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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玛杜丁住在新清真寺街英雄公墓附近，这是他希望我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两天之后，去看望他的地方。时间是早上十点。我希望多了解一些他的过去，包括他的祖先、苏门答腊的背景等等。这是他唯一能安排的时间，因为如今的他随时都可能飞往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心智训练”工作。
当他指引我如何到他基金会的办公室时，我就知道新清真寺街可能不容易找。他在名片上写了些东西，说这对出租车司机可能会有帮助。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它一点用也没有。饭店的出租车司机载着我，在进城高峰时段的晨间路上开了许多冤枉路。原因之一是，他以为只要驶向英雄公墓的大致方向就行；原因之二是，在交通拥挤的雅加达沿着一条清爽的大道开一段距离，也算人生一大乐事。
后悔莫及之余，我们只得慢慢开回去。之前，我们并未察觉车速是如此之慢。有了这次教训之后，我们沿途不断问路，一直在大路间抄捷径，时间已过了十点。我们沿着只铺了一半砖、有许多转角的狭窄道路行驶。晨间的光线忽明忽暗，一小块一小块的地面上有小小的新房子，道路的阴凉深处则种有盛开的花朵，还有卖食物的手推车，扫成一堆堆的落叶。
最后总算到了新清真寺街。经过一番周折，我们也总算找到了伊玛杜丁卡片上的门牌号码。我按照计价器上显示的数字，付了一笔可观的车费。司机拿了钱立即走人，仿佛担心我反悔似的。时间已十点三十分。
没有人从屋里出来。这是一间小房屋，明显被保护得很好。房屋左边有一条宽阔的通道，通往一间盖在主建筑内的大车库，车库有扇滑门。右边则有一片非常狭窄的草坪，草坪外就是开放的门廊，上面的红瓦闪闪发光。我从那里高呼“早安”，但还是没有人出来。我穿过敞开的大门进入客厅。这是一个低矮的房间，在沐浴过门廊的阳光之后，我感到室内格外阴凉和黑暗。一个穿着棕色连衣裙的女服务生从左边的厨房探出头来，视线停留在我身上，似乎受到了惊吓，马上一言不发地缩了回去。
我对着空房间大叫：“伊玛杜丁先生！伊玛杜丁先生！”
另一个女服务生怯生生地从厨房出来，尽管只是想看看之前的服务生看到了什么，她还是很惊恐地看了我一眼，最后消失在厨房里。
我大叫：“伊玛杜丁先生！早安，伊玛杜丁先生！”
房屋安静如故。他要我十点来，尽管我迟到了半个小时，他也应该还在屋里。墙上挂着一副阿拉伯语书法，非常像伊玛杜丁的作风——也许是在国外遍访信徒时人家送的纪念品——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也开始盘算如何在语言不通、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找到乘出租车的地方。
因为这种安静，我觉得已没有必要再呼叫。后来，我又觉得自己不该在屋里随意走动。于是就这么站在那里，一边等待，一边张望。
