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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詹德兰有一天问他父亲：“为什么我的中间名叫萨默塞特？学校里的男生刚发现了，他们嘲笑我。”
他父亲郁郁答道：“那是一位英国大作家的名字。我肯定你在家里见过他的书。”
“可我从来没读过。你那么崇拜他？”
“我不敢肯定。听我讲完，然后你自己决定。”
下面就是威利·詹德兰的父亲开始讲述的故事。故事讲了很久，随着威利慢慢长大而改变，内容一点点增加。等到威利离开印度去英国的时候，他知道的故事是这样的。
那位作家（威利·詹德兰的父亲说）来印度是为一部有关灵性的小说收集素材。那是三十年代。邦主的大学校长带他来找我。当时我正在为自己的某些行为做赎罪苦修，住在大寺庙的外院行乞。那是大庭广众之处，所以我选择它。邦主手下有官员与我为敌，不断地纠缠我，我觉得寺庙庭院人来人往，比我的办公室安全。迫害令我神经紧张，为了让自己平静，我发誓禁语。这多少为我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甚至让我出了名。人们会跑来看我，有的会送我礼物。官方不得不尊重我的誓言，而我一看见校长带着那个白人小老头过来，就以为他们是想骗我开口。于是我变得非常固执。人们知道有好戏，就站在四周看我们会面。我知道他们支持我。我什么也没说。全是校长和作家在聊。他们聊我，边聊边看我，而我就坐在那里，对他们视而不见，好像我又聋又瞎。人们就看着我们三个。
开始就是这样。我没对那伟人说一个字。现在看来难以置信，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的确从未听说过他。我所了解的英国文学是勃朗宁、雪莱之类的人物，我在大学那几年就学了那些，直到后来我为了响应圣雄的号召愚蠢地放弃英文教育，使自己偏离了生活的轨道，只能看着我的朋友和敌人飞黄腾达。但那是另一回事。以后我再告诉你。
继续说那位作家。你一定要相信我什么都没有对他说。但后来，大概过了一年半，作家出了一本游记，里面有两三页写到我。更多篇幅写的是寺庙、人群和他们的衣着，写他们送来的椰子、面粉、大米，写午后阳光照在古老的庭院石头上。大学校长告诉他的每一件事都写到了，还有一些别的。校长显然为了引起作家好感而对我的各种克制欲望的誓言说了许多好话。书里还有几行，也许是一整段，用他描写石头和阳光的笔调，描写我皮肤的沉静和光滑。
于是我出名了。不是在忌妒横行的印度，而是在国外。然后，当作家在战争期间出版了那部名著，外国评论家开始在我身上看出《刀锋》的精神来源时，忌妒变成了愤怒。
对我的迫害停止了。那位作家，身为反对王权的人士，出乎众人意料，在他第一本有关印度的书中，在那本游记中，赞美了邦主和他的土邦、他的官员，包括那位大学校长。每个人的态度由此改变。他们试图以作家看我的眼光来看我：出身高贵，在邦主的税务系统中身居高位，来自为统治者主持神圣仪式的一族，拒绝辉煌前程，靠乞求赤贫者的施舍过活。
我已很难走出这个角色。有一天邦主特意派遣一位宫廷秘书向我表达祝福。这让我极为忧虑。我曾盼望一段时日之后城里会出现其他宗教热点，让我借以脱身，开始自己的生活。可是，在一场重要的宗教庆典期间，邦主顶着午后的骄阳赤背前来，以悔罪者的身份亲手为我送上椰子和布匹，这些礼物由一个身穿制服的侍臣捧着——这小丑我再了解不过，我发现逃脱已无可能，因此只得安下心来，过起命运赐予我的奇怪生活。
我开始吸引国外来客。他们大多是作家的朋友。他们从英国跑来寻找作家发现的一切。他们带着作家的信。有时候是邦主近臣的信。有时候他们的信来自那些以前拜访过我的人。他们中有作家，访问过后几个月或是几个星期，会有关于访问的小文章出现在伦敦的杂志上。有了这些来客，我一遍遍重温我生活的这个新版本，渐渐自在地接受了它。有时候，我们聊起来过的那些人，我身边的人会得意地说：“我认识他。他是个很好的朋友。”或是类似的话。就这样过了五个月，从十一月到三月，也就是我们的冬季或者英国人所谓的“冷天”——他们以此区分印度的冬季和英国的冬季，我觉得自己成了公众人物，处在一个小小的海外交际与流言网络的边缘。
有时候，你犯了一个口误却不想纠正它，你会假装你说的正是你想的。然后，你往往就此发现那错误里有某种真实。比如说，你会发现减损（subtract）某人的好名声也能说成贬低（detract）那样的名声。顺着这条思路，我仔细审视了与英国大作家的那次会面所强加给我的奇怪生活，发现那其实正是我多年来梦想的生活方式：能够宣布放弃、躲避、逃离我那一团乱麻的生活。
我必须从头说起。我们祖上是祭司。我们依附于某处庙宇。我不知道那处庙宇建于何时，由哪位邦主建造，也不知道我们从何时起开始依附于它；我们不是了解那类知识的人。身为祭司的我们和我们的族人形成了一个社区。我想我们的家族曾一度富有兴旺，享受着我们服务的人的各种供养。但穆斯林征服了这片土地，我们都变成了穷人。我们服务的人已无力支持我们。英国人到来后情况变得更糟。律法是有，但人口在增加。庙宇周边我们的族人实在太多。这都是我祖父告诉我的。尽管坚守所有复杂的律条，但食物真的少得可怜。人们消瘦虚弱，动不动就生病。我们这个祭司家族的命运！我不喜欢听祖父讲那些故事，那些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故事。
