时杯盘狼藉。他太相信万丹药师了。当时母亲和我都乐坏了。”

宗教与文化的纯洁是基本教义派分子的幻想。也许只有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部落才能够明确直接地知道自己是谁。其余的绝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属于文化融合的产物。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心安理得地接受自身的复杂性。有些人靠本能行事，有些人，就如黛维一样，可以同时保持警惕。她说：“我的生命很丰富，因为有不同的世界在其中互相支持。”

十年后，她离开苏门答腊的乡村，前往英格兰找她当学者的父母。她当时已十五岁，虽然和父母共度的日子并不多，但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代沟。在村子度过几年之后，她变得非常虔诚，而且相当保守，反而认为父母太过自由；她有时候还会觉得母亲的裙子太短、太紧。尽管她的政治态度及时发生了改变，但她的个人价值观还是保守如故。拜母系的米南卡保传统所赐，这种保守的态度反而给了她一种非伊斯兰教教徒式的女性的自重。

黛维很喜欢乡村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她令自己暴露在昔日基本教义派分子的地区冲突之中，仿佛上一世纪长达三十年的宗教战争（这场战争摧毁了米南卡保的皇室宫殿，让荷兰乘虚而入，成为统治者）未曾解决任何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一定经常萦绕在黛维的心中——她原该一直挂念着最近有关“多元”社会的学术研讨会与国际会议，这种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几乎永无止境，它们是新闻自由的替代品，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因为不待我提醒，她就开始做出近乎正式的声明，继续谈论真正的信仰和古老的方式。

她说：“人和真主之间的关系是，个人应该恪守纯粹的伊斯兰教形式，而不是恪守融合各种主张的形式。我们不可能在做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的同时，又恪守多神论或万物有灵论。但是谈到人和邻居的关系，即我们如何在社会中生活时，每个团体都会有不同的需求和风俗。只要这些做法不违反基本教义，我就相信不会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宗教或国家意识形态可以将它们消除。”

这就等于她重新表明了看法。她认为，在上个世纪爆发了激烈的宗教战争之后，伊斯兰教和“传统方式”的关系已得到缓和。

“伊斯兰教被置于最崇高的地位，是最高的律法，传统方式必须依附于它。一般认为，传统方式依附于伊斯兰教律法，伊斯兰教律法则依附于《古兰经》。任何明显违反伊斯兰教教义的行为，比如饮酒、赌博、斗鸡、娶五个以上的妻子等，都被明令禁止。至于其他方面，只要《古兰经》与先知的话语没有提及，但做无妨。”

尽管黛维心中的想法十分明晰，但人和真主的关系、人和邻居的关系，却不一定总是那么分明可辨。有些事情总是模棱两可，甚至连有关女性地位的事情都是如此，这些在西苏门答腊信仰方面的情况，正在等待基本教义派分子掀起新一轮狂潮。

整个下午，我都待在黛维的办公室。我离开时，LIPI的大门也正要关闭。这栋圆形大楼官僚气息十足，现在，因为里面的员工都已下班，它愈发显得没有亲切感。在楼前的道路上，我很容易就拦下一辆出租车。但这辆车十分破旧，车窗开着，没有空调，当时正是下班的高峰期。在雅加达，上下班高峰期的交通状况一向混乱，而那天的情况更加糟糕，因为政府正在筹备RI50 ，所以总统府周围的部分街道已经封闭。很长时间，在拥挤的交通与源源不断的热气之中，我一直面对着一辆货车的车尾，它后面有张纸条，写道：

加油

——不要死于没有耶稣的夜晚

在雅加达，有许多贴有类似纸条的车。人们有信仰的需求，希望得到外界提供的慰藉。这个半皈依的国家不缺乏福音，随时可满足人们的需求。年轻的出租车司机来自苏门答腊，轮廓分明，他猜测我可能来自印度，就用英语对我说印度是个好地方，充满神秘。可惜我们之间并没有足够的共同语言，不能就这个话题天马行空地继续聊下去，于是只好打住。他坐在有些塌陷的司机座位上，双膝张开，穿着卡其裤的一双长腿晃个不停，看得人心烦意乱。为了打发时间，他居然开始教我印度尼西亚语。在度过漫长却不失兴奋的下午之后，这一天也将在这条热浪滚滚、烟尘弥漫的公路上结束。

