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半年前，有某占卜者拦住我，预言我将要去南极，我一定会斥为信口胡言。然而，五个月前，确实有一个人特地飞到青岛，亲口对我说了这话。他不是一个占卜者，而是鹭江出版社的编辑阿正。

当时，我正在青岛出差，给一项竞赛担任评委。评委之中，还有葛剑雄教授。在我们下榻的旅馆里，阿正兴奋地向我们谈了他的计划。他的想法是，组织若干位人文学者去南极体验生活，然后每人从自己的学科视野出发写一本书，这项活动的经费将由鹭江出版社赞助。他引以自豪的是，这一举动在世界上是首创性的，迄今为止还不曾有组织地让人文学者去南极。至于人选，我和葛是他心目中的首选，其余的尚未确定。

去，还是不去？他等着我的表态。

我犹豫片刻，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我心中的想法是：答应了再说，谁知道能不能办成呢。在我看来，这个计划虽非信口胡言，却也够得上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了。老天，那是南极啊，要花多少旅费，还要经过怎样繁复的审批程序。即使得到批准，像我这样的体格能否通过体检，也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回北京后，我照常做着我的工作，没有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在那一头，阿正认真地推进着他的计划。忽一日，他通知我们到国家海洋局极地办公室开会。坐在那间朴素的办公室里，看着他招募来的其他各位好汉，听着极地办主任介绍南极科学考察情况，我发现事情越来越像是真的了。接着，心理测试和体检顺利通过。接着，国家海洋局的批件下来，我们被列入中国第十七次南极考察队正式队员的名单。公务护照业已办妥，日程业已确定，不到一个月，我们就要动身了。至此，事情的真实性已经无可怀疑。

这么说，我真的要去南极了？

我应该承认，我压根儿没有做过南极探险梦，因此，现在也就没有梦想成真的感觉，反倒觉得身不由己地掉进了一个梦境里。

“你说一说你决定去南极的三个最主要的理由。”即将同赴南极的邵滨鸿给我出题。

我回答：“第一，是因为南极的特别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观，第二，是因为机会难得，至于第三个理由……没有了，也不需要了。”

的确不需要了。天上掉下一个机会，恰好掉在我的头上。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想到要去争取，即使争取也未必争取得到。现在既然掉在了我的头上，我也就没有理由推辞。

有关消息通过媒体传开以后，朋友们普遍感到惊奇，惊奇之余，有的表示羡慕，有的表示担心。这两种反应都很正常，因为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南极是一片既神秘又危险的土地。

南极的魅力不容置疑。闭着眼睛想象一下吧：在那个晶莹的冰的世界里，没有人烟，没有污染，空气无比洁净；冰架向大海伸展，海面上布满大小不等的冰山，在阳光下闪射奇异的光芒；海滩上栖息着无数憨态可掬的企鹅，海豹在岸边自由地嬉戏。

可是，南极的危险也不容忽视。张开耳朵听一听南极的“世界之最”吧：最冷，年平均气温-17℃，冬季低于-40℃，最低曾测到-89.2℃；风暴最频繁最猛烈，局部地区风速可达每秒85米以上；冰雪最多，占全球总储量的90%，冰盖终年覆盖整个大陆，平均厚度2450米，最大厚度4750米；最干旱，有“白色沙漠”之称，会使你的指甲一片片脆落。

何况还有全球最大的臭氧洞，在紫外线直射之下，用不了几小时，你的脸就会脱皮和变黑。

与在南极长期生活过的老队员聊一聊，每个人都会告诉你一些较轻微的惊险的经历。那些最严重的惊险的经历无人能够告诉你，然而记录在案。冰盖下有许多冰缝，大者深几百米，宽几十米，皆被茫茫白雪掩盖着，某年某月，某国考察队连车带人掉了进去，从此永远消失。暴风雪常常突如其来，如白色幕布推进，刹那间把人裹住，能见度为零，加上不可抵挡的风速，某月某日，某人被困冻死或者被刮得不见踪影。

现在我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的身体能行吗？”问者大致是指南极的冷，担心我不能适应。我原先也以为最严峻的考验是寒冷，在了解情况后，这一层顾虑解除了。事实上，我们将要去的长城站位于南极洲最温暖地区之一的乔治王岛上，又正值那里的夏季，平均气温在零度上下，比北京的冬季还暖和。那个地区气候的最大特点不是冷，而是极地气旋的活动剧烈，暴风雪频繁。在夏季，还要留心冰盖和冰架的边缘融化，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

天平的两端，一边是诱惑，一边是危险，孰重孰轻？

对于探险家来说，危险也是诱惑，甚至是最大的诱惑。可是，我不是探险家。即使是探险家，快乐也在于征服危险，胜利归来。上世纪初英国著名探险家沙克尔顿几度远征南极和北极，名垂史册，而他在征途上写信给妻子说：“我猜你宁愿要一头活驴，也不要一头死狮。”我欣赏他的幽默和健康。我深知我连说这话的权利也没有，对于我来说，死了也不成其为狮子，选择只在活驴和死驴之间进行。

