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

最让伊玛杜丁和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放在眼里的人，非瓦西德莫属。

瓦西德不喜欢哈比比的宗教观和政治观，而且他是印度尼西亚极少数几位敢这么说的人之一。瓦西德是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简称NU）的理事长。NU是基于伊斯兰教村落寄宿学校的组织，据说共有三千万会员。三千万人抗拒“心智训练”课程和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瓦西德因为拥有这股实力而让人生畏。瓦西德绝非凡夫俗子，他拥有特殊血统。在印度尼西亚，特别是爪哇，这十分重要。从黑暗的殖民时代开始，他的家族就和爪哇村落寄宿学校产生渊源，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殖民时代的印度尼西亚形同荷兰人的大农场，这些伊斯兰教寄宿学校是极少数能保护人们隐私和自尊的地方之一。在独立时期，瓦西德的父亲是政治和宗教事务方面的重要人物。

一向慎言谨行的《雅加达邮报》在一篇报道中说，瓦西德是个极具争议性、谜一般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物。这篇报道话里有话。伊玛杜丁相信，近年来，让苏哈托总统越来越像个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的一定是真主自己，不可能是别人。真主让苏哈托前往麦加朝圣，让他成为哈比比科技、政治和宗教观念的支持者。瓦西德则对这点别有见地，他认为政治和宗教应该分离。有一天，他居然允许自己做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向一名外国记者批评苏哈托总统。唯有像瓦西德那样坚强和独立的人才可能逃过此劫。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他再度当选为NU理事长。但自从他批评苏哈托之后八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未获苏哈托接见。众所周知，瓦西德的处境岌岌可危。

毫无疑问，正因为这种危险的气息，大家才表示，我应该去见瓦西德。一名外国记者在纸条上形容瓦西德是“有三千万信徒的又瞎又老的宣教者”。这种描写赋予瓦西德一种漫画人物似的性格，把他和其他国家的人物混淆在一起。瓦西德的视力是不好，但还不到盲人的地步。他只有五十二三岁，也不是宣教者。

十六年前，人们非常期待我去见瓦西德，但当时是有其他理由的。

一九七九年，人们认为瓦西德和他的伊斯兰教寄宿学校运动是现代伊斯兰教运动的先驱。当时，伊斯兰教寄宿学校运动还有另一个光环，就是教育家伊里奇曾访问过他们，并且称赞该运动是他主张“废除传统学校”的优良楷模。对于几乎没有学校可上的村民而言，“废除传统学校”或许不是最好的构想，但因为伊里奇的推崇，在经历了殖民时代的失落之后，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寄宿学校似乎成了亚洲发现另一道出人意表的光芒的例证。雅加达有一名年轻的企业家，也是瓦西德的支持者，他安排我到日惹附近的伊斯兰教寄宿学校访问。其中一所寄宿学校是瓦西德自己的，由他的家族成立。

接下来两天的行程很惨。首先得找对地方，沿着校园之间拥挤的乡间道路行走：通常，校园入口处十分平静肃穆，但突然之间——甚至在夜晚也不例外——所有人都活蹦乱跳，校园活像喂食时间拥挤的鱼池。有成群结队的男孩子和年轻人，其中一些十分随意，只披了件布裙，他们放下手边的事情，跟在我后面，有人甚至高呼：“伊里奇！伊里奇！”

因为有这些场景分神，所以我到底看到了什么，自己也没把握。我相信，错过的肯定不少。但要形容我看到的一切，“废除传统学校”似乎不是个适当的字眼。我并未看到年轻的村民聚集在营地中学习村落技艺的价值。这些村落技艺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想去学习的。宗教层面的事情也让我忧心忡忡：课文非常简单，班级人数众多，是否用心学习，以及假装课后私下温习等等。夜晚时分，在拥挤的庭院，我看到男孩子坐在黑暗中，打开书本，装作在读书的模样。

这并非是我自己想去的那种地方。我向和我一起从雅加达去那里、担任我的向导和翻译的青年这么说。他聪明、有教养，而且非常友善，在所有的行程中，他都随侍在侧。听了我的感想，他顿时失去了礼貌，非常生气。其他人听到我对伊斯兰教寄宿学校的评语，也十分生气。

