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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 极限体验与文化差异

谈到南极,人们爱用一个词:极限体验。据我看,像我们这样住在暖和的房子里,在离住房不远的范围内走动一番,站在海边看一会儿云、波浪和企鹅,天气好的时候,有组织地上某一个冰盖瞧瞧,是谈不上极限体验的,这个词对于我们始终是一个浪漫的夸张。

不过,就在这乔治王岛上,极限体验仍然是可能的,也确实是存在的。

昨天晚饭时,来了两个捷克客人,他们坐在我们的餐厅里,只喝茶,不吃饭。听说除了这两个男人,还有一对父女,也是捷克站的成员。所谓捷克站,只是姑妄称之,与这个岛上别国的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乔治王岛上,共有八个国家建站,即智利站、俄罗斯站、韩国站、乌拉圭站、阿根廷站、巴西站、波兰站以及我们的长城站。这些站都是以国家的名义建立,由国家拨款维持的。唯有捷克站不是国家所建,而是纯粹的民间行为。在纳尔逊冰盖的边缘,也许一开始有几个捷克人在那里盖了一间简陋的屋子,供临时藏身之用,后来每年会有个别爱冒险的捷克人步他们的后尘,也到冰盖上来体验生命的极限,那屋子就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营地。纳尔逊是一个小岛,在长城站南面,基本被冰盖覆盖,无人居住,捷克人就在那里尝试过一种与世隔绝的最简单的生活。去纳尔逊岛要渡过一道海峡,所有的人都是依靠机动橡皮艇越过这海峡的,唯独捷克人坚持要使用手划的橡皮艇,这也是他们极限体验的一个部分。若干年前,两个捷克人驾舟渡海,永远地消失在风浪中了。最近风大,几个捷克人就在长城站附近临时宿营,等候天气好转。

使我们惊讶的是,我们未见到的那一对父女,那个女儿竟然只有七岁,我们站上有人遇到过这个女孩。听说他们的宿营处就在我们站的油罐后面,今天晚饭后,我们结伴去寻访他们。

先到油罐后面,未发现有人宿营的迹象。我们沿着海岸继续南行,登上一个小山头,远处隐约可见一个四方的物体,像是一座小房子。下山要越过一大片积雪,不知地形深浅,想到失足冰缝的危险,投足不免踌躇起来。不一会儿,我们几人已经走散。四望无人,左边是大海、白浪、雪岛,右边是起伏的山,头顶盘旋着一群燕鸥,不时有一只燕鸥向我俯冲,发出尖利的叫声。终于走到了那个四方物体前,邵、何已经先我到达,我们三人一起察看,发现那是一个用废弃集装箱做的避难所,里面有一些简单的行李,附近还支着一顶帐篷,帐篷里放着睡袋。那么,是这里了。可是,不见人影。

我们继续前行,攀上一座积雪的山峰。山峰的那一边,纳尔逊冰盖浮在夕阳里,像一座巨大而剔透的冰山。西沉的夕阳依然耀眼,从冰盖右后方照来,背光的效果使得海水黝黑,冰盖闪射神秘的青光。回头望,雪中耸立着一块血红的石峦。密集的燕鸥群在天空鸣叫飞舞。我们无言地伫立在崖边,伫立在寂静中,向纳尔逊致敬。

就在这个海中孤岛上,这片充满不测的荒凉冰原上,一个父亲带着他的七岁的女儿,他们要共同体验生命的极限。我也是一个父亲,我有一个更年幼的女儿,但是,哪怕我的女儿长到了七岁,长到了不止七岁,我都不会带着我的女儿来冒这样的险。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人的血管里,流的是父慈子孝的血,而不是冒险的血。即如在这极地,或者毋宁说正因为在这极地,我们站里格外强调集体行动,强调安全第一,个人化的冒险行为是大忌,难怪迄今为止在南极丧生的都不是中国人了。那么,看来所谓极限体验是求之者有,避之者无,基本上是一种文化现象。

在一定意义上,极限体验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试验,试验的目的是测定生命的极限在哪里。

所谓生命的极限,可以从两个方向上理解。向下理解,即生命得以维持的最低限度的条件,这条件包括能量的摄入、器具的使用和社会的交往等,这些都要降到最低限度。试验的方式是苦行和隐居,吃最少的食物,住最简陋的居处,尽量不用现成的人工制品,尽可能不与社会发生联系,其极端者便是野食穴居,回归原始人的生活。向上理解,即生命能够战胜的最高限度的危险,这危险主要指威胁生命的自然环境和自然力量,例如沙漠、海洋、激流、高峰、火山、冰盖、暴风雪,等等。试验的方式是冒险性质的体育运动,如冲浪、漂流、滑雪、攀崖,以及以沙漠、险峰、汪洋、极地等生命禁区为目标的探险旅行。

人为何会有寻求极限体验的冲动呢?很可能是因为,正是在逼近生命极限的地方,人的生命感觉才最为敏锐和强烈。从生命的观点看,现代人的生活有两个弊病。一方面,文明为我们创造了越来越优裕的物质条件,远超出维持生命之所需,那超出的部分固然提供了享受,但同时也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得复杂,离生命在自然界的本来状态越来越远。另一方面,优裕的物质条件也使我们容易沉湎于安逸,丧失面对巨大危险的勇气和坚强,在精神上变得平庸。我们的生命远离两个方向上的极限状态,向下没有承受匮乏的忍耐力,向上没有挑战危险的爆发力,躲在舒适安全的中间地带,其感觉日趋麻木。因此,在实质上,对极限体验的追求是对现代文明的抗议和背叛,是找回生命的原始力量和原初感觉的努力。

可是,生命的极限究竟在哪里呢?所谓极限,岂非在不达与过之间,而不达就不是极限,稍过就丧失生命,因而最后唯有死亡才能标出极限的所在?事实上,对极限体验的追求确实具有向死亡进军的趋势。苦行的结果即使不是冻馁而死,至少也会严重损害健康。探险家倘若不克制自己的探险冲动,不断地向更大的危险冒进,死于某一似乎偶然的险情几乎是他的必然结局。那么,以损伤乃至丧失生命为代价来体验生命的极限,这究竟是否值得?或者,是否只应该有节制地进行极限体验,把它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程度之内?我向自己提出了这一系列问题,同时立刻意识到,我这样提问很可能仍然是循着中国人的秉性在思考。然而,我无法设想,有冒险精神的西方人可以不面对这些问题。 WDOSifa08s4inZIreO9ehcaqZAGFtnH6FgYcCbt2eSX2kMII3qaKHWESyDMV3G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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