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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如果你的心并没有安静下来，我说，你也许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你再打开这本书，否则你也许会读不下去，认为它太浓缩，难读，很深，甚至会觉得它莫明其妙，莫知所云。
这个中译本的第一版是1949年在上海出版的。那时正好举国上下，热气腾腾。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因此注意这本书的人很少。
但到了五十年代，在香港却有过一本稍稍修订了它的译文的，署名吴明实（无名氏）的盗印本，还一再再版，再版达六版之多。
这个中译本的在国内再版，则是在初版之后三十二年的1982年，还是在上海，经译者细加修订之后，由译文出版社出第二版的。这次印数一万三千册。几年前，《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决定，将它收入这套丛书，要我写一篇新序。那时我正好要去美国，参加一个“国际写作计划”，有了可能去访问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和瓦尔登湖了。在美国时，我和好几个大学的中外教授进行了关于这本书的交谈，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于今回想起来，是十分感谢他们的。
对这第二版的译文我又做了些改进，并订正了一两处误译，只是这一篇新序却总是写不起来。1985年写了一稿，因不满意，收回重写。然一连几年，人事倥偬，新序一直都没有写出来。为什么呢？最近找出了原因来，还是我的心没有安静下来。就是因为这个了，这回可找到了原因，就好办了。心真正地安静了下来，这总是可以做到的。就看你自己怎么安排了。为何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本《瓦尔登湖》是本静静的书，极静极静的书，并不是热热闹闹的书。它是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它只是一本一个人的书。如果你的心没有安静下来，恐怕你很难进入到这本书里去。我要告诉你的是，在你的心静下来以后，你就会思考一些什么。在你思考一些什么问题时，你才有可能和这位亨利·戴维·梭罗先生一起，思考一下自己，更思考一下更高的原则。
这位梭罗先生是与孤独结伴的。他常常只是一个人。他认为没有比孤独这个伴儿更好的伴儿了。他的生平十分简单，十分安静。1817年7月12日梭罗生于康科德城；就学并毕业于哈佛大学（1833—1837年）；回到家乡，执教两年（1838—1840年）。然后他住到了大作家、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家里（1841—1843年），当门徒，又当助手，并开始尝试写作。到1845年，他就单身只影，拿了一柄斧头，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独居到1847年才回到康城。1848年他又住在爱默生家里；1849年，他完成了一本叫做《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的书。差不多同时，他发表了一篇名为《消极反抗》（ On Civil Disobedience ）的极为著名的、很有影响的论文，按字面意义，这也可以译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后面我们还要讲到它。然后，到了1854年，我们的这本文学名著《瓦尔登湖》出版了。本书有了一些反响，但开始的时候并不大。随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越来越大。1859年，他支持了反对美国蓄奴制度的运动；当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约翰·布朗竟被逮捕，且被判绞刑处死时，他发表了为布朗辩护和呼吁的演讲，并到教堂敲响钟声，举行了悼念活动。此后他患了肺病，医治无效，于1862年病逝于康城，终年仅四十四岁。他留下了《日记》三十九卷，自有人给他整理，陆续出版，已有多种版本和多种选本问世。
他的一生是如此之简单而馥郁，又如此之孤独而芬芳。也可以说，他的一生十分不简单，也毫不孤独。他的读者将会发现，他的精神生活十分丰富，而且是精美绝伦，世上罕见，和他交往的人不多，而神交的人可就多得多了。
