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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玛杜丁是万隆技术学院电机工程系讲师，也是伊斯兰教宣教者。所以，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称得上相当另类：从事科学工作，这在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可算凤毛麟角，同时笃信宗教。他还可以吸引学生涌到万隆技术学院校园的萨尔曼清真寺。
他让当局惴惴不安。一九七九年的最后一天，我去万隆看望他。整个下午，我开车沿着烟雾弥漫的拥挤道路，从雅加达海岸直奔万隆的凉爽高原。我想，他是个一直在路上奔波的人。他曾经是政治犯，坐了十四个月牢，刚出狱不久。他在万隆技术学院仍然拥有一间小小的教职员宿舍，但学院已不准他到校授课。尽管他仍然肆无忌惮，为一小群初中的莘莘学子——实际上是假日学生团体，上伊斯兰教“心智训练”课，但当时四十八岁的他已准备出国。
他原准备在国外待很长一段时间，岂料随后时来运转。这次我重返印度尼西亚，距离上次在万隆和他见面，倏忽已过十四个年头。伊玛杜丁已经名利双收。他正在主持一个伊斯兰教周日电视节目，有一辆奔驰车和一名司机，在雅加达一个还算不错的地段拥有一栋还算不错的房子，他也谈到将来准备搬往更好的地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一面推崇科学，一面高举宗教的他曾让当局恐惧，如今，这却让他大受欢迎，简直成了印度尼西亚新时代人物的楷模。他正青云直上，几乎直达天庭。
伊玛杜丁和研究科技部部长哈比比非常亲近；而在政府中，哈比比又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亲近苏哈托总统。苏哈托已治理印度尼西亚长达三十年，大家都称他为“印度尼西亚国父”。
哈比比从事航空工作，崇拜他的人都说他足智多谋，是个奇才。印度尼西亚是在他的指挥下设计，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制造飞机的。这种构想背后的目的不单是制造飞机，它还能为数千人提供多元化的高科技训练，从而为印度尼西亚带来工业革命。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说法，十九年来，大约有十五亿美元被投入哈比比的航天团队。在和一家西班牙公司的合作下，印度尼西亚制造了一种CN-235型飞机。从商业角度看，它不算成功。但如今令人振奋的是，一架载客五十人的N-250型涡轮螺旋桨式飞机即将正式启用，它完全是由哈比比的团队设计的。
飞机的首次航行恰逢印度尼西亚独立五十周年纪念日（八月十七日）期间。几周前，雅加达和其他城镇的大街小巷就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灯饰、标语和旗帜。这普天同庆带来的喜悦，犹如国家赐给百姓的礼物。好像教师为新生上课一样，《雅加达邮报》带领读者一步步地了解N-250型飞机的试飞经过：低速的地面滑行，检查地面机动动作；然后以中速滑行，检查机翼、机尾和停机刹车系统；最后调整为高速，确保飞机可以紧贴地面飞行五六分钟。
在首次航行的四天前，一部发电机的机轴在中速滑行中出了故障，随后被更换。航行当天，N-250型飞机在一万英尺的高空飞了一个小时。《雅加达邮报》头版刊登的照片显示，苏哈托总统一直在鼓掌，哈比比则和微笑的苏哈托夫人相拥庆祝。当局随后宣布，政府将耗资二十亿美元，在二〇〇四年三月制成一架中程喷射式飞机，N-2130。由于这一计划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所以哈比比三十二岁的儿子伊尔哈姆也将过来主持工作，他曾在波音公司学习。
三周之后，也就是独立五十周年欢庆活动的高潮。法国出品的焰火被点燃，哈比比在喜悦的气氛中建议，应把八月十日，即N-250型飞机首次航行的当天，定为“国家科技觉醒日”。他是在第二十届“伊斯兰教团结大会”中提出这一建议的，因为他是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一向不遗余力地捍卫伊斯兰教。他也是新组织“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的主席。当他在“伊斯兰教团结大会”中表示，“精通科技之余，还得加强对真主安拉的信仰”时，大家都认为他是以兼具宗教和世俗权威的身份在发言的。
如果无法确定如何利用进口零件设计和制造飞机，进而取得科技上的大突破，那么，如何通过N-250型飞机的成功荣耀伊斯兰教，令无数人服务于一个人的特殊天分与兴趣，也无法断言。
