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01
潜意识里的野蛮的、兽性的，甚至与道德背道而驰的想法，才是我们的本性；而我们引以为傲的道德、理想和高贵的灵魂，其实只是掩盖这些兽性想法的伪装。
早在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人在每年3月为了表示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敬意，都要在雅典举行酒神节的庆典。
在古希腊神话里，狄俄尼索斯是宙斯的儿子，少年时就被任命为狂欢之神。凡他所到之处，狄俄尼索斯便教人如何种植葡萄和酿出甜美的葡萄酒，并把乐声、歌声和狂欢带给世人，因此被称为酒神。
提香的《酒神祭》
意大利画家提香，在其画作《酒神祭》里再现了酒神节的狂欢。在橄榄树林中，少男少女们围在一起开怀畅饮葡萄酒。随着音乐逐渐热烈，他们开始意识迷离，欲望伸张，没有世俗的约束，只是为了欢乐而欢乐。
显然这种狂放的、毫无节制的感性行为，与文明社会的秩序格格不入。于是，古希腊人又塑造了人类文明的守护神——日神阿波罗。与狂放不羁的酒神狄俄尼索斯不同，日神阿波罗端庄宁静，闪烁着智慧和理性的光芒。阿波罗用七弦琴代替了葡萄酒，用精神的沉醉代替了肉体的沉醉。
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是古希腊两种对立的精神。从动物演化而来的人本来就遗留了动物的兽性——自由自在，精力和欲望随时都可以像火山一样喷发。
但是，当原始人聚集在一起建立部落乃至城邦后，秩序便是维持文明社会的基石。因此，现代人必须用后天的道德和法律来约束自己的兽性，遏制支配人类感性行为的欲望。
所以在古希腊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冲突中，以理性为核心的日神精神逐渐占了上风，而寻欢作乐的酒神精神则屈服于理性之下，似乎从此就销声匿迹了。
但是，经千百万年进化而印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兽性，并没有真正被理性所驯化、所消灭，它只是潜伏起来，随时准备重夺对人的控制权。第一个发现这一点的人正是弗洛伊德。
1900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梦的解析》。这本后来被誉为精神分析学派“圣经”的巨著引起了惊涛骇浪——难道在每个人的高贵灵魂中，还潜伏着肮脏的、野蛮的、冲动的兽性？
因此，它遭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和排斥，被认为是鄙俗、粗野、败坏社会道德的东西。
对此，弗洛伊德早有准备，他在书的扉页上写道：“假如我不能上撼天堂，我将下震地狱。”
梦，自人类有文字以来就有记载。古人推测梦具有预测未来祸福的能力，而占卜者、巫医或宗教人士就成了梦的权威解释者；也有人推测梦其实是灵魂在肉体睡着之后而四处漫游的所见所闻，所以有了耳熟能详的“庄周梦蝶”的故事。
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不知道自己原本是庄周；突然间从梦中醒来，惊惶不定之间方知原来自己还是庄周。于是庄周感叹道，不知是庄周在梦中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在梦中变成了庄周？
正是因为梦的神秘莫测，所以梦通常与鬼神交织在一起。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把宗教与鬼神从梦的定义中剔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梦纳入科学考察的范畴。
他告诉人们：在隐秘的梦境里的所见所感，以及眼泪、痛苦和欢乐，都是充满意义的——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是备受理性压抑的兽性的呐喊，是另外一个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人生，正如月球的背面。
这些兽性的想法藏在什么地方呢？弗洛伊德把我们的意识比作一盏探照灯，照亮的地方，是我们能感知的地方，是道德、理想和高贵的灵魂栖息之地；而探照灯没有照到的黑暗之处，则是兽性的栖息之地。这个地方，弗洛伊德称之为潜意识。潜在水面之下，潜伏于黑暗之中。
通过对梦的进一步分析，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里的野蛮的、兽性的，甚至与道德背道而驰的想法，才是我们的本性；而我们引以为傲的道德、理想和高贵的灵魂，其实只是掩盖这些兽性想法的伪装。
基于这个理论，弗洛伊德指出我们的人性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以解释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一个部分叫“本我”，是作为动物的“我”，以实现自己的欲望和需求为目的。
第二个部分叫“自我”，是社会现实中的“我”，有情感，也有理智。
第三个部分叫“超我”，是理想中的“我”，是良知和内在的道德。
本我是人最为原始的、满足动物本能冲动的欲望，如饥饿、恐惧、愤怒、性欲等，它构建了人性的最底层。 它是由生本能（性）与死本能（攻击）所组成的能量系统，因此有很强的力量，弗洛伊德称之为“力比多”（libido，即“性力”）。