我祖父瘦成了一把骨头，他决定离开寺庙，离开家族。他想到有王宫和名寺的大城市去。他想方设法筹备，一点一点省下米、面和油，一枚一枚存起铜板。他对谁也没提。那一天终于到了，他绝早起身，在夜色中往火车站走。路很远。他走了三天。同他一起的都是穷人。他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惨，但有人认出他是个食不果腹的年轻祭司，便舍给他食物，留他歇脚。最后他到达了火车站。他告诉我那时候他如何惊恐茫然，力量和勇气流失殆尽，说他一点没注意到身外的世界。下午火车来了。他只记得人潮和喧嚣，然后是黑夜。他以前从没坐过火车，但一路上他只看向自己的内心。
早晨他们来到大城市。他打听清楚去大寺庙的路，然后就留在那儿，在庭院里移动躲避日头。晚上，庙里祷告结束后分发圣食。他没有被遗漏。食物不多，但胜过他先前赖以度日的分量。他尽力装得像个朝圣者。没人问他，而他就这样度过了开头几天。可不久有人注意到了他。他受到盘问。他说了自己的来历。寺庙里的官员并没有赶他走。其中一位好心人还建议我祖父代人写信。那人给了他一些简单的用具，钢笔、笔尖、墨水和纸张，于是祖父就去和其他代人写信的人一起坐在王宫附近的庭院外的石板路上。
写信人大多写英文。他们给三教九流的人写诉状，帮忙填写形形色色的官方表格。我祖父不识英文。他懂印地语和他家乡那一带的方言。城里许多人是从闹饥荒的地方逃来的，想要给家里人捎信。于是我祖父有了事做，也没人忌妒他。人们被吸引到他那儿还因为他那身祭司衣服。没多久，他就过得比较体面了。晚上再也不用缩在院子里。他找到一间合适的屋子，并且接来了家眷。做着写信的工作，加上在寺庙里的好人缘，他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最终，他成了王宫里一名受人尊敬的办事员。
这类工作很保险。报酬不算高，但从来没人被解雇，而人家对你也是毕恭毕敬。我父亲很快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他学习英文，拿到了中学文凭，很快获得比他父亲更高的官职。他成了邦主的一名秘书。那样的秘书很多。他们身穿漂亮制服，在城里被奉若神明。我相信父亲希望我也走这条路，接着他的脚印往上爬。在父亲看来，他已经找回了祖父迫不得已放弃的祭司家族的安全感。
但叛逆的小妖精在我内心作祟。也许我听祖父讲了太多遍他的故事，他的逃离和对未知的恐惧，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他只看着内心而看不见周遭的一切。我祖父越老越愤怒。他说他家族里的人都是蠢货。他们看见灾难逼近却毫无作为。而他呢，他说，他挨到最后一刻才走，就因为这个，他到大城市之后只能缩在寺庙的庭院里，就像一头饿得半死的畜生。他竟然说这么重的话。他的愤怒感染了我。我开始觉得我们眼下在城里，在邦主和王宫脚下过的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现在的安全感都是假的。一想到这里我就吓得要命，因为不知道厄运降临时我该如何保护自己。
我觉得自己成熟到可以进入政治领域了。印度上上下下都是政治。但土邦却不见独立运动的踪影。那是非法的。我们听说了外面那些伟大的名字、伟大的事迹，但我们只是远远观望。
那时候我在读大学。按计划，我应该拿到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取得邦主的奖学金去学医或者学工程。然后我会娶大学校长的女儿。所有这些都定好了。我并不抗拒这些，但又觉得它们和我无关。我在大学里愈来愈感到空虚无聊。我听不懂文学课。我看不懂《卡斯特桥市长》。我不理解那些人物和故事，也不知道那本书的年代背景。莎士比亚还好，但我不明白雪莱、济慈、华兹华斯写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我读那些诗人的作品时想说：“这是一派谎言。没人有那种感觉。”教授叫我们抄他的笔记。他大声地念着，一页又一页，而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他念笔记的时候为了更简略，也为了让我们抄得一字不差，从来不说华兹华斯。他总是说W，华兹华斯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从来不说华兹华斯。W做了这个，W写了那个。
我心乱如麻，觉得我们全都生活在虚假的安全感中，觉得无所事事，憎恨学业，同时知道外面正天翻地覆。我崇拜独立运动的大人物。我责备自己无所作为，责备自己屈从于别人为我安排好的生活。一九三一或一九三二年的某个时候，听说圣雄号召大学生罢课，我决定响应。我做得更出格。我在前院生起一小堆火，把《卡斯特桥市长》、雪莱和济慈的作品及教授的笔记全扔进去，然后回家等着暴风雨落到我头上。
可风平浪静。好像没人对我父亲提起这事。没听说教务长发话。也许那堆火不够大。书很难烧，除非你先燃起一堆大火。也许大学前院太混乱太嘈杂，那儿的大街太喧闹，我在一个小角落里干的勾当根本算不得新鲜。
我更觉得自己没用。印度的其他地方出了伟人。如果能跟随他们，甚至只是看他们一眼，我会感到多么幸福。我愿意放弃一切，只要能接触到他们的伟大。而在这里，在王宫脚下，有的只是唯唯诺诺的生活。我夜复一夜思索着自己究竟该怎么做。我知道，圣雄也曾经历过这样的危机，就在一两年前，在他的隐修处。在宁静中，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在众人的崇敬中，他痛苦地思索着该如何点燃这个国家。最后，他出人意料地想到组织不可思议的盐路长征，从自己的隐修处一直走到海边，去采盐。