但这正是科学家兼信徒的伊玛杜丁与哈比比的一致之处，两人的信仰有所交集，伊玛杜丁靠这位新庇护人的提拔，得到了总统的偏爱。
流亡归国一段时日的伊玛杜丁已经成为“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的主要推手之一，如今，他以特殊方式服务于哈比比。哈比比，或他主持的部会已经将许多学生送到国外。经常到国外各大学去探视这些学生，提醒他们坚定信仰，不要忘记该效忠的对象，就成了科学家和宣教者伊玛杜丁的重大责任。一九七九年，当伊玛杜丁还在风尘仆仆地奔走各地之际，政府仍未认可他在万隆技术学院开设的“心智训练”课程，一直对无法掌控的平民主义运动的萌芽忧心忡忡。如今，反常的逆转出现了，伊玛杜丁的“心智训练”课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居然受到政府重用，以便赢得哈比比创造的新知识界和科技界的支持。
因为后来重获自由和安全，加上接近权力的核心（在伊玛杜丁看来，这点恰恰证明了自己一向信仰虔诚，善有善报），伊玛杜丁才告诉我，在以前政府迫害百姓的时期，某天夜晚，他被警察从自己在万隆技术学院的家带走，关了十四个月。
如今他变得平易近人，但以前的他总是挑衅别人，结果给自己惹上许多麻烦。他曾发表言论反对印度尼西亚国父苏哈托总统建造家族陵墓的计划，因为陵墓的某一部分要使用黄金，伊玛杜丁如今谈起此事的大意是，使用黄金而非其他材料建造陵墓，有违伊斯兰的简朴习俗。
所以伊玛杜丁预料自己会有麻烦，果然，麻烦来了。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有人按了他家的门铃。伊玛杜丁走出去看到三个便衣警察，其中一人还带着枪。当时有许多人被捕。
有一人表示：“我们来自雅加达。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去雅加达，搜集一些情报。”
“什么情报？”
“无可奉告。你得立即跟我们走。”
伊玛杜丁说：“等我几分钟。”
他祈祷了一会儿，梳洗完毕。妻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一个小袋子，坐牢时用得到。她没有忘记给他拿《古兰经》。
突然，伊玛杜丁觉得自己不想和这些人走。他认为，身为伊斯兰教教徒，他不能信赖这些人。他相信，印度尼西亚的警察受天主教教徒的控制。他打电话给万隆技术学院院长，院长说：“让我和他们谈谈。”谈过之后，三人仍坚称，伊玛杜丁非和他们一起走不可。院长赶紧前往伊玛杜丁家，但等他赶到时，伊玛杜丁早已被带上出租车离开了。
三个警察带伊玛杜丁离开时，大约是午夜十二点三十分，距离他们按门铃约四十五分钟。伊玛杜丁坐在出租车后排，左右各坐一个警察，另一个坐在前排。凌晨四点三十分，这一行人终于抵达雅加达中央情报局。因为心怀信仰，泰然自若，伊玛杜丁居然在路上也睡了一会儿。当他们抵达情报局时，已经是黎明的礼拜时间。对方让伊玛杜丁礼拜，然后叫他在一间类似等候室的房间等，还给他早餐吃。
早上八点，伊玛杜丁被带到一间办公室，开始接受一名穿制服的中校的审问。没有恐吓、虐待或使用暴力的事件发生。因为万隆技术学院的讲师是高级官员，会被谨慎对待。
中校审问完毕，又来了一个穿便服的男人，他自报姓名，伊玛杜丁认出他是检察官。
他问伊玛杜丁：“你是伊斯兰教教徒？”
“我是。”
“所以你就认为这个国家是伊斯兰教国家，是不是？”
他受过教育，是位律师，或许比伊玛杜丁年轻五岁。
伊玛杜丁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从未研究过法律。我是工程师，你是律师。”
检察官说：“政府花了许多钱为伊斯兰教教徒盖清真寺，也做了许多其他事情，甚至盖了国家清真寺，但还是有伊斯兰教教徒希望将这个国家变成伊斯兰教国家。你是其中一员吗？”
“告诉我你对这个国家有何看法？”
“这是个世俗国家，不是宗教国家。”
伊玛杜丁说：“你错了，错得离谱。”
“为什么？你说自己是工程师，不懂法律。”
“有些事我还是懂的，因为我在美国念过书。你可以称美国为世俗国家，但你告诉我这个政府花了许多钱去盖诸如国家清真寺之类的建筑。这是哪一种政府？”
他们争论了两个小时，同样的事情反复提及。后来伊玛杜丁被带到宪兵总部，他们拿出他的档案，连人一起带往监狱。
监狱是苏加诺为政敌准备的，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第一任总统。在伊玛杜丁之前，许多名人在里面坐过牢。监狱占地十五亩，四周有两层墙壁，外围拦有铁丝网，里面的设备应有尽有。整栋建筑由混凝土建造而成。