所以，在出征之前，我要向我的妻子及刚两岁多的女儿保证，我一定把安全放在首位，平安归来。

我几乎是一个地理盲，因为要去南极，才认真查看了一下世界地图。这一看才发现，原来地球上的陆地都集中在北半球，南半球陆地极少，基本是连绵的海洋。北极无洲，但是被有人居住的陆地环绕着。南极有洲，但是与有人居住的陆地远隔重洋。难怪南极洲的发现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了。

最早断言南极洲的存在的是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认为，已知世界的反面必有一块土地，以维持平衡，他们称之为对应地（Antichtone）。希腊人用Arktos一词指大熊星座，也指其下的北极地区，于是造出Antarktos一词指相反的地区。

可是，从这个词的存在，到这个词所指的地区的发现，经过了漫长的两千多年。

一直到十八世纪，又是哲学家率先开始空想，把南半球大陆描绘为新的伊甸园，一片炎热富饶之地，那里住着纯真、自由、未被文明污染的“高贵的野蛮人”，过着幸福而又悠闲的生活。

为了寻找这个乌托邦，一批又一批探险家启程了。1773年，英国海军上校库克第一个穿越南极圈，但是未发现陆地。1819年，俄国探险家别林斯高津到达了离岸比较近的海面，他很可能是第一个看见南大陆的人。

在南极探险史上，挪威的阿蒙森是幸运儿，他于1911年12月首先到达南极点，那个南纬90°的地方。与他同时，英国的史考特也在向同一地点跋涉，困于暴风雪而迟到了一个来月。他在极地读到阿蒙森留下的语含得意和讽刺的信：“亲爱的史考特队长，你们很可能是在我们之后最先到达这里的人，我可以请您把附在此信内的一封信送给哈康七世国王吗？留在帐篷里的装备，如果还能对你们有点儿用处，请不要犹豫，取去用吧。衷心祝愿返程一路顺风。”不幸的是，史考特的返程比来程更加不顺，他和他的同伴都死在了返途上。后来，人们在一顶帐篷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和一封写给全体英国人民的绝笔信，信中的话语令人肃然起敬：“我并不后悔做这次探险，它证明了今天的英国人仍能勇敢面对死亡。”

为了一窥极地的秘密，多少探险家前赴后继，创下了可歌可泣的业绩。法国的夏尔科几乎毕生漂流在两极地区，最后终于船沉北冰洋。在探险生涯中，连他自己也对这种不可遏止的探险热情的来由感到困惑，曾经如此自问：“两极地区荒凉可怕，那空前的诱惑力从何而来？”哲学家和探险家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人，前者以沉思为人生至乐，后者渴望最直接的行动。现在，作为一名哲学的学生，我要去一切探险家最向往的那个地方了。这次行动与我以往的全部生活形成了巨大反差，我不敢断定的是，最后我是否也会领略到哲学家所陌生的和探险家所热衷的那种空前的诱惑力。

我们的这次行动有一个题目，叫作“极地沉思”。针对于此，常有人问我：“你打算如何沉思，沉思什么？”我的回答永远是：不知道。

我的确不知道。在这方面，我没有任何打算，不做任何计划。我无法预先去设计一种“沉思”，尤其是一种在我从未到达过的地方的“沉思”。一切都要到时候再说。到时候我也不摆“沉思”的姿态，一切都顺其自然。

当然，书是要写的。我应该写，也愿意写。在那样一个极端环境里，我应该会看见前所未见的事物，获得前所未有的感受。我一定要勤快地记下我的所见所感，因为那是一笔不该丢失的财富。我从来喜欢思考一些世界和人生的道理，到了那里，我的思考大约不会中断，我要一如既往地记下我的思考。这些就是我要写的书的素材了。

也许人们有一种期待：为了这不寻常的经历，你的思考应该发生一个飞跃，你应该写出一本不寻常的书。不，我不许这个诺。会不会发生飞跃，也要顺其自然。顿悟不可制造，制造出来的绝不是顿悟。

据说现在流行“走的文学”，走西藏，走新疆，走欧洲，走世界文明源头，如此等等。然而，迄今为止的事实证明，精心策划的走并没有创造出文学的奇迹，谁是什么样的人，谁就依然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我非常感谢阿正和他所在的出版社，让我一下子走得比许多人都远，走到了地球的末端，我的报答就是保持真实，写出一本如我所是的书来。 VI7Wpt3hC3O+CfzKb6tddrQ1fpK0ZgYTciI6qOqd5GR65w9pdqFjW/b+2DT7Ju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