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几个星期之后，米兰达才有空去挑选亚当的性格。她父亲病了，她要经常去索尔兹伯里照顾他。她还要写一篇论文，题目是十九世纪谷物法改革及其对赫里福德郡某镇某街道的影响。大家称为“理论”的学术运动，已在社会史领域中“刮起旋风”——她这么说的。她以前学习的大学比较传统，教的是对历史进行老式的陈述，所以她要学习一套新的词汇、一种新的思维方法。有时候，我们并排躺在床上（吃龙蒿烤鸡的那个晚上非常成功），我听着她抱怨，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和样子显露出同情。现在，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进行假定，已经不合时宜了。只有需要考量的历史文献，对待历史文献的不同学术方法，以及我们自己与那些方法之间的不同关系，而决定这一切的，是意识形态语境，是它们与权力、财富、种族、阶级、性别以及性取向的关系。

在我看来，这一切并非没有道理，但也不是那么有趣。不过我没有说出来。米兰达无论做什么、想什么，我都要鼓励。爱情是大度的。而且，我也愿意认为，往者不可追，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不外乎今天留下的蛛丝马迹而已。用这种新的眼光来看，过去就没那么重要了。我正处在自我重塑的过程中，急于忘记我的近期历史。那些愚蠢的选择，都过去了。我期待着和米兰达一起的未来。我即将步入中年，正要清点一下我的人生。我每日生活中，都带着逐步累积的历史证据，那是我的过去馈赠予我的，而我打算销毁那些证据：孤独、生活拮据、居住环境简陋、生活没有希望。在与生产方式的关系之中，我处在什么位置，我完全没有概念。没有我的位置，我常常这样想。

购买亚当，进一步证明了我的失败吗？我不确定。凌晨醒来——在米兰达身边，有时候在我的公寓，有时候在她的公寓——我在黑暗中召唤着旧式铁路轨道上使用的那种转辙拉杆，一拉就能将亚当送回到店里去，把钱还到我的账户上。白天，这个问题更加发散、更加微妙。我没告诉米兰达亚当说过她的坏话；我也没告诉亚当，米兰达将参与设定他的性格——好像是对他的惩罚一样。他提醒我留意米兰达，对此我嗤之以鼻，但他的大脑——如果能称作大脑的话——让我很感兴趣。他的外表英俊健美，透着些粗野气，他会自己穿袜子，他就是技术上的奇迹。他价格昂贵，但我这个“电路俱乐部”的孩子就是舍不得放手。

我输入了我的选择，用的是卧室里那台旧电脑，亚当看不见。我决定隔一个问题回答一个问题，这种融合方式——也就是我们自家版本的基因重组——应该具备足够的随机性。现在，我掌握了方法，还有合作伙伴，就可以轻松地去完成这个过程了，而这个过程慢慢开始有了某种性爱的意味：我们这是要造出一个孩子呢！由于米兰达的参与，我就不会自我复制。基因的比喻有帮助。我一边浏览着一系列愚蠢的陈述句，一边做出选择，或多或少都和自己的性情相似。无论米兰达的方法与我相同还是不同，我们最后都会造出第三个人来，具有全新的性格。

我不打算卖掉亚当，但“恶意撒谎”那句话让我耿耿于怀。看产品手册的时候，我读到过关于关闭按钮的描述。他脖子后面什么地方，就在发际线下方，有个凸起的小开关。我只要一根指头放在上面，大约三秒钟，然后用点力，他的电源就会被关闭。文件、记忆、技能等等，都不会丢失。第一次和亚当在一起的那个下午，我不愿意去碰他的脖子，或者他身体的任何部分，所以我一直等到当天晚些时候，等到我和米兰达的晚餐圆满结束。下午我坐在屏幕前面买进卖出，亏了一百十一镑。走进厨房的时候，我发现锅碗瓢盆都堆在水池里。我本可以让亚当帮忙清理，以测试他的能力，但那天我处在一种奇怪的亢奋状态。和米兰达有关的一切都光芒四射，甚至包括她那些凌晨将我惊醒的噩梦。我放在她面前的盘子，从她嘴里进进出出的那把幸运的叉子，她嘴唇亲吻酒杯留下的那浅浅的弧形痕迹，这些都只能归我处理和清洗，不能交给别人。于是我便开始清洗。

在我身后，亚当还在桌边坐着，目光凝视着窗户那边。我清洗完毕，一边用小毛巾擦手，一边朝他走去。尽管我心情愉悦，我无法原谅他的不忠。他还要说什么，我也不想听。他需要学习日常礼貌的界限——对他的神经网络来说，应该不算什么挑战。他在启发式学习方面的缺陷，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等我进一步了解，等米兰达完成她的选择，他可以回到我们的生活中。

我保持着友好的语气。“亚当，我要把你关掉一段时间。”

他脑袋转到我这边，停顿了一下，侧到一边，然后又侧向另一边。根据某位设计师的理解，意识就是通过这样的动作表现出来的。这让我感到厌烦。

他说：“恕我直言，我认为这是个坏主意。”

“这是我的决定。”

“我一直在享受思考的乐趣。刚才我在思考宗教和来生。”

“现在不谈这个。”

“我想，有些人相信除了此生，还有其他生命，他们会——”

“够了。别动。”我一只手从他肩膀上面伸过去。他温暖的气息吹在我胳膊上，我想，要折断我的胳膊，对他来说轻而易举吧。用户手册上用黑体字引用了艾萨克·阿西莫夫那条被人不厌其烦反复强调的“机器人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可伤害人类，亦不可不行动而任由人类受到伤害。”

我无法用手摸到那个按钮。于是我走到亚当身后，那儿，和描述的一样，就在发际线处，有一个突起的小按钮。我把手指放在上面。

“这件事我们先谈一谈行吗？”