伊玛杜丁被关在一间约二十平方米的大牢房里，里面有间特别的伊斯兰教浴室。狱中有八间这样的牢房，全都用来关押有社会地位的犯人。伊玛杜丁被视为其中之一。他知道自己将在狱中待上好一阵子，所以怀抱着信心和笃定的信仰，以及一种奇妙的从容——不论是做审讯者还是烈士，他都可以十分从容，他要了一把扫帚来清理牢房，他认为牢房很脏，身为伊斯兰教教徒，他对洁净有一定的标准。他甚至擦洗浴室，在每天五次的礼拜之前，清洗仪式是很重要的。
他习惯了牢房的生活。监狱中央有座小小的清真寺，他到那里进行周五的礼拜时，碰到了狱中最有名的囚犯：苏班德里约博士。他是印度尼西亚的“老干部”之一，本职是外科医生，也是苏加诺的政治盟友，甚至担任过苏加诺的副总理和外交部部长。
一九六五年，苏班德里约被关进监狱，因为他涉嫌参与杀害将军、推翻政权的严重阴谋。粉碎这场阴谋的行动彻底打破了国家的政治平衡。年轻的苏哈托带领军队上台执政，流血事件层出不穷，当年号称印度尼西亚最大政团之一的共产党最后几乎土崩瓦解，数十万人被送进劳改营，剥夺公民权利。当局不准人们忘记一九六五年的事件。在苏哈托总统的治理下，这种关于军事政权的奇怪的家长式作风已然制度化，一直与共产主义的潜在威胁相抗衡。
苏班德里约本来被判处死刑。但他告诉伊玛杜丁，行刑当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向印度尼西亚当局求情，希望免他死罪。苏班德里约是印度尼西亚驻英国的第一位大使。于是，苏哈托总统赦免了他的死罪，改判无期徒刑。
十四年来，在苏加诺为政敌建造的监狱里，苏班德里约的生活简单至极。外面的世界斗转星移，他和自己那伟大的冒险故事都已成为历史。他与最初的自我渐行渐远。这个原来处于许多事件中心的人物，如今只能倚赖一些新来的囚犯，如伊玛杜丁，以获取社会动态。对他而言，这些囚犯是老天从双层的高墙外抛下的礼物。
两人每天都碰面，也互相到对方的牢房拜访。在早晨八点之前，囚犯是自由的，下午狱卒回房休息时，囚犯享有同样的自由。苏班德里约和伊玛杜丁是不同的。伊玛杜丁认为，苏班德里约大约六十五岁，他自己是四十七岁。伊玛杜丁在描述苏班德里约时，再三提到他的健康状况、小个头、外科医生的经历，以及爪哇人的背景。这个背景十分重要。爪哇人很保守，温文儒雅，有一套吐苦水的独特方式。伊玛杜丁来自北苏门答腊，言行直率，在伊斯兰教事务上也比爪哇人严谨积极。
最初，伊玛杜丁并不理解苏班德里约在一九六五年之前的政治态度。他曾在一九七九年告诉我，不论社会主义者对他多么宽厚慷慨，年轻时的他也绝对不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为他已经是伊斯兰教教徒了。我相信他的意思是，社会主义的所有人道和富有魅力之处，伊斯兰教同样拥有，所以他没有必要接受世俗的方式，危及自己的信仰。
如果是十三年前，伊玛杜丁和苏班德里约一定会站在相互敌对的阵营。但监狱会将人同化，何况苏班德里约也已改变，他成了一位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和伊玛杜丁第一次见面时，他就说自己希望对《古兰经》有进一步的了解，请求伊玛杜丁帮助他。他这么说，既非出自爪哇人的礼貌，也非由于长久的牢狱生涯让他失去了社交能力。苏班德里约是位真正的探寻者，伊玛杜丁成了他的老师。
他们每天还谈论政治，特别谈到了在爪哇文化背景下的政治。
伊玛杜丁说：“他向我学习如何阅读《古兰经》，我向他学习爪哇文化。”
“你学到了什么？”
“父权制度的重要性。不是西方人所理解的父权制度，而是融合了封建制度、父权制度和门阀制度。你必须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必须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有时这与能力无关。”
苏班德里约也开始了解了伊玛杜丁的故事，他很容易就能看出伊玛杜丁哪里出了错。伊玛杜丁将十四个月以来，从苏班德里约那里听来的政治忠告整理如下：“在政治上，你不能期待绝对的诚实和道德，敏锐和聪明并不重要，政治上的胜负唯结果是问。所以，如果你让自己的想法进入政敌的心里，他又将其付诸实施，你就是赢家。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记得，千万不能和爪哇人作对。”
提到作对，伊玛杜丁发现，这一直是他的政治手段。作对的结果就是被关进牢房，平白消耗不少宝贵的时间，以及接下来好几年的流亡岁月。在这些岁月中，他从未忘记苏班德里约的忠告。结束之后，他又回到印度尼西亚，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中学习爪哇人前进的方式，学习爪哇人吐苦水的方式。他发现自己不能独来独往，于是找到一位后台老板：哈比比。伊玛杜丁开始慎言谨行，仿佛着了魔，他原来认为冷漠且具有敌意的人开始变成他的庇护人。
在印度尼西亚独立五十周年纪念日当天，即N-250型飞机在万隆首次航行的六天之后，将近八十二岁的苏班德里约博士终于获释出狱，这距离伊玛杜丁出狱，已整整十六年。