本我是无意识的、非理性的、非社会化的和混乱无序的，只遵循享乐原则，即追求个体的生物性需求，如食物的饱足与性欲的满足，以及避免痛苦。它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想要得到时，就要立即得到；为了即时满足，没有任何顾忌。
超我则位于人性的最高层，是管制者，是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内化而来的道德化的自我。 它包含了我们为之努力的那些观念，以及在我们违背了自己的道德准则时所预期的惩罚。它对社会标准认为好的行为给予奖赏，例如自尊、自信等；而对于坏的行为则给予惩罚，例如负罪感、自卑等，从而抑制本我的动物性冲动，监控自我的执行，追求完美的状态。
超我遵循完美原则，所以常被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二值判断所束缚。它像一个蒙眼的法官，根据结果而不是情境与动机，用理性而不是感性来做出判决。
在本我与超我之间的是自我，它是从本我中逐渐分化出来的，是意识的存在和觉醒。 它遵循现实原则，调节着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从而在不违背超我的前提下延迟满足本我的需求。
自我的现实原则与本我的享乐原则并不冲突，它只是学会了妥协，暂停了本我的即时满足，而是用延迟满足来取代即时满足。
例如，当一个小伙子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这位小伙子的本我想立刻将她占为己有，即需要即时满足的享乐原则。而他的超我则会批判本我，说：“这是流氓行为、违法行为！”即基于二值判断的完美原则。
此时，作为协调本我与超我冲突的自我，则会向这个姑娘送花、约会，最后谈婚论嫁，组建家庭，最终和这个姑娘在一起。自我的这个延迟满足的现实原则，既满足了本我的享乐原则，也不违背超我的完美原则。
简而言之，本我是人的动物本能，超我是理想化目标，而自我则是二者冲突时的调节者。 但是，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冲突，是水与火的冲突，是兽性和文明之间的冲突，因此必然是频繁的和难以调解的。于是，我们发展出一系列的调解办法，弗洛伊德称之为防御机制。
解决冲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本我压制住，将那些不能被社会所接受的想法和欲望深深地禁锢起来，不让它们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不让它们有表达的机会。
压制，是解决兽性与文明冲突的第一选择。
本我是欲望，所以压制本我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禁欲。禁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科学的先驱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皆数”——即数是万物的本原，万物的性质是由数量关系决定，而万物按照数量比例构成了和谐的秩序。
从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留下的文字中可以得知毕达哥拉斯身上有许多神迹：当他褪去衣服时，可以看到他的大腿是黄金铸造的；当他渡河时，河神涅索斯向他致敬，等等。
其实，这些神话传说折射的是毕达哥拉斯对宇宙和自然神性的追求和信仰。这里的神性，指的是宇宙和自然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规律。例如，毕达哥拉斯和他的追随者发现，太阳系里行星之间距离的比例，类似于琴弦各弦长之间的比例。于是他们就认为，这种和谐的比例关系就是宇宙与自然的神性，是管辖宇宙万事万物的规则。
但是，宇宙和自然的神性所产生的和谐与秩序却受到了身体的挑战，例如饥饿。当我们正全神贯注探索神性的时候，饥肠辘辘的感觉却扰乱了这一片和谐与秩序。
于是，我们不得不停下对逻辑的思考，对神性的追求，而去寻找食物。葡萄酒与美食让我们流连忘返，醉酒与饱食后的昏昏沉沉又使得我们无法理性地思考。
这在毕达哥拉斯看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理性就变成了身体的奴隶。所以，肉体的欲望与宇宙的秩序和科学的理性格格不入；要追求神性，就必须用理性来获得对身体的掌控权，就必然要禁欲。
于是， 越是身体不喜欢的事情（如饥饿）、身体害怕的事情（如疼痛），就越是要用自由意志去做；而越是身体喜欢的事情（如社交）、身体渴望的事情（如性欲），就越是要用自由意志不去做。
毕达哥拉斯身体力行——在他创办的学院里有着极其严格的禁忌：吃素食，洁净身体，保持缄默，过有规律的团体生活，对学院外恪守秘密，在学院内不立文字，等等。这些具有宗教色彩的禁忌，目的就是要降伏肉体的种种本能，控制喜怒哀乐等情绪。
时至今日的印度，常有一些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苦行僧，带着象征湿婆神的三叉杖，边走边吟诵古经文。他们必须忍受常人认为是痛苦的事情，如长期断食甚至断水，躺在布满钉子的床上，行走在火热的木炭上等。
