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任务
——研究日本

在美国人曾经遇到、并与之全力战斗过的敌人中，日本人最让人困惑。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模式都和美国人截然不同，以至于美国人不得不认真对待。这种情况在美国人参与过的战争中从没有过。正如1905年时的沙俄一样，美国现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全副武装、受过训练的民族，但它又不属于传统的西方文化。对西方人来说，战争的惯例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的，但日本人却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战争，就不仅仅局限于岛屿的登陆作战问题，也不仅仅局限于后勤保障问题。为了打败日本人，我们必须先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

这很困难。从日本打开国门至今，已经有七十五年了，可是我们对日本人的描述，却仍在使用一些令人困惑的词句，如“但是，又……”等。一位严谨的观察家在描述日本以外的民族时，是不会一边说这个民族彬彬有礼，一边又说他们“很蛮横、傲慢”的；不会一边批评这个民族顽固不化，一边又称赞他们“能够适应改革的潮流”的；不会一边说这个民族性情温和，但一边又说“他们不会轻易受人控制”；不会一边说这个民族仁厚、忠义，一边又说他们“野心勃勃、叛逆凶残”；不会一边说这个民族勇敢，一边又说他们懦弱；不会既说这个民族总是依赖于别人的评价做事，然后又说他们具有自己的道德准则；不会说这个民族既欣赏西方文化，但又说他们是如何保守；他不会在一本书里介绍这个民族如何爱美，如何尊重演员和艺术家，如何陶醉在菊花的栽培中，然后再在另一本书里告诉人们这个民族是热爱刀剑、穷兵黩武的。

但这些看似无法统一的矛盾，却如同经纬纵横交织在日本人的个性之中。如果把日本人比喻成一幅图，那么组成这幅图的，既有“刀”，也有“菊”。日本人好斗而又温和；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冥不化却又审时度势；驯服但又不甘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但又背信弃义；既勇敢又懦弱；既保守但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他们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可是当他们的恶行不为人所知时，他们又会继续作恶。他们的士兵纪律严明，但又经常犯上。

身着传统服装的女子像菊花般柔美而细腻，然而她腰间所挎的那把刀却为这份阴柔增添了一份日本民族倨傲与黩武的气息，这就是日本民族的特性——菊花与刀，一个有着相互矛盾的二元化性格的民族。

了解日本人已是美国的当务之急。所以，我们就不能对日本人矛盾的性格置之不理。我们正面临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日本人在下一步会怎么做？我们必须进攻日本本土才能让他们投降吗？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的皇宫？从日军俘虏的身上，我们能获得什么情报？我们对日本人应采取何种宣传策略，才能削弱日本人顽抗到底的意志？一旦战争结束，我们需要对日本实行长期军事管制吗？美军是否还要继续在日本的山地丛林中，与疯狂顽抗的军国主义分子进行战斗呢？在战争结束之前，日本会不会爆发一次像法国或俄国那样的革命呢？如果有，那么谁会是革命的领导者呢？如果没有，那么日本会灭亡吗？

1944年6月，我接受委托从事研究日本的工作。为了了解日本民族的真面目，我被许可使用一名人类文化学家能够使用的一切研究方法。这年夏初，美军对日军开始了大规模反攻。很多美国人都以为对日战争还要持续三年，或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而在日本，有人则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百年左右。他们认为，美军虽在一些地区取得了胜利，但是前线距日本本土还有好几千英里远。所以，日本官方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日本人仍然认为自己将是最终的胜利者。

1944年6月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对德战争很快就会胜利。因此，盟军一直优先考虑欧洲的战略已无必要；其次，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已在塞班岛登陆，为日本的失败拉开了序幕。此后，美军与日军便不断短兵相接。从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等地与日军的战斗中，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敌人是多么可怕。