他对自己的出生地，即马省的康城，深感自豪。康城是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的首义之城。他说过，永远使他惊喜的是他“出生于全世界最可尊敬的地点”之一，而且“时间也正好合适”，适逢美国知识界应运而生的、最活跃的年代。在美洲大陆上，最早的欧洲移民曾居住的“新英格兰”六州，正是美国文化的发祥之地。而正是在马省的康城，点燃起了美国精神生活的辉耀火炬。小小的康城，风光如画。一下子，那里出现了四位大作家：爱默生、霍桑、阿尔考特和他，梭罗。1834年，爱默生定居于康城，曾到哈佛大学做了以《美国学者》为题的演讲。爱默生演讲，撰文，出书，宣扬有典型性的先知先觉的卓越的人，出过一本《卓越的人》，是他的代表作。他以先驱者身份所发出的号召，给了梭罗以深刻的影响。
梭罗大学毕业后回到康城，正好是他二十岁之时。1837年10月22日，那天他记下了他的第一篇日记：
“‘你现在在干什么？’他问：‘你记日记吗？’好吧，我今天开始，记下了这第一条。”
“如果要孤独，我必须要逃避现在——我要我自己当心。在罗马皇帝的明镜大殿里我怎么能孤独得起来呢？我宁可找一个阁楼。在那里是连蜘蛛也不受干扰的，更不用打扫地板了，也用不到一堆一堆地堆放柴火。”
那个条文里面的“他”，那个发问的人就是爱默生，这真是一锤定了音的。此后，梭罗一直用日记或日志的形式来记录思想。日记持续了二十五年不断。正像卢梭写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思想》一样，他写的也是一个孤独者的日记。而他之要孤独，是因为他要思想，他爱思想。
稍后，在1838年2月7日，他又记下了这样一条：
“这个斯多噶主义者（禁欲主义者）的芝诺（希腊哲人）跟他的世界的关系，和我今天的情况差不多。说起来，他出身于一个商人之家——有好多这样的人家呵！——会做生意，会讲价钱，也许还会吵吵嚷嚷，然而他也遇到过风浪，翻了船，船破了，他漂流到了皮拉乌斯海岸，就像什么约翰，什么汤麦斯之类的平常人中间的一个人似的。”
“他走进了一家店铺子，而被色诺芬（希腊军人兼作家）的一本书（《长征记》）迷住了。从此以后他就成了一个哲学家。一个新我的日子在他的面前升了起来……尽管芝诺的血肉之躯还是要去航海呵，去翻船呵，去受风吹浪打的苦呵，然而芝诺这个真正的人，却从此以后，永远航行在一个安安静静的海洋上了。”
这里梭罗是以芝诺来比拟他自己的，并也把爱默生比方为色诺芬了。梭罗虽不是出生于一个商人之家，他却是出身于一个商人的时代，至少他也得适应于当时美国的商业化精神，梭罗的血肉之躯也是要去航海的，他的船也是要翻的，他的一生中也要遇到风吹和浪打的经历的，然而真正的梭罗却已在一个安安静静的海洋上，他向往于那些更高的原则和卓越的人，他是向往于哲学家和哲学了。
就在这篇日记之后的第四天，爱默生在他自己的日记上也记着：“我非常喜欢这个年轻的朋友了。仿佛他已具有一种自由的和正直的心智，是我从来还未遇到过的。”过了几天，爱默生又在自己的日记里写：“我的亨利·梭罗可好呢，以他的单纯和明晰的智力使又一个孤独的下午温煦而充满了阳光。”四月中，爱默生还记着：“昨天下午我和亨利·梭罗去爬山，雾蒙蒙的气候温暖而且愉快，仿佛这大山如一座半圆形的大剧场，欢饮下了美酒一样。”在爱默生的推动之下，梭罗开始给《日晷》杂志寄诗写稿了。但一位要求严格的编辑还多次退了他的稿件。梭罗也在康城学院里做了一次题为《社会》的演讲，而稍稍引起了市民的注意。到1841年，爱默生就邀请了梭罗住到他家里去。当时爱默生大肆宣扬他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聚集了一班同人，就像办了个先验主义俱乐部似的。但梭罗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先验主义者。在一段日记中他写着：“人们常在我耳边叮咛，用他们的美妙理论和解决宇宙问题的各种花言巧语，可是对我并没有帮助。我还是回到那无边无际，亦无岛无屿的汪洋大海上去，一刻不停地探测着、寻找着可以下锚，紧紧地抓住不放的一处底层的好。”
本来梭罗的家境比较困难，但还是给他上了大学，并念完了大学。然后他家里的人认为他应该出去闯天下了。可是他却宁可回家乡，在康城的一所私立中学教教书。之后不久，只大他一岁的哥哥约翰也跑来了。两人一起教书。哥哥教英语和数学，弟弟教古典名著、科学和自然史。学生们很爱戴他们俩。亨利还带学生到河上旅行，在户外上课、野餐，让学生受到以大自然为课堂、以万物为教材的生活教育。一位朋友曾称梭罗为“诗人和博物学家”，并非过誉。他的生活知识是丰富的，而且是渊博的。当他孤独时，整个大自然成了他的伴侣。据爱默生的弟弟的回忆，梭罗的学生告诉过他：当梭罗讲课时，学生们静静地听着，静得连教室里掉下一支针也能听得清楚。