两天参观结束后，我在瓦西德位于寄宿学校的家和他会晤。我曾特意记下当时的情景，奇怪的是，直到重新看自己写的东西，我才回想起瓦西德本人和当时的画面。个中原因可能是两天行程的舟车劳顿，也可能是我们的会面时间太过短促。瓦西德和往常一样忙着他寄宿学校的事务，当晚要赶到雅加达，所以无法安排太多时间和我谈。也或许是——这点最有可能——因为他家客厅的灯光十分昏暗。在朦胧的光线中打量他，这十分令人紧张，我只好放弃。但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甚至连他的照片也没有。

瓦西德的话解释了我对伊斯兰教寄宿学校运动的许多疑惑。在成为伊斯兰教寄宿学校之前，它们可能是佛寺，由村人供养，佛寺投桃报李，就时时提醒村人永恒的真理。在伊斯兰教传到印度尼西亚初期，这些佛寺一直都是灵修的地方。在荷兰人统治时期，佛寺又变成伊斯兰教学校。后来，他们尝试转变为更现代化的学校。对于这里和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地方来说，伊斯兰教是比较新的宗教，仍然可以在其中感知历史的不同层面。伊斯兰教寄宿学校运动结合不同的概念，创造了我所见到的混合物，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是瓦西德的。

正当我们交谈之际，外面忽然传来弦歌之声，原来是一堂用阿拉伯语上的课。最后，瓦西德和我走出去看了看。弦歌之声来自花园尽头一间小屋子的走廊，光线非常昏暗，我好不容易才看清楚教师和学生。瓦西德说，这位教师是附近最有学识的人之一，伊斯兰教寄宿学校运动为他建造了这间小屋，教师三餐由村民供应。除此之外，教师的月薪是五百卢比，当时约合八十美分。尽管他是伊斯兰教教徒，在阿拉伯语课中滔滔不绝，但这位智者和当地人精神上的避雷针，却是佛教僧侣的后裔。

我对他八十美分的月薪很感兴趣。瓦西德把他叫了过来，他很谦恭地站在我们面前，个子很小，很虔诚，背有点驼，眼镜的镜片很厚。我始终想着那八十美分的月薪，想着这些薪水怎么付，多久付一次。

当他站在我们面前时，瓦西德对他推崇备至，说他只有三十岁，却能背诵《古兰经》的许多经文。我说，能背诵《古兰经》真棒。瓦西德说，只能背诵“一半”。我想，眼前这位教师并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于是我开玩笑似的表示，这恐怕还不够棒。他，这位月薪八十美分的教师，稍微耸了耸肩膀，不论我们对他有任何非难，他都很虔诚地将之当作一种宗教修行来接受。我觉得，他可能会继续耸肩膀，直到他的头陷入两个肩膀之间为止。

当晚，是他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而不是瓦西德。

一九七九年，送我到伊斯兰教寄宿学校的雅加达企业家是阿迪·沙索诺。他当时是瓦西德的支持者，如今已背弃瓦西德，投靠另一个阵营，和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站在一边。他在这个组织中位居要津，并且在雅加达市中心拥有一间大办公室，办公室里有各式各样现代化的办公设备。

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很想让我知道，尽管他仍然保有往日振兴村落的想法，但瓦西德已被抛诸脑后。寄宿学校过去很不错，如今已大不如前。

上个世纪，即荷兰殖民时期，伊斯兰教寄宿学校给予村民一种自尊，并且为村民安排伊斯兰教寄宿学校领袖（即奇阿依，是一种非正式的地方领袖，他们可能为村民提供保护）。时代改变了。在现代世界中，旧制度派不上用场。寄宿学校归奇阿依所有，所有权可以由父传子，由子传孙，代代相传。所以，不论奇阿依德行如何，总是有“精英主义”或“宗教封建主义”的危机存在。