苏班德里约出狱的消息早在三周之前就由苏哈托总统亲自宣布。《雅加达邮报》记者前往狱中探视苏班德里约，发现他患有疝气和高血压。苏班德里约这位老人如今只盼望自己不要死在狱中。他做瑜伽，也在狱中庭院漫步，让自己保持健康。早在十六年前，伊玛杜丁就发现他健康状况堪忧。
记者问苏班德里约，出狱后还会不会再做与政治相关的事情。
苏班德里约答道：“没有用。”他说，他目前只想来生的事。
记者再问他对获释有何看法。
没有任何看法。他说，在完全出狱之前，他不想说任何话。他说：“我怕可能说错话，那岂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从现在开始直到最后，慎言谨行，只谈真主的慈悲和苏哈托总统的德政。苏班德里约一直记得他十六年前提供给伊玛杜丁的爪哇忠告。
伊玛杜丁为他的伊斯兰教之旅取了个没有伊斯兰教特征、听起来非常现代化的名称。所以，一九七九年，他在万隆给初中的青年学子开设了“心智训练”课程。他让学生玩一种现代的游戏，其中一个是，将学生每五个人一组，分成若干组，再从不同的信封中取出各种形状的纸，让学生拼成正方形。这项任务唯有靠各组团结在一起，交换自己信封内的纸才有可能完成。在这种富有魅力的游戏方式中，学生需要学会合作、坚持、彼此了解，以及拥有归属感。自从伊玛杜丁来到这里，向皈依者讲道之后，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些美德全属于伊斯兰教，有些年轻人甚至能引述《古兰经》里的内容。多亏伊玛杜丁，否则这些青年——有些来自雅加达——根本无法获得父母的允许，到万隆来上这种深夜的混合课程。
如果这算是一九七九年“心智训练”的一个方面，对伊玛杜丁目前的成就和荣耀有所了解的我就可能对YAASIN有了概念。YAASIN是伊玛杜丁如今运作的一个基金会的印度尼西亚文缩写，全称为Yayasan Pembina Sari Insan，意思是“人类资源发展和管理基金会”。“人类资源”指的是人，“发展”指的是成为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管理”这些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是指要他们远离昔日效忠的对象——不论这些对象是什么——追随伊玛杜丁和哈比比的科技政治路线。
基金会办公室在一栋小楼房的一楼，距离雅加达市中心有点远，访客不太容易找得到。但伊玛杜丁是个大忙人，他每周要上电视节目，还要为“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工作。除此之外，再过几天，他又要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在那里待两个月，访问十二所大学，为印度尼西亚学生上“心智训练”课程。他认为，他的办公室是我们见面的最佳地点。
当他到客厅迎接我的时候，我几乎认不出他了。这绝对不是分隔多年的关系。他的模样彻底变了。在我看来，万隆时期的他还有点大学讲师的模样，不怎么吸引人，有些随意，有些自信，习惯绕着某个主题的严肃性和局促性打转，以赢得异己者的尊重。如今的他俨然一位成功人士，西装笔挺，身穿绿条纹衬衫，系着领带，衬衫口袋还插支钢笔，毛呢布料的长裤系有皮带，以掩饰中年发福的迹象。
办公室是第一个开放的空间。一进门，右手边是稍微隆起的讲台，铺着廉价的皱地毯，地板上摆着鞋。这是伊玛杜丁的访客、雇员和邻居朝拜麦加以及礼拜的地方。当时已有两三个人在那里，静静地坐着，等待礼拜的时刻。
当我们踮着脚走过这些人的时候，和我一同来的女外交人员（也是她提供汽车，方便我开始这趟困难的旅程）问道：“我们再往前走是不是该脱鞋了？”伊玛杜丁保持着宣教者固有的慈眉善目，表示没有必要。他的这番话，仿佛是基于自己对外在世界的经验，知道脱鞋对我们而言是一大负担似的。他对我们状似同情，但当他说话时，口气又仿佛是——对我们而言形同负担，对他而言却是种如假包换的乐趣。
这间办公室的后面是秘书的办公室，里面的电脑屏幕不住地闪烁，还有书架和档案。在秘书的办公室后面，走廊尽头，就是伊玛杜丁的办公室。接着是这栋建筑的外墙，阳光普照的街道，尘烟弥漫，车水马龙。这间办公室好像历经沧桑。在被玻璃覆盖的书桌上，有个破旧的笔记本电脑，旁边是一本保持完好的《古兰经》。另一边则是一堆制作粗糙的平装书，或许有一英尺高，大小相似，封面都是蓝色。这些书都是在埃及发行的，可能对《古兰经》做了很长的评注。对伊玛杜丁而言，它们无疑都同酒肉一般。
就在这里，在混合着清真寺和办公室的气氛中，伊玛杜丁开始告诉我他在一九七九年之后的经历，以及思想上的改变。这些改变引领着他，从在万隆技术学院被迫害（学院不准他开设电机工程的课）一直走到雅加达的功成名就。他在雅加达有自己的基金会，以及他对人类资源的构想。