“不行。”我按下按钮，他发出极低的、嗡嗡的叹息声，然后便松弛了下去。他的眼睛还是睁开的。我拿来一床毯子，将他罩起来。

关闭亚当后的日子里，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米兰达会爱上我吗？英国舰队到达阿根廷战斗机攻击范围之内，会不会遭到法国制造的飞鱼导弹的袭击？在我懵懵懂懂、即将入睡的时候，或者早晨起床前在那半梦半醒、云遮雾罩的无人之境中停留的那几秒钟里，这两个问题就会冒出来，空对舰导弹成了爱情之箭。

米兰达让我感到放心而又好奇的是，她对待那些选项非常轻松，事情来了，她就全力以赴地跟着走。那天晚上她来吃饭，我们吃吃喝喝，两个小时过得很愉快，然后我们关上卧室的门挡住亚当，开始做爱。随后我们聊天，直到夜深。吃完龙蒿烤鸡之后，如果她在我脸颊上吻一下，上楼回到自己床上，拿起一本历史书读一会儿，然后睡觉，她同样可以做得轻松自如。对我来说，那是希望在瞬间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得到满足的重大时刻，但对她来说，那不过是喝完咖啡之后又额外上了一道不错的菜，令人愉悦但毫不意外。比如巧克力。或者一杯好格拉巴酒。我赤裸的身体、我的柔情，在她身上效果不显，而她光华亮丽、甜美无比，与我对她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语。其实我体型还过得去——肌肉紧实，一头浓密的深褐色头发——而且大方、聪明，有些好心人是这么说的。床上闲谈我也算是好手。她似乎都没注意到，我们的交流有多么顺畅，话题、经典的笑话、独特的氛围，一个接着一个，层出不穷。出于自尊，我猜想她和其他人在一起都是这样。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可我怀疑她第二天根本就没想到过这事。

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第二天晚上又和第一天晚上一样，只不过她做饭给我吃，我们在她的床上睡觉，第三天晚上，又在我的公寓里——如此重复。尽管我们肉体上无拘无束、亲密无间，但我从没谈过我对她的感情，我担心那样会逼她承认她对我毫无感情。我宁愿等待，让事情慢慢累积，让她感觉自由自在，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她并非没有牵挂，她也爱上了我，回头已经来不及了。

这样的期待中不乏虚荣。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又增添了焦虑。关闭亚当的时候，我是很高兴的。现在，我在考虑是不是该将他重新启动，问问他为什么警告我，有什么原因，他的信息是从哪儿来的。可我不能让一架机器这样控制着我，如果我在最私密的事情上向他倾诉、听取他的建议和预言，那就是让他控制我。我有我的尊严，而且我相信米兰达绝不会恶意撒谎。

可是……我做了连我自己都看不起的事，十天之后，我自己开始调查了！除了经常讨论的“机器直觉”的概念之外，亚当唯一可能的信息来源就是互联网。我在各大社交媒体网站上爬梳。没有以她名字注册的账号。她生活在朋友们的纪录之中。她就在那儿，参加派对或者度假，肩膀上扛着朋友的女儿在动物园，穿着塑胶靴子在农场，先后和光着膀子的不同男朋友一起在游泳池里或挽着胳膊或跳舞或嬉闹，在一大帮吵吵嚷嚷的十几岁姑娘之中，和喝醉酒的本科生们在一起。认识她的人都喜欢她。上得去的网站上，没找到任何负面信息。聊天中偶尔透露出一些情况，能够证明我们午夜聊天时她提到的过去经历。其他地方她的名字出现，是与她发表过的唯一一篇学术论文有关，标题是《论斯温科姆林地放猪权：半野生猪在中世纪一个奇尔特恩斯村庄家庭经济中的作用》。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更爱她了。

至于人工智能的直觉学习，那可绝对是都市中的传奇故事。一九六八年，艾伦·图灵和他才华横溢的年轻同事戴密斯·哈萨比斯设计了一款软件，在古老的围棋游戏中，以五局连胜的成绩打败了一位世界顶尖高手。业内的人都知道，单靠大规模数字运算能力，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围棋和象棋中可能的步骤，远远超过可观测宇宙中所有原子的数量，而围棋的步骤又比象棋多出无数倍。围棋大师们也无法解释他们怎么能达到那样的高度，只能说面对棋盘上某种具体的局面，他们内心深处能感觉到怎么走才对。所以人们推测，电脑也是这样做的。人们在媒体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文章，宣布类人软件的新时代已经到来。电脑很快就能像我们一样思考，模仿我们根据一些不太清晰的理由去判断和选择。作为回应，图灵和哈萨比斯以资源公开的开拓精神，将他们的软件放在互联网上。在媒体采访中，他们描述了机器深度学习的过程和神经网络。图灵试图用外行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了蒙特卡洛树搜索算法，四十年代的曼哈顿计划曾具体运用过这种算法，以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有一次面对一位没有耐心的电视台采访者，他目标过高，竟试图解释包括多项式空间（PSPACE）在内的数学问题，结果变得焦急暴躁，尽人皆知。还有一次发火，不过知道的人不是那么多，那是在一家美国有线频道的节目上，他在描述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多项式时间（P）和不确定多项式时间（NP）。他面对的是直播间里一群喜爱争执的普通“百姓”。那时候他刚刚发表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全世界的数学家们正在检测。问题本身很容易讲清楚，但要想解决却极其困难。图灵想告诉大家，如果能找到积极的正确解决方案，就能在我们的时空观念、创造力乃至生物学界引起令人激动的重大发现。他的激动，观众无法理解，更不会产生共鸣。他们只是隐约知道，图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或者对他们如今依附于电脑的生活有一定影响。他们只把他当作典型的彬彬有礼的英式书呆子，很喜欢问些愚蠢的问题来折磨他。这次不愉快的经历之后，他就不再努力去推广自己的研究领域了。

与日本九段围棋大师对决之前，图灵—哈萨比斯电脑自己与自己下了几千盘棋，整整持续了一年。它从经验中学习，科学家们不无道理地宣称，这离人类通用智能又近了一步，而后者催生了机器直觉的神话。故事越传越离奇，他们说什么，都无法还原事情的真相。