所以，到了1944年6月，对于我们的敌人——日本，我们必须解答有关他们的一些疑问。这不仅涉及军事、外交方面的政策，而且还涉及在前线散发宣传单，所以我们必须得到真实可靠的答案。在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中，我们不仅要了解日本决策层的动机与目的，了解日本漫长的历史，了解他们经济和军事上的统计资料；我们还要了解日本政府对其国民的期望程度，了解日本人的思想和情感习惯；我们还必须了解制约这些行动和想法的因素；我们必须把决定美国人行动的惯有思维和行为模式放在一边，尽量不对日本人做出轻率的结论。不要以为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做，日本人就会怎么做。

长门号战列舰是在太平洋战场上唯一幸存到战后的军舰。在战场上，它给予美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最后也未逃脱被美军“没收”、成为“十字路口行动（美军的原子弹爆炸试验）”的靶舰的命运。

我的任务是艰巨的。美国和日本在交战中。在战争中，把一切责任归咎于敌国非常容易。可是，如果想知道敌人对人生的看法却不容易。但是我必须完成任务。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而不是处于他们的位置时，我们会怎么做。我必须收集日本人在战争中的一切行为资料，作为有利条件加以利用。我必须仔细观察他们在战斗中的进攻方式，暂时不把这当军事问题对待，而只是把它看做文化问题。和平时一样，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也具有日本民族的典型特征。在战争中，他们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思维特点是什么？日军领导人鼓励士气、打消国民对战争的疑虑，以及在战场上指挥、调动部队的方式，都显示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民族力量？我必须对战争的每个细节认真研究，以此揭示日本人和日本民族的特征。

这幅宣传画表现出了日军企图占领整个亚洲地区及太平洋地区的狂妄与自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民族试图走出岛国狭小空间的强烈愿望。

但是，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这非常不利于我的工作。我无法深入日本国内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对一名人类文化学者来说，这种调查研究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无法前往日本，深入日本人的家庭生活，亲眼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分辨影响他们行为的哪些因素是关键性的，哪些是非关键性的。我没法亲眼观察他们作决定时的复杂心理过程。我也不能亲眼观察他们是如何培养子女的。虽然著名人类文化学家约翰·思布里（John Embree）写过一本关于日本村落和日本人的《须惠村》，这是一部非常有学术价值的专著，但是我们在1944年遇到的问题，却在这本书里难以找到答案。

不过，尽管有困难，我依然相信，作为一名人类文化学者，还是有一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条件可以利用。至少我可以与一些日本人接触。与被研究民族的人直接接触，也是人类文化学者可以倚重的研究方法之一。美国生活着一些日裔美籍人，其中很多人从小在日本长大。我可以和他们接触，在他们同意的前提下询问他们的生活经历，了解他们如何对事情进行判断，然后对他们的叙述加以妥善利用，从而填补我们对这个民族研究中的空白。这对于想了解任何一种文化的人类文化学者来说都必不可少。当时，还有一些从事日本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他们利用各种图书文献，分析各种历史事件和统计资料，甚至从日本人的广告单、宣传单中寻找有用信息。我相信，这些社会科学家想要知道的答案，都隐藏在日本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中。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对从小生活在这种文化中，受这种文化熏陶长大的人进行研究，一定会得到更令人满意的答案。