阿迪说：“这种动员人民的传统方法无法长久维持。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可靠的过程，以及国家的集体决策。”一九七九年，他加入伊斯兰教寄宿学校运动，推动现代教育——弥补传统的宗教教学法——并推动乡村发展。如今他认为，这份工作让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来做更好。“我们教导人们更独立地去做自己的决定，特别是有关在乡村地区投入庞大资金这项挑战的决定。奇阿依——一个人，一个有地位的人——不能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所以，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需要在人力资源发展和经济发展上着力。”

阿迪一直朝这一目标迈进，如今机会终于来了：伊玛杜丁关于人力资源发展和管理的想法。

伊里奇和废除传统学校对阿迪来说没什么，这只是昨天关于现代性与学术性的一条线。根据阿迪目前的分析，对于自由的来访者而言，小木屋和寄宿学校周遭的庭院既狭窄又粗俗。瓦西德满脑子想的全是一套崭新并且为大家所接受的概念，如精英主义、宗教封建主义、可靠性、集体决策、动员人民，以及人力资源等。

在我记忆的脑海中，只有那个身躯瘦小，驼背，戴白帽，穿白衣的男子。他在瓦西德那黝黯得让人眩晕的后院出现，月薪只有八十美分。他从非常阴暗的走廊，弦歌不辍的伊斯兰教律法课堂走了出来，站在我们面前，恭顺地低着头，接受我的责难，因为“自己年届而立，无所事事，村人帮他盖了一间狭窄的小屋，让他三餐无虑，而他却只会背诵半本《古兰经》”。在半皈依的印度尼西亚，他不可能继承早期的伊斯兰教苏非派，以及更早的佛教时期的僧侣。

伊斯兰教和欧洲势力到达这里的时机，几乎和竞争对手帝国主义相同，他们摧毁了漫长的佛教——印度教历史。伊斯兰教在毁坏印度财产之后，将势力扩张到印度。但欧洲人很快就占据了这里，伊斯兰教好像成为被殖民的文化。像瓦西德一样有教养和自觉的人记在脑海中的家族历史，同时也是欧洲殖民的历史，伊斯兰教复兴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是真正的记忆，只能追溯到一百二十多年前。

我们第一次会面时，瓦西德曾谈到他的家族历史，但仅是只言片语。我对他说的很感兴趣，还想再听，于是又去找他。

我们在NU的办公室见面。办公室位于街上一栋简朴旧式建筑的一楼，前面有庭院，供停车用。这些办公室和阿迪·沙索诺的大不相同，有点像火车站的候车室，里面摆满了沉重的黑色家具，污迹斑斑。

我想坐在一张有靠背的高椅子上，方便写点东西。在瓦西德的办公室，所有的椅子都很矮。一名助理说，另一个房间有许多椅子可坐，但里面有人在谈话。瓦西德仿佛受够了这些人的谈话似的，当即表示，要将他们赶走，他们果然即刻就被赶走了，我们进入房间时，里面还有残留的烟圈。这是印度尼西亚的丁香烟，尽是丁香味道，因为房间里的烟味实在太浓，我和瓦西德谈了一个下午后，双手和头发都沾满了丁香味，洗都洗不掉，就像手术后的麻药味。在印度尼西亚的那段时期，我的整件外套都是这种烟味。

我的记忆里一直没有一九七九年以后的瓦西德。如今我赫然发现，瓦西德只有五十一二岁。那就表示，一九七九年，当瓦西德已经名满天下，又大权在握的时候，他还不到四十岁。他又矮又胖，身高或许只有五英尺三四英寸。每个人都说他视力不佳，但他的体格和外表显示，他还有其他毛病，比如心脏和呼吸方面的。他穿着不考究，经常穿着一件开领衬衫。在印度尼西亚人当中，他绝对称不上出类拔萃，鹤立鸡群。不过，一旦开口演说——他的英文很流利——他的气质就显而易见。他具备的信心和优雅是世代相传而来的。

瓦西德说：“我祖父一八六九年出生在东爪哇一个叫班宗的种糖区。他来自一个遵循伊斯兰教苏非派传统的农家。爪哇的苏非派教徒经营伊斯兰教寄宿学校已有数百年。我的祖先拥有寄宿学校已有两百年，我祖父之前的六七代都是经营寄宿学校的。