地板上铺着漂亮的芦苇席子。低矮的天花板很像是用合成的甘蔗木板建造的，因为漏过雨而斑驳不堪。餐厅有台微波炉，旁边是一些团体照。客厅的柱子上有两三个用来装饰的小花瓣，更让人吃惊的是，还有一张帆船照片。客厅四周摆着一些到国外旅游的纪念品，显露出伊玛杜丁（或他妻子）温柔的一面，一个和“心智训练”无关的层面——如果这栋房子真的是他们的，如果他们真的将这些纪念品摆在了心里（而不只是纪念送他们东西的人）。客厅里有许多日本文物，一座埃菲尔铁塔，角落水冷却器的上方有一个代尔夫特精制瓷盘，上面画的是一条蜿蜒的荷兰道路，路边有农舍和教堂，景物简单，却不失浪漫。在柱子前面，一株矮小的红枫树正在一个白色碟子里生长，碟子在一个银边垫子上。红枫树、碟子和垫子，全都摆在一个用板条制作的杂志架子上。从阴暗房间的后窗可以看到阳光普照、用岩石砌成围墙的小花园，房子的红瓦屋顶延伸到花园的尽头。这里空间真的很小。
我逐一观察这些细节，仿佛要将它们全部记下似的。几乎在同时，我用内心其余的意识盘算自己应该在这里待多久，侵扰这间屋子多久，时机一到，我又该如何从这次奇异之旅中脱身。
十或十五分钟之后，左边大门突然打开，伊玛杜丁出现了。他披着长可及膝的纱笼，穿一件墨绿色衬衫，无拘无束，出人意料。
他心事重重地说：“很抱歉，我有点问题。”
我想大概是肠胃不适，需要常去洗手间的问题。但接着有个棕色皮肤的大个子从他背后出来。这个人的目光炯炯有神，皮肤发亮，也披条纱笼，却不像伊玛杜丁那么随意。他步履缓慢而庄重，纱笼下摆随着步履飘动，十分优雅。他戴一顶黑色的伊斯兰教教徒扁帽，穿件淡灰蓝色的背心衬衫，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
伊玛杜丁说：“我正在按摩。”
这句话可以解释为什么黑帽男子的皮肤闪闪发亮。
他们刚刚所在的房间毗连车库，可以俯视小小的草坪和道路。他们应该听到了我进来的声音，更应该听到了我呼叫的声音。
伊玛杜丁说：“年纪大了，你知道的。”
仿佛说了这句话，再加上按摩师每隔几天来为他的背按摩，就够解释一切。事实上，按摩师来访的时候也表现得很拘谨。不久之后，伊玛杜丁和妻子送按摩师离开，也都极尽客套之能事。
当他穿好衣服，将裤子和衬衫用皮带系紧，恢复熟悉的模样之后，我们就坐在餐桌上开始谈话。餐桌的一边摆着微波炉和团体照，另一边摆着水冷却器和荷兰瓷盘。两个女服务生，一个穿红色连衣裙，一个穿棕色连衣裙，都已从先前的惊恐中回过神来，再度在屋子和厨房里忙起来。
伊玛杜丁和瓦西德的背景非常相似，一想到他们如今截然相反的立场，我就惊异不已。但伊玛杜丁来自苏门答腊，兰凯特的苏坦奈。他说，这个地区在亚齐边界，比荷兰还大。荷兰人在一九〇八年——即他们征服爪哇整整一百年之后——才征服亚齐。这点意义非凡，让伊玛杜丁可以理直气壮地自认为是苏门答腊人。
这是我改编的故事。在兰凯特，或许是在上世纪的下半叶——伊玛杜丁并没说具体日期，有一个召集信徒做礼拜的穆安津在儿子出世之前就死了。穆安津的遗孀改嫁。等到他们的儿子六岁时，继父就将他送到兰凯特苏丹穆夫提（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的家里。穆夫提是伊斯兰教学者。六岁的男孩，依照传统的方式，在穆夫提家当仆人，也当学生。男孩天资聪颖，穆夫提很疼爱他。
十年岁月倏忽而逝。苏丹的秘书，有点像苏丹的大臣，也是当地官居第二的人物，希望找人教他孙女《古兰经》。他对苏丹说了这件事，苏丹又对穆夫提提起，于是，后者就派他的仆人兼学生，即已故穆安津的儿子，如今已是十七八岁的男孩，去教秘书的孙女。男孩当然不是只教女孩，因为这么做于礼不合，他教她和其他一些家庭成员。他是一名很好的教师，女孩爱上了他，等到时机成熟，他们终于结婚。结婚时间不得而知，我也没问。他们的儿子就是伊玛杜丁，他出生于一九三一年。