尽管一九七九年的伊玛杜丁已年近知命，但他仍然和两个国际伊斯兰教学生组织保持联系，甚至在这两个组织中位居要津。这两个组织是科威特的“国际伊斯兰教学生组织联盟”和沙特阿拉伯的“世界伊斯兰教青年协会”。伊玛杜丁就是通过后者获得了费萨尔基金会的奖学金，但他并未利用这笔奖学金前往任何伊斯兰教国家。身为伊斯兰教信仰的捍卫者，他本可以在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寻得慰藉。相反，他去了美国的中心地带，爱荷华州立大学。在每个现代革命者的世界地图中，美国都是被忽略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有法律也有休闲的国家。在美国，每到一天结束之际，所有自称不涉足政治、文化和宗教的人都可以安歇，让自己投入国家的美好气氛之中。
就是在爱荷华州，伊玛杜丁和他的过去一刀两断。他找到了新的研究主题，工业工程，放弃了自己教授十七年的电机工程。他说，决定献身电机工程的时候，他还年轻，那是一段朦胧的岁月，他并不清楚国家怎样才能获得最好的发展，后来，他在爱荷华州开始有了更长远清晰的规划。
伊玛杜丁说：“我当时发现，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人力资源的发展，而不是高科技。我了解，这个国家的问题不是科技。只要有钱，科技就买得到。但是，你无法买到报效国家的人力资源。你不能期待美国人来这里为印度尼西亚效命。身为‘国际伊斯兰教学生组织联盟’秘书长，我的足迹踏遍天下。一九七八年的一天，我在沙特阿拉伯看到他们盖了一所非常现代化的医院——费萨尔国王医院。但所有的医生，甚至包括护士，都不是阿拉伯人。医生是美国人，护士是菲律宾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沙特阿拉伯可以购买空中警报雷达飞机，但开飞机的是美国人。”
“你以前没想过这点？”
“没认真想过，但很接近了。”
尽管我一知半解，伊玛杜丁那听起来十分科学化的语言也不无宗教的暗示意义，但我还是给了这些语言半科学性的解释。我想，他是在以科学家的身份发表谈话，并且很明确地表示，如果技术得不到支持，科学根本派不上用场。我想，他是在以沙特阿拉伯为例，说明科技的依赖性。但他接下来说的，让我觉得自己并未抓住他论点的真谛。
他说：“当我向沙特阿拉伯申请奖学金时，我曾想过不要再研究电机工程了，总有些东西比科技更重要。”
我一时有点不明白伊玛杜丁。他似乎在表示，为了发展科技，有必要放弃科技。我回味他刚说过的话，他则继续说他的，很久之后，我终于发现，他不是在用超然的态度谈话，没有列出印度尼西亚科技进步的原则，而是在述说个人看法，谈个人生涯，谈他如何凭直觉放弃电机工程，放弃缺乏根基的科技，转而成为一名全职的宣教者。最后，他谈到如何经由这种明显的改行换业，达到个人生涯的顶峰：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哈比比、N-250型飞机的光彩，然后，是他自己。在他心里，这个过程环环相扣，毫无脱节或不合逻辑之处，非常清晰。唯有在人的资源获得发展之后，国家才可能发展。而所谓人的资源获得发展，指的是人民变成虔诚的良民。
我的问题有时不太切题，他却很有礼貌地回答，只是难免将我的问题当作打岔。他如同一个训练有素的政客和宣教者，总是能言归正传，不偏离主题。
他说：“我用沙特阿拉伯提供的奖学金改学工业工程。在电机工程中，我们只学习工程，和人力资源无关。唯一的例外，是学习高压电时，当然要考虑人的安全问题。而在工业工程中，你需要将工业系统和人力资源结合在一起，再加以管理。我在爱荷华州就是这么做的。我遇到一位很优秀的教授，他是人类行为专家。我要求这位教授做我的主修教授，他欣然同意。从此我就集中全力，专注行为研究。”
伊玛杜丁毫不犹豫，就放弃了自己的老本行。“唯有在我可以从中学到知识时，我才会对它感兴趣。一旦了解了它的一切，我就不会再喜欢它。这是我的弱点和坏习惯。比如，不论给我看哪种马达和电机，我都可以告诉你它们的性能。感应马达就是感应马达，与它来自何处无关，我可以完整地告诉你。然而，我有两个孩子，他们各有自己的行为特征，你不能将他们看作机器。对我而言，人类永远像一个谜，总是让我兴趣盎然。”
办公室墙壁外面，明亮的光线开始暗下来，烟尘都变成了金黄色。炎热的下午缓缓走向薄暮，交通繁忙如故，人们的故事层出不穷（如同从远处观看一座喷泉）。在这种背景的衬托下，办公室长廊末端铺着地毯的开放空间里，踌躇的脚步声已逐渐被似有若无的颂歌取代。
伊玛杜丁听见了，这从他的双眼就看得出来。但是，一如先前他说我们在长廊中不必脱鞋的礼貌，他似乎没有注意那些声音，并未中断他的故事。