“我曾祖父来自爪哇中部。他在班宗寄宿学校念书，结果被老师选作女婿。”时间可能是在一八三〇年，正是当地开始种甘蔗的时候，也是汽船开始经过中东航行的时候。这对前往麦加朝圣十分重要，令朝圣变得更方便。一些伊斯兰教新贵家族也纷纷出现。这些新贵家族可以利用汽船将子女送到麦加读书。这纯属巧合，偏偏历史就是无巧不成书。

“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曾祖父终于也能够送祖父前往麦加。祖父可能是在一八九〇年去的，当时他只有二十一岁，之后在麦加待了五六年。因为汽船来往频繁，人们可以很方便地送钱给求学他乡的游子。祖父后来学成归国，建立自己的寄宿学校，是在一八九八年。

“故事的重点是，他建立的寄宿学校只收了十名学生。当时就算建立一间礼拜室，也会被视同对主流价值观的挑战。在甘蔗田一带，根本没有宗教生活可言。糖厂很大方地给人们一些钱，供他们去做一些诸如赌博、喝酒、嫖妓等让伊斯兰教教徒忧心忡忡的勾当，以便让人们依靠糖厂生活。在最初几个月的夜晚，这十个学生必须睡在礼拜室中央。礼拜室的墙壁是用竹席搭成的，有一天，矛和各种尖锐的武器从外面刺了进来。

“或许祖父批判别人不留余地。他有意选择了种糖区，或许他当时这么做的时候，已对前途有所预料。他的明显意图是改造整个社区，让他们依循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生活。一九四七年，已到生命尽头的祖父所拥有的寄宿学校共有四千名学生，学校已占地二十英亩，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四英亩。如今社区已被全面改造，当地仍然有糖厂，但整个社区已摒弃旧有的生活方式，转而依循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

“祖父结过许多次婚，甚至在前往麦加之前就结过。但他的婚姻不是以离婚就是以丧偶收场。或许，他是在本世纪初娶了这位名门闺秀作为新妻子的。这里所谓的名门闺秀，指的是治理梭罗 的爪哇国王的亲戚。我们和苏哈托总统的妻子同属一个血统，这个血统已经变得有点世俗，并且西化。听我母亲说，祖父的新妻子很以自己的血统自豪，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要我的子女接受不同的教育，我不要他们继续过我丈夫那种庄稼人的生活。’

“基于这个理念，她老早就为我父亲和他弟弟——总共十一个人——规划好未来。她为他们从外面请来家庭教师，教师们教的东西，比如数学、荷兰语和某些通识，都是寄宿学校闻所未闻的，我父亲甚至还上打字课。人们都啧啧称奇，因为当时的伊斯兰教社区仍然使用阿拉伯语作为当地文字。日后，父亲从事公职，经常坐在汽车后座，司机一边开车，他一边打字。父亲在念这些现代科目的同时，还要在祖父和姻亲的寄宿学校念书。祖父从开罗请来一名族长教我父亲和他的几个弟弟，一教就是七年，这在爪哇无人知晓。在伊斯兰教国度，库尔德人提供非常传统的教育。埃及人通过阿富汗人改革了整个宗教教育传统。所以，我父亲汲取这两种教育的优点，他接受的是皇室成员一样的教育。这就是我父亲为什么能说一口标准的阿拉伯语，深谙阿拉伯文学的原因。他经常订阅中东著名的刊物。”

瓦西德的父亲也到麦加朝圣过。他是一九三一年去的，当时只有十五岁，在麦加待了两年。返回印度尼西亚之后，他才增添了伊斯兰教寄宿学校运动的课程，让课程变得像他自己接受过的一样多元化。此时瓦西德的父亲已完成正规教育，只是瓦西德没这么说而已。瓦西德的父亲在课程上增添了地理和现代史。瓦西德说，他也增添了“学校”的概念，这意味着，学生要接受老师的“训练”。

“以前根本就没有这套东西。师生之间客客气气，没有疑问。每个人都听老师的话。随着伊斯兰教寄宿学校运动中学校系统的引进，我父亲做了一系列渐进的改变。以前曾有小规模的改变，但几乎毫无影响。一九二三年，我外祖父创立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如今，女子寄宿学校已随处可见。”