当然，我也大量看书，并向那些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请教。图书馆里有大量论述日本的资料文献；西方社会也有许多优秀的观察家曾经在日本居住过，与他们谈话对我帮助很大。那些前往亚马孙河发源地，或者到新几内亚高原，深入到没有文字的部落中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人类文化学家，却不具备我这样的条件。原始部落的民族没有文字，无法用笔墨记录自己的生活，展示民族文化的优势。西方人对他们的叙述也仅限于皮毛，有时候对他们的记载甚至只有寥寥数笔。他们的历史鲜为人知。对他们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人类文化学家，要在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体验他们的生活方式，了解他们的文化习俗，考察他们的社会阶级，探索他们的宗教信仰。相比之下，我研究日本民族时，却可以从许多学者对日本的研究中得到启示。在那些有关日本的文献资料中，有许多对日本人生活细节的记录。那些曾经在日本生活、居住过的欧美人士，用手中的笔详细生动记录了自己的经历。此外，大量日本人写的传记，也记录了他们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日本民族和其他东方民族不一样，他们有强烈的自我描述、自我表现欲望。在传记里，他们不但记录日常生活琐事，还抒写渴望在全球进行扩张的理想。他们在自传里直言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愿望，其坦率程度令人瞠目结舌。不过，他们也并不会在自传中，把渴望在全球扩张的野心全部写出来。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民族会这样做。对日本进行描述时，他们会不知不觉省略一些对我们来说重要的细节，因为那些东西在他们眼里太平常普通了，熟悉得如同空气一般，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甚至感觉不到了。其实，美国人描写美国时也是一样的。尽管这样，日本人还是喜欢在自传中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达尔文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曾经大量阅读各种书籍，他在阅读时，尤其重视那些无法被了解的事情。研究日本时，我也要阅读大量相关文献，我的读书方法和达尔文一样，也重视那些不被了解的事实。日本人在议会演讲中时常罗列一大堆观念，哪些是我必须了解的？日本人为什么喜欢大肆攻击无足轻重的行为，却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听之任之？他们这种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我在阅读的同时不断对自己提问，例如：“这幅图画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是的，为了更好地理解日本人，我必须知道什么呢？

我还看了很多由日本人编写、拍摄的电影，或者西方人在日本编写、拍摄，与日本有关的电影，包括各种宣传片、历史片，还有描述东京等城市和日本农村生活的现代影片。然后，我会和一些在日本看过同样电影的日本人一起讨论，他们看待电影情节，以及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反面角色时，与我的眼光是不同的。当我被一些情节弄得稀里糊涂的时候，他们却明明白白。还有，在理解剧情发展、影片编导动机方面，他们和我也不一样。他们习惯从整部电影的结构来对电影加以理解。这就像阅读一本小说，我对小说的理解和从小在日本长大的他们也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分歧很大。他们有的会替日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进行辩解，有的却痛恨日本的一切，说不清楚谁的观念对我影响大。但是，不管他们对日本文化习俗是接受还是排斥，在对日本生活规范的描绘方面，却都是一致的。

浮世绘是日本特有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它绝大多数都来自于民间，是研究日本风俗、传统的重要依据。

如果人类文化学家只是直接从研究对象（日本民族）那里搜集资料，再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解释，那么他们的工作和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观察家所做的事，没什么不同。假如一名人类文化学家只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从那些曾经在日本生活、居住过的外国人士撰写的关于日本的专著中，获得有价值、有意义的信息。所以，人类文化学家都受过专业培训，在课题研究方面具有一些特殊能力。在一个已经拥有众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中，他值得多花一些精力，做出属于自己的贡献。

亚洲和大洋洲有很多不同的文化体系，人类学家通常都了解它们。日本人有一些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与某些太平洋岛上的原始部落相似，例如：有的与马来诸岛上的相似；有的与新几内亚岛上的相似；有的与波里尼西亚岛上的相似。当然，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相似性，推测在古代社会，或许有日本移民到过这些地方，或许日本民族和这些岛屿上的民族接触过，这非常有趣。可是对我来说，了解其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的相似性之所以有意义，并不是因为某些可能存在的历史联系，而是我可以凭借这种相似性或差异性，更好地了解日本民族的特征。因为我知道这些生活习俗和习惯如何在一个简单的文化体系中发生作用。对亚洲的暹逻（今天的泰国）、缅甸、中国等国家的文化习俗，我也多少了解一些，在亚洲悠久的历史文明中，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可以将日本民族与它们进行比较。在对原始民族的研究中，人类学家曾经反复证明，文化比较对于研究工作是多么重要而有价值。也许在某个部落的生活习俗中，有百分之九十都和它周围邻近的其他部落相同，可是，为了适应与周围任何一个民族都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我们仍然可以对它的习俗进行某些修改与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基本生活习俗可能会受到排斥，而无论被调整部分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占多小的比重，都有可能令这个民族在未来向一个独特的方向发展。对人类学家来说，对那些在整体上具有许多共性的民族的差异性进行研究，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研究方法。

