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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本章主题之前，我必须做一些初步说明，以表明生存斗争如何影响自然选择。在上一章中已经看到，处于自然状态的生物，其中一些个体会发生变异。确实，我不知道这曾经有过争议。对于我们来说，将多种可疑类型称为物种、亚种或变种并不重要。例如英国植物中的两三百种可疑类型，它们究竟是哪种等级并不重要，只要我们承认显著变种的存在就可以了。但是，仅仅知道个体变异和显著变种的存在，是本书的基础，却很难解释自然界中物种的形成。各种生物相互适应、它们对生活环境的适应、单个生物和生物之间的适应，为何能达到这么完美的地步呢？例如，啄木鸟和槲寄生，依附于兽毛和鸟羽的低等寄生虫，潜入水中的甲虫的构造以及依靠风力传送的带绒毛的种子等。简言之，完美的适应关系存在于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再者，可能有人会问，变种最终是如何转变成优质而独特的物种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彼此之间的明显差异远远超过同一物种不同品种之间的差异；而构成不同属的物种之间的差异，又远大于同属的不同物种之间的差异，这些种类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所有这些结果不可避免地缘于生存斗争，我们将会在下一章讲解详细内容。由于这种生存斗争，任何的变异，不论多么微小，也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在某种程度上对物种的个体有利，就能保护该个体在与其他生物和自然环境的斗争中生存下去，而且这种变异通常会遗传给后代。因此，遗传到有利变异的后代具有更好的生存机会，但是通常只有少数个体可以生存下去。我将这个保存每个微小的有利变异的原则称为“自然选择”，以便与人工选择进行区分。斯宾塞先生更喜欢“适者生存”这个说法，比较方便且更为确切。我们已经看到，人类通过人工筛选，能获得巨大的效益，并且通过自然给予生物的微小变异，使得生物更适于人类的需求。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一样，自然选择的力量是强大且永无止境的，人类的力量是无法与其相比较的，就好比自然的艺术和人类的作品一样，有着天壤之别。
现在，我们要更加详细地讨论生存斗争这个问题，在将来的作品中，我会做更加详细的阐述。老德康多尔和莱尔两位先生，曾从哲学方面说明，所有有机生物都面临激烈的竞争。关于植物，曼彻斯特教务长赫伯特以无与伦比的态度和才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这显然是因为他对园艺学颇有造诣的缘故。要想在口头上认可生存斗争这个真理并不难，难的是时时刻刻将它记在心中。但是，除非这个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我相信整个大自然的组成，包括分布、稀少、繁盛、灭绝和变异等事实，都会显得模糊不清或者被人们误解。我们常常在看到丰富的食物时就想起大自然的美好，但是却没有看到或者忘记了，那些在我们周围自由歌唱的鸟儿在食用昆虫和种子时，也是在毁灭其他的生命；或者我们忘记了这些歌唱家们，它们自身、它们的卵，或者它们的雏鸟，也会被猛禽猎食；我们总是忘记，尽管现在食物丰盛，但并非每年都是如此。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生存斗争”这个词是广义的、含有隐喻的，其意义不仅包含生物个体的生存，还包含着它们之间是否能成功繁育后代。在食物稀缺时，两只狗争夺食物，可以说这是真正的生存斗争。沙漠边缘的植物为抗旱而奋斗，更准确地说，它们是依靠水分而生存。每年生产1000粒种子的植物，其中平均只有1粒种子可以开花结籽。也许可以更确切地说，它是在和遍地生长的同类和异类植物做生存斗争。槲寄生依附于苹果和其他一些树木生存，如果说它们是和寄主做斗争，那只能是牵强附会。因为如果一株树上生长的槲寄生太多，树木也会衰败死亡。在同一个枝条上生长的几个槲寄生幼苗之间的斗争，才是真正的生存斗争。由于槲寄生是由鸟类传播的，因此它们的生存取决于鸟类。用比喻的说法，槲寄生和其他结果实的植物之间也存在生存竞争，因为都需要诱使鸟儿来吞食以便传播它们的种子。在这几种相互交织的意义上，为方便起见，我使用了概括性的说法 ——“生存斗争”。