1839年7月，一个十七岁的少女艾伦·西华尔来到康城，并且访问了梭罗这一家子。她到来的当天，亨利就写了一首诗。五天后的日记中还有了这么一句：“爱情是没有法子治疗的，唯有爱之弥甚之一法耳。”这大约就是为了艾伦的缘故写的。不料约翰也一样爱上了她，这就使事情复杂化了。三人经常在一起散步，在河上划船。登山观看风景，进入森林探险，他们还在树上刻下了他们的姓氏的首字。谈话是几乎没完没了的，但是这个幸福的时间并不长久。
这年春天，哥儿俩曾造起了一条船。八月底，他们乘船沿着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做了一次航行。在旅途上，一切都很好，只是两人之间已有着一些微妙的裂纹，彼此都未言明，实际上他们已成了情敌。后来约翰曾向她求婚而被她拒绝了。再后来，亨利也给过她一封热情的信，而她回了他一封冷淡的信。不久后，艾伦就嫁给了一个牧师。这段插曲在亨利心头留下了创伤。但接着发生了一件绝对意想不到的事，1842年的元旦，约翰在一条皮子上磨利他的剃刀片刀刃时，不小心划破了他的左手中指——他用布条包扎了，没有想到两三天后化脓了，全身疼痛不堪。赶紧就医，已来不及，他得了牙关紧闭症，败血病中之一种。他很快进入了弥留状态。十天之后，约翰竟此溘然长逝了。
突然的事变给了亨利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他虽然竭力保持平静，回到家中却不言不语。一星期后，他也病倒了，似乎也是得了牙关紧闭症。幸而他得的并不是这种病，是得了由于心理痛苦引起来的心身病状态。整整三个月，他都在这个病中，到四月中他又出现在园子里了，才渐渐地恢复过来。
那年亨利写了好些悼念约翰的诗。在《哥哥，你在哪里》这诗中，他问道：“我应当到哪里去/寻找你的身影？/沿着邻近的那条小河，/我还能否听到你的声音？”答复是他的兄长兼友人，约翰，已经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了。他们结了绸缪，他已以大自然的容颜为他自己的容颜了，以大自然的表情表达了他自己的意念……大自然已取走了他的哥哥，约翰已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
从这里开始，亨利才恢复了信心和欢乐。他在日记中写着：“眼前的痛苦之沉重也说明过去的经历的甘美。悲伤的时候，多么的容易想起快乐！冬天，蜜蜂不能酿蜜，它就消耗已酿好的蜜。”这一段时间里，他是在养病，又养伤；在蛰居之中，为未来做准备，在蓄势，蓄水以待开闸了放水，便可以灌溉大地。
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说：“我必须承认，若问我对于社会我有了什么作为，对于人类我已致送了什么佳音，我实在寒酸得很。无疑我的寒酸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的无所建树也并非没有理由的。我就在想望着把我的生命的财富献给人们，真正地给他们最珍贵的礼物。我要在贝壳中培养出珍珠来，为他们酿制生命之蜜，我要阳光转射到公共福利上来。要没有财富要隐藏。我没有私人的东西。我的特异功能就是要为公众服务。唯有这个功能是我的私有财产。任何人都是可以天真的，因而是富有的。”
我含蕴着，并养育着珍珠，直到它的完美之时。
恢复健康以后的梭罗又住到了爱默生家里。稍后，他到了纽约，住在市里的斯丹顿岛上，在爱默生弟弟的家里。他希望能开始建立起他的文学生涯来。恰恰因为他那种独特的风格，并不是能被人、被世俗社会所喜欢的，想靠写作来维持生活也很不容易，不久之后，他又回到了家乡。有一段时间，他帮助他父亲制造铅笔，但很快他又放弃了这种尚能赢利的营生。
于是到了1844年的秋天，爱默生在瓦尔登湖区买了一块地。当这年过去了之后，梭罗得到了这块土地的主人的允许，可以让他“居住在湖边”。终于他跨出了勇敢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1845年3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方，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建筑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融，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了。”