孙悟空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形象，同样也是深受日本人民喜爱的一个角色。在浮世绘大师的笔下，这只充满了英雄主义的猴子带上了浓重的日本特色，这也算是中日两国文化中的一种融合吧。

人类学家必须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也必须为解决这一问题不断调整、改善。他们凭自身的经验可以知道，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人们在遭遇某些具体问题、并且必须对这些问题的含义作出准确判断时，不同部落、不同民族的判断及处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在一些北极地区的乡村或者在热带沙漠中，部落文化习俗是以血缘责任和财产交换作为基础的。对此，人类学家必须细致调查，不仅要调查部落中人与人的亲属关系；调查他们财产交换的每一个详细细节；弄明白这种文化习俗在部落行为中可能导致的结果；还要了解在这种文化习俗中，部落中每一代人从小就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又是怎样将这些习俗继承下来的。

人类学者对这种文化差异、文化制约，以及由文化习俗导致的行为后果的关注，在我们研究日本时可以妥善利用。今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美国人与日本人在文化价值上存在截然不同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根深蒂固。美国人甚至还流行过这样的说法：“凡是美国人要干的事，日本人一定不会做。”如果一名从事人类文化研究的美国学者真的相信这种说法，并简单认为美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具有离奇的差异，那么，他绝对不可能真正了解日本民族。人类学家用自己的经验证明，即使两个民族之间具有最离奇的差异，也绝对不会妨碍研究者对某个民族的理解。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人类学家能够更好地利用这种差异性，而不会把这种差异当不利条件。国家之间的制度和民族之间的差异越大，越离奇，人类学家对它们就越重视。当一名学者研究某个部落或某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时，这个部落或民族中出现的任何东西、任何现象，都不会被忽略，也不会被视为理所当然，因此，他对每个细节都会仔细研究，而不局限于少数特殊细节。有一些专门研究西方民族的学者，由于缺乏比较文化学方面的训练，不具备相应的研究技术，也没掌握相应的研究方法，往往忽视了对一些行为的整个领域进行研究。他们总是把一些民族的行为视为理所当然，而对这些民族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琐碎行为习惯，以及人们对自以为熟悉的事物的公认的说法，从来不进行研究。可是，对一个民族的未来具有影响和决定作用的，往往正是这些琐碎的生活习惯和人们公认的说法，它们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远远超过外交官们签订的各种协定和条约。

所以，人类学家必须改善对某个民族日常琐事的研究技术，并要促使这种研究技术发展。因为，研究某个民族或部落时，人类学家碰到的那些日常琐事，与他自己生活中的日常琐事截然不同。如果他想了解某个部落中，被人们视为最邪恶的行为；或者在另一部落中，被人们视为最怯懦的行为；如果他想了解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某个部落的人会如何采取行动，或者他们对事物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时，这位人类学家就会发现，他必须努力观察，并大量收集相关细节。而这些细节，在那些对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进行的研究中，常常被人忽略。对人类学家们来说，这些其实才是最关键的，而且他也一定懂得如何对这些资料进行充分挖掘和利用。

对日本民族进行研究时，这种方法值得一用。只有当我们高度重视并注意某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琐事，才能充分认识并理解这个民族，人类学家对它的研究和论证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最原始的部落或最先进的民族中，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来自于日常生活。不管他们的行为方式多么古怪，价值观念多么奇特，任何一个民族的情绪感受和思维模式，都与日常生活经验牢牢联系在一起。所以，日本人的某些行为越让我困惑不解，我越会认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有造成这种奇特行为的某种看似寻常的因素在起作用。在研究中，我对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细节越深入，工作就越有进展。我们每个人的学习也是根植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的。