那时，穆安津的儿子，即伊玛杜丁的父亲，已正式在兰凯特大展宏图。一九一八年，在大战之后，人们可以再度平安出行时，穆夫提游说苏丹派这位年轻人前往麦加研习两年阿拉伯语。事后，年轻人又转往开罗爱资哈尔伊斯兰教大学念了四年书。到目前为止，他所接受的教育很像瓦西德的祖父和父亲。之后，这种相似性仍在继续。一九二四年，穆安津的儿子从爱资哈尔大学回到苏门答腊，担任苏丹创建的一所著名学校的校长。
等到校长需要教导自己的儿子伊玛杜丁时，培养模式才得以改变。伊玛杜丁六岁时，父亲把他从待了一年的马来语学校带出来，转学到一所荷兰学校读了五年。伊玛杜丁说，这些荷兰学校通常不收宗教人士的子女，因为他们很怕伊斯兰教教徒接受教育。伊玛杜丁能够上兰凯特的荷兰学校，是因为当地的学校是苏丹的。
一九四二年，日本人来了。他们的统治非常严酷，当地的粮食被征用，学校几乎关闭。伊玛杜丁和他父亲必须自己捕鱼、耕种，才勉强活下来。尽管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团结了印度尼西亚人，有利于他们日后对付荷兰人，争取独立，但从那时开始，伊玛杜丁对日本人就有了仇恨和恐惧。
瓦西德述说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的情况时，就极少表露这种仇恨和恐惧。他家似乎是以一种较高的身份，几乎是政治身份，和日本人打交道。瓦西德的父亲在一九四四年成立真主党民兵部队。他的弟弟接受日本人训练，当了营长。真主党民兵部队总部就设在村子的寄宿学校内。在相隔千里之遥的苏门答腊，年方十四的伊玛杜丁只是隶属同一部队的步兵而已。
一九四六年某日，伊玛杜丁带领他小小的民兵乐队在街上游行。（如今在星期日早上，或许是为了筹备独立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类似的小民兵乐队，在雅加达街头也随处可见。队员穿着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制服，每队有十人。他们在街上排队前进，两臂左右摆动。队长和队伍保持着距离，两臂和队员一起摆动，他还不时吹口哨，为队员打气。）当天，一位在荷兰学校教过伊玛杜丁的老师制止了他。
老师问伊玛杜丁：“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们要独立。”
“独立后要做什么，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如果没有医生、工程师，你如何建设国家？你应该回到学校念书。我知道有一所新中学即将在这附近的城里成立，我希望你去念那所学校。”
伊玛杜丁听了老师的话。他获得新学校的入学许可，并且报了名。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他用他父亲在宗教学校的那种聪颖和专注读中学。伊玛杜丁成了全班第一名，甚至全校第一名的学生，最后，在反抗荷兰人独立战争的特殊环境下，他成了全国第一名。
一九四八年，荷兰人占领兰凯特。他们追捕伊玛杜丁的父亲（一如他们在村子里追捕瓦西德患有糖尿病的父亲），伊玛杜丁全家分乘五支独木舟，从马六甲海峡逃到亚齐。他们一定获得了较大的家族或社区支持，因为在那里，伊玛杜丁还能继续他的学业。他最先是在亚齐继续上学，直到独立战争结束，后来又到更重要的城市棉兰。一九五三年，二十二岁的伊玛杜丁获准进入万隆技术学院就读。也就是说，尽管经历了日本占领时期和独立战争引起的巨变，伊玛杜丁也一直是好学生，只失学四年。三十岁那年，伊玛杜丁成了万隆技术学院的助理教授，次年，他又去美国深造。