一些评论家认为，电脑胜利，围棋游戏就会死亡，但他们错了。第五局输了之后，年长的围棋大师在助手的搀扶下，慢慢站起身，冲笔记本电脑鞠了一躬，用颤抖的声音向它表示祝贺。他说：“骑马并没有消灭田径运动。我们跑步，是为了快乐。”他说得对。规则极其简单、对局无限复杂的围棋，反而更加受欢迎了。与战后象棋大师落败那次的情况一样，机器的胜利并没有降低游戏的地位。大家说，与打败对手相比，在复杂精妙的比赛中获得快乐更加重要。然而，很多人仍然觉得奇怪：现在有一种软件，竟能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准确“读懂”某种局势，或某张面孔、某个动作，或某句话中暗含的情感！这种想法从未完全消除，也能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亚当和夏娃刚刚上市的时候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在计算机科学中，十五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购买的亚当的处理能力和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出当初下围棋的电脑。技术在进步，图灵也在前进。他专心致志地研究决策过程，写了一本广受好评的书：如果要做出好的选择，我们本应该用概率的方法思考，但我们却喜欢创造模式、生造叙事。我们现在之所有，我们现在之所是，人工智能都可以提升。图灵设计了算法。他所有创造性的成果，其他人都可以获取。亚当肯定也从中受益了。

图灵的研究机构推进了人工智能和计算生物学。他说他的兴趣不是去赚更多钱。数百位知名科学家效仿他，开源发布他们的研究成果，导致一九八七年《自然》和《科学》期刊倒闭。他因此受到不少人批评。也有人说他的工作在全世界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涵盖各个领域——计算机图形学、医学扫描检测设备、粒子加速器、蛋白质折叠、智能化供电、国防、太空探索等等。这个清单在哪里终止，谁也猜不到。

一九六九年起，图灵便和他的情人、理论物理学家汤姆·利亚公开生活在一起，后者将于一九八九年获得诺贝尔奖。他们的同居，为一场蓄势待发的社会革命推波助澜。艾滋病大爆发期间，他筹集了一大笔钱，在邓迪设立了一个病毒学研究中心，还与他人共同建立了一家临终护理机构。第一批有效治疗方案出现之后，他奔走呼号，希望能缩短审批周期、降低治疗成本，尤其是在非洲。哈萨比斯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就有自己的团队，但图灵与他一直合作。然而，用图灵自己的话说，他渐渐对介入公众事务失去了耐心，宁愿在“我的余年残生”专心从事自己的工作。他在旧金山住了很长时间，获得过总统自由勋章，卡特总统专门举办过宴会向他致敬，和撒切尔夫人在首相别墅共进午餐讨论科学资助，与巴西总统共进晚餐劝说他保护亚马孙雨林——这些都是他的过去。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计算机革命的代名词和新遗传学的代言者，几乎和斯蒂芬·霍金一样有名。现在，他几乎成了一名隐士。他住在卡姆登镇，研究所位于国王十字街，离哈萨比斯的研究中心只隔了两个门牌号。除非到研究所去，否则他都不出门了。

利亚写了一首关于他和图灵共同生活经历的长诗，先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后出版了单行本。诗人兼批评家伊恩·哈密尔顿在书评中说：“这是一位既能扫描又能想象的物理学家。现在，让能够解释量子引力的诗人来到我们面前吧。”亚当在我生活中出现时，我相信只有诗人——而不是机器——才能告诉我米兰达会不会爱我，或者撒谎骗我。

*

法国公司MBDA出售给阿根廷政府的飞鱼系列8型导弹的软件中，肯定使用了图灵的算法。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从飞机上向舰船的方向发射出去后，能够自行识别船只，并在飞行途中判断该船只是友是敌。如果是友军，导弹会放弃任务，自行坠入海中，不造成危害。如果从目标旁飞过而没有命中，导弹能够绕回来，再尝试两次。它能以每小时五千英里的速度向目标逼近。它主动放弃任务的能力，很可能是基于图灵于六十年代中期研发的面部识别软件。他一直在想方设法帮助患有脸盲症的人，这种疾病的症状是无法辨识熟悉的面孔。政府移民控制部门、防务公司、安保公司都来抢夺他的成果，以满足各自的目的。

法国是北约组织的成员国，所以我国政府向爱丽舍宫提出严正交涉，要求阻止MBDA公司继续出售飞鱼导弹或提供技术支持。一批运往阿根廷盟国秘鲁的货物被拦截下来。但是，包括伊朗在内的其他国家愿意出售。另外还有武器黑市。英国的特工伪装成军火商，将黑市上供应的导弹都买了下来。

然而，自由市场的精神无法遏制。阿根廷军方迫切需要飞鱼导弹软件方面的帮助，因为冲突开始的时候，软件并没有安装完成。两位以色列专家自行飞往阿根廷，可能是因为对方承诺了巨额报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宾馆中，他们的喉管被割断，凶手一直没有找到。很多人认为是英国情报人员干的。如果是真的，那他们去得太晚了。就在两位以色列人在床上流血致死的当天，四艘英国舰只被击沉，第二天又沉了三艘，第三天沉了一艘。被击沉的英国舰只包括一艘航母，多艘驱逐舰和护卫舰，以及一艘运兵船。几千人丧生。有船员、士兵、厨师、医生、护士和记者。接下来的几天乱成一团，所有军事努力都集中在拯救幸存者上，随后特遣部队残剩的人员回到国内，福克兰群岛便改名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统治阿根廷的法西斯军事集团大喜过望，民众的支持率飙升，本国公民遭到谋杀、拷问或消失的事儿，大家也就忘记或原谅了。它对权力的掌控进一步稳固。