日本民族恐怕是最重视细节的民族了。即使是一个小小的便当，也安置的一丝不苟。这也是如今日本在数码、汽车等高度精密的科技上领先于全球的原因之一。

作为人类文化学家，我还确信：在日常生活中，最细微、最孤立的行为，彼此之间也具有某些系统性的关联。那些成百上千单一的、细小的行为，究竟如何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整体行为模式？对这一点，我一直非常重视。任何人类社会都必须为自身的生活及存在方式进行设计。如果一个社会对于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和评价方式表示认可，那么这个社会中的人，就极有可能把这样的结论视作世界其他民族的结论。所以，不管遇到多大的障碍，他们都会把这样的结论融为一体。当某个民族或某个部落中的人接受了自己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后，他们就几乎不可能在生活的另外一个范围内，按另外一种完全相反的价值理念系统进行思考、决策和行动，因为这样会使他们的生活陷于混乱。在日常生活中，人类总是倾向于让自己的价值体系、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协调一致。在任何一个民族中，人们都会为自己的决策与行为提前准备好相同的理由和动机。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某种程度的和谐，否则，这个民族的整个价值体系就会土崩瓦解。

所以，任何民族的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礼仪、政治目的，都会如同齿轮互相咬合在一起。例如：某个部门内发生了某种比其他部门更剧烈的变化，其他部门就会同时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的来源在于每个部门之间要达到和谐一致。在一个人们追逐权力，却没有文字的社会体系中，人们对权力的意志不仅表现在经济交往中，也表现在对其他部落的关系与宗教活动中。在那些拥有悠久的文字历史的社会体系中，古代的文字记录通常由教会保留。可是，没有文字的部落或民族却不同。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权力日益民主化和公开化，在那些与教会保留文字相抵触的领域中，教会就逐渐放弃自己对文字的保留权。所以，一些文字的词句虽然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其含意和内容则发生了演变。要知道，宗教教义、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并不是犹如被堤坝隔离的小池子，彼此孤立存在，而是互相联系，彼此交错融合，就像每个池子中的水总是会漫过堤坝，相互交流、掺杂在一起，这是永恒的真理。所以，作为一名学者，如果越能将自己对某个民族的调查研究扩散到这个民族的经济、性爱、宗教、教育等方面，就越能深入探究他研究的那个民族和社会中发生的事情，就越能够理解自己所研究的民族。自然，他就更容易在生活的任意领域中提出假说，收集资料。他能够轻而易举地学会把任何一个民族的特征，或者用政治术语，或者用经济术语，或者用道德术语来表达，并理解这个民族从自己的社会经验中学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所以，我这本书，并不仅仅单纯讲述日本民族的宗教、经济、政治或家庭，而是深入探讨有关日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及各种价值观点（原文sumptions：直译是“认定”，即认为理所当然的，但是还没有经过证明的；或者作“假定”理解；现统译成“观点”）。这本书重在描述日本民族的各种价值观点，并对日本民族的特征、个性等作了深入论述。

在二十世纪，我们面临的一个障碍就是：我们具有一些模糊不清，甚至有失公允的观念。不仅对日本民族的形成，甚至对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法兰西民族的形成、俄罗斯民族的形成，我们基本上都持有一种模糊、混乱、较偏激的观念。各国之间也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不断发生一些误会。有时，仅仅由于一些细微的差别，就能导致国与国的纠纷，并成为令人担心的、难以调解的分歧。当某个民族以其社会经验和价值体系为基础，已在思想上形成了一套完全出乎我们设想和意料的行动计划时，我们却还在对共同目标高谈阔论。我们从来不寻找机会了解有关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价值理念。如果我们能够用心去了解，或许我们能够发现，他们的某种行为并不一定就是不好，因为他们此时具备的这种行为，并非我们自己了解并熟悉的行为。