就这么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待在穿制服的侍臣父亲的房子里，仍旧（为了息事宁人）假装去上课，但忍受着我前面所说的那些煎熬，最终我有了一个好主意。我无比肯定那浮上我心头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一定要施行。那个决定就是我要牺牲自己。不是空洞的牺牲，瞬时的行动——跳桥、撞火车是无论哪个傻瓜都能做的——而是更为长久的牺牲，是圣雄会赞同的那种。他指出了种姓制度的诸种罪恶。没人说他错了，但很少有人为此做些什么。
我的决定再简单不过。我要背弃我们的祖先——祖父说的那些受外族压迫、挨饿受穷的愚蠢祭司，背弃父亲要我在邦主手下做大官的愚蠢愿望，背弃大学校长要我娶他女儿的愚蠢愿望。我决定背弃所有那些死路，把它们踩在脚底，我要做的是我能力所及的唯一高尚的事情——找一个身份最卑微的女人，娶她为妻。
事实上我已经有目标了。是大学里的一个女生。我不认识她。我没跟她说过话。我只是注意过她。她瘦小粗糙，看上去像是从某个部落来的，皮肤特别黑，使那两颗大门牙显得尤其白。她衣服的颜色有时很鲜亮，有时则很晦暗，仿佛是同肤色融合了。她多半属于低等种姓。邦主给所谓“低等阶层”提供一定数量的奖学金。人人都知道邦主虔诚，奖学金就是他的宗教善行之一。事实上，那就是我在课堂上看见她捧着书本时的第一个念头。许多人在看她。她谁也不看。这之后我常常见到她。她握笔的姿势奇怪、坚决而幼稚，她抄写教授的笔记，关于雪莱和W，当然还有勃朗宁、阿诺德，以及通篇都是独白的《哈姆莱特》的价值。
这最后一个词让我们非常头疼。教授念这个词时会有三四种发音，全看他当时的心情；当他考我们对笔记的理解时，我们不得不念出这个词，那情形，你真可以说是一个人一种发音。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文学就是这样一种困窘。由于某种原因，我以为那个女孩既然能拿到奖学金，就应该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懂得多。可是有一天，教授向她提问——通常他难得注意她——我却发现她一窍不通。她几乎说不出《哈姆莱特》的情节。她只记得那些句子。她以为故事发生在印度。教授自然嘲笑了她，班上的人哈哈大笑，就好像他们知道的比她多很多似的。
之后我更注意那女孩了。她让我着迷，又让我厌恶。她的出身恐怕极其卑微。想到她的家庭、她的族人以及他们的职业，就让人受不了。那样的人去寺庙，不会被允许进入供奉神像的圣殿。主持仪式的祭司决不会碰他们一下。他会把圣灰扔给他们，就像扔吃的给狗一样。每当我细想那女孩的事，这一类的念头就会把我包围。那女孩能感受到别人的注视，但她从来不回看他们。她在努力坚持。只要一点点力气就能把她碾碎。我对她越来越着迷，竟生出一丝同情，希望能看看她眼里的世界。
就是这个女孩，我认为我应该去跟她告白，并且和她共度一生，完成我的牺牲。
学生们经常会去一家茶室或者说是餐厅。我们叫它宾馆。在大路旁边一条胡同里。很便宜。你跟服务生要香烟，他就会在桌上放一个打开的纸包，里面有五支烟，你抽几支就付几支的钱。就是在那里，有一天我看见那个拿奖学金的女孩独自坐在一张有环形花纹的小桌旁，穿着一身晦暗的衣服，头顶的天花板上垂着吊扇。我走过去，在她的桌子旁边坐下。她应该高兴才是，可她似乎吓坏了。然后我意识到尽管我大概知道她是谁，她却多半没看过我一眼。我在班上并不出众。
所以说，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小小警告。我注意到了，却并不在意。
我对她说：“我在英文课上见过你。”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合适。也许会让她认为教授提问《哈姆莱特》令她难堪的时候我在场。她没答话。精瘦的服务生满脸油光，身上是连穿了好几天的脏兮兮的白外套，他将滴着水的杯子搁在桌上，然后问我要什么。这稍稍缓解了我的尴尬。她却没有因此放松。她眼下的处境很古怪，老有人看她。她那黝黑的上唇在大白牙上缓缓滑动——就像蜗牛那样湿湿黏黏的。这时我才看出她扑了粉。脸颊和额头上绽开一片白色，令黑皮肤显得暗淡，而在粉的边缘油亮亮的黑皮肤又露了出来。我觉得恶心、羞耻，又有点感动。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不能说：“你住哪儿？你父亲做什么的？你有兄弟么？他们做什么的？”这类问题只会惹麻烦，况且说实话，我也不想知道答案。答案会把我带入深渊。我不愿意落到那一步。于是我就坐着，抿着咖啡，从服务生留在桌上的纸包里掏出一支细细的廉价香烟抽着，一言不发。我低头瞥见她黝黑的小脚上套着一双不值钱的拖鞋，我又一次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那么感动。
我没事就往茶室跑，每次看见那女孩在里面，我就坐到她的桌子旁边。我们不说话。有一天她在我后面进来。她没有走到我的桌子旁边。我很尴尬。我想着茶室里的其他人，谁都有一段平淡而稳妥的前程，有那么一阵子，说实话，我有点害怕了，我想是不是该放弃什么牺牲生活。我坐着没动。可是，一种挫败感，以及那女孩的冷漠态度惹恼了我，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来。她似乎料到了，似乎微微向边上挪了挪，仿佛在给我腾地方。