寄宿学校本质上就是宗教寄宿学校。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不能远超于人们的水平。瓦西德所说的改进似乎不大：只有打字、地理和现代史而已。但这种改进也许只是在当时称不上有多大。或许，正如瓦西德所说，他们的影响力是渐进的。

我问瓦西德有关寄宿学校教学传统的一面，他告诉我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的经历，这距离他父亲的改革已有多年。

“我八岁的时候，就是念完《古兰经》之后，老师要我背诵这本语法书。这本语法书约有十五页，每天早晨老师要我背诵一两行，我就接受这种训练。后来，到了晚上，我必须读这本基础宗教律法书，内容是如何进行洗礼，以及如何进行正确的祷告。”

我在一九七九年的深夜——即三十年后——在寄宿学校看到的正是这些：男孩随意坐着，用一本他们早就会背的基础宗教律法书骗自己，有些男孩甚至坐在暗处，前面摆着一本翻开的书，装作在阅读的样子。

或许宗教教学无法消除这种重复，这种心灵上的孤独、压抑、震惊和痛苦。或许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产生一种自尊，甚至学习的观念。否则，这种学习观念——在一般的文化压抑中——或许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通过这种宗教教育，才能有一种政治觉醒。

这是瓦西德家族故事的另一面，其中也交织其他有关寄宿学校成功与改革的故事。

“一九〇八年，索洛克成立了一个地方组织。这个组织被一位曾到麦加朝圣的教师称为沙雷凯·达冈·伊斯兰。四年后，这个组织变为一个国家组织，称为沙雷凯·伊斯兰，并不局限于从事商业活动。

“我父亲有个小他十岁的表弟叫瓦哈卜·哈斯布拉。瓦哈卜被送到我父亲那里接受教育，后来他还到麦加去，交了一个朋友叫比斯里。在麦加待了四年后，他们听到有关‘沙雷凯·伊斯兰’的种种，瓦哈卜要求在麦加增设一个‘沙雷凯·伊斯兰’分支单位。当时是一九一三年，也是沙雷凯·伊斯兰成立后的次年。比斯里并未一同前往，因为他没有获得他的老师，也就是我祖父的允许，后来成了我的外祖父。瓦哈卜是我的叔叔。一九一七年，他从麦加回来，然后去了泗水。一九一九年，沙雷凯·伊斯兰分裂。一个荷兰人鼓动两个沙雷凯·伊斯兰的成员成立了红色沙雷凯·伊斯兰组织。一九二四年，沙特为伊斯兰教教徒组织了一个新哈里发 议会。瓦哈卜刚加入了泗水委员会。”

一九二六年，苏加诺出现，改革了国家政治。但瓦西德的父亲和祖父在宗教运动方面依然炙手可热。

“一九三五年，荷兰人非常担忧日本的威胁，因而呼吁地方民兵保卫印度尼西亚，使其免遭日本人日益严重的威胁。祖父召集会议，辩论议题：真正的伊斯兰教教徒是否有责任保卫一个由非伊斯兰教教徒治理的国家。绝大多数人的答复是肯定的。因为一九三五年，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教徒在荷兰人的统治下，有执行宗教教义的自由。我想，这意味着祖父视伊斯兰教为一股宗教势力，而非国家使用的政治力量。”

这或许可以说是一场没有权力的人对殖民道德的辩论，很像印度人在战争爆发时的那次辩论。一九四二年，日本人侵占印度尼西亚，瓦西德的父亲所效命的民兵接受了日本人的扶植。

“日本人成立了两种民兵，一种是伊斯兰教民兵，一种是民族主义民兵。真主党民兵成立于一九四四年，由我父亲创立。日本人从寄宿学校和宗教学校征召年轻人当兵，父亲的弟弟接受训练，然后被指派为营长。因为他的营部就设于寄宿学校，所以全家都能参与讨论国家大事。他们聊过日本战争、德国事务和独立运动。