所有生物都有高速率增加的趋势，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生存斗争。每一个生物，在其自然生命周期内，都会产生若干卵或者种子。在生命的某个周期或者某个季节、某些年份，生物往往会遭受破坏，否则，按照几何增长的原则，其数量将迅速变得过于庞大，以至于没有任何地区可以让它继续生存下去。因此，当生产出的个体过多而无法生存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生物都必须进行生存斗争，包括相同物种的不同生物个体之间、不同物种之间以及生物与其自身生存的生活环境的斗争。这正是马尔萨斯理论运用于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时产生的强大力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既不会有人为食物增加，也没有审慎的婚姻限制。尽管某些物种在数量上或多或少地增加，但是并非全部物种都是这样，否则这个世界将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它们了。
这一规则没有例外可言，如果所有生物都以如此快的速度自然增长，而且不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即便只是一对生物的后代，也会将整个地球都覆盖。即使是生育率比较低的人类，人口数量在25年之内也翻了一番，以这样的速度，无须千年，人类的后代在地球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根据林奈的计算，如果一年生植物每年只结两粒种子（然而并没有哪一种植物这样低产），那么明年它们会产生两棵幼苗，依此类推，20年内将有100万株植物生成。大象被认为是所有已知动物中繁殖得最慢的，而且，我竭尽全力地估计其可能的最低自然增长率：可以假设它在30岁时开始生育，然后一直持续到90岁，这期间一共生育了6头幼仔；如果真是这样，经过740~750年左右，这对大象就会繁育出1900万头后代。
但是我们有比单纯的理论计算更好的证据，也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如果接下来两三个季节对它们有利，各种动物的数量会惊人地迅速增长。更令人震惊的是，世界某些地区的家养动物已经开始返回野生状态了。比如南美洲以及最近澳洲的牛和马，繁殖速度本来是比较慢的，如果不是有确凿的证据，我们很难相信它们现在的繁殖速度是如此之快。植物也是如此：以英伦诸岛引进的植物为例，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它们已经遍布全岛成为常见的植物了。现在，拉普拉塔一些从欧洲引进的植物，例如刺菜蓟和高蓟，在南美平原上已经普遍生长了，在数平方千米的地面上，几乎很难看到其他植物。我从福尔克纳博士那里得知，自从美洲被发现后，从科摩林角到喜马拉雅山下，从美洲输入的植物几乎已经遍布整个印度了。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因为动植物的繁殖能力突然明显增强了。显而易见的解释是，生活环境对它们的生存非常有利，不论老幼都很少死亡，几乎所有年幼的都可以长大并且繁育。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数量呈几何增长，其结果永远是令人惊讶的，这也简单地解释了为什么生物在新的地区会快速增长和广泛传播。
在自然状态下，几乎每一种植物都会产生种子；大多数动物，年年都会交配。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推断，所有动植物都趋于以几何增长，然后迅速地占据所有它们可以生存的地域，而且必然在生命的某个时期遭到破坏以遏制这种几何增长。我认为，我们往往会被大型家养动物误导，我们没有看到它们遭受大的毁灭，但是忘记了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家养动物被宰杀作为食物，在自然状态下，也会有相同数量的牲畜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死亡。
每年能产上千种子或卵的生物，与极少繁殖的生物，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在有利条件下，生育率较低的生物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占据整个地区（假设整个区域较大）。秃鹰每年产2个卵，而鸵鸟每年产20个卵，然而在同一地区，秃鹰的数量可能会比鸵鸟多。暴风鹱一年只产一个卵，但是人们相信它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鸟类。一只苍蝇一次可产数百个卵，虱蝇一次只产一个卵，但是这种差异并不能决定同一个地区两种生物数量的多少。由于赖以生存的食物数量经常波动，大量地产卵对有些物种来说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充足的食物可以使它们的数量急剧增加。大量产卵的真正意义在于，补充某个阶段个体数量的大量减少。对于大多数生物来说，这一阶段是在生命的早期。如果动物能够以任何方式保护自己的卵或幼体，则可能只产少量卵，仍可保持平均数量；相反，如果有许多卵和幼体被毁坏，则需要大量产卵，否则该物种就有可能灭绝。假如有一种树的寿命是1000年，它每1000年只产生1粒种子，假设这粒种子从未被摧毁，并且可以确保它在合适的地方发芽，那就足以保持这种树的数量了。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动植物的平均数量仅间接取决于其卵或种子的数量。
