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亚布力之前，有一天，我感到心脏不适，到同仁医院检查，发现心电图有改变。从亚布力回来，按照预约，我又去做了运动试验，即检测运动状态下的心电图，结果仍是阳性。近几年里，同仁医院已三次诊断我可能有冠心病，我自己将信将疑。最近常有胸闷背痛的症状，看来应该正视了。

到南极去，心血管病是最忌讳的疾病，因为那里没有急救的医疗条件。曾经有一个患冠心病的话剧演员去长城站，在返途的船上心梗而死。那么，还去不去呢？我不禁犹豫起来。

其实，即使没有健康方面的原因，我内心里对这次去南极也并非很坚定的。在那里待两个月，对于我是太长了。我舍不得离开我的爱妻和幼女这么久，也放不下手头正在做的一件很有意思的工作。我既不是去进行科学考察，也不是去探险，只是去那里看一看，获得一点儿实地的感受，有半个来月就足够了。我想象得到，长久地待在那样一片气候恶劣的荒土上，我一定会感到单调。

好友正来曾经如此责问我：“别人写不出东西来，所以需要走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找些貌似惊人的材料以吸引读者。你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自己想写的东西还来不及写，你为什么要去什么南极？”我闻言语塞。由于这件事成了新闻热点，我就更感到自己好像做了错事，有口莫辩。在内心中，我唯一能够原谅自己的理由是，我对南极毕竟怀有一种真实的好奇。

我几乎决定要打退堂鼓了。我无须考虑如何向媒体交代，也毫不在乎媒体会如何反应，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事，媒体说什么都与我无关。但是，我仍有一个顾忌，便是怕阿正为难。他辛苦数月，好戏终于要开场，在这节骨眼上，主角之一的我却突然拆台，未免对不住他。

事实上，极地办的负责人和本次考察队的随队医生知道了我的身体情况，已经明确表示，如果排除不了冠心病，就绝不能让我去南极。所以，阿正一再体谅地表示，如果真有病，就不要勉强，一切善后事宜由他去处理。同时，他却也表现出了明显的焦虑，叮嘱我立即做冠脉造影，以确诊有无冠心病，如果有，立即做搭桥手术，可保两年内不发生心梗。那意思是明白的，就是无论如何希望我成行。做冠脉造影要在小腿上开一个洞，把一根管子插进去一直通到心脏，我可不想在并非十分必要的情形下受这个罪。凑巧的是，刚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说安贞医院进了一台专做心功能检测的磁共振扫描仪，能够毫无痛苦地查明心肌是否缺血以及缺血的部位。阿正知道后，嘱我立即去做这个检查。令人高兴的是，检查结果正常。医生解释说，这不能排除冠脉硬化，但至少能够说明即使有硬化也尚未严重到使心肌缺血。这个结果在客观上已足以中止我的犹豫了。

终于到了动身的这一天了。

早晨8时许，我和妻把两只大箱子拖出家门。小宝贝在沙发上玩儿，我对她说再见，她看着我，也说了一声再见。合上门，朝电梯走去，心里甚感落寞。这次南极之行，最使我牵挂的是这个仅两岁五个月的女儿，她太小，令我放心不下，她太可爱，令我舍不得。没想到的是，她好像也意识到了我这次出门不同往常，小小的年纪竟会表达恋恋不舍之情了。近些日子，由于我们经常谈论，她已经知道爸爸要去一个叫南极的地方，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远的地方。昨天，我们带着她去了一趟海洋局，她看见记者采访的场面，好像明白了我很快要走。返途的汽车里，她坐在我怀里，突然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来：“爸爸不要去南极了吧，我不让你去南极。我想你，想得不得了。”然后，仿佛自言自语似的，把“想得不得了”这句话重复了十几遍。

妻开车送我到机场。一路上，我们话语不多。自结婚后，这是我们第一次长久的离别，我又是去那么遥远并且在传说中那么险恶的地方。她是始终不愿意我去南极的，可是一旦成行，她十分配合，还特地请了两天假，替我做行前的准备。此刻我坐在她身边，悄悄端详着她的神情专注的脸庞，心中弥漫开依恋之情。据说去南极的人有必要给亲人留下遗嘱，我终于没有留。我没有留，因为我一定要平安归来，和我的亲人团聚。不要说什么万一，我不允许万一发生。

在踏上征途之时，我想念的还有我的朋友们，行前的忙乱使我无暇与他们一一道别。在北京时，我们各人忙自己的事情，见面也并不多，但一旦远别，他们的影子便在我眼前盘旋不去。

进了安检口，送行的人被挡在外面。回头望，妻和另一女子并肩而立，她们各朝自己的丈夫不停地挥手，妻笑着，那女子哭着。我暗暗赞赏妻，她这时显得很有器度，甚至没有忘记无人送行的何怀宏，亮亮的嗓音喊着我和何的名字，一声声道再见。