这些我都看了，我感到惊恐——而且内疚。我反对这次冒险，但我曾为战舰鱼贯穿过英吉利海峡的场景而热血沸腾，所以现在我也牵涉在内，和几乎所有人一样。撒切尔夫人走出唐宁街10号发表声明。开始她说不出话来，接着她泪流满面，但她不要别人扶她进去。最后，她平静了下来，做了那个著名的“我肩负这一切”的演讲。她承担了所有责任。她此生将一直背负着这耻辱。她提交了辞呈。但是，那么多人牺牲，给全国人带来了深深的震撼，大家没有兴致去惩罚谁。如果她必须负责，那么她的整个内阁乃至全国大多数人都必须负责。一位领导人在《电讯报》上写道：“失败是我们所有人的。这不是找替罪羊的时候。”一个非常典型的英国式程序开启了，让人想起敦刻尔克的灾难：将一场可怕的失败转变成一次哀悼的胜利。全国团结压倒一切。六周后，英国舰只载着遗体，载着遭受身体烧伤和心理创伤的士兵，返回祖国，一百五十万人在朴茨茅斯迎接。其他人则通过电视惊恐地观看着。

我重复这段广为人知的历史，是因为年轻一点儿的读者们不了解事情的情感冲击，也是因为它为我们这个三足鼎立的家庭提供了一个阴郁的大背景。房租快到期了，我担心收入会损失。没有人大规模购买手持的英国国旗，香槟消费量降低，经济整体下滑，尽管酒吧和汉堡仍然和以前一样。米兰达忙于父亲的疾病、谷物法以及既得利益者的历史罪恶，他们对苦难的无动于衷。与此同时，亚当仍然在毯子下面。米兰达迟迟不愿意选择他的性格，一个原因是她的技术恐惧症，如果这个词可以用来描述不喜欢上网用鼠标在方框里打钩的话。在我的催促下，她终于同意开始。特遣部队的残剩舰只回到港口后一个星期，我在餐桌上放好笔记本电脑，打开了亚当的网站。不用唤醒他，米兰达就可以开始。她拿起无线鼠标，翻过来，一脸嫌弃地瞪着鼠标的反面。我给她冲了咖啡，然后回到卧室里工作。

我各项投资的总价值跌了一半。我应该去减少损失。但想到她就在隔壁房间，我无法集中精力。和很多个早晨一样，我一直想着头天晚上。痛苦笼罩着全国，让那感受更加强烈。然后我们谈了话。她详细描述了她的童年，那是童话般的生活，后来在她八岁时被母亲的去世击碎。她想带我去索尔兹伯里，给我看看那些对她很重要的地方。我认为这是我们关系更进一步的标志，但她并没有说具体哪天，也没说要让我见见她父亲。

我面对着屏幕，但视而不见。房子的墙壁很薄，门更薄。她进展缓慢。要过很久，我才能听出一声鼠标的咔哒声，那是她做了一个选择。中间的寂静让我紧张。愿意尝试新体验？谨慎？情绪稳定？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什么也没干，于是我决定出去。从她椅子后面挤过去的时候，我吻了一下她的头顶。我离开公寓，朝克拉彭走去。

四月，天气热得反常。克拉彭商业街上人很多，人行道上熙来攘往。到处都是黑色的缎带。这种做法从美国传到了这儿。灯柱上、门上、商店橱窗里、汽车的门把手和天线上、婴儿椅上、轮椅上、自行车上。在伦敦中央，官方建筑上悬挂的国旗都降了半旗，旗杆上飘着黑色的缎带，悼念二千九百二十名牺牲者。有的人将黑色缎带戴在胳膊上或别在衣领上——我自己就戴了一个，米兰达也是。我还要给亚当准备一个。女士们、小姑娘以及时尚的男性把黑缎带系在头发上。以前演讲游行、强烈反对这次入侵行动的少数群体，现在也系了黑缎带。对于公众人物和名人，包括皇室成员在内，不系黑缎带是会有后果的——大众媒体在盯着。

我没有目标，只想走一走，心情能平静一些。我加快步伐，穿过商业街店铺集中的那一头。我经过英国阿根廷友好协会的办公室，门上用板条封了起来。垃圾收集工人的罢工已经进入了第二周。垃圾袋堆在路灯杆周围，都齐腰高了，在高温中发出酸臭味。公众，或者说公众的媒体，同意首相的看法，认为这时候罢工是没心没肺的不忠行为。但是，要求工资是不可避免的，然后就是下一轮通货膨胀。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如何去劝说这条蛇不要吃自己的尾巴。很快，可能在年底之前，吃苦耐劳、智力低下的机器人会收集垃圾。被它们夺去工作的人会更加贫穷。现在失业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十六。

咖喱屋附近，沿着快餐连锁店外面油腻的人行道，腐肉的气味重重地砸在胸口上，让人喘不过气来。我屏住呼吸，一直走过地铁站。我穿过马路，来到广场上。可以坐船划桨的水池边聚集着一群人，发出呼喊和尖叫的声音。连踩水嬉戏的孩子，有些也系着黑缎带。这是个欢快的场景，但我没有逗留。时代不同了，单身男人要小心，不能让人以为在盯着孩子们看。

于是我信步走到圣三一教堂，那是一幢“理性时代”风格的大型砖结构建筑。教堂里没人。我坐下来，身体朝前弓着，手肘撑在膝盖上，看起来很像是来做礼拜的。这个地方充满着理性，不会让人产生多少敬畏感，但那明晰的线条、匀称的比例让人心里踏实。我愿意在这阴凉的地方待一会儿，让自己的思绪飘回到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那天，一声长长的嚎叫将我惊醒。我以为房间里有一条狗，我人都快下床了，才突然意识到是米兰达在做噩梦。喊醒她不容易。她在挣扎，好像在和人打架一样，还嘟囔了两次：“不要进去。求你了。”随后，我觉得让她描述一下情况会对她有帮助。她躺在我怀里，紧紧地抱着我。我又问了她一次，她摇摇头，不久，她又睡着了。