那个学期就是这样。没有说过话，没有在茶室外见过面，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联系。我们开始在茶室里遭遇别人的异样眼神，即使只有我一个人在，也会遭遇这种眼神。女孩神情窘迫。看得出她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些审判的眼神。但是，那虽然令她无地自容，却给了我一种奇怪的满足。我将这审判——来自服务生、学生、地位低微的人的审判——当作我牺牲生涯所收获的第一枚甜蜜的果实。这只是最初的果实。我知道前面会有更大的战斗、更严酷的考验，以及更甜蜜的果实。
第一场战斗没过多久就来临了。一天，在茶室里，那女孩对我开口了。我已经习惯了我们两人之间的沉默——那仿佛是一种完美的交流方式——所以这样的进展在我看来却是退步，让我吃了一惊。而与惊讶相交织的是对她声音的失望。这时我意识到，在课堂上，甚至在教授提问她《哈姆莱特》那会儿，我听到的不过是她的嗫嚅。她的声音就这么直愣愣地从小方桌另一边传来，听起来不温柔、不羞涩，也丝毫没有甜美的意味，你也许会以为这么一个矮小、瘦弱、胆怯的人应该有那样一种声音。她的声音粗糙，沙哑，刺耳。我会把这种声音与她那一类人联系在一起。我以为她既然拿了奖学金，就会把那样的声音抛弃掉。
我一听见这声音就心生厌恶。我觉得自己在往下沉——这感觉不是第一次了。可是这种恐怖必然会与牺牲相伴，我已经决心牺牲，就不得不继续忍受下去。
我脑子里塞满了这些念头——她的莽撞，她的声音如此可恶（就好像是那对大白牙和扑了粉的黑皮肤发出的），我如此害怕——不得不让她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她说：“有人告诉我叔叔了。”
叔叔？我认为她没有权利把我拖入这类令人不快的深坑。这个叔叔是干什么的？他窝在哪儿的洞穴里？甚至“叔叔”这个词——别人常用来指某种珍贵的关系——听起来都是那么自以为是。
我说：“你这个叔叔是干什么的？”
“他是工会的。 造反派 。”
她用了个英文词，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特别古怪和刺耳。我们这个邦没有民族主义运动，邦主禁止，但的确有半民族主义的玩意，以“劳工”、“工人”之类的漂亮词儿代替平日里用的那些难听的词儿。我立刻明白她可能是什么人了。或许她和造反派有关系，而这或许就是她能从邦主那里领到奖学金的原因。她自以为是有实力、有影响的人物，属于新兴势力。
她说：“他说要发动游行对付你。种姓压迫。”
那对我再合适不过了。那会成为我抗拒旧的价值观念的公开声明。大家都会知道我遵从圣雄的理想，以及我的牺牲。
她说：“他说要发动游行，烧掉你家房子。全世界都看见你一连好几个星期在茶室里坐在我身边。你究竟想干什么？”
我是真的吓坏了。我知道那些造反派。我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得把我藏起来，等风头过去。”
我说：“可那不是绑架么？”
“你只能这么办。”
她很镇静。我像是个溺水的人。
几个月之前，我还是个不起眼的混日子的大学生，有个做侍臣的父亲，住在他的三等公寓里，想着这个国家的伟人，渴望也成为伟人，但在琐细的生活中看不见任何途径能够接近那伟大的事业，所做的不过是听听电影歌曲，沉浸在歌曲激起的情绪中，然后又被可耻的恶习打回原形（对此我不想再多说什么，这种事情全世界都一样），总是感到被空虚的世界和奴性生活压迫着。而此时，我生活的一点一滴几乎都变了。我就像一个小孩，在雨过天晴之后看着小水洼里倒映出的天空，知道自己很安全，期望感受到恐惧，于是伸出脚去碰那水洼，刚一触及水面，水洼就变作洪水，将我冲得不知去向。这就是我在那几分钟里生出的感受。也是在那几分钟里我对周遭的世界有了这样的看法：它不再是一个平淡乏味的地方，走来走去、忙忙碌碌的都是普通人；这里暗流涌动，随时会把那些毫无防备的人冲走。她的特征全变了：那双黝黑的小脚、那对大门牙、那黑皮肤。
我得给她找个地方。那是她的主意。找旅馆或提供膳食的寄宿处绝对不行。我想了一遍我认识的人。必须排除家族的朋友和大学同窗。最后我觉得可以找城里那个雕刻匠试试。他的作坊早先同我祖上所依附的寺庙有联系。那地方我常去。我认识那位师傅。他身量不高，成天灰扑扑的，戴着眼镜。他看上去像瞎子，但那是因为他的眼镜片上总是沾满凿下的碎屑。那儿总有十来个工匠，瘦瘦小小，光着脊背，样子再普通不过，在院子里凿着刻着，锤子敲打凿子，凿子敲打石块，无时无刻不在制造二十多种不同的声音。要待在这样嘈杂的地方可不容易。但我认为那个女孩不会介意。
雕刻匠出身于中等种姓，不算低，但也绝对谈不上高，这正合我意。还有许多手工艺匠人携家带口地住在他的作坊里。
师傅正在研究一幅寺庙柱子的复杂图稿。一如既往，他见到我很高兴。我看了看他的图稿，他又拿出其他几份给我看，然后我慢慢将话题扯到那女孩身上，“低等阶层”，被家里赶了出来，受到威胁，急需找地方安身。我告诉自己说话的时候绝不能吞吞吐吐，要斩钉截铁。那师傅知道我祖上。他绝不会把我和这种女人联系在一起，我又暗示说我是替某位出身非常高贵的人物出面。谁都知道邦主同情低等阶层。那位师傅表现得好像深谙世情。