对于一个一九三一年出生在荷兰东印度群岛某个小镇的男子而言，这是一种无比辉煌的人生。对于一个一九四六年还在兰凯特领导小乐队一起上街游行的十四岁少年而言，这也是难以料到的事情。但小男孩，即后来的年轻人，却一直将他所学到的新事物牢记在心。伊玛杜丁似乎从来没有任何在文化或精神上迷失的现象。他一直是苏丹上个世纪的穆安津的孙子。穆安津每天召集信徒礼拜五次，他的儿子即在麦加和爱资哈尔接受了高等教育。
瓦西德接受的是寄宿学校的教育，他很虔诚，拥有多元化的国际观，倾向自由派。伊玛杜丁则始终忠于圣战。
他坐在餐桌边，开始不安。两个穿连衣裙的女服务生还在客厅和小厨房之间忙碌着。在说完他全家分乘五支独木舟沿马六甲海峡逃走之后，他的故事就变简单了，细节都被略过不提。他的脸变得阴沉起来，就如同从按摩室出来的时候一样心神不定。
他说：“你还要多久时间？”
我说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
他说：“有个从俄克拉荷马州来的男子想成为伊斯兰教教徒，今天皈依。他是个电机工程师，我见过他一两次。他要娶个印度尼西亚女孩。我还没有通知他，但我已和女孩的家人联系过。他在清真寺等我。我本来应该在十一点三十分在清真寺和他见面。”
现在是十一点四十五分，早到了该走的时候。我在告别声中听到伊玛杜丁——或那位亮丽如昔的太太说——他们即将搬家。
我们坐奔驰车离开，司机穆罕默德·阿里早就在驾驶座位上等候。训练有素的女服务生（一个穿棕色连衣裙，一个穿红色连衣裙）因为没什么话可说，只能从黑暗的低矮房屋中出来，走到小花园的阳光中，将沉重的车库大门打开，等待穆罕默德·阿里把汽车开出来。这辆汽车，以及汽车开动时的架势，都让这栋房屋和狭窄的道路更加渺小。这样的环境显然已容不下伊玛杜丁。
我们很快行驶到一条大路上，开过英雄公墓。伊玛杜丁说的没错：如果出租车司机没走错，他家是很容易找到的。
我们经过一排商店，店里的货物几乎全摆在道路两旁，有家具店、汽车轮胎修理店等等。因为伊玛杜丁如今已接近权力核心，所以一路上，他频频对我们看到的事物加以解释。他说，这些店其实不该开在这里，但很难管理他们。
仿佛这些很难管理的商店让他想到了驱逐，一两分钟后，伊玛杜丁说：“苏丹的皇宫在对抗荷兰的战火中被烧毁了。不是被荷兰人烧的，是苏加诺的……”他在寻找适当的字眼。
我说：“是苏加诺的焦土政策？”
这正是他想说的。我再度对伊玛杜丁那不寻常的经历感到惊异。伊玛杜丁其实比我大不到一岁，但谈起不寻常的事件，他却能云淡风轻，喜怒不形于色。所有的事件都似乎无法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他那当外交人员的学生不是说过，“他很自负”。伊玛杜丁有一种完美的特质，带着一种奇特的率真，很显然，这种率真在一路保护着他。
他说他当天早上请阿迪·沙索诺上他的电视节目。他们谈到目前独立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性，以及庆祝活动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这真的很重要，他说：“伊斯兰教支持自由，反殖民主义。”
从前，政府对信仰的态度是担忧，伊玛杜丁在当时是个反叛分子。如今，统治者和政治形态未变，政府却表示要服务于信仰。伊玛杜丁不费吹灰之力，又让信仰为政府效力。信仰多样包容，伊玛杜丁则是有识之士；他才不会和自己过不去。
那名俄克拉荷马州男子就在门腾的桑达吉拉帕清真寺等候。门腾，尽管交通拥挤，污染严重，却是雅加达的时尚外交场所。桑达吉拉帕清真寺就专门为一些上流人士服务。