早晨喝咖啡的时候，我问她，她只是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膀。做了个梦呗。她回避的那个时刻特别显眼，因为亚当就在我们身后，正在熟练地擦着窗户。那是我命令他做的，而不是请求。我们谈话时，他停了一下，转过脸来，好像很有兴趣听听噩梦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我心里想，不知道他做不做梦。他现在让我于心不安。当天早上，我的命令简单粗暴。我不该把他当作仆人。当天晚些时候，我只让他进入了休眠状态。之前让他关机够久了。圣三一教堂与威廉·威尔伯福斯及废奴运动有关。他如果在世，会推动亚当和夏娃们的事业，捍卫他们不被购买、出售和毁灭的权利，维护他们自治的尊严。也许他们能自己照顾自己。不久，他们就要去做清洁工的工作。接下来就是医生和律师了。与收集全市的垃圾相比，模式识别和精准记忆更容易计算。

我们有可能成为无聊时光的奴隶。然后呢？全面的文艺复兴，我们获得新的自由，投入爱情、友谊和哲学，投入艺术和科学，投入自然崇拜、运动爱好、发明创造和对意义的追寻？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高雅的娱乐。暴力犯罪也有人喜欢，还有铁笼里的生死肉搏、虚拟现实色情、赌博、酒精和毒品，甚至还有无聊和抑郁。我们将无法控制我们的选择。这一点我就是证据。

我慢慢踱步，穿过广场的开阔地带。十五分钟后，我来到了最远的那一端，决定往回走。到这时候，米兰达至少应该完成了三分之一的选项。我迫切想在她动身前往索尔兹伯里之前和她在一起。当天深夜她会回来。我在一棵银桦树狭长的树荫下躲避炎热。几码开外的地方，有一个围起来的小秋千园，供孩子们玩耍。跷跷板附近有一个小男孩——我猜大概四岁，穿着宽松的绿色短裤、塑料凉鞋和弄脏了的白色T恤衫，正弯着腰仔细看着地上什么东西。他先用脚踢了一下，那东西没动，于是他又蹲下来，用手指去抠。

他母亲坐在长凳上，背对着我，之前我没注意到。只听她厉声喊道：“过来！”

男孩抬起头，好像是要动身过去，但随后他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地上那个有趣的东西上。他身体移动了位置，我就看见了地上的东西。是个瓶盖，发着暗光，可能陷在软化了的柏油里了。

那女人肩宽背厚，头发是黑色的，有点卷，往头顶上逐渐稀疏。右手拿着一根香烟。左手手掌托着右手的手肘。虽然天气炎热，她还是穿着外套。衣领下的开口很深。

“你没听见吗？”语气中的威胁更加明显了。同刚才一样，男孩抬起头，似乎很害怕，看样子一定会服从。他迈出了半步，但是，他的目光一挪动，便立即又落在他的战利品上，于是他又犹豫了。他又回去抠那个东西，也许是想把它抠出来，送给他母亲。但是，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了。那女人愤怒地喊了一声，从凳子上跳起来，快速从几码外的游乐场那边走过来，扔掉香烟，抓住男孩的胳膊，一巴掌扇在他的光腿上。男孩发出第一声哭喊，她又扇了他一下，接着又打了第三下。

我一直安安静静想着自己的心事，不想为别的事情分神。有一刻我想，我可以直接回家，假装什么也没看见，就算我自己知道，这个世界未必要知道。我没有办法，改变不了这个小男孩的命运。

他的尖叫让他母亲更加愤怒。“闭嘴！”她一遍又一遍地冲他喊着，“闭嘴！闭嘴！”

这时候我仍然可以逼自己不要去管。但是，随着小男孩的尖叫声越来越高，她又用双手抓住他的肩膀，他那件脏兮兮的T恤衫被拉起来，露出了肚子，她开始使劲摇晃他。

有些决定，甚至道德决定，是在比理智思考更隐秘的某些区域做出来的。我身不由己地朝游乐场的围栏走去，跨过围栏，走了三步，将一只手放在那女人的肩膀上。

我说：“对不起。拜托。请不要这样做。”

在我自己听来，我的声音过于客气，彬彬有礼而充满歉意，没有一点儿威严。我已经开始怀疑这样做能有什么用处。不可能让人家改头换面变成和蔼慈善的父母吧。不过，至少她停止了攻击，一脸诧异地转过头来。

“说什么？”

“他还小，”我很傻地回答，“你这样会真把他弄伤的。”

“你他妈的是什么人？”

这问题该问，所以我没有回答。“他还小，所以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孩子一直在尖叫。现在，他抓住了母亲的裙子，想母亲把他抱起来。这才是最糟糕的部分。他的迫害者，也是他唯一的安慰者。她毫不退缩，直愣愣地面对着我。丢掉的香烟在她脚边发着光。她的右手握紧了拳头，又松开了。我想我不能露出退缩的样子，可脚下却悄悄往后退了半步。我们俩都在瞪着对方，打量着。那是一张聪明可爱的脸，或者说以前是，长得挺漂亮，但因为发胖，眼圈周围的肉多，眼睛显得窄，露出警觉怀疑的神情。如果换一个生活经历，那也许能成为一张慈祥和善的母亲的脸。圆脸，高颧骨，鼻梁两边有很多雀斑，嘴唇丰满——不过下嘴唇是裂的。过了几秒钟，我发现她的瞳孔里有针尖一样的光芒。她先把目光移开。她眼睛看着我肩膀后面，随后我就知道了原因。

她喊了一声：“喂，约翰。”

我转过头。她的朋友或者丈夫约翰正穿过游乐场的铁丝网大门走过来，他也比较胖，光着膀子，皮肤在太阳底下晒得发红。

还隔着几码远，他就喊道：“他在找你的麻烦？”

“是啊，他妈的。”

在各种想象的世界里——电影应该是其中一种——我是不用担心的。约翰年纪和我差不多，但个子比我矮，肌肉比我松弛，没有我结实强壮。在那个世界里，如果他敢打我，我完全可以把他放倒在地。但是，在这个世界里，我一辈子都没打过人，连小时候都没打过。我也许可以告诉自己，我要是真把父亲打倒，孩子只会吃更多苦头。但其实问题不在这儿。是我的架势不对，或者不如说我没有正确的架势。不是因为害怕，当然也不是因为什么高尚的原则。要打人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我也不想知道。

“喂，怎么回事？”