因为黛维的个人魅力，所以我在苏门答腊期间才会去她的村子参观。当然，每件事物都没有达到我的预期：黛维向我传达的一切，也就是雅加达吸引我的地方，即她孩提时期所感受到的魅力。

黛维的母亲从巴东大学繁忙的课务中抽空带我参观各处的圣地。陪伴她的还有一名学者，是她家的朋友。这位学者对当地的生活方式很有研究。他告诉我，黛维小的时候，有一天他问她长大后想做什么，她说想做伊斯兰教宗教教师，就是乌力马。但只有男人才能成为乌力马。这个回答不但说明了黛维对她舅舅的崇拜，也说明了她当时就有米南卡保女性的自尊。

我们参观的房屋并不是黛维童年时居住的房屋，而是她家的远亲，也是她的婆婆居住的地方。这是一间现代平房：有玻璃天窗；印度尼西亚中产阶级风格的雕花椅；在桌边有一个很大的塑料装饰物——一颗长满椰子的椰子树，外形简单，使用的也是一些基本色调；墙壁上方有两排混凝土制的通风砖（都有菱形的通风口，上排砖的菱形风口垂直排列，下排砖的菱形风口水平排列）；一面墙上画有《摩诃婆罗多》中的场景；对面墙上则有一个阿拉伯卷轴。这只是一间现代中产阶级平房，不太引人注目。

但是黛维的小女儿或许就不这么认为了。她被黛维送到村里居住，就像黛维小时候一样。对小女儿来说，这间房屋和屋外用来遮风挡雨的茂盛植物——椰子树、竹子、香蕉树、红毛丹树和人参果树——都让她感觉身处乐园。我们在屋里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刚放学，她很快地换了一件连衣裙，马上又走了。她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准备去上宗教课。

如果没有红毛丹树，那么屋外的植物可能就和加勒比海的没什么两样。加勒比海的椰子树、竹子和香蕉树都是很早之前从这里输出，横跨太平洋而到达那里的。而在这里，人参果树则是从南美洲进口的植物。植物的相似性是以不同的方式形成的，这两个地区的植物特性截然不同。从前，加勒比海的植物见证的是奴隶农场，如今却是观光贸易。这片土地让人想起某个古老宗族的圣地。

黛维舅舅的清真寺坐落在一片似乎遭人遗弃的椰子树林中。因为他位高权重，所以，尽管有违风俗习惯，他仍在这座清真寺里和最年轻的妻子同住。

村里缺少劳动力，人们宁可到城里和工厂工作；几乎没有人清理鱼池和水道。在这种天气里，任何东西都长得很快，变成一团乱麻。枯死的椰子叶就像巨鸟的羽翼般，从逐渐腐烂的树心向下垂着。有些人就沿着椰子树干往上爬，硬是将树干折断，把它横卧在长满蕨草的鱼池边或水道上，然后，将浮渣一层又一层地涂在倒下来的树干上。不久之后，杂草就会有立足之地。非洲凤眼莲——一种随处可见、鲜绿色或淡紫色的热带寄生植物——会将空旷的水域填塞成沼泽。在阴暗的老树林中，任何东西，包括天空，都会被映照在残留的清澈水面上。

清真寺败破不堪，可能撑不了多久了。这座用木材和波状铁皮建的清真寺小得出人意表。木材已腐烂成灰色，变黑的波状铁皮已有多处松脱。就建筑学而言，尽管这座小清真寺没有喇叭状的屋顶，它和传统的米南卡保房屋也有许多神似之处；就算破败不堪，主建筑（有两座不太明显的附属建筑）仍不失气派。较低楼层的四周都有回廊，廊上有屋顶，好像波状铁皮的边缘。上面的楼层从铁皮边缘建起，有金字塔似的屋顶。这座建筑的绝大部分心血都集中在屋顶上。尽管没有明确的伊斯兰教意象，比如新月和星星，但建造小清真寺的目的已展现得淋漓尽致。相对而言，这种象征的使用在印度尼西亚已算十分新颖。清真寺也可以盖得和其他建筑一般。如今，爪哇有些商店会在前庭展示大小不一的银色圆顶和新月，就像有些商店展示家具和汽车车轮。