有一间屋子，就在放满各种画像雕像半身像的库房后面。这个戴着瞎子眼镜、灰头土脸的矮个子很有天赋。他不仅能做复杂精细的神像，还能为活着或死去的人塑像。他做了许多圣雄及其他民族运动伟人的塑像；他还为人家的父母、祖父母塑半身像（根据照片）。有时候这种半身像还会戴上真的眼镜。那地方满是幽灵，待上一会儿我就会觉得不安。后来听说每一尊神像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因此他们那可怕的神力不可能施展出来，把我们全都毁灭，我这才自在些。
我真希望能够把那女孩扔在那里，用不着再去，可我总是感觉到造反派和她叔叔的威胁。而且她在那儿待得越久，要打发她走就越难，我们也越像是已经住在了一起，虽然我碰都没碰过她一下。
我住在家里。我出门去学校，装作去上课，有时候会去雕刻匠的工场。我从来不久留。我不想让师傅看出端倪。
她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一天，在那个昏暗的屋子里，一切都覆盖着雕刻工场的尘埃，就好像那女孩脸上的粉，她看上去十分忧郁。
我问：“怎么了？”
她用那种可怕刺耳的声音答道：“我在想我的一生就这么改变了。”
我说：“那我的一生呢？”
她说：“要是我还在外面，现在该考试了。考试容易么？”
我说：“我罢课了。”
“那你怎么找工作？谁来供养你？你该去考试。”
“我没学习。我不可能现在立刻记住那些笔记。来不及了。”
“他们会让你及格的。你认识那些人。”
考试成绩公布后，我父亲说：“我真是不明白。我听说你对浪漫主义和《卡斯特桥市长》一无所知。他们不想让你及格。校长不得不去和他们谈话。”
我本该说：“我老早就把书全烧了。我响应圣雄的号召。我抵制英文教育。”但是我太胆怯。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退缩了。我只是说：“我在考场里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跑了。”我真该为我的胆怯大哭一场。
父亲说：“你要是觉得学习哈代和威赛克斯什么的有困难，就该来找我。我还留着我那些笔记呢。”
他下班了，站在我们那套三等公寓狭小炎热的前厅里。他没戴包头巾，没穿制服，身上只有背心和一块腰布。尽管邦主的廷臣要戴包头巾、穿制服，尽管他们的外衣分日间和夜间两种，但他们从来不穿鞋，因此我父亲的脚底很黑，茧子足有半英寸厚。
他说：“这样的话，我看你该去地税部。”
于是我开始为邦主工作。地税部非常大。不管是谁，只要有一小片土地，都必须每年缴税。邦内各地都有官员负责测量土地，登记归属，征收税款，记录账目。我在中央办公室上班。那是一幢漂亮的白色大理石建筑，有一个高大的穹顶。楼里满是房间。我和二十个人一起待在一间又高又大的办公室里。桌子上、大架子上堆满文件，很像是火车站行李寄存处那种架子。文件收在纸板夹子里，系着细绳；有时会用布包成一捆一捆的。文件夹在架子顶层一搁就是好多年，被尘土和烟雾弄得肮脏不堪。天花板也被香烟熏得泛黄。这屋子，顶上是尼古丁熏出的蜡黄，而下面，门、桌子、地板，则是红褐色的。
我为自己悲哀。这种奴隶般的生活与我想象中的牺牲生活没有丝毫相像之处。可此时我却为此庆幸。我需要钱，尽管薪水少得可怜。我负债累累。我打着父亲的名号，凭借他在王宫里的职位，到处向放债人借钱，只为了供养那个住在雕刻匠的工场里的女孩。
她把那地方布置得很体面。那得花钱。还有厨房用具，以及她的衣服。所以我得承担一个已婚男人的所有花销，同时在我父亲的三等公寓里过苦行僧的日子。
那女孩从来不相信我根本没钱。她认为我们这种出身的人一定有秘密进项。外面反对我们的人就是这样宣传的。我只是一声不吭地扛着。每次我从放债人那儿借来一小笔钱交到她手里，她都不会惊讶。她用反讽的语气说（或许是讽刺，不知我们的教授会怎么说）：“你的表情很悲伤。但你们这个阶层的人，拿点东西出来的时候总是一脸悲伤。”有时候她的腔调就像她叔叔——出身低等阶层的造反派。
我满腔悲哀。她却为我的新工作喜不自禁。
她说：“我真是觉得这变化很不错，有固定收入了。”
我说：“我不知道这工作我能维持多久。”
她说：“我苦日子过够了。我不愿意再忍受下去。本来我会拿到文学学士学位。要不是你把我从学校里拐出来，我就去考试了。我家里人为了送我上大学吃了许多苦。”
我真要被气哭了。
倒不是因为她说的这些话，而是因为想到我如今不得不生活在牢狱中。每天我都会离开父亲的房子去上班。我觉得自己又成了小孩子。我小时候父母常常会对人提起我的一个笑话。他们有一天对我说：“今天我们要带你去学校。”这天放学后，他们问我：“你喜欢学校么？”我说：“喜欢。”第二天他们一大早叫醒我。我问怎么了，他们说：“你得去上学啊。”我哭起来，说：“可我昨天已经去过了呀。”现在我去地税部上班就是这感觉。想到我要在这样一个地方上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老死，我就心惊胆战。
一天，在办公室里，主管走过来跟我说：“你被调到稽核处了。”
稽核处的职责是核查收税官和测量员有没有腐败行为。收税官会向不识字的贫农收取土地税，却不给收据，贫农只得为他那三四亩地再次缴税，或者不得不行贿，好拿到收据。这种鬼把戏在穷人中间没完没了。收税官也不比农民富有多少。不缴税，受害者究竟是谁？我越看那些肮脏的纸片，就越是觉得自己站在作弊者那一边。于是我开始将那些可恶的小纸片销毁或是一扔了之。我暗中搞破坏，这让我很得意，因为我虽然没有大声宣布过什么，但就在这间办公室里我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非暴力反抗。
一天，主管对我说：“总督察要见你。”
我的勇气消失了。我想起那些债务，想起那些放债人，想起那个住在雕刻匠的工场里的女孩。