现在约翰在打量着我，那个女人已经退到了后面。小男孩仍然在哭。这父子俩很像，让人觉得好笑——两人都是姜黄色的短发，小脸，绿色的眼睛，两眼之间的距离很宽。

“恕我直言，他还小。不应该打他、摇晃他。”

“恕我直言，你他妈的可以滚开。否则我不客气了。”

约翰看起来是真的准备揍我。他的胸部都鼓了起来，蟾蜍、猿猴以及很多其他物种都使用鼓胀身体的古老把戏。他呼吸加快，两条胳膊几乎要挥舞起来，我也许更强壮一些，但他更加冲动。顾忌更少吧。也许，这就是勇敢。随时准备冒个险，也许人家不会把你打倒，摁住你的脑袋，一遍又一遍往柏油路面上砸，造成终身的神经损伤。我可不去冒这个险。这就是怯懦，想象力过于丰富。

我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姿态。“听我说。我不可能逼你做任何事，很明显。我只希望劝劝你。为了这孩子好。”

接下来约翰说的话出乎意料，我被完全打蒙了，一下子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要他吗？”

“什么？”

“要，他就是你的。带走吧。你是养孩子的专家。他归你了。你带他回家吧。”

这时候孩子已经安静下来。我又看了他一眼，心里想，他有他父亲没有的东西，尽管他母亲可能有——他虽然难过，但表情中仍隐约闪烁着机智聪敏的光芒。我们靠得很近，站成一个小圈子。我们听见水池边孩子们的叫喊声，盖过了车流的声音，从广场另一边远远传来。

我一时冲动，接受了这位父亲的挑衅。“好啊，”我说，“他可以来跟我住。我们稍后就处理手续问题。”

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他。然后，我朝男孩伸出手去，令我惊讶的是，男孩也抬起手，十指交叉握住了我的手。我感到受宠若惊。“他叫什么名字？”

“马克。”

“走吧，马克。”

我们俩迈步就走，离开他父母，穿过游乐场，朝着有弹簧铰链的大门走去。

小男孩悄声对我说：“我们假装跑走吧。”他仰着脸，那表情淘气而幽默，脸上一下子活泛起来。

“好啊。”

“坐船走。”

“没问题。”

我正准备打开大门，这时身后传来一声叫喊。我转过头去，心里觉得松了一口气，希望我脸上没有流露出来。那女人冲过来，将孩子拉开，扬起手冲我就是一巴掌，不过打在我胳膊上，没什么伤害。

“变态！”

她准备再来一巴掌，这时约翰不耐烦地喊了一声。“行啦。”

我开门出去，走了一小段路，停下脚步往回看。约翰正将马克扛到他赤裸的肩膀上。我必须对这位父亲表示钦佩。他的方法中可能隐藏着智慧，我之前没有发现。他给了我一个无法想象的提议，不用打架就打发了我。要是把小男孩拖回到我那个小地方，把他介绍给米兰达，然后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照顾他的生活，那可真是噩梦啊。我注意到，那个女人外套的袖子上系了一条黑缎带。她在劝说约翰拿他自己的衬衫。他不理会她。这家人穿过游乐场的时候，马克朝我这边转过头来，举起了一只手，也许是为了保持身体平衡，也许是跟我说再见。

*

凌晨时分，我们常常肩并肩躺在床上聊天，这时候总有个人影高高在上，身形越来越清晰，黑暗中悬在我们面前，像个不祥的鬼魂。一开始我把他当作对手，与我的存在天生敌对，我必须克服这种冲动。我到网上查阅他，看着他的脸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从二十出头到五十多岁，一开始像女孩子一样俊俏，后来沧桑迷人。我读了关于他的媒体报道，并不多。他的名字对我毫无意义。我有几个朋友知道他，但没读过他的作品。五年前的一份人物介绍不屑地称他为“一个‘差点儿’的人”。这个短语也可能用来修饰我的命运，所以我对马克斯菲尔德·布莱克有了点儿亲近感，也明白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爱女儿就必须拥抱父亲。她一从索尔兹伯里回来，就必须谈论他。我知道了他的各种病痛，或者说煎熬，知道了他变化不定的预后判断，知道了那位高傲、无知的医生，以及后来那位和善、优秀的医生，知道了那医院混乱不堪，食物却好得出人意料，知道了他的各种治疗方法和药物，知道了各种新近出现的希望，破灭了，然后又重新点燃。他的大脑仍旧敏锐，她用不同的表述方法说过很多次。是他的身体在造他的反，造自己的反，势头猛烈如同内战。看着作家的舌头因为恶心的黑点而变形，女儿该有多难过啊。而父亲吃饭、吞咽、说话，又该有多痛苦啊。他的免疫系统不帮他，或者说是要打垮他。

不仅如此。他排出了一颗很大的肾结石，米兰达相信，那和自然分娩一样让人痛不欲生。他在浴室地板上摔断了股骨。他皮肤痒得无法忍受。现在，他两只手的大拇指都有痛风。他热爱的阅读，现在不容易了，因为眼睛有白内障，看不清楚。手术是迟早的事，尽管他憎恨、害怕任何人去动他的眼睛。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病痛，羞于启齿。他有个女人，两年前离开了，他早就该向她求婚，让她做他的第四任妻子。现在，马克斯菲尔德孤身一人，只能依靠家访护士和陌生人，以及九十英里之外的女儿。他另一段婚姻中有两个儿子，他们有时候会从伦敦过来看看，带点礼物，酒、奶酪、人物传记、最新的智能腕表等等。但是要贴身照顾父亲，他们都不太愿意。

一个六十岁不到的人还不算老，是不会想到也不应该遭受这么多的羞辱的，不过我和米兰达都太年轻，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一点。但是，想到他像被上帝无情折磨的约伯，我觉得如果不听米兰达讲述，简直就是亵渎。我在游乐场碰到小男孩的那天晚上，情况特殊。很难相信一个坠入爱河的人会这样，但她谈论她父亲时，我的确走神了。她刚从索尔兹伯里回来，我们躺在床上，她正在描述一种新的病痛。听她说话的时候，我握着她一只手表示同情。一个我素未谋面的人的长期病痛，没法永远吸引我的注意力。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思索着我生活中奇怪的新动向。