于是，对理性的追求，就演变成了对痛苦的追求。苦行者希望在痛苦中“降伏本心”，由此让精神获得自由，灵魂得到解脱，最终超凡入圣。
然而，对肉体欲望的压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欲望，甚至还会让欲望以更强烈的力量反弹。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心理学实验，进一步认识这一点。
在你的身边放一个闹钟，计时五分钟。这五分钟里，你可以想任何东西，但是绝对不能去想一头粉色的大象。显然这不是一个太难的挑战——五分钟内，你能很好地控制你的意识，基本上不会去想粉色的大象。
但有趣的是，当闹钟响起时，五分钟的意识控制结束，此时你的脑海里会持续出现粉色的大象。不仅如此，这头粉色的大象就如幽灵一般，在接下来的一天甚至几天里，都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这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思想原本处在自由流淌的状态，而当我们被告知不能去想某个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意志就会压制我们的自由思想，告诉大脑应该想什么，不应该想什么。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意志可以非常成功地压制这些不应该有的想法。
但是，正如三皇五帝时代的鲧在治水时采用的筑坝拦水方法一样，后果是水位越来越高，威胁越来越大，大坝最终会被冲垮；同样，被压制的想法不仅不会凭空消失，反而会以更强的力量反弹，变得更难压制。
当意志被消耗一空，压制不再有力量的时候，这些被压制的想法就会绝地反击，充斥我们的脑海。
所以，在基督教里会有绑在大腿上的带有金属倒刺的苦修带——当意志不再能克制欲望时，扎在皮肉里的倒刺所带来的剧痛，就变成了压制欲望的最后一道防线。
当肉体的痛苦还不能禁欲时，折磨就必将指向精神：质疑自我，贬低自我，攻击自我，精神疾病由此产生。1917年，弗洛伊德发表了《哀伤与抑郁》一文。在该文中，弗洛伊德详细区分了哀伤与抑郁。
一方面，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二者都有丧失——深刻的沮丧感，对日常的快乐失去兴趣，性能力的丧失，注意等认知能力下降等。
但是，哀伤者的这些症状会在一段时间后自然消失，不需要特殊处理，更不需要心理咨询的干预。而抑郁则是一种精神疾病——症状不会消失，甚至还有可能会加重，出现拒绝进食、抗拒睡眠等对抗身体本能需要的行为——自杀。
抑郁与哀伤的最大区别在于：
（1）抑郁者容易自责、自罪，将自己贬得一无是处，觉得自己理应遭受惩罚。
（2）抑郁者还会将对自己的攻击延展到过去与未来——自己从来就没有好过，而且未来也一片灰暗。
弗洛伊德分析道， 这是因为抑郁者有严重的低自尊和极端的自我匮乏感，“哀伤使世界变得贫瘠而空洞，抑郁则使自己变得贫瘠而空洞”。哀伤的对象是外部世界，而抑郁针对的则是内部的精神世界。
弗洛伊德
“哀伤使世界变得贫瘠而空洞，抑郁则使自己变得贫瘠而空洞。”
所以，哀伤者的丧失有真实的对象，例如父亲去世、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事业碰到瓶颈等。而抑郁者遭遇的不是真实对象的丧失，而是精神世界里最宝贵的东西的丧失。这个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理想化甚至幻化出来的对象，是心中的“神”。
在毕达哥拉斯那里，这个“神”是“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毕达哥拉斯坚信的“万物皆数”被摧毁的时候，他的感受会如何？
对于我们而言，这里的神就是“超我”——最好的我，理想中的我，我们最珍惜最宝贵的信念或者事物，即我们所追求、所挚爱的对象。
爱的对象的丧失，会激起抑郁者强烈的矛盾情感。一方面，他们是如此深爱着这个对象；而另一方面，他们因为害怕无法获得这个对象或者被这个对象所遗弃，于是会产生同样强烈的恨。而这个恨就表现为对爱的对象的各种谴责与贬低 ，就如害怕得不到，就毁灭之。
在这个过程中，抑郁者感受到的是施虐的快感，正如佩戴着金属倒刺苦修带自残的僧侣。于是，恨里也有了快乐，所以抑郁者很享受这个摧毁自己的过程。
自杀，在外人看来是在杀自己，但是在抑郁者潜意识中，他所杀的只是那个让他爱恨交织的“超我”。无怪乎抑郁症是所有疾病中自杀率最高的一种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会成为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人类的第二大疾病杀手，远超癌症等疾病。
所以， 压制欲望只能以毁灭来结束，无论这毁灭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为了有效化解感性与理性、兽性与文明的冲突，我们如同大禹通过疏导来治水一样，发展出五种心理疏导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分别是取代、反向形成、投射、合理化和升华。
第一种心理疏导的方式：取代。