“在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间，日本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筹备印度尼西亚独立事宜。委员会主席是苏加诺，我父亲是他的部下。他和其他八名委员组成委员会核心，拟订新国家的五项原则。就这样，他成了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所以，当独立战争爆发时，我父亲也被直接卷入其中。他最先担任部长，后来又成为武装部队指挥官苏迪尔曼将军的政治顾问。

“荷兰人发动侵略时，父亲躲了起来。我被安置到外祖父家。父亲每周会出现几次，躲在屋里疗伤，不敢外出。这些伤都是糖尿病引起的，不是被子弹打的。我必须到外面捉青蛙来煎，用煎出的油擦这些伤口。每周去捉两三次，每次捉十到十五只青蛙。处理好伤口之后，父亲再回到附近村落躲起来。

“当荷兰人将主权交还我们国家的时候，父亲被任命为宗教事务部长。他担任这项职务长达三年。日据时代有个宗教事务办公室，一直是我祖父在主其事，但执行长是我父亲。这个办公室是宗教事务部的前身。”

正如讲述这段时期的人们经常说的，誓且不论日本人在占据时期的诸多暴行，他们能够重组一个广袤而复杂的地区，手段之高，速度之快，也不得不让人折服。

尽管瓦西德当时只是个孩子，却已经开始接触国家政治。

“我九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到伊卡达体育场参加大会。苏加诺也会出席。”时间可能是一九五〇年，“体育场是日本人建立的，旨在讨好我们。目前这个地方已成为国家纪念馆。”这也是当年法国政府在百万观众面前点燃焰火，欢庆印度尼西亚独立五十周年的公园，“共有六万群众在体育场内聆听苏加诺演说。在我看来，他简直就是伟人。他严词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要求大家在这场战斗中团结一致。大家都给予热烈回应。我十分亢奋，感受到人们参与这场运动的狂喜，也跟着高声欢呼，手舞足蹈。但父亲叫我冷静下来，他说，坐下来，不要跳。或许他只是不想让我太累，否则他就会将我带回车里。”

我很想进一步了解苏加诺的外貌。

瓦西德说：“他仪表堂堂。那张脸称不上帅气，却带有钢铁般的意志，散发出一股力量。坦白地说，他的表情很凶暴，却带有权威感和意志力，这就是他拥有魅力的原因。特别是当他振臂高呼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双眼炯炯有神，仿佛要看穿帝国主义分子似的。因为我父亲是部长，所以我们都坐在距离苏加诺不远的第一排。苏加诺站在那里，面对着我们。

“父亲在一九五三年去世，享年三十九岁。一九五二年，我们的组织在当时唯一的伊斯兰教政党投票中败下阵来，父亲辞去了部长职务，退出内阁，于当年自组新党NU。他非常积极地成立新党的分支单位。在一次旅程中，我坐在前面，他坐在后面，我们发生了车祸，父亲受到重伤，次日伤重不治。他跌出了车门，被翻腾中的汽车击中。

“母亲当晚赶到万隆，许多名流护送灵柩到雅加达。我看到的一切都让我印象深刻。在这条长达一百八十公里的路上，人们站在路旁恭迎他的遗体。即便在夜晚，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屋内守护。次日早晨，苏加诺来了。遗体被送往机场，载到泗水。我们在泗水受到数万民众的盛大迎接，他们哭喊着恭送父亲。我时任少将的叔叔骑着摩托车，在灵柩前面开道。在长达八十公里的路的两旁，有许多民众，我们从中穿过，直到在班宗的坟墓。

“看到这么多人如丧考妣地送别父亲，我想，在人的一生中，还有什么比受到如此多人的爱戴更伟大？甘地去世时，我还只是个孩子。后来，我看到了甘地葬礼的照片，它让我忆起父亲的葬礼。这些，都坚定了我的人生方向。”

这就是瓦西德在一个暖和的下午，在雅加达NU总部一楼那个残留着丁香烟余味的房间告诉我的家族故事。当时，在清理过的前院外面，一条双线道路正车水马龙，声音嘈杂。瓦西德家族的陈年往事——有些地方在我的要求下详加说明，有些地方被忽略——交织着一百二十多年来印度尼西亚的历史。这些故事流露出瓦西德自己的生命历史，也涉及他自己的行动和态度。