楼下，还在那同一把硬木头椅子上，坐着我那有趣的玩具，在毯子下面罩着，它的组合性格当天下午已经在它休眠的时候安装好了。冒险历程即将开启。而现在躺在我身边的人，就是我的未来，这一点我敢肯定。我们双方的情感并不均衡，但这会改变的。我们不过是遵从现代人交往的普遍模式：先相互认识，然后发生性关系，接着产生友谊，最后升华为爱。这段传统的历程，我们没有理由一定要以相同的速度完成。耐心是关键。

与此同时，我希望的小岛周围，环绕着举国哀伤的大海。阿根廷的军事集团精准地把握了时机，当天就在斯坦利岛上升起了四百零六面阿根廷国旗，每面国旗代表一位阵亡者，又在已经废弃了的、泥泞的主干道上举行了阅兵；此时，伦敦的圣保罗教堂正在为我们的三千名殉难者举行悼念仪式。从广场回来之后，我打开电视看了。一个青睐法西斯超过英国的上帝，值得虔诚地奉上蜡烛吗？牺牲的那些人会在永恒的极乐中安息吗？当天统治精英云集在教堂里，但是持肯定态度的不会超过二十个。不过，世俗传统却没有如此脍炙人口的诗篇，久经历代虔诚信徒的打磨而熠熠生辉，尽管那种虔诚之心早已为现代人抛弃。“依女人而生者，其生命倏忽而来，亦倏忽而去。” 于是圣歌响起，吟诵声在大教堂中回荡，其势坚不可摧，众人便以大致整一的声音予以应答，其他人则面对着圣坛一般的电视机各自哀悼。我也加入了哀悼，与米兰达不同。

我曾加入一百五十万人的“游行”队伍，穿过伦敦，抗议这次特遣部队行动。虽说是游行，其实是爬行，我们要在很多道路狭窄的地方停下来等待。还是那个常见的悖论：事态是严肃的，游行是欢乐的。摇滚乐队、爵士乐队、鼓和喇叭、诙谐的口号、奇怪的服饰、马戏团的表演技能、演讲，而最为重要的是那么多人一起的快乐，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列队通过，那么丰富多元，又那么守序知礼。很容易让人相信，整个国家的人都侵入了伦敦，捍卫一个显而易见的主张：即将到来的战争是非正义、不人道、无逻辑的，可能会带来灾难。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判断竟然如此准确；也不知道议会、八卦小报、军方以及全国三分之二的民众会如此有效地把我们给打发了。他们说我们不爱国、维护法西斯政权、违反国际法规定。

那天米兰达在哪儿？那时候我们几乎不认识对方。她在图书馆，对那篇关于半野生猪的论文进行最后的修改。她不过二十多岁，但对特遣部队有独到的看法，她不信任她所谓的“自恋人群”的精神，认为他们随随便便就想法统一，斗志昂扬的样子过于愚蠢。她不像我那样喜欢抗议、喜欢动感情。她没有兴趣在电视上看舰队出发，看后来被称为“大沉没”的灾难，以及舰队带着耻辱回国，至于圣保罗大教堂的仪式，她就更没兴趣了。几个月内，我只和朋友们谈论这一个话题，读遍了所有的观点，而米兰达却置身事外。舰艇沉没时，她没有说话。出现黑色缎带时，她也戴了一个，但没有任何凝重哀伤的表示。用她的话说，这整个事情都是“扯淡”。

现在，我躺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窗帘外的街灯洒进橘色的光，让她的卧室看起来像个舞台。她赶最后一班火车回家，地铁晚点，到北克拉彭都快三点了。她跟我说，马克斯菲尔德不无伤感地告诉她，那大拇指上的痛风也有好处。那钻心的疼痛集中在一个小地方，所以其他病痛倒似乎减弱了。

我仍旧握着她的手。我说：“你知道我很想见见他。下次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过了几秒钟，她睡意蒙眬地回答：“我想尽快去。”

“好。”

接着，又停顿了一会儿，她说：“亚当也得去。”

她摸了摸我的胳膊，表示告别的意思，然后转过身去，和我拉开了一点距离。不久，她便发出低沉而规则的呼吸声，而我还独自醒着，在一片银灰色的晨光中思绪万千。他也要去。她默认了我们对亚当的共同拥有，这和我的希望一致。但亚当和马克斯菲尔德·布莱克见面，还是让人难以想象，那个老头可是个脾气糟糕的旧式文人，从人物介绍上看，我知道他仍然用手写稿，憎恶电脑、手机、互联网等一切东西。看来，他并没有做到卫道士们常说的“忍耐愚妄之人” 。机器人，当然也不能忍耐。亚当还没被唤醒。亚当还没离开过家，还没去尝试能不能像个会聊天说闲话的普通人一样而不被识破。我已经决定了，在他充分掌握社交技能之前，不让他见我的朋友们。如果从马克斯菲尔德开始，可能会破坏他的重要子程序。米兰达可能是希望让她父亲分分神，刺激一下他的创作。也许和我有关，可能是为了我好，只是我没弄明白而已。也许——我忍不住这个念头——也许是要害我？

这是个糟糕的想法，是夜深时分才有的那种念头。像所有辗转难眠时的思绪一样，其核心是重复。我为什么要在亚当在场的时候和她父亲见面？当然，我完全有能力坚持要求把亚当留下来。但是，那样做的话，岂不是让一个女人在其父亲生命垂危之际心愿落空？可他真的生命垂危吗？大拇指上真的会得痛风？而且两个大拇指都有？我真的了解米兰达吗？我侧身躺着，脑袋在枕头上寻找一个凉快的角落，然后又仰面躺着，看着污渍斑驳的天花板，天花板这时候显得特别低，而且不是橘色，而是黄色的。这些同样的问题，我问了自己一遍，然后换个说法，又问了一遍。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我迟迟不愿意做，宁愿辗转纠结，将显而易见的行动推迟了将近一小时。最后，我终于爬起来，穿上牛仔裤和T恤衫，出了房间，光着脚沿着公共楼梯回到自己的公寓。