7月4日，恰好那一天是独立日，美国的国庆，他住进了自己盖起来的湖边的木屋。在这木屋里，这湖滨的山林里，观察着，倾听着，感受着，沉思着，并且梦想着，他独立地生活了两年又多一点时间。他记录了他的观察体会，他分析研究了他从自然界里得来的音讯、阅历和经验。决不能把他的独居湖畔看做是什么隐士生涯。他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批判人生，振奋人生，阐述人生的更高规律。并不是消极的，他是积极的。并不是逃避人生，他是走向人生，并且就在这中间，他也曾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投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那发生于一个晚上，当他进城到一个鞋匠家中，要补一双鞋，忽然被捕，并被监禁在康城监狱中。原因是他拒绝交付人头税。他之拒付此种税款已经有六年之久。他在狱中住了一夜，毫不在意。第二天，因有人给他付清了人头税，就被释放，出来之后，他还是去到鞋匠家里，等补好了他的鞋，然后穿上它，又和一群朋友跑到几里外的一座高山上，漫游在那儿的什么州政府也看不到的越橘丛中——这便是他的有名的入狱事件。
在1849年出版的《美学》杂志第一期上，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用的题目是《对市政府的抵抗》。在1866年（他去世已四年）出版的《一个在加拿大的美国人，及其反对奴隶制和改革的论文集》收入这篇文章时，题目改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此文题目究竟应该用哪一个，读书界颇有争论，并有人专门研究这问题。我国一般地惯用了这个《消极反抗》的题名，今承其旧，不再改变。文中，梭罗并没有发出什么政治行动的号召，这毋宁说正是他一贯倡导的所谓“更高的原则”中之一项。他认为政府自然要做有利于人民的事，它不应该去干扰人民。但是所有的政府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更不用说这个保存了奴隶制度的美国政府了，因此他要抗议和抵抗这一个政府，不服从这一个政府。他认为，如果政府要强迫人民去做违背良心的事，人民就应当有消极抵抗的权利，以抵制它和抵抗它。这篇《消极抵抗》的论文，首先是给了英国工党和费边主义者以影响，后来又对于以绝食方式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印度圣雄甘地的“不合作运动”与“非暴力主义”有很大的作用，对于1960年马丁·路德·金，在非洲争取民权运动也有很大的作用，对托尔斯泰的“勿以暴抗暴”的思想也有影响，以及对罗曼·罗兰也有一些影响。
梭罗是一生都反对蓄奴制度的，不止一次帮助南方的黑奴逃亡到自由的北方。在1845年的消极反抗之后，他还写过《马省的奴隶制》（1854年）一文，他和爱默生一起支持过约翰·布朗。1859年10月，布朗企图袭击哈泼斯渡口失败而被捕，11月刑庭判处布朗以绞刑，梭罗在市会堂里发表了《为约翰·布朗请愿》的演说。布朗死后，当地不允许给布朗开追悼会时，他到市会堂敲响大钟，召集群众举行了追悼会。梭罗关于布朗的一系列文章和行动都是强烈的政治言行。
这期间，梭罗患上了肺结核症，健康明显地变坏。虽然去明尼苏达做了一次医疗性的旅行，但病情并无好转。他自知已不久人世了。在最后的两年里，他平静地整理日记手稿，从中选出一些段落来写成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他平静安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死于1862年5月6日，未满四十五岁。
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1849年自费出版了《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这书是他在瓦尔登湖边的木屋里著写的，内容是哥儿俩在两条河上旅行的一星期中，大段大段议论文史哲和宗教，等等。虽精雕细刻，却晦涩难懂，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印行一千册，只售出一百多册，送掉七十五册，存下七百多册，在书店仓库里放到1853年，全部退给作者了。梭罗曾诙谐地说，我家里大约藏书九百册，自己著的书七百多册。