他在爱荷华州待了四年，完成了工业工程课程。然后他收到印度尼西亚朋友的来信，信里劝他暂且先不要回印度尼西亚。他将信出示给美国移民官员——原来他一毕业就得离开美国——官员只好延长他在美国的停留期限。他也将信出示给他的教授。教授知道，伊玛杜丁一毕业，沙特阿拉伯提供的奖学金也会停止，就帮他找了一份教学工作。于是，伊玛杜丁在爱荷华州教了两年书。
我说：“他们对你很好。”
我尝试针对爱荷华州的非伊斯兰教教徒发表观点，我相信伊玛杜丁明白我的意思。他带着顽皮的微笑说：“真主非常疼爱我。”
传自长廊的颂歌越来越清晰，已无法装作没听见。我看得出来，伊玛杜丁非常想到那里，和颂唱者、礼拜者一起。但他最后还是在办公室逗留了好久，继续述说自己的故事。
一九八六年，一个地位极高的印度尼西亚朋友——事实上是内阁大臣——代表伊玛杜丁向印度尼西亚政府陈情。他以个人名誉保证，伊玛杜丁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国家的事。于是，流亡多年之后，伊玛杜丁终于获准归国。他回到万隆技术学院，以为自己仍拥有讲师的职位，但院长说，他已经被解聘了。事态发展至此，伊玛杜丁算是彻底挥别电机工程，只是他自己没有这么说罢了。
现在，长廊里尽是歌颂之声。这让一直回想当年的伊玛杜丁如梦初醒。此刻，他再也无法自制，突然从座椅上站了起来，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他待会儿再回来，说完即朝歌颂声走去。
办公室好像突然空了。没有了他这个人——他奇特的简朴和开放，他的健谈，他的幽默——所有宗教物品都产生了无形的压迫感。唯有像伊玛杜丁这样的人，才会赋予玻璃覆盖的书桌上那些奇特的蓝色埃及平装书一些生机。
伊玛杜丁回来之后，不再像之前那样坐立不安。礼拜让他恢复元气，让他准备述说故事中最精彩的一段。这是与成功有关的故事，在他坐牢、流亡、四处奔走了将近十年之后成功的故事。
在万隆技术学院受辱后的伊玛杜丁一回到首都雅加达，即刻否极泰来。在雅加达，他比从前更接近权力核心。他第一次可以根据八九年前，在狱中向苏班德里约学来的爪哇权术行事。这些权术原则很简单，却很重要：要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当局的关系；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知道尊敬的艺术。
他说：“从一九八七年开始，我在雅加达就很活跃。我进步很快。”
“你学到了什么？”
“印度尼西亚的地缘政治。苏哈托的游戏规则。”
尽管学到了新招数，伊玛杜丁照样摔了一大跤。事情发生在他到雅加达的第二年，当时他正在试验性地进行人力资源的构想。
“我开始召集一些朋友成立新组织，这个新组织就叫‘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之类的名字。我们在日惹一家小饭店见面，当时是一九八九年一月。然后四名警察闯了进来，驱散了会议。我当时臭名远播，苏哈托仍受情报人员左右。”
伊玛杜丁后来告诉我，情报人员受天主教控制。他们对伊斯兰教的活动总是疑神疑鬼。这次事件让伊玛杜丁明白，尽管社会已完全在控制之下，却也有暗流涌动，突击检查的事仍司空见惯。伊玛杜丁表示，他在苏门答腊受到的教育和在美国受到的训练都告诉他可以独立行事，但他发现，这种想法真是大错特错。他需要后台。
“我对政治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看有关哈比比教授的书，看两本杂志的封面报道。我尝试进一步了解哈比比，要求我的朋友”——或许就是让伊玛杜丁重返印度尼西亚的内阁大臣——“介绍我和哈比比认识，一九九〇年，哈比比终于接见了我。”
“实际情况到底如何？”
“我托一名学生带信给哈比比。然后学生们陪着我，前往他的办公室。这些学生当中，有三名当过我的‘飞行员’。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我终于和哈比比见了面。”
也就是说，距离警察驱散日惹小饭店的会议整整一年之后，哈比比同意出任新组织的主席。
“为什么你选择哈比比？”
“因为他跟苏哈托非常亲近。在印度尼西亚，如果没有获得高层首肯，那么什么事都别想做。哈比比告诉我，我必须拟一份计划书。这份计划书必须至少获得印度尼西亚二十位博士的签名支持。于是我回去，用电脑孜孜不倦地工作了两周。我找了四十九人在信上签名，他们大部分是大学里的人。一九九〇年九月二日，哈比比将信呈给苏哈托，立即获得苏哈托批准。苏哈托告诉哈比比：‘这是伊斯兰教有识之士的第一次大团结。我希望你领导这些有识之士建设国家。’当然，这封信将成为国家文件。”