一到厨房，我毫不犹豫，一把拉掉了毯子。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眼睛闭着，还是那张黄铜色的脸，略显冷酷的鹰钩鼻。我把手伸到他脑后，摸到了那个按钮，按了下去。趁着他在启动，我吃了一碗麦片。

我快吃完的时候，他说道：“永远不会失望。”

“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相信来生的人，永远不会失望。”

“你是说，他们就算错了，也永远不会知道。”

“是的。”

我仔细看着他。他现在不一样吗？他流露出期待的表情。“符合逻辑。可是，亚当啊，我希望你没觉得那很深刻。”

他没有回答。我拿起空碗，放到水槽边，又泡了杯茶。我坐到桌边，与他面对面，喝了几口茶之后，我说：“你为什么说我不应该信任米兰达呢？”

“噢，那事儿啊……”

“说吧。”

“我一时说错了话，我非常抱歉。”

“回答这个问题。”

他的声音变了。更加坚定，语调抑扬顿挫，更富表现力。可是，那态度——我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不可靠的第一印象仍旧完好无损。

“我只是在考虑你的最大利益。”

“你刚才说你很抱歉。”

“对。”

“我要你告诉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她也许会伤害你，可能性不大，但有一定的几率。”

我把恼怒隐藏起来，说道：“多大的几率？”

“根据十八世纪的牧师托马斯·贝叶斯设定的标准，我得说可能性的几率是两成，如果你认可我的先验参数值的话。”

我精通博普乐和声行进的父亲，是个真正的憎恶技术派。他常说，任何电子设备如果出了问题，使劲打就好了。我喝着茶，思考着。错综复杂的庞大数组网络控制着亚当的决策过程，其中合理性必然占据很大比重。

我说：“我碰巧知道，那几率并不大，几乎是零。”

“我明白了。我非常抱歉。”

“我们都会犯错误。”

“那是当然。”

“你一生犯了多少错误，亚当？”

“就这一个。”

“那就很重要。”

“是的。”

“很重要，以后不能再犯。”

“当然。”

“那么，我们就要分析一下，你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你说呢？”

“我同意。”

“好，在这项令人遗憾的进程中，你的第一个举动是什么？”

现在，他说话有了自信，似乎很乐意描述他的工作方法。“我有特权，可查询所有法庭记录，包括刑事法庭和家事法庭，甚至用录像记录的都可以。米兰达的名字隐匿了，但我把那个案子和一般人难以获取的其他相关因素进行过比照。”

“聪明。”

“谢谢你。”

“跟我说说那个案子。时间和地点。”

“那个年轻人呢，你看，知道得很清楚，第一次他们发生亲密关系的时候……”

他停下来，瞪着我，因为震惊而将眼睛睁得溜圆，好像他是第一次打量我一样。我猜我短暂的发现过程应该快结束了。这时他看起来似乎明白了沉默的价值。

“继续。”

“呃，她带了半瓶伏特加。”

“给我时间、地点和那个男人的名字。快点！”

“十月……索尔兹伯里。但是，你看——”

接着，他开始傻笑起来，发出了愚蠢的嘶嘶声。看着这一幕让人尴尬，但我没法扭过头去不看。他的脸上表情复杂——疑惑，焦虑，或是无情的嬉笑。用户手册上说，他有四十种面部表情。夏娃则有五十种。据我所知，人类的表情平均不过二十五种。

“认真点，亚当。我们说好了。我们要把你犯的错误弄明白。”

恢复自我控制，花了他一分多钟。我喝完了最后一点儿茶，看着他，我知道一个复杂的进程在运行。我明白，性格不是一个外壳，包裹并限制着他连贯思维的能力；如果驱动他的是算计的话，那么他的算计并非受命于理性。我也一样。与我合作的理性冲动也许会以一半的光速穿过他的神经网络，但绝不会遇到新近设计的人格，便在其逻辑的大门前戛然而止。相反，这两股力量在其源头上就纠缠在一起，如同墨丘利那根双蛇相缠的法杖。亚当通过性格的棱镜观察和了解世界，而性格则受制于他那将事物客观化的理性及其持续更新。从我们开始谈话起，避免再犯错误和不告诉我所有信息，两者都同时对他有利。当这两者无法兼得时，他就手足无措，像教堂里的孩子一样嗤嗤发笑。无论我们为他选择了什么，那必定位于他纵横交错的复杂决策程序的上游。换成另一种性格模式，他也许就干脆保持沉默了；换成另外一种，他可能必须将一切和盘托出。两种情况都有其道理。

现在，我并非一片空白，也知道了一点儿，足以让我担心，却不足以让我继续追查，何况我并不能接触法庭不公开审判的资料。我知道：米兰达是证人、受害者或被告，与某个年轻人发生过性关系，伏特加，法庭审判，索尔兹伯里，某个十月。

亚当不说话了。他的表情——面部那与皮肤无法区分的特殊材料——放松下来，呈现出保持关注而又冷静客观的模样。我可以上楼去叫醒米兰达，让她回答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把我们俩之间的事情都弄清楚。或者，我可以等一等、想一想，先不透露我已经掌握的情况，给自己一个掌控事态的假象。两种情况都有其道理。

但我没有犹豫。我走进卧室，脱下衣服堆在桌子上，光着身子钻进我的夏季羽绒被里。天已经亮了。我倒希望获得些许慰藉，听一听清晨的合唱之中传来送牛奶工的声音，听他一家一家走过来，上楼梯的时候牛奶瓶相撞声音清脆悦耳。但是，最后一批用电驱动的牛奶车都已经从街道上消失了。可惜。尽管如此，我毕竟累了，突然觉得舒适自在。一个人享受一张床，有一种特殊的感官愉悦，至少能延续一会儿，然后又在静静的感伤中孤身一人渐入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