你一走进国际出发的门厅，便发现那里已经很热闹，身着统一蓝色羽绒服的考察队员聚集在一条红布横幅周围，扛着摄影器材的记者们在其间穿梭忙碌。若干名不知何方的记者在大门口就把你截住，你以为是要你谈临行的感想，正欲推辞，没想到他们问的是你对唐师曾参加南极考察的看法。你知道唐是有传奇经历的名记者，在同行眼里是一个英雄，于是你宽容地一笑，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了几句好话。你巴不得记者们都去包围别人，把你留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

就在出发前几天，你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不再轻信媒体》。当今一些媒体记者丧失起码的职业道德，把采访得来的材料先断章取义，后添油加醋，任意搓捏和歪曲，以满足自己和庸众的低级趣味，已令你忍无可忍。即如对于这次人文学者南极之行的报道，也多在编花絮、弄噱头，个别记者已到了肉麻当有趣的地步。所以，在勉强接受过一次采访之后，你便拒绝采访，并且懒得再看有关的报道，只觉得这一切都和你无关。在你心目中，南极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千古纯净，超越于人类的一切污染包括新闻污染之外。如果说你珍惜这次南极之行，那也正是因为你预期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安静的机会，可以安心静思。你绝不愿意把一次心灵旅行蜕变为一个新闻事件，一次安静的心灵旅行可以使你终身受益，而一切吵吵嚷嚷的新闻事件都仅是过眼烟云罢了。

我们乘法国航空公司的班机，7日11时左右从北京起飞，当地时间8日下午2时飞抵圣地亚哥。智利是离中国最远的国家，这次航行是我生平历时最久的一次飞行，全程两万余公里，飞行二十八个小时，途中在巴黎停留九个小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停留一个小时，总计三十八个小时。

在巴黎停留时，因为没有签证，不能出机场。天下着细雨，更令人有一种幽幽的惆怅。正是北京入夜时分，无聊加上瞌睡，几乎每个人都在候机厅的椅子上睡着了一会儿。候机厅的设计别具一格，像一个巨大的透明机舱。巴黎机场的设施十分先进，仅举一个小例子：把旅客从飞机接到机场大厅的汽车，底盘是一个折叠式的升降机，可以把汽车一端的出口与候机厅的入口衔接得天衣无缝。我不禁想起不久前发生在这个戴高乐机场的协和飞机空难。人们很容易轻信技术，在先进技术的伺候下产生一种安全感，哪里想得到最惨烈的灾难会降落在享受最先进设备的幸运儿头上。

从巴黎起飞，已是当地的深夜。我得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透过小窗户，我看见巴黎的灯火像一串串明亮的珍珠散落在黑夜里。飞机渐高渐远，珍珠渐渐稀少，光芒渐渐微弱。终于，窗外是深不可测的无边的黑暗了。

在座位前的电视荧屏上随时可以查看飞机的飞行方位。我们始终飞行在一万余米的高空，在飞越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于当地时间23时许进入大西洋上空。次日凌晨4时许，飞越赤道。5时许，进入南美洲大陆上空。人们大多在沉睡，我发现东侧有一个小窗户的挡板打开了，框出了一块亮丽的朝霞，接着便是喷薄的日出。

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圣地亚哥只有不到两小时的航程，在这最后一程中，却看到了整个旅程中最美的景色。天气异常晴朗，从一万米的高空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地上的景物。丘陵和田野向后退去，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突然，机翼下出现了连绵的暗红色山脉，山顶皆覆盖着白色的积雪，沿山谷向下辐射，仿佛白色斗篷裹着强健的肌肉。那是安第斯山脉。越过安第斯山，就进入智利境内了。飞机降落时，又看见了海。从地图上看，智利正是夹在安第斯山脉与太平洋之间的一个狭长条。

抵达圣地亚哥之后，滨鸿通过一个转弯抹角的关系，与这里的一个华人联系上。来了两个人，各开一辆车，带我们去游览。

先到圣母山，山顶有一座巨大的白色大理石圣母雕像，还有一座小巧的圣母教堂。那座圣母雕像丰满而家常，像一个普通妇女，很有人情味。在另一处的一个教堂里，我也发现圣母的雕像比耶稣的雕像大。智利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但我尚不明白，为何盛行圣母崇拜。圣母山是市区的制高点，从这里可以俯瞰市景。据介绍，智利共1500万人口，其中600多万居住在圣地亚哥。房屋密集而散布面却很宽，看上去比较陈旧。乘车穿行市区时，我也发现这里的建筑陈旧却不古老，这是一个没有悠久历史的发展中国家。不过，一些富人区的幽静美观已赶上了发达国家。

在一家餐馆里大吃烤肉。然后，驱车穿过圣地亚哥西北方向的城市瓦尔帕莱索，到达与之毗连的海滨小城维尼亚-德尔马。这个城名直译是“海的葡萄园”，使我想起了聂鲁达的一本题为《葡萄园的和风》的诗集。我们在海滩上坐下。海上浪很大，邵和何下海了，在浪里跳跃着。我没有带游泳镜，怕海浪会把轻飘飘的树脂眼镜冲跑，就只在离岸不远的浅水里站了一会儿，被讥为涤足。海滩上满是躺着晒太阳的人，基本上是智利当地人。有两个姑娘在打沙滩板球，剪影很优美。一个小贩扛着货架兜售纸做的小玩具，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尾随着他，眼巴巴地盯着他肩上的货架。