例如，一些人在紧张时喜欢啃自己的手指甲或者铅笔头等，根据弗洛伊德的解释，这可能是对吮吸母亲乳汁行为的取代。幼儿通过吮吸母亲的乳汁，一方面可以获得食物，另一方面可以获得安全感与关爱。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吮吸乳汁就不再是一种社会可接受的行为；于是，一些人就通过啃咬手指甲或者铅笔头来取代吮吸乳汁的行为，以此来获得安全感与关爱。
第二种心理疏导的方式：反向形成。
例如，心理学家对反同性恋人士的研究发现，那些极端反同性恋的人，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本身就是同性恋者。
这就是反向形成：当一种行为或者态度不被社会所接受时，为了避免被他人看出自己真实的欲望和与此相关的焦虑，这些人就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再如，完美主义者为了避免不完美，干脆就拒绝了所有的开始，最后变成拖延症；孤独者因为害怕被拒绝，所以就先拒绝别人。反向形成，是通过倔强来掩盖自我的脆弱。
第三种心理疏导的方式：投射。
例如，一个小气的人，通常会认为他人小气；一个挑剔的人，通常会认为他人挑剔。投射就是将自己具有的，但是社会不接受或者反对的特质，投射到他人身上，认为是他人而不是自己具有这种特质。
当把超我对自己的指责，投射到他人身上，自己内心的罪恶感也会因此而降低。正所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第四种心理疏导的方式：合理化。
例如，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父亲殴打小孩时，他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宣称自己这么做是为了小孩的健康成长在管教小孩。
合理化，是指当个体的目标未能实现或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时，给自己的一个合理解释，以维护自尊免受伤害和减免焦虑带来的痛苦。
于是，楚霸王项羽在败亡时也采用了合理化的方式：“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类似的还有电影《南征北战》里的著名台词：“不是国军无能，是共军太狡猾！”
上面这四种疏导方式，本质是将潜意识里的兽性通过其他渠道如同泄洪一般发泄出去。但是，组成兽性核心的是充满能量的生本能（性）与死本能（攻击），一方面它可以摧毁一切；而另一方面，这些能量也可以转化为成长的动力。这就是弗洛伊德说的第五种疏导方式：升华。
最早的心理传记是弗洛伊德在1910年写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与他童年的记忆》。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法剖析了达·芬奇童年以来性心理的发展，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
达·芬奇是一个私生子，父亲是佛罗伦萨的贵族后裔，而母亲是乡下的一个农妇。5岁前，达·芬奇和母亲居住在乡下。5岁时，父亲从母亲那里带走了他，于是达·芬奇永远失去了母亲。
对于童年的记忆，达·芬奇非常模糊，只在著作中随意提到：“好像我命中注定始终要和秃鸳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记得当我还在摇篮里时，一只秃鸳向我飞来，并用它的尾巴撬开了我的嘴，还多次用它的尾巴拍打我的嘴唇。”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弗洛伊德认为，达·芬奇在其著作中所说的，与其说是早期记忆，不如说是早期幻想，因为在儿童早期，记忆和幻想不可分割。
达·芬奇童年记忆中的秃鸳的发音（Mut）和母亲的发言发音（Ma）类似。在古埃及神话里，秃鸳被认为是母亲的象征。所以，达·芬奇对秃鸳的幻想，实际上源自哺乳的记忆。这个记忆，正是他对生母的深深依恋，之后演变成了达·芬奇的恋母情结。
然而对生母的性渴望是乱伦，是被社会绝对禁止的，于是达·芬奇只好将性渴望深深地隐藏起来。
一方面，达·芬奇虽然高大帅气，但却孑然一身——他宣称：“与生儿育女有关的任何事都令人厌恶，人若没有美好面孔以及美感素质，将会早亡。”
但是另一方面，达·芬奇的性压抑并没有摧毁他，反而升华成了卓越的能力。他成长为一个天才般的科学家、艺术家、发明家，被誉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
他记忆中的母亲的微笑正是艺术史上最著名的微笑─蒙娜丽莎的微笑——既端庄又魅惑。
弗洛伊德认为，正是蒙娜丽莎这个美丽的佛罗伦萨女人，用微笑唤起了他深深压抑在潜意识中对母亲的记忆。
他努力用画笔来再现这个微笑，这个微笑既是他对母亲的依恋与爱，更是他对一生性压抑的不幸的超越，最终升华成一种对终极美的追求。失去母爱，性压抑，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幸，转换成为他艺术创作和科学发明的动力之源。
抑郁来源于痛苦，伟大也同样来源于痛苦。或是在痛苦中毁灭，或是在痛苦中升华。
在法国东北部有一个仅有2万多公顷的小镇，叫勃艮第。这里的土壤多为泥灰岩、钙质黏土与花岗岩变质土，是从古老的侏罗纪时期逐渐演化而来，而且一年四季气候变化剧烈，夏季炎热，冬季寒冷，时常有冰雹灾害。然而，就是在这块不适合农耕的土地上，却产出了世界上最好的红葡萄酒——罗曼尼·康帝，单瓶税前价值超过10万元，远胜波尔多最贵的柏图斯，更不用说拉菲了。