我们在审视自然时，有必要始终牢记上述观点——永远不要忘记，周围的每一个生物都正为最大限度地增加数量而努力；每个生命在其生命的每一个时期都在为生存而进行斗争；在每一代或者每隔一个周期，毁灭性的破坏无可避免地会落到老幼个体上。只要减弱任何一种抑制，或者死亡率稍微降低，物种的数量就会大大地增加。
每个物种增加数量是自然趋势，控制这个趋势的因素尚不明确。看看最活跃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已经如此之多，并且将以更大的幅度进一步增加。我们竟然无法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是什么因素抑制了其大量增加。但是这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在整个问题上，我们是多么无知；即使对于人类本身，我们也是如此无知，尽管我们对人类的了解比对其他动物要深刻得多。这个问题曾经被多个学者讨论过，在以后的作品中，我将对抑制生物自然增长的因素进行详细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南美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我只提几个要点，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动物的卵或非常幼小的动物似乎通常最容易受到伤害，但并非总是如此。对于植物来说，种子受到的破坏是最大的，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在长满其他植物的土地上，刚发芽的幼苗受到的损害最大。此外，幼苗也常常会遭受各种天敌的毁灭。例如，将一块长约0.9米（3英尺）、宽约0.6米（2英尺）的土地翻土除草，以便新生幼苗不会受其他植物的侵害，我将所有幼苗做了标记，结果在357株幼苗中，至少有295株被摧毁，主要是由蛞蝓和昆虫造成的。一块草坪长期被刈割或者经常被放牧，如果让植物在草地上自由生长，生命力较强的植物会逐渐排挤生命力较弱的植物致其死亡，哪怕生命力较弱的植物已经完全长大。例如，在一块约长1.2米、宽0.9米（3英尺乘4英尺）的草地上，生长着20种植物，其中有9种植物被排挤而导致死亡。
当然，每个物种能获得的食物多少决定了物种增加的极限，但是，通常不是获得食物的数量，而是其他动物的捕食情况，决定了一个物种的平均数量。因此，几乎毫无疑问，任何大型庄园里的鹧鸪、松鸡和野兔的数量，主要取决于天敌被消灭的程度。假如在接下来的20年内，英国不再有猎人捕杀猎物，同时也不驱除它们的天敌，尽管现在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猎物被杀死，但是猎物的数量也有可能会比现在更少。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像大象那样的动物，不会被其他猛兽杀害，即使是印度的老虎，也不敢攻击在大象保护下的小象。
气候在决定物种的平均数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那些极端寒冷或者干旱的周期性季节，最有效地抑制了生物个体数量的增加。我估计1854年—1855年的冬天，在我居住的区域，大约有4/5的鸟类死亡，对于鸟类来说，这是具有毁灭性的。对于人类来说，如果因为传染病造成了1/10的死亡率，就已经是很惨重的事情了。乍一看，气候因素似乎完全不会影响生存斗争；但气候主要起着减少食物的作用，只要是需要同样的食物，不论是同种还是异种生物，气候都让它们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即使在气候直接起作用时，如极端寒冷的气候，首先死亡的仍是那些最弱小的或在整个冬季里获取食物最少的个体。当我们从南到北，或从潮湿的地区到干燥的地区旅行时，总是看到某些物种变得越来越稀少，最后趋于绝迹。由于气候变化明显，我们试图将整个效果归因于其直接作用，但是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忘记了，即使在某个物种最繁盛的地方，在其生命的某个周期也会因为敌害的侵袭，或者在同一地方因为食物而导致的同类竞争，而导致个体的大量毁灭。如果这些敌人或竞争对手，气候变化对它们稍微有利，它们的数量就会增加，并且由于每个区域已经有足够的生物个体，那么其他物种必然会减少。当向南行驶并看到某个物种的数量减少时，我们可能会确信，是别的物种占据优势而导致了它们数量的减少。所以，当我们向北旅行时，物种数量减少的程度就比向南要低，所有的物种越向北，数量就越少，竞争者也就随之减少了。向北走或是上山时，比向南走或者下山时，遇到矮小的生物更多，这才是不利气候的直接影响。如果到了北极地区、白雪皑皑的山顶或者干涸的沙漠时，生存斗争的对象就几乎完全是自然环境了。