在圣地亚哥住了两个整天，住在极地办的招待站里。第二天，因为新任驻智利大使要来看望大家，让大家别离开。大使是中午来的，谈到长城站的艰苦，潇洒地说，二月份中央代表团到那里的时候，不要特意招待，就让他们睡地铺。这话引起了一阵喝彩。大使在这里吃午饭，他自己受到了特意招待，我们借光吃到了比平时丰盛得多的伙食。

晨6时离开住地去机场。8时15分，飞机起飞。一个多小时后，在一个叫Valdivia的地方停留半小时，我们不下机。12时许到达地球上最南端的城市彭塔阿雷那斯。全程两千余公里。

飞机刚离开圣地亚哥，可以看见下面是丘陵和农田，天边是雪山。随着高度增加，雪山也降到了我们的脚下，仿佛有一层看不见的玻璃罩在大地上空，在这玻璃上面，这里那里堆着一簇簇白云，而雪山的尖顶穿破玻璃耸立着，像一顶顶白帐篷。有的雪山四周堆满了云，云也像雪堆，分不清哪是云哪是雪。不知何时，窗外只见连绵的云层了。我注意到，如果下面是山谷，云就稀少，地面景物历历可辨，如果是平原，则往往有浓密的云层遮蔽。

当飞机再次下降时，透过小窗看见了大海。飞机在海面上转了一个弯儿，降落在简陋的机场上。机场外的公路紧邻大海，天格外开阔，也格外蓝，满天白色的云朵。大巴载着我们穿越城市，驶向旅馆。这是一家叫Savoy的小旅馆，是中国考察队固定的下榻点，居室还算整洁舒适。

住处也近在海边。也许，这个小城市的任何位置离海都不远。我们到海边去。不知什么原因，近岸的大片海水都呈铁锈色。海滩上到处是垃圾。从海边小巷拐到主街，主街是一条林荫路，一头通往机场，另一头连着全城主要的商业街。林荫路上有一些雕塑，印象最深的是麦哲伦雕像和牧羊人群雕。路侧有一个墓园，栽着许多按照意大利风格精心修剪和排列的柏树。商业街的尽头是军人广场，又有一座很气派的麦哲伦雕像。当年麦哲伦正是从这里经过，发现了南美洲大陆。从地图上看，彭塔与火地岛之间的海峡也是以麦哲伦命名的。

彭塔多军人，是个军事基地。这里是从智利通往南极的跳板，看到旅游商店出售的纪念品多企鹅形象，令人想到南极已经不远了。

第二天，因为要赶飞机，清晨4时就起床了。早餐后，走出旅馆，城市仍在安睡，街上静悄悄。朝东望，街的尽头连着大海，海面金光耀眼，街角的一栋房子沐浴在这光芒中，宛如镶着金子的边框。我想起了尼采的句子：在霞光里，连最贫穷的渔夫也摇着金桨。

6时许，大巴把我们运往机场。我们在一座像仓库一样的大房子前下车，把行李搬进这大房子。那里有许多穿着迷彩军装的智利军人，是机场的服务人员。还有若干个穿黄色军装、佩戴智利考察队标志的年轻人，包括三名女性，将和我们同赴乔治王岛。临登机前，我们每个人在一张被称作生死状的纸上签了名，其中写明，如发生意外的事故，乘机者愿意认命。在签名时，大家说说笑笑，使这誓死的仪式化作了游戏。倘若不是集体行动，每个人皆作为个别的人签这样的名，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心情吧。

我们乘坐的那架大力神军用运输机就停在不远处，绿色的机身，看上去很精悍。登机了。机舱里光线幽暗，舱壁上只有不多几个小窗口，客舱与驾驶室之间没有阻隔，连成一体。坐定后环顾，整个机舱像一个长形的帐篷，内壁绷满了帆布，有四排竖向的座位，也是帆布的，靠背用红布带编结而成，大约可以载五六十人。8时起飞，飞行十分平稳，但发动机的噪音极大，智利军人都戴上了耳机，我们则用法国航班上发的小耳塞塞住了耳朵。两个多小时后，飞机穿越云层下降，从身后的小圆窗可以看见海，接着看见一块大雪糕，那是冰盖的一角。乔治王岛到了。

飞机降落在智利站的机场上。走出机舱，立刻遭遇大风，吹得人直不起腰。可是，天气十分晴朗，映入眼帘的是辽阔的蓝天、巨大的雪堆和盘旋的大黑鸟。那大风，那异样的景象，使人感觉好像是在别的星球着陆了。

俄罗斯站出动了两辆破旧的装甲车，我们挤在里面，一路颠簸，到达长城站。 XP0SKyOeK6bReD6vBQe+2RbUsY3dNWzzBipfL0KwgIDO32V4bU8jgkQpInFgBK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