他的第二本书就是《瓦尔登湖》了，于1854年出版。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甚至还受到詹姆斯·洛厄尔以及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讥讽和批评。但乔治·艾略特在1856年元月，却在《西敏寺周报》上给他以“深沉而敏感的抒情”和“超凡入圣”的好评。那些自以为是的，只知道要按照他们的规范，来规规矩矩地生活的人，往往受不了他们毫不理解的事物的价值，自然要把梭罗的那种有历史意义的行为，看做不切实际的幻梦虚妄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本书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业已成为美国文学中的一本独特的、卓越的名著。他一生所写的三十九卷手稿，是他的日记或日志，其中记录着他的观察、思维、理想和信念。他在世时的，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他去世后已收集、整理好，出版了的计有《旅行散记》（1863年）、《缅因森林》（1864年）、《科德角》（1865年）三种。他的全集出版有《梭罗文集》，有1906年的和1971年的两种版本。此外是他的日记，有《梭罗：一个作家的日记》《梭罗日记》两卷本、《梭罗日记之心》的精选本等。以上只是梭罗生平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下面再说一点他的这本书。
对于《瓦尔登湖》，不须多说什么，只是还要重复一下，这是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其分析生活、批判习俗，有独到处。自然颇有一些难懂的地方，作者自己也说过，“请原谅我说话晦涩”，例如那失去的猎犬、栗色马和斑鸠的寓言，爱默生的弟弟爱德华问过他是什么意思。他反问：“你没有失去吗？”却再也没有回答了。有的评论家说，梭罗失去过一个艾伦（斑鸠），一个约翰（猎犬），可能还失去了一个拉尔夫（栗色马）。谁个又能不失去什么呢？
本书内也有许多篇页是形象描绘，优美细致，像湖水的纯洁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绿；有一些篇页说理透彻，十分精辟，有启发性。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书，至今还未失去它的意义。在白昼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时读它还读不进去，似乎我异常喜欢的这本书忽然又不那么可爱可喜了，似乎觉得它什么好处也没有，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可是黄昏以后，心情渐渐地寂寞和恬静下来，再读此书，则忽然又颇有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处辨不出味道的章节，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肺，动我衷肠。到了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时，这《瓦尔登湖》毫不晦涩，清澄见底，吟诵之下，不禁为之神往了。
应当指出，这本书是一本健康的书，对于春天，对于黎明，作了极其动人的描写。读着它，自然会体会到，一股向上的精神不断地将读者提升、提高。书已经摆在读者面前了，我不必多说什么了，因为说得再好，也比不上读者直接去读了。
人们常说，作家应当找一个僻静幽雅的去处，去进行创作；信然，然而未必尽然。我反而认为，读书确乎在需要一个幽静良好的环境，尤其读好书，需要的是能高度集中的精神条件。读者最需要有一个朴素淡泊的心地。读《瓦尔登湖》如果又能引起读者跑到一个山明水秀的、未受污染的地方去的兴趣，就在那样的地方读它，就更是相宜了。
梭罗的这本书近年在西方世界更获得重视。严重污染使人们又向往瓦尔登湖和山林的澄净的清新空气。梭罗能从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这些生活之必需出发，以经济作为本书的开篇，他崇尚实践，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译者曾得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生暨夫人鼓励；译出后曾编入《美国文学丛书》，1949年出了第一版。1982年再版时，参考了香港吴明实的版本。译文出版社在第二版的编审过程中，对译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校订工作。对所有这些给过我帮助的人们，就在这里，深致感谢。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