总督察坐在办公桌后面，四周都是文件，那些记录渎职行为的文件经过五六张办公桌的筛选，然后是另一轮筛选，最终到达这里，听候他的无情裁决。
他靠着椅背，微微摇晃，目光透过厚镜片落到我身上，终于开口道：“你对这里的工作满意么？”
我垂下脑袋。什么也没说。
他说：“从下星期开始你就是助理督察。”
真是大升职。我感觉是陷阱。我说：“我不明白，长官。我觉得我不够格。”
他说：“我们没有让你做督察。只不过是助理督察。”
那是我第一次升职。无论我工作表现多差，无论我怎样暗中搞破坏，他们还是继续升我的职。就像是逆向的非暴力反抗。
这让我担心。一天晚上我同父亲谈起此事。
他说：“校长想让他的女婿飞黄腾达。”
我说：“我做不了他的女婿。我已经结婚了。”
我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这么说。当然，那不完全是事实。但那是因为我开始考虑自己同住在雕刻匠那儿的女孩之间的关系。
我父亲气疯了。他的耐心和仁慈全没了。他的心碎了。过了很久他才缓过神来细细问我。
“谁家的女孩？”
我说了。他一言不发。我感觉他就要垮了。我想让他平静下来。于是我说了造反派的事，就是那女孩的叔叔。我是想让他知道那女孩是有背景的，并非无名小卒，这么说再愚蠢不过，也和我的牺牲理念完全相悖。这下更糟。他不愿意听见造反派这个词。他直挺挺地躺在前厅水泥地上铺着的旧竹垫上，然后叫来我妈。我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脚底又厚又硬的茧子，肮脏，龟裂，边缘有些微剥落。作为廷臣，他不能穿鞋子。但他买鞋子给我穿。
终于他说：“我们的脸面全让你丢尽了。接下来我们得面对校长的愤怒。你毁了他女儿的名声，人人都以为你是要娶她的。”
就这样，尽管这两个女人我哪个都没碰过，和哪个都没举行过仪式，我却已经毁了她们的名声。
早上，我父亲眼窝深陷。他没睡好。他说：“几百年了，我们秉持着我们的出身所要求的一切。就连穆斯林时代也不例外。就连闹饥荒的年代也不例外。现在你把我们的传统丢弃了。”
我说：“现在该去牺牲了。”
“牺牲，牺牲。什么意思？”
“我要遵从圣雄的号召。”
这话让父亲住了口，我接着说道：“我要牺牲我唯一必须牺牲的东西。”这话是我前一天夜里想到的。
父亲说：“校长很有势力，我敢肯定他会想办法在我们脚底下放火。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你嘴上说牺牲是很容易。你可以走。你还年轻。所有后果得由我和你妈妈承担。其实你走了更好。你在这儿不可能被允许和一个低等人在一起。你想过这些没有？”
我父亲说对了。到目前为止这事对我来说还是很容易的。我并没有真和那女人在一起。这念头一天比一天真切，也越来越让我恶心。因此我的情形很古怪。
几个星期过去了，日子和平常没两样。我住在父亲的公寓里，偶尔去雕刻匠那儿。我去地税部上班。父亲一直在担心校长，但什么也没发生。
一天，有人跑来对我说：“总督察要见你。”
总督察桌上堆着一摞文件夹。我认出了其中几个。他说：“要是我告诉你又有人推荐你升职，你会吃惊吗？”
“不会。会的。但我不够格。升职了我做不好。”
“我也这么觉得。我检查了你的部分工作。我有些糊涂了。有文件被销毁了，还有收据被扔了。”
我说：“我不知道。有人故意破坏。”
“我看我还是明说吧。我们在调查你的腐败问题。有上级官员揭发你。腐败，这很严重。你会坐牢的。监禁。这些文件足够给你定罪了。”
我去雕刻匠那儿找那女孩。除了她，这事我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说。
她说：“你帮那些作弊的人了？”她似乎很高兴。
“哦，是。我没想到他们会发现。那地方有那么多文件。他们编造个案件指控任何人都行。我告诉你，是校长和我过不去。他要我娶他女儿。”
女孩立刻明白了。我不用再多说。她把前后因果都联系起来了。
她说：“我会让我叔叔组织游行。”
叔叔，游行：一群低等阶层的人举着简陋的横幅，在王宫和秘书处外面喊我的名字。我说：“不行不行。千万不能游行。”
她坚持要。她火了。她说：“他 很会吸引观众 。”她用了个英语词儿。
想到自己被造反派护着，真叫人受不了。而且我很清楚，在父亲遭受连番打击之后，这种情况若发生，会要了他的命。那个时候，我被那女孩和校长，被造反派和监禁的威胁夹在中间，你也许会说是前有魔鬼后有深渊，我开始想到逃跑。我开始想到去城里有名的古寺避难。就像我祖父。就在付出最大牺牲的那一刻，我仿佛出于本能选择了走老路。
我暗中做了些准备。并没有多少要准备的。最困难的无非是剃光脑袋。某天一大早，我离开父亲的房子，就像佛祖离开他父亲日夜笙歌的王宫，穿着合乎身份的衣服，赤着脚、光着脊背步行去寺庙。我父亲向来不穿鞋。我向来穿鞋，除了在特定的宗教场合，所以我脚底的皮肤很薄很软，不像父亲那样长满茧子。没过多久我的脚就痛起来，真不知道等太阳出来、寺庙庭院的石板地面变得滚烫的时候，脚会变成什么样子。
像祖父多年前一样，我白天在庭院里移动，躲避日头。晚上祷告结束后，我拿到了食物。待时机成熟，我便向庙里的祭司宣布我行乞者的身份，寻求庇护，同时让他们知晓我的出身。我没打算躲藏。寺庙庭院和大街上一样热闹。我想，看到我的人越多，知道我的牺牲行为的人就越多，我也就越安全。但我的事情并不出名，过了好一阵，大概有三四天，我进寺庙的事才传出去，还有那桩丑闻。
校长和地税部的官员刚想行动，造反派就发动了游行。大家都吓坏了。没人敢动我。就这样，我被卷入了低等阶层运动。这令我感到难堪和悲哀，对父亲以及我们的过去怀着深切的哀痛。