勃艮第之所以能产出举世闻名的葡萄酒，是由于当地一代代苦修的勃艮第僧侣前仆后继、苦心钻研葡萄酒酿造技术酿制而成的。在他们看来，一切磨难，只是酒神节上葡萄酒入口前的开胃菜。土壤中夹带的海洋化石为葡萄酒带来了众多矿物质风味以及海风气息，变幻莫测的气候更使得葡萄酒拥有丰富的层次。
勃艮第僧侣信奉的基督教文化，是苦难式的、消极的、禁欲的，认为人生的享乐是一种罪恶。但是，他们酿造的葡萄酒，却是纵情声色、放浪形骸的必需品。当勃艮第僧侣举杯畅饮酩酊大醉时，我们看到了肉体与精神的握手言和，看到了欲望和理性的水乳交融。
桑德罗·波提切利的《帕拉德和人头马神》
古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曾感慨道：“人的生活如果没有性欲带来的欢乐，那还有什么光彩？没有这种快乐，是否连众神的生活都不会令人敬慕了呢？”
弗洛伊德用力比多一词，进一步拓展了性欲的外延。弗洛伊德所讲的性欲，并不是狭义的与生殖有关的性，而是生本能，是具有广泛意义的、与人类的各种本能需要有关的一切。活力、爱情、好奇、开放、征服等等，正是力比多充沛的体现。这正是酒神节上古希腊人试图展示的青春活力，纵情狂欢的美好。
然而，弗洛伊德并没有宣扬对性的无节制放任，一如古希腊人所说： “贞洁是放纵最好的开胃菜。” 弗洛伊德只是在反抗对性的宗教式的神秘化与禁忌——他坦然宣称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应给予它应有的地位，而不是压制与忽视。
人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物质累积之丰厚，生存条件之优渥，远胜当年的古希腊。但是我们并不快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奔波于各种课外补习班的青少年，沉迷于追名逐利的成年人，以及缺乏安全感的孤独老人。
生存条件的优劣、贫穷与富有，在我们心中永远是一个相对概念，于是历史时间轴上的每个时间点，人们都不满足，甚至充满惶恐，只好艰难向前，永不停息。也许人类只敢在睡梦中，当意识与理性的监控减弱时，那些在白天遭受压抑和排斥的潜意识愿望才能复活，获得片刻虚假的满足。
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这么为难自己。我们需要让欲望与克制、潜意识与意识、兽性与文明握手言和，就像勃艮第酿酒的僧侣一样。
那位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还有一句著名的话： “人类处于神与禽兽之间，时而倾向一类，时而倾向另一类；有些人日益神圣，有些人变成野兽，而生活中的大部分人保持中庸。”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庸即美。
普罗泰戈拉
“人类处于神与禽兽之间，时而倾向一类，时而倾向另一类；有些人日益神圣，有些人变成野兽，而生活中的大部分人保持中庸。”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现代心理学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解释，过于主观，因此有些片面甚至极端。
我们的潜意识并非都是兽性的和充满欲望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潜意识是中性的，无所谓好与坏。所以，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逐渐被现代心理学的认知无意识理论所取代。
但是，弗洛伊德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心理学界，他的解放被压抑的潜意识的呼唤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了广泛的回响。他在西方几乎每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留下了自己的烙印。
在西方现代哲学领域，他的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等许多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起源；在美学领域，他的理论是超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抽象主义的理论基础。
西方学者把弗洛伊德誉为“心灵的哥伦布”“心理世界的牛顿”。更有一种说法：在21世纪的社会科学领域发挥最大作用的，将是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
弗洛伊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让我们人类第一次直视了我们内心的黑暗，从而叩问黑暗之处的人性。他像茫茫大海中的灯塔，照亮了我们过去几千年来一直在回避的一个事实： 在我们平静的人性之下，暗流涌动，瞬息万变。动机与欲望、冲突与困扰，才构成了我们真正的人性。
我是谁？弗洛伊德说，答案就在这一片黑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