这个名字取自之前存在的一个印度教王国，用很漂亮的字母写在清真寺墙上。空旷的大庭院用混凝土铺成，阳光普照。十二点过后，伊玛杜丁表示，是进行午时礼拜的时候了。他这番话如同幸运的一击，仿佛迟到带来了意料之外的祝福。他打算礼拜，然后为俄克拉荷马州男子主持皈依仪式。这对俄克拉荷马州男子一行人来说并没有任何不便，反正他们也要礼拜。
如果可以把救赎比喻成筵席，那么对伊玛杜丁而言，礼拜就像每天五顿的餐前美味点心，是天堂的食物，绝对不会使人厌烦，反而总是让人胃口大开。此刻的伊玛杜丁穿戴整齐，厚厚的钱包在黑色的口袋里，他对于主寺的空旷早就习以为常。清洗之后，伊玛杜丁迈着些许歪斜的步伐（让我想到他的背和按摩师），走到前面一群男子排列的地方。这些男子全都面向墙壁，有时站立，有时蹲下，有时鞠躬。远处，有十三四个戴白头巾、穿长袍的女子站成一排。
在所有人中，俄克拉荷马州男子十分醒目，即便从后面看也是如此。他的体型和身高都比别人突出，再加上他戴了黑色的扁平礼拜帽，还真有点像伊玛杜丁的按摩师。
等到礼拜结束，人们离开大厅之后，俄克拉荷马州男子就坐在混凝土阶梯上，沐浴在阳光中，穿他的袜子。伊玛杜丁走过去和他说话，或许因为我在场，所以他说起话来格外高兴。他说：“你的改变大得惊人。你根本不像美国人，简直就是一个印度尼西亚人。”
俄克拉荷马州男子穿上了一只袜子，低头看了看，用微小的声音说：“仍然是白色的。”
在伊玛杜丁的谈笑风生之后，这句话很容易引起歧义。它出自一位积极的皈依者之口，可能是自我保护，也可能是要让伊玛杜丁知道，他不会太投入。我第一次看到伊玛杜丁不知所措。他的笑容僵在脸上，说：“还不成熟。”好像继续着他的兴奋与种族游戏，但之后，他便停止了这个话题，留下男子在原地穿鞋袜。
皈依仪式要在楼下房间举行。房间很狭小，但有空调。墙壁用灰色大理石装饰。大理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陵墓，继而惴惴不安。因为庭院和阶梯都阳光普照，热气袭人，相比之下，房间给人的感觉格外寒冷。屋子被布置得有点像演讲厅，里面有个隆起的讲台，讲台上有张圣坛似的桌子，上面安装了麦克风，桌子前后有几张硬木长凳。观礼者会坐在地板上的几排椅子上，就如同教室里学生的座位那样。
新娘是一位商人的侄女。俄克拉荷马州男子就是为了她才皈依伊斯兰教。这位商人也是著名的诗人。在印度尼西亚，写诗只是种业余活动，却很受尊重。室内的交谈声变小了，让一直都有的空调声突然变得特别响，仿佛是在有意为这场仪式摇旗呐喊。
礼成之后，把眼镜时髦地吊在脖子上的伊玛杜丁出现在讲台上，俨然是第一男主角。他坐在两名男子中间，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那对新人，并开始在空调的伴奏声中高唱《古兰经》。
那对新人背对着我们，左右各站着一名见证人。新娘子就和印度尼西亚姑娘一般娇小，穿着黄色礼服，戴着红色头纱，含情脉脉，仪态动人。俄克拉荷马州男子戴黑色扁帽，脖子雪白，体型壮硕得多，也古板得多。他穿着美式蓝色长裤，绿色的蜡染衬衫——不是人家送的，就是刚买的——一点也不显得轻浮。
歌颂声结束，伊玛杜丁向俄克拉荷马州男子微笑，并用英语告诉他：“我们欢迎你重返伊斯兰教。我说重返伊斯兰教，是因为在我们的信念中，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是伊斯兰教教徒，没有一点罪恶。你已回到伊斯兰教世界，因为你已敞开心灵，接受真理。每一件事你都会让自己听从真主的旨意。伊斯兰教意味着归顺。”