从此，伊玛杜丁平步青云。“和苏哈托会晤归来，哈比比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着手筹备协会。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是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初成立的。苏哈托承诺，将亲自为协会揭幕。”还有征兆显示总统已宽恕伊玛杜丁。“当苏哈托对哈比比说，希望为一家报纸命名时，哈比比托我起个名字。我给了他三个——Res Publica，Republik，Republika——让他去挑。苏哈托选择了Republika。事后我重获自由，可以到处随意走动。一九八六年我重返印度尼西亚，当时还不能公开讲课。所以，印度尼西亚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反对势力还是存在的，比如非伊斯兰教教徒、天主教教徒等等。”
“为什么苏哈托会回心转意？”
“我不知道。对我而言，这也是个谜。或许是真主改变了他的心意。一九九一年他到麦加朝圣，现在他的名字已变成哈吉·穆罕默德·苏哈托。在此之前，他只叫苏哈托。”伊玛杜丁已成为大忙人，“我从一九九一年开始接受哈比比的指派。他有一天打电话对我说，‘我希望你做一件事。训练这些人，让他们成为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
“所以你就放弃了工程学？”
“完全放弃了。从一九九一年开始，我每年都会去欧洲国家、美国、澳洲，只是为了看看这些学生，特别是从哈比比那里拿奖学金的学生。我训练他们成为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良好的印度尼西亚国民。我告诉过你，下周我还要去加拿大和美国，在那里待两个月，走访十二所大学。”
他这份工作的政治目的——或地缘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学生们已经开始依赖哈比比和政府。伊玛杜丁的“心智训练”，被带给大学生，将使他们越来越亲密。
伊玛杜丁谈到这些海外学生时说：“当成为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和印度尼西亚的英明领袖时，他们就不会想革命，而会想加速前进。”这番话听起来有点像口号，“我们必须克服自身的落后，并且在二〇二〇年之前，成为新型工业化国家之一。”
所以，从这点来看，在印度尼西亚，有些东西比科技还重要。我们已经言归正传，从人力资源的思想（即宗教的思想）回到了科技进步的必要性。这是一种特别的进步，让心灵接受宗教的控制。
谈话依循着伊玛杜丁自己的生涯继续。从他在万隆技术学院的失意，谈到他在哈比比计划中的飞黄腾达。在他的意识里，这些经历毫无脱节之处。世界上最重要的事物就是信仰，而他的第一要务就是服务于信仰。一九七九年，他必须表达自己对政府的反抗。如今情势不同了，政府要服务于信仰，他就可以服务于政府。信仰是很庞大的概念，他可以调整它以符合政府的需求。他还没有加入政府，政府已经在向他招手。
“一九七九年，我觉得宗教受到了威胁。当时的知识团体受天主教左右，天主教很害怕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的发展，他们有所谓的心理投射反应。他们认为，因为自己是少数人，所以将来一定会被严苛对待——正如他们在其他国家对待伊斯兰教教徒那样。如今我有一些朋友已经入阁，那是真主的旨意。”
爪哇的敬拜方式如今对他而言易如反掌。他谈到自己的靠山哈比比：“他是个天才。在德国，在亚琛，他都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学位是航空工程学位。他是个诚实的君子，从来没有错过一次祷告。他一天礼拜五次，每周一和周四斋戒两天。哈比比的儿子比他还聪明，已经去了慕尼黑。”伊玛杜丁也对苏哈托总统身为国父的地位充满敬畏。当哈比比将伊玛杜丁第一封有关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的信拿给苏哈托看时，苏哈托的眼睛掠过四十九个签名，最后停在了伊玛杜丁的名字上，然后用很平淡的口吻说：“此人一直被关在狱中。”哈比比将这件事告诉伊玛杜丁，后者吃惊不已。
他告诉我：“这只是一个名字。当你想到成千上万被关在狱中的人的时候——”这句话并未说完。
现在他对印度尼西亚信仰的前途有一种惊人的看法。