气候主要是通过有利于其他物种而间接发挥作用，虽然许多移植到花园里的植物可以很好地适应气候的变化，但它们永远不会自然化，因为它们无法与本土植物竞争，也无法抵御本土动物的破坏。
当一个物种由于高度有利的环境而在小范围内数量急剧增加时，往往会伴随着传染病的发生，至少这种情况在狩猎动物时时常发生。这就是一个与生存斗争无关的抑制因素。但是，即使是所谓的传染病，也有一些是寄生虫引起的，可能由于动物的密集性，给寄生虫的传播造成了有利条件。这样，就形成了寄生虫和寄主之间的生存斗争。
另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一个物种的数量多于敌害的数量，是保存这个物种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可以在田间轻松地种植大量玉米和油菜籽等，因为这些种子的数量远大于以种子为食的鸟儿的数量。尽管这个季节的食物丰盛，但是鸟儿的数量也不会大量增加，因为在冬季，它们的数量受到了限制。任何尝试过的人都知道，如果只在花园里种几株小麦或者其他类似的植物，想要收获种子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形下，我几乎颗粒无收。同一个物种大量个体的存在，对于物种的保存是非常必要的，我认为，这种观点可以解释自然界中的一些奇异事实。例如一些非常稀有的植物，有时在适合它们生存的少数地方却极为繁盛；又如丛生型的植物，即使在它们生存范围的边界，也依然保持丛生。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相信，只有当生存条件如此有利，以至于一种植物可以成群地生长在一起时，这种植物才能免于灭绝。我还想补充说明的是，杂交的好处以及近亲交配的坏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起了作用，但是在这里，我不打算详谈这个复杂的问题。
许多记录在案的事例都可以证明，同一地区内互相斗争的生物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且令人意外的抑制作用和相互关系。我只给出一个实例，尽管它很简单，但是却引起了我的兴趣。在斯塔福德郡，我一个亲戚的土地上，有一片巨大而荒芜的地区，从未被人类耕种过，另外还有几百英亩完全相同性质的土地，25年前被围起来并且种上了苏格兰冷杉。在种植冷杉的那部分土地上，本地植被变化最为明显，即使在两块土质完全不同的土地上，也无法看到如此大的差别。健康植物的比例完全改变了，而且这里还生长着12种荒地上没有的植物（草类不计算在内）。对昆虫的影响一定更大，因为有6种食虫鸟在人工林中很常见，而在荒地上则看不到；而经常来到荒地的两三种食虫鸟，在人造林中也没有见到。在这里，我们看到引入一种树的效果是何等强大，因为当初植树的目的是避免牛群进入，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没有做过。我在萨里的法汉姆，清楚地看到了圈地这一因素的重要性。这里有大量的荒地，远处的山顶上有几株古老的苏格兰冷杉。在过去10年中，大量的荒地被圈起来，如今，自我繁殖的杉树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它们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不能让所有树苗都成长起来。当我确定这些树不是被人工播种或种植时，我对它们的数量之多感到非常惊讶，于是我又观察了几个地方。我查看了那几百英亩未封闭的荒地，除了以前种植的几棵冷杉之外，几乎看不到新生长出来的冷杉。但是当我仔细观察荒地上的那些树干时，无数树苗和小树都因为被牛啃食而长不起来了。在距其中一个旧冷杉几百码的地方，我在一平方码内发现了32棵小树，其中有1棵，从年轮上来看，已经生长了26年，但是始终无法让它的树干生长得高于其他树木。难怪一旦荒地被围起来，就会长满茂盛的小冷杉。然而，这块荒地荒芜至极，以至于没有人会想到，牛会如此紧密而有效地搜寻冷杉树作为它的食物。