接下来就是俄克拉荷马州男子宣誓的时候。他首先表示，自己是凭良心说话，没有受到任何人胁迫。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害羞，没有南方人的口音。对于一个大个子而言，他的声音还是非常清脆的，并没有高过空调的声音。这或许和他背对着我们有关，也或许是因为他没有伊玛杜丁那种对着麦克风熟练的说话技巧。他首先用阿拉伯语宣布皈依——这或许也是他害羞的另一个原因——然后再用英语说：“本人宣誓，真主安拉是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他最后的先知。”
伊玛杜丁带着几分演讲者的欢乐，说了声“啊”，仿佛刚刚说的一切并没有这么困难。然后，他依然带着愉悦，微笑着问俄克拉荷马州男子：“你想改名吗？”
男子根本没时间回答。全场的女子都在下面用英语回答：“好，好。”也有人说“比较好”，还有人说“太好了”。
伊玛杜丁像导演那样问道：“你喜不喜欢穆罕默德这个名字？”
俄克拉荷马州男子说很喜欢。
“阿丹呢？”
也喜欢，就像喜欢“哈里德”一样。
伊玛杜丁说：“好，穆罕默德·阿丹·哈里德，今后你就是重生的阿丹了。我希望新名字会带给你幸福。”
仪式的主要部分到此结束，接下来就由新娘的家人主持。要男子改名字的是他们，所以他们很满意。“哈里德”，那个俄克拉荷马州男子，有庞大的身躯和一张温和的脸，从讲台上走了下来，与大家拥吻。起初，在场的女人们还十分端庄淑雅，此刻却十分积极。原来接下来的仪式轮到她们表演，她们沉默了好久的话匣子终于打开，叽叽喳喳地开始聊了起来。大家不停地照相，之前从一家饭店买来的食物，一直被堆放在靠墙的柜子里，此刻也由女人们拿了出来，分给每一个人。
显然，伊玛杜丁在逐一介绍穆罕默德·阿丹·哈里德的新名字，仿佛每个名字都需要得到极大的鼓舞。不过，这只是伊玛杜丁主持礼拜或电视节目的风格而已。我后来问他，他回答说，哈里德的新名字全是新娘选的。所以，那个穿黄色礼服、戴红色头纱、含情脉脉、不胜娇羞的女孩，对和她一起坐在长凳上的俄克拉荷马州男子即将经历的仪式早就了然于胸。
星期日早晨，在伊玛杜丁的家，我才知道改名字的始末。他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心智训练”的行程延误了，所以我才得以再度去看他。出租车这次一点问题都没有。他派穆罕默德·阿里开奔驰车到饭店，但对于穆罕默德·阿里是否知道如何到饭店或到何处去接人，他没有绝对的把握。作为私家车司机，穆罕默德·阿里稍微有些稚嫩而害羞，结果他只迟到了五分钟。奔驰车和纽约的出租车一样，有空气洁净器的味道，精美包装的磁带可能是阿拉伯音乐。
这次，一切都被再次确认，清晰明了：穿着五颜六色制服的小游行团体，队员手臂左右摆动；家具店和轮胎修理店几乎盘踞整条马路；英雄公墓；狭窄的路，小屋，有滑门的大车库，阴暗的房间，小埃菲尔铁塔和其他纪念品，屋后阳光普照的小花园；女服务生。其中一个穿红色紧身胸衣的女服务生端水果和果汁给我。伊玛杜丁不在房里，或许又在按摩。但伊玛杜丁的太太进来欢迎我，在芦苇席上走来走去，然后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走了进来，问我要不要吃水果，并且表示她先生正在“准备中”。他从前面房间走出来的时候，又披着纱笼。他轻快地走动着，四处看着，很少说话，准备把话留到他穿好衣服后再说。
伊玛杜丁用很务实的宣教者方式谈论哈里德的皈依。伊玛杜丁在美国待过多年，当然知道美国有许多州。他可能知道俄克拉荷马州是比较新的，这个州是十九世纪末美国人大举西进，占领印第安人的土地之后才建立的。在美国人建立俄克拉荷马州的同时，阿根廷、非洲和亚洲或许也有类似的扩张行动。事实上，当时荷兰人就在苏门答腊的亚齐用令人难以忍受的方式发动了一场漫长的战争。也许，当时伊玛杜丁那位当穆安津的祖父正在邻近的兰凯特召集信徒礼拜。