他继承了父亲政党NU的领导权。一九八四年，他领导该党退出政治。

“我们知道，正如在巴基斯坦、伊朗、苏丹和沙特阿拉伯一般，伊斯兰教和政治直接关联，将造成多么大的伤害，因为其他地方的人们会将伊斯兰教视为使用暴力的宗教。但在我们的想法中，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伊斯兰教是一种道德力量，通过伦理和美德行事。这不光是我的想法，而是接受我祖父教育的学生共有的想法。一九八三年，我们曾和一个研究宪法的博士激烈地讨论过这个问题。

“一九九一年，民主论坛成立。这个组织完全摒弃伊斯兰教政治——也就是苏哈托和哈比比教授所造就的政治伊斯兰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国家权力中心的竞争反映出总统需要获得社会的广大支持。这意味着，总统也需要获得伊斯兰教运动的支持。因此，认同伊斯兰教的国家政治有其必要。祖父根据一九三五年的决议——伊斯兰教教徒可以保卫荷兰人统治的印度尼西亚，以对抗日本人——发现宗教功能和政治功能需要有所区分。如今，哈比比部长决定采用伊斯兰教化路线，意思是他将政治看作伊斯兰教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个人同样有此感受，因为我父亲参与制宪，宪法赋予所有公民平等的权利。人们实践伊斯兰教教条，应该出自良知，而非恐惧。哈比比和他的朋友让非伊斯兰教教徒和不实践伊斯兰教教条的人不敢显露自己的身份，这是迈向独裁的第一步。”

瓦西德十分热衷于这点。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似乎是想等待我将他的话记录下来。我尝试让他以更直接的方式谈论哈比比，希望得到一幅图像、一段对话、一篇故事，但谈何容易？

“哈比比到医院来看我，希望我加入他的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

我很喜欢听有关医院的细节，这似乎和我对瓦西德健康的看法不谋而合。可惜我无法获得进一步的资料。

“我的答复是：无法加入贵组织，让本人与街头知识分子保持距离。”

这句话我记下来了。当时不太确定这句话的意思，但后来我发现，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瓦西德说起话来极尽讽刺之能事。他的意思是，哈比比那可敬的组织和街头知识分子其实是相同的一群人。伊玛杜丁，那位宣教者，电视节目主持人，创造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的人，原来也是街头知识分子，只是他的名字，整个下午瓦西德提都没提。

原来的支持者阿迪·沙索诺本来也可能沦为被攻击的目标。只是等到我见过所有人，记录了所有事情之后，才真相大白。

我们在他漂亮的办公室见面。会议即将结束时，阿迪表示：“瓦西德经常外出旅行。他是个讲师，知识分子，不是奇阿依。”这是阿迪破坏瓦西德声名的方式，贬损他。奇阿依通常在某个村落里，村民会来找他问问题。他总是和人们在一起。

阿迪是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重要智库CIDES的董事长，CIDES的全名是Centre for I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资讯和发展研究中心”。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阿迪的办公室如此奢华。他送给我一份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的大型介绍手册，印制得相当精美。以下是手册的第一段：

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自从三年前成立至今，逐渐被国人了解，人力资源品质乃是能够再生的重大资产。这种觉醒应该根据道德上的发展被积极强调。道德上的发展强调人在意识和发展措施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见解也意味着，全国一致具有良知和行动力的参与是基本的价值。

这段冠冕堂皇的介绍是伊玛杜丁的人力资源和宗教思想，被商业和学术方面十分现代化的字眼反复包装。但诸如此类的语言不过徒有其表。包装里的才是伊玛杜丁对讲马来语的伊斯兰教教徒的命运所秉持的重要看法，以及他要完成皈依过程的愿望。欧洲人已在这里停留两三百年，最后，在这片远东的虔诚之地要升起伊斯兰教的旗帜。 D5oIlT9X9NSArAxBSRapPrjyBJMMJCqNYmJJt5gykoWdafsobiAx44UEulcHIq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