这种情形持续了两三个星期。我不知道该如何行动，也不知道这一切会如何收场。我不知道我这古怪的情形会持续多久。官方的律师在奔忙，而我知道要不是因为造反派，没有什么庇护之所能够保护我免遭审判。这时候我想到效仿圣雄在某个阶段的做法：发誓禁语。这么做很合我的个性，况且似乎也是最简单的对策。我发誓禁语的消息传出去了。那些老远来拜神的普通人现在也会过来向我致意。我一下子成了圣人，又因为造反派头目和他侄女的缘故，我成了政治人物。
我的事情尽人皆知，就快跟另一个邦的那个恶棍律师马哈万齐名了。那家伙出身低微，自以为是，将习俗体统全部抛在脑后，非要在祭司主持某个烦冗的宗教仪式期间步行穿过寺庙。这样的仪式，稍有差池，就得从头来过。遇到这种场合，最好是把吵吵嚷嚷的低等阶层挡在外面，整个寺庙的街道都不允许他们经过。
国内其他地方都在谈论甘地、尼赫鲁和英国人。而在这儿，在邦主的领土上，大家却绝口不提这些事情。他们是半个、四分之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更少。他们的头等大事就是为种姓而战。他们为我和那个律师的事情闹了好一阵子非暴力反抗，替律师要求走过寺庙的权利，替我要求娶造反派侄女的权利，或是替她要求嫁给我的权利。
游行和一日罢工把我从校长和法庭手里，也从那女孩手里救了出来。然而，把我和那个律师相提并论，却让我有苦难言。我仅仅是想自我牺牲，却陷入眼下这种情形，我觉得很不公平。毕竟我只是想跟随我们这个国家的伟人。命运弄人，将我变成英雄，而崇拜我的那些人，只关注自己微不足道的种姓战争，却想把那些伟人推倒。
我就这样过了大约三个月，听任来庙里的人向我致敬，不理会他们的礼物，当然也从未开口。其实这样打发时间并不讨厌。正合我的脾气。而以我的处境，发誓禁语显然很有用。我不知道这一切会如何收场，不过没过多久我就不再为此担心。甚至当沉默将我压倒时，我竟开始有点享受这种无所依傍、随波逐流的感觉，与一切人、一切事物都断了瓜葛。有时会有十或十五分钟，或者更长，我会忘了自己的处境。而有时我会忘了自己在哪儿。
就在这时候，那位大作家和他的朋友来了，还有大学校长，我的人生再次改变。
校长还兼任土邦旅游宣传部长，有时候会陪同贵宾参观。他憎恶地瞪了我一眼——先前的所有焦虑再次浮上我的胸口——然后径直从我面前走过，但是作家的朋友哈克斯顿先生却向他打听了我的情况。校长不耐烦地、鄙夷地一挥手，说：“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哈克斯顿先生却固执地继续问为什么人们送我礼物。校长告诉他们我发誓禁语，已经有一百天没说话了。作家很感兴趣。校长看出来了，作为邦主旅游部的忠实仆人，他开始找他认为老作家和他的朋友会想听的话说，他那种人都会这一套。他用憎恨的眼神紧盯着我，嘴里却吹嘘起我的祭司家庭和祖先。他吹嘘我此前的事业，我本应拥有的辉煌前程。而我不知何故放弃了这一切，过起了苦修禁欲的生活，依赖朝圣者的施舍度日。
校长的溢美之词把我吓坏了。我以为他在计划某种龌龊的阴谋，他说话的时候，我转过脸去，装作听不懂他的语言。
校长咬牙切齿地说道：“他畏惧此生以及来世的大惩罚。他的畏惧没有错。”
作家问：“这是什么意思？”他口吃得厉害。
校长答道：“难道我们每天不是一边偿还过去的罪孽，一边积蓄将来的惩罚？这难道不是人人都得面对的陷阱？我只能这样解释我的厄运。”
我不理会他语气中的谴责意味，没有转回脸去看他。
第二天，作家和他朋友又来了，校长没有跟着。作家说：“我知道你发誓禁语。不过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能否把答案写给我看？”我没有点头，也没有做任何手势表示赞同，可他还是叫他朋友拿出一本便笺簿，用铅笔写道：“你快乐么？”我认为这问题很重要，便接过便笺簿和铅笔，郑重其事地写道：“沉默使我感到格外自由。这就是快乐。”
还有几个类似的问题。说实在的，很容易，只要我认真对付。答案毫不费力就有了。我觉得这很有趣。我看得出作家很满意。他大声对他朋友说——就好像我不说话就也听不见似的：“我觉得这有点像亚历山大和婆罗门。你知道这故事么？”哈克斯顿先生气呼呼地说：“我不知道这故事。”那天早上他眼圈发红，脾气急躁。也许是天气太热的缘故。阳光强烈，寺庙庭院里被晒得发白的石头散发着热气。作家存心似的说道——这回一点也不口吃了：“没关系。”然后他转向我，我们又问答了一番。
会面结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通过了一场考试。我知道这事儿会传扬出去，而且由于我得到了大作家的关注，校长和邦里的其他官员就没办法再加害于我。果然如此。事实上，作家在这里的时候，他们被迫开始以我为荣。就像可怜的校长一样，他们统统不得不为我吹嘘几句。
不久作家写了那本书。接着，其他外国人也来了。如我从前所说，这就是在伟大的独立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我会开始在海外某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精神领袖的圈子里获得某种类似名声的东西的原因——虽不响亮，但非常真实。
现在我不再逃避自己的角色。起先我认为我是作茧自缚。但很快我发现这个角色很适合我。我越来越心安理得。经历了一连串偶然，如在梦中一次又一次被抛进令人难以置信的境地，总是凭着一时冲动行动，只为了逃离我们这种生活的奴性，看不清将来，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上了祖先的老路。这令我既震惊又敬畏。我感到有某种更高的力量伸出手来，给我指出了一条真实的路。