一个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年轻人在门腾清真寺皈依，这充满讽刺，也有其历史渊源。但要了解这些，就非得用另一种世界观不可。伊玛杜丁宣教者式的世界观很简单，他在皈依仪式中说过，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伊斯兰教教徒，没有任何罪恶。尽管伊玛杜丁没有继续阐释，但他的言外之意是，置身于伊斯兰教世界以外的每个人都处于错误状态，或许直到找回伊斯兰教，自我才算真实。
伊玛杜丁的父亲，就是那位穆夫提的宠儿，先在麦加接受高等教育，然后再到开罗的爱资哈尔深造。他一直置身于伊斯兰教学习的象牙塔中，保持精神上的遗世独立。伊玛杜丁到过的地方早就不止麦加和开罗，他看过外面的世界，在外面追求的不是宗教的学问。他追求的科技知识成为他后来养家的工具，之后因为家里实在太危险，科技知识又成为他休养身心，保全生命的避难所。但是在精神上，伊玛杜丁一直住在他父亲住过的象牙塔中。他的世界观并不承认自己四处奔波，继而寻求得来的庇护所、法律和知识。外面的世界再简单不过，只是人们“发现”的中立世界，人人得而用之。
所以，大概是在一九八〇年，伊玛杜丁没有用他的沙特阿拉伯奖学金去伊斯兰教国家，而去了美国的爱荷华大学，后来甚至得到某种庇护。他在爱荷华大学的时候，巴基斯坦的基本教义派狂热分子拉赫曼，或许赠予过他一种讲马来语的伊斯兰教教徒命运的愿景，他本人在芝加哥大学享受着学术自由的氛围，有法律保护，每个夜晚都睡得十分香甜。这种自由和保护，是每位在家乡遭受过迫害的伊斯兰教教徒在伊斯兰教世界以外的中立世界积极追求的。伊玛杜丁显然没有看到任何反常情况。在他的世界里——尽管他那清凉低矮的客厅里摆着各种外国纪念品——似乎没有任何事物是来自伊斯兰教世界之外的领土。
他用一种比喻的方式（身为宣教者和科学家，他用起来相当得心应手）说：“《古兰经》是一种价值系统。它就如同一辆汽车。如果只有轮胎和车轮，那么你就不算拥有这辆汽车。伊斯兰教也是一种系统。你必须全部接受，否则就是背离了伊斯兰教。你不能做半吊子的三心二意的伊斯兰教教徒，要么就全心全意，要么就完全拒绝。”
因此，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影响信仰，每一种新学问都可能被用来服务信仰。他说，当一九八六年带着第二个学位从美国回印尼的时候，他就能够利用发电系统的分析技术，开设“心智训练”的课程了。如今，既然信仰是关于政府的信仰，那么印度尼西亚的信仰就有了特殊的需求。
比如，必须和瓦西德打交道，和他寄宿学校的三千万伊斯兰教教徒打交道。尽管阿迪·沙索诺用一些听起来很现代化的字眼，如“优越感”“宗教封建主义”等，来猛烈攻击瓦西德，但伊玛杜丁可以使用时代的科技需求（以及他自己的科技训练）来打击可怜的瓦西德，以及他“废除传统学校”的想法，而且更加彻底。伊玛杜丁从未向我提及瓦西德的名字，一如瓦西德在和我谈话的时候，也无只言片语涉及伊玛杜丁。但当他在自己家里一再重复他在办公室说过的话的时候，他心里想的那个人是谁，便不言而喻。伊玛杜丁在办公室中表示，神创造万物，无非是要让整个世界更加繁荣。
他说：“这可见诸《古兰经》。当初，神创造阿丹时，赐予他的第一项知识就是科学。”
所以当他前往爱荷华州的时候，他服务的是信仰。他回国以后，追随哈比比，钻研N-250型飞机，服务的也是信仰。
他说：“政治人物必须了解这一点，因为那架飞机，我们拥有了科技方面的地位。”