在这里，我们看到牛决定了苏格兰冷杉的存在。但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昆虫决定了牛的存在。在这一方面，巴拉圭的例子最为奇特。在该地区，从来没有牛、马、狗变成野生的情况，尽管在该地区的南面和北面，都有这些动物在野生状态下成群游荡。阿萨拉和伦格曾经指出，在巴拉圭，有种蝇数量巨大，它们会把卵产在刚出生动物的肚脐中。这种蝇虽然数量巨大，但是它必定也受到了某种抑制，极有可能是受到了其他寄生虫的抑制。因此，在巴拉圭，如果某些食虫鸟的数量减少，寄生性昆虫就会增加，因此在动物肚脐中产卵的蝇的数量则随之减少。然后，牛和马就会变成野生的，这又会极大地改变植被（正如我在南美部分地区观察到的）。紧接着，植被的变化又会影响昆虫，进而影响食虫鸟，这样一来，正如我们在斯塔福德郡所见的那样，复杂关系影响的范围就越来越广了。并不是说，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可以如此简单。战争之中还有战争，一点细微的差异就足以使一种生物战胜另一种生物且胜负交替。尽管一点细微的差异就足以使一种生物战胜另一种生物，但是从长远来看，各方面的势力是如此平衡，使大自然长期保持统一。我们如此无知，却总是喜欢做出各种推测。当我们听到某种生物灭绝时，会感到惊奇；而且由于我们不清楚灭绝的原因，只能用天灾来解释生命的毁灭，或创造出一些解释生物寿命的规则。
我很想再举一个例子，说明自然界中最遥远的动植物是如何通过复杂的关系网捆绑在一起的。以后有机会我会谈到，在我的花园里，有一种外来的墨西哥半边莲，昆虫从来没有接触过它。因此，从其独特的结构来看，永远都无法结出种子。几乎所有的兰科植物，都需要昆虫授粉才能受精。我也有理由相信，三色堇一定要依靠野蜂才能受精，因为其他的蜂从来不采它的花粉。根据尝试过的实验，我发现，有些三叶草也必须依靠蜂来传播花粉。例如白三叶草的大约20串花序可以结出2290颗种子，被遮盖起来不让蜂接触的另20串花序就一颗种子也没结。又如，红三叶草的100串花序结了2700粒种子，但被遮盖起来的同等数量的花序也是一颗种子也没结。只有野蜂会来造访红三叶草，因为别的蜂压不倒它的花瓣，就采不到它的花粉。有人认为蛾类也可以帮助三叶草受精，但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蛾的重量并不能把三叶草的花瓣压下去。因此，我毫不怀疑，如果野蜂在英国变得罕见或者灭绝了，那么三色堇和红三叶草也会跟着变得罕见或者灭绝。在任何地区，野蜂的数量都取决于田鼠数量的多少，因为田鼠会毁坏蜂房和蜂窝。长期研究野蜂习性的纽曼上校，坚信英国有2/3以上的野蜂窝是被田鼠破坏的。众所周知，现在的鼠的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猫的数量。纽曼先生说：“在村庄和小镇附近，我发现野蜂蜂巢的数量比其他地方都多，这是因为田鼠被大量的猫消灭了。”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如果某一地区猫比较多，通过猫对田鼠、田鼠对野蜂的干预，就可以决定某些花朵的数量。
对于每种物种，在不同的生命时期、不同的季节或年份，都有不同因素在制约着它的兴衰。其中一种或几种因素常常有最有力的作用，但一个物种的平均数量乃至能否生存下去，则是由所有因素综合决定的。某些情况下，同一物种在不同地区，受到的制约作用也极不相同。当我们看到密布在河岸的植物和灌木丛时，常常会将它们的种类和数量比例归因于偶然。但是这是多么错误的看法！每个人都听说过，当美洲的一片森林被砍伐时，出现了不同的植被群落；但据观察，在美洲南部的古印第安的废墟上，当初那里的树木被完全清除过，但是现在，废墟上生长着与周围原始森林相同的美丽植物，在物种的多样性和数量比例方面，两者完全一致。漫长的几个世纪中，每年散播数千种子的树木之间都有着激烈的斗争；在昆虫与昆虫之间，也有着激烈的斗争；在昆虫、蜗牛、小动物、鸟兽之间，同样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所有生物都在努力增加数量，但是它们又彼此相食，有的吃树木，有的吃种子，有的吃幼苗，有的吃那些刚长出地面会影响树木生长的其他植物。如果我们扔出几根羽毛，所有的羽毛都会按照明确的规则掉在地上。但是相对无数动植物之间的关系来说，每根羽毛应落在什么地方，就显得十分简单了。在数个世纪的历史中，无数动植物的作用和反作用，决定了在古老的印度废墟上生长的植物的数量比例和种类。
如果一种生物和另一种生物是依存关系，例如某些生物与其身上的寄生虫，通常都是亲缘关系很远的两种生物。但严格来说，有些远缘生物之间也会发生生存斗争，例如蝗虫和食草动物之间便是如此。但是，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的斗争几乎总是最激烈的，因为它们经常生活在同一地区，需要同样的食物，并且面临同样的危险。如果是同一物种的变种，斗争通常也同样严重，而且短时间之内就能看到结果。例如，如果把小麦的几个变种混合后一起播种在同一块土地上，然后再将它们的种子继续混合播种，那些最适应该地土壤和气候的，或者天生繁殖力最强的变种，通常会击败别的变种，结更多的籽，几年之后就将取代别的变种。