“我相信已故的拉赫曼告诉我的话。他一九八〇年过世，是巴基斯坦国家伊斯兰教学院的教授，也是芝加哥大学的伊斯兰教研究教授。我曾邀请他到爱荷华州演说。”有趣的是，伊斯兰教宣教者之间的来往是在国外的土地上。“我到机场去迎接他，他拥抱我，并表示，‘我看过你的许多文章和书，今天真是幸会，你是印度尼西亚人，我深信，讲马来语的伊斯兰教教徒将在二十一世纪领导伊斯兰教复兴’。我拎起他的包，陪他坐上车，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他说，‘我是认真的，你会领导伊斯兰教复兴。有三点理由，第一，讲马来语的伊斯兰教教徒已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多数人口，你们是目前唯一仍团结一致的伊斯兰教教徒，我们巴基斯坦人就做不到，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共有十五个国家，你们只有逊尼派，没有什叶派。第二，你们有伊斯兰教组织，还有口号、《古兰经》和教规’。因为拉赫曼坚信，唯有《古兰经》可以回答现代的问题。‘第三，印度尼西亚女性的地位还如同先知时期，符合伊斯兰教真正的教义’。”
我问伊玛杜丁：“《古兰经》可以解决的现代问题是什么？”
“人类关系，公平感；免于欲望和恐惧的自由。这是人们需要的两种东西，这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基本任务。”
他曾在一九七九年告诉我，自己年轻时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已经”是伊斯兰教教徒。当时可以这么说，因为虔诚不会提供社会制度。但如今不能说的是，光有信仰不足以带来免于欲望和恐惧的自由，因为伊玛杜丁提出的信仰依附在哈比比的科技计划中。这一计划带来的荣光已在N-250型飞机的航行中大放异彩。
“科学是伊斯兰教固有的教义。如果我们科学落后，那是因为我们受到西班牙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殖民统治。为什么真主要造人？是为了让世界更繁荣。为了让世界更繁荣，我们就得精通科学。显现给先知穆罕默德的第一启示就是‘阅读’。”
这似乎是从前消失的一部分。但对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稍微了解之后，我就会发现，这是伊玛杜丁在向敌人宣战，他要代表政府开始一场庞大的权力游戏。
在印度尼西亚，我们几乎站在伊斯兰教世界的边缘。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大约直到一四〇〇年为止，灵魂学说、佛教与印度教都属于大印度文化和宗教的一部分。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的时间，比欧洲人到达印度尼西亚早不了多久。在其他皈依之地，伊斯兰教一直是一股崇高的力量，在印度尼西亚却不是。最近两百年来，殖民世界的伊斯兰教甚至一直屈居守势，是受制于人的子民信仰的宗教。伊斯兰教并未完全掌控人们的灵魂，仍然是宣教者的宗教。在殖民时期，伊斯兰教一直非正式地存在于简朴的村落寄宿学校，或许仅作为一种思想处于佛教之后。
要拥有或控制这些学校，必须拥有权力。我开始觉得，伊玛杜丁和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整天强调科技，摒弃旧有的礼法，其志绝对宏大——他们要完成让伊斯兰教接受印度尼西亚的大业，让印度尼西亚服从命运的安排，在二十一世纪成为领导伊斯兰教复兴的领袖。
伊玛杜丁说：“从前他们读《古兰经》，并不去理解其意义。他们只对正确的发音和某种美妙的曲调感兴趣。如今我们正在改变这种形势，我有的是机会，可以通过电视发表演说。”
后来我们就走了出去，走过除了几块凌乱的地毯之外，已经空荡荡的开放空间。伊玛杜丁的妻子正在那里等候着他。她是个优雅的爪哇美人，笑容可掬。伊玛杜丁一定有些优点，才能抱得美人归。十七年前，打点行装给伊玛杜丁狱中使用的正是她。她提醒我说，一九七九年除夕当天，我到过他们在万隆技术学院的住处。
我去了洗手间。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小型混凝土水池斋戒沐浴，所以洗手间一团乱。有些人只好脱去鞋，把裤管卷了起来。
回去的时候，我看到一名穿着灰色衣服的很高的中年男子，正和伊玛杜丁的妻子站在一起。他一看到伊玛杜丁就快步上前，仿佛要吻他的右手。伊玛杜丁却做出避之唯恐不及的动作。
这个穿灰色衣服的男子在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工作，曾在伊玛杜丁前往德国向学生讲授“心智训练”课程时见过他。他笑眯眯地看着伊玛杜丁，并且用英语告诉我：“他很自负，只敬畏真主。”
我知道他的意思。我们站在那里很久，大家都在微笑：伊玛杜丁，他的妻子和灰衣男子。
伊玛杜丁后来告诉我，亲吻老师的手是传统伊斯兰教教徒的习惯。那名外交人员敬伊玛杜丁为师。不论什么时候，他一看到伊玛杜丁，就想亲吻他的手，“但我从来不让他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