黛维那座喇叭状屋顶的祖先的房屋——又比我想象的小——如今已修葺装饰完毕，焕然一新，但我不想在那里过夜。在这种长屋的建筑中，我会有置身囚房的感觉。我喜欢周围有回廊，有空间。这种房屋适合经常住在屋外的人居住，对他们而言，屋外也是家。它绝对不是让陌生人住的地方。

这附近有树丛，当初筹备黛维的婚宴时，人们就是从这里抛出肉去安抚被怠慢的山川林泉之神。数百年前，当宗族的先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时候，就已经和这些山川林泉之神达成了协议。如果有椰子林为界的话，那么树荫外就是稻田，先人和神达成的协议就是关于稻田的。如今，与这里的许多事情一样，稻田里也显露出人手不足的现象。

我问黛维的母亲，在她看来这里的稻田有多久的历史。她回答说，稻田的年纪可以依据田里泥土的深度来估计。这些稻田已大约有一千岁。如果将手插入泥土，大约深及腋下。陪伴她的学者认为，稻田约有两千岁。这很难推算：稻田，一种种植特殊作物的田地，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奥古斯都时代。（在苏罗克和巴东之间一条蜿蜒的山路边，有一处森林保留地，那里可以看出早期植物是何种景象：茂密、老旧、没有生气、呈深灰绿色，没有培育植物的那种清新和轻松。）

这段历史浩瀚如海，却几乎无人知晓。没有文献，只有少数碑文。书写本身就是伴随着宗教，从印度传来的技艺。印度教和佛教的过去全被生吞活剥。没有文字，没有文学，所有的陈年往事自行消失殆尽。人们抚今追昔，也只能追溯到他们祖父或曾祖父那一代。时间的流逝无法衡量，一百年前的事情和一千年前的事情似乎没什么两样。两千年的历史，庞大的社会组织和文化遗产，如今只剩下黛维告诉我的一些禁忌和土地仪式。我从她母亲那里又听到了一些。比如，在收割稻米之前，人们得先到稻田里，割下七个稻秆，把这些稻秆挂在屋里。必须先这么做，才能开始全面收割，而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没有人知道。这个习俗代代相传，至今已有几百年，最原始的初衷已在某个环节消失得一干二净。

天启宗教推翻旧有的宗教——与土地、动物、特殊地域和部落的神有关的宗教，是历史挥之不去的课题。即便有文献记载，比如远古时代的天主教世界，这种宗教的改朝换代也很难梳理清楚，有的只是一些迹象。可以看到的是，大地宗教受到了限制，它把一切都奉献给神，最后给人类的少之又少。如果这些宗教在今天还有吸引力的话，那便是因为现代的美学因素。不过，即便如此，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宗教，生活会变成什么模样。天启宗教的概念——佛教（如果可以涵盖在内的话）、基督教、伊斯兰教——更庞大，更人性，它关乎人类看到的痛苦，也关乎世界的道德观。或许可以这么说，当人开始不认识自己的时候，没有方法去了解或追述过去的时候，世界就会出现大规模的皈依现象，比如国家或文化的皈依，如同印度尼西亚。

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的残酷之处是，他们只允许一种人——阿拉伯人，先知的初民——拥有历史和圣地，可以朝拜和尊敬土地。这些神圣的阿拉伯之地必须成为所有皈依者的圣地，皈依者必须抛弃自己的过去。他们最大的要求是，要有纯粹的信仰（如果存在的话），以及信奉并且服从伊斯兰教。 IWct5Tb5cDbqgq0qk3HtkDcVomEqydmT1fzFQKE8ILMe5VUnwZUwM0wVLNVGj4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