被他这么一说，政治人物——可怜的瓦西德！——倒成了名不正言不顺的统治者。
他那伊斯兰教的“价值系统”，至此算是功德圆满。但奇怪的是，它只能处于循环状态。套用这位宣教者的比喻来说，它就像一台简易跑步机，而不是汽车，因为前者让他忙个没完，却哪里都到不了。就算你对他说，在他落难的时候，爱荷华州的人对他很好，他也不会对那里的人表示什么。他们的友好，只该归功于他的信仰——他说，真主爱他。
那个星期日早上，谈话即将结束之际，我再度问他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会那么直言不讳，以及为什么会和政府有矛盾。
他将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在狱中向前外交部部长苏班德里约学到的东西展示了一番。苏班德里约说：“不要批判苏哈托。他是爪哇人。年轻人不应该批判年长的人，尤其不应该批判大人物。”对伊玛杜丁而言（一九七七年的伊玛杜丁已四十六岁，比起苏哈托总统的五十六岁，他并不算太年轻），这种说法是违反他意愿的，“我先接受荷兰式的训练，后来又接受美国式的训练，批判本就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我又生于苏门答腊，甚至可以和父亲争辩。但我必须学习爪哇人的那一套。”
苏门答腊的那一套，就是伊玛杜丁自然而然承袭的那一套，采用基本教义派的率直的方式。对伊玛杜丁而言，它自古以来就是苏门答腊力量的来源。
他之前告诉过我：“荷兰人征服爪哇，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但他们征服不了亚齐和苏拉威西，因为当地人宗教意识很强。”
瓦西德说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新汽船之旅，让信徒前往麦加朝圣或念书都更容易。从此，殖民时代的爪哇就有了新的伊斯兰教村落学校，就像瓦西德的祖父经营的那种。
但是，在苏门答腊独立的王国与苏丹国，这种前往麦加的旅程所带来的影响更为深广。一百五六十年后，这些殖民地学生（往往是他们家族中最早去海外求学的）将带着学到的革命思想回国。苏门答腊的学生和前往麦加的朝圣者就是如此，他们受到瓦哈比基本教义思想的影响，又略带学到了新知识的自负，一回国，就决心让苏门答腊的宗教信仰和前往麦加的瓦哈比宗教信仰等量齐观。他们立志清除地方宗教的错误，清除所有的习俗、仪式，以及带有已消逝宗教——如泛灵论、印度教和佛教——遗迹的土地崇拜。在此之前，曾发生过宗教战争，这也是荷兰人得以介入的原因。他们最初以斡旋和援助之名而来，后来成了统治者。
这就是伊玛杜丁继承的宗教信仰。布满昔日异教徒纪念碑的是爪哇，而不是苏门答腊。但是在宗教之外，任何东西都无法获得认同，就连世界奇景之一、伟大的婆罗浮屠佛教纪念碑也不例外。一九七九年，伊玛杜丁批判政府的罪状之一，就是印度尼西亚驻堪培拉大使馆活像一座印度教建筑。至于婆罗浮屠，那根本就是用来吸引国际人士的。
我就这点向伊玛杜丁请教，他却说我误会了。他说话的神情仿佛——以今天的地位，他有必要摆出政治家的模样。他的意思，是可以用来养活“饥饿的伊斯兰教教徒”的金钱，不应该用在婆罗浮屠上。
尽管有意表露政治家似的软化手段，他那昔日苏门答腊式的得理不饶人也显露无遗。对印度尼西亚新基本教义派分子而言，最伟大的战争即将展开，以他们自己的过去为名，一切都将和他们的土地产生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