我父亲和校长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尽管校长曾因为官方的缘故对我大加赞誉——我已经声名狼藉，无可救药，是这个阶层的浪荡子，我走的路是对神圣道路的嘲弄。但我不管。他们以及他们的忧虑与我何干。
现在我应该让自己的生活恢复秩序。我不能老住在庙里。我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自立，摆正那女孩在我生活中的位置。我不能抛开她，就像我不能抛开我的角色。抛弃她无疑会加重我的恶名；何况造反派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我不可能对每个人说一声抱歉就轻轻松松回到过去。
这期间她一直住在雕刻匠那儿的小屋里，住在堆满神像和当地头面人物的白色大理石雕像的仓库后面。我们的关系已经传得满城风雨，现在是一天比一天确定，而我却一天比一天更加以她为耻。我父母和校长以及我们阶层的人有多么以我为耻，我就有多么以她为耻。这种羞耻感总是跟随着我，淡淡的痛苦总是萦绕在我心底，仿佛无法治愈的痼疾，吞噬着我的分分秒秒，我的每一次小小胜利（又被某一本书、某一家杂志提到，又有一位有身份的人物来访）。我开始在忧郁中寻求庇护——虽然这么说可能显得有些古怪。我花心思将它招来，迷失其中。忧郁成为我性格的重要部分，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忘了它因何而起。
就这样，我最终自立门户了。有一件小事还不错。谁都以为我已经和那女孩结婚了，所以没有任何仪式。我觉得自己受不了那个。我的心无法承受那种亵渎。在内心深处，我暗暗发誓禁欲，婆罗门的誓愿。就像圣雄。不同的是，我失败了。我羞愧万分。眨眼间就遭到了报应。很快我就不得不承认那女孩怀孕了。她那肿胀的腹部，那本就丑陋的身体的变化折磨着我，我只愿我眼中看到的一切全不存在。
小威利出生了，我急着想知道他脸上有多少低等人的痕迹。那些看见我俯身打量婴儿的人会以为我是满怀骄傲。其实我把一切念头都埋在心底，而我的心在下沉。
很快，他开始长大，我会默默地看着他，觉得眼泪就要落下来了。我会想：“小威利，小威利，我对你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我要在你身上烙下这种污点？”然后我会想：“可那全是废话。他不是你，也不是你的。他的脸将这显示得再清楚不过。你没有在他身上烙下什么。你给他的任何东西都消失在更广泛的遗传里了。”不过，我始终对他抱着些许希望。比如，我看见我们阶层的某个人，就会想：“他长得很像威利。他就是小威利的翻版。”心里怀着这希望，我跑去看他，可一看到他我就知道，我不过是又一次骗了自己。
这一切只在我心里上演。它们融入了我的忧郁。我对谁都没有提起过。我不知道威利的母亲知道这些会怎么说。儿子出生后她令人恐惧地成熟了。她似乎忘记了我的职业性质。她变得热衷于家务事。她去学插花，老师是一位英国官员的太太——那时独立还没有到来，城里仍驻有英军——此外还跟一个信祆教的女人学习烹饪和家政。她尽力款待客人。我羞愧难当。我记得有一次很惨。她把餐桌布置成一种新花样。她在每位客人的侧碟里搁上一块毛巾。我认为那样不对。我从没在哪本书里读到过，也从没在哪部外国电影里看见过毛巾可以放上餐桌。她坚持那样。她说是“餐巾”什么的。如今她已经不再处于守势，很快她开始愚蠢地攻击我的祖上，因为他们不懂得现代家政。什么问题都没来得及解决，第一位客人就到了（他是法国人，正在写一本关于罗曼·罗兰的书，印度人都喜欢罗曼·罗兰，因为据说他崇拜圣雄），于是我只得退回我的忧郁中，忍受着餐桌上的毛巾熬过整个晚上。
这就是我的生活的真面目。从我说的这些，可以想象我所有的不幸，我对自己的厌恶。我发誓禁欲，那代表着我性格中最深刻的部分，威利的母亲却再一次怀孕了。这一回是个女孩，这一回完全没有办法自欺欺人。那女孩就是她母亲的翻版。真是上天的惩罚。我给她起名萨洛姬妮，是独立运动中一位女诗人的名字，我希望她拥有同样的天赋，因为爱国诗人萨洛姬妮尽管备受推崇，却也相当丑陋。
这就是威利·詹德兰的父亲讲述的故事。讲了差不多有十年。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内容加进来。威利·詹德兰是听着这故事长大的。
他父亲说：“很多年以前，我还没有开始讲这故事的时候，你曾经问我是否真的崇拜那位作家，你的名字就是从他那儿来的。我说我不敢肯定，我让你自己决定。现在你听完这些我不得不说的事情了，你怎么想？”
威利·詹德兰说：“我瞧不起你。”
“那是你妈说的。”
威利·詹德兰说：“你说的那些东西里面，有什么是给我的？你什么都没有给我。”
父亲说：“我的生活就是牺牲。我没有任何财富可以给你。我有的只是友谊。那是我的财富。”
“可怜的萨洛姬妮怎么办？”
“我老实对你说吧。我认为她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考验我们。对于她的相貌，不用我说什么，你都知道。她待在这国家是不会有好前程的。不过，外国人关于美和其他某些东西的观念同我们的不一样，我只能指望萨洛姬妮嫁给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