至于那些极度相近的变种，比如不同颜色的香豌豆，它们必须每年单独采摘，然后按适当比例混合种子，否则较弱的变种将稳步减少并消失。绵羊的变种也是如此：有人断言某一种山地绵羊会使另一种山地绵羊饿死，所以它们不能一起放养。把不同变种的医用蚂蟥养在一起，结果也相同。假设在自然状况下，让家养动植物的一些变种进行任意斗争，每年也不按一定比例把种子或幼体保留下来，我们甚至会怀疑，6年后，这个混合群体（禁止杂交）中的这些家养变种，能否完全保持原来的体力、体质及习性和原来的数量比例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由于同属物种通常（尽管并非总是如此）在习性和体质上是相似的，并且在结构上也相似，因此，当同属物种相互竞争时，斗争通常比不同属的物种之间更加激烈。例如，最近在美国一些地区，一种燕子生存范围的增加，导致了另一种燕子的减少；最近，苏格兰鸣鸫的数量减少了，因为在一些地方，吃槲寄生种子的槲鸫的数量增多了；我们常常听说，在两种极端不同的气候下，一种鼠取代了另一种鼠；在俄罗斯，亚洲小蟑螂入侵后，迅速占领了同属亚洲大蟑螂的地盘；澳洲蜜蜂输入后，小型无刺的本地蜂随即灭绝；一种野荠菜取代了另一种荠菜；此类情况比比皆是。我们可以隐约地猜测出，在自然状态下，地位相近的近缘物种间生存斗争非常激烈的原因；但是也许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无法准确地说出，为什么一个物种在这场伟大的生存之战中战胜了另一个物种。
我们可以从上述论述中得出一个重要的推论，即生物之间的构造都是相关的，但这种关系通常是隐藏起来的。借助这种关系，它们才能够与其他生物争夺食物，或者躲避其他生物的捕食，又或者捕食其他生物。这在老虎的牙齿和爪子的构造以及附着在老虎皮毛上的寄生虫的足和爪的构造中，都表现得很明显。乍一看，蒲公英美丽的羽毛状种子以及水生甲虫扁平的带缨毛的足，似乎只与空气和水分有关。然而，毫无疑问，羽毛状种子与地面布满的其他植物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样种子就能传播到更远的、没有被其他植物覆盖的地面上去；而水生甲虫，其腿部构造非常适合潜水，更适合与其他水生昆虫竞争，方便寻找自己的猎物，并逃避其他动物的捕食。
初看起来，许多植物种子中积累的营养储备似乎与其他植物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种种子（比如豌豆和大豆）即使被播种在满是杂草的土地中，其幼苗也能茁壮成长。我怀疑种子中营养的主要用途是促进年轻幼苗的生长，使其能与周围生长旺盛的其他植物做斗争。
看一看处于生长范围中间的植物，为什么它的数目没有增加到两倍或四倍？我们知道它完全可以承受更高温或更低温、更潮湿或更干燥的环境，那么它也完全可以扩展到其他温度和湿度稍高或稍低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想要让这种植物有能力增加它的数量，我们必须给它提供一些超越竞争对手或掠食动物的优势。就其地理范围而言，如果因气候的变化而使植物发生体质上的变化，这显然对增加其数量是有利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动植物能够在较远的区域生存，仅凭严酷的气候就能将其摧毁。除非达到生存范围的极限，例如北极地区和沙漠地区，否则生存斗争是不会停止的。即使在非常寒冷或干燥的地区，少数几个物种之间或者同种生物不同变种之间，仍然会为了争取更温暖或者更湿润的生活环境而发生竞争。
因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动植物被放置在新的环境中面对新的竞争对手时，尽管气候可能与以前完全相同，但是，它的生存条件仍然会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如果我们希望在新的区域增加它的数量，就得用不同于它原产地的方法来改进它，因为我们必须让它在不同的竞争对手或敌人面前具有一些优势条件。
幻想尝试使一种生物具有超越其他生物的优势，虽然是个好的想法，但是可能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获得成功。这使我们相信，我们对所有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实在是知之甚少，虽然我们很有必要弄清楚，但是实际上却很难做到。我们能做的，就是牢记：每个生物都在努力以几何增长；每个生物在其生命的某个时期、一年中的某个季节、每一代或每隔一段时间，都必须为生命而奋斗，并随时可能遭受巨大的破坏。当我们反思生存斗争时，可能会充满信心地安慰自己：自然中的斗争不是持续不断的，我们不必感到恐慌，通常死亡是迅速的，强壮、健康、幸运的生物就可以生存并且繁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