我们不完全相信各民族关于自己思想和行为的解释与说法。每个民族的作家都在作品中努力描绘自己的民族。可是，对自己民族的描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观察生活时，任何民族的人站立的角度和视野，必然不同于其他民族。人们观察事物时，也很难察觉自己只是站立在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眼光进行观察。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把这视为理所当然。观察事物时，任何一个民族所能够接受的焦距和视点，都仿佛是上帝故意安排的结果。因为观察事物的焦距和视点不同，每个民族观察到的事物景观和结果也不同。就如同戴着眼镜的人未必能够清楚眼镜镜片的度数一样，我们也不能够期望每个民族在观察世界时，能够对自己的看法进行分析。如果我们想知道眼镜镜片的度数，我们可以向眼科大夫咨询，请他帮助我们对镜片进行检测；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有一天会承认，人类文化学者的任务就如同眼科大夫的任务，他的工作就是负责为世界各民族作出“分析”与“检测”。

日本武士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介乎于统治者与平民之间，所以在他们的身上，存在着最多的日本民族的特性。

人类文化学者的工作，既需要有坚硬的心肠，也需要有宽容的胸怀。提到“坚硬的心肠”时，可能会有一些善意的人士对这种说法进行指责。这些善意的人士通常是“世界大同”的鼓吹者，他们坚信并向各民族的人们灌输这样一种信念：“东方”与“西方”，黑种人与白种人，基督教徒与穆斯林，存在的差异都只是表面现象。他们认为，人类社会中的每个人，想法几乎都是类似的。有时，我们用“四海之内皆兄弟”来形容这种观点。不过，我非常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在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时，我们不能说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呢？这帮“善良”的家伙似乎以为世界各民族都是用同一张底片印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国际亲善主义又如何能够建立起来呢？如果把强求人们接受这种文化与个性的单一性，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一种条件，就犹如丈夫强求自己的妻儿与自己一模一样。这岂不是不可理喻的行为？与这些“软心肠”的人不同，“硬心肠”的人相信民族之间存在差异，而且他们尊重这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接受并容纳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例如：美国就以地地道道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特点存在，但它不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法国、日本也一样。对人类文化学家来说，如果试图依靠外界压力来扼制这一观念，并且不相信民族差异就如同悬挂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DamoGles Sword，这个词出自希腊传说，达摩克利斯是叙拉古僭主迪奥尼修斯一世的宠臣。据说迪奥尼修斯请达摩克利斯赴宴，并让他坐在嵌满黄金的宝座上，然后用金银器皿给他盛上各种美味佳肴，可是宝座的上空却用马鬃悬挂着一柄寒光闪闪的利剑。当达摩克利斯抬头望见这把剑时，不禁大惊失色。因为这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后来，人们就用“达摩克利斯剑”比喻“迫在眉睫的危险”），那无疑是荒谬的。其实，这位学者并不需要担心采取了“硬心肠”的立场后，就会让世界僵死。我们鼓励每个民族文化上的差异，但并不意味着这会让世界静止。例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之后，有安妮女王时代、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不同时代并没有使英国人失去其民族特征，因为英国人一直都是英国人，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这个民族始终能够适应不同的时代，并能承认不同时代的标准，共同的民族气质和民族特性始终是存在的。

对民族差异性进行系统研究，既需要我们具有“坚硬”的心肠，也需要我们具有“宽容”的态度。人类文化学者只有具有了坚定不移的信仰，才会具有不同寻常的宽容。只有在这时，他才能够在对各个民族宗教的比较研究中得到发展。他可能是一位基督徒，也可能是一名阿拉伯学者，或者他根本就不信教，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偏激的人。对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也一样。如果人们总是小心谨慎地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总是夜郎自大地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全世界最好的，也是唯一可靠的解决方法时，那么他对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不可能得到发展。他们不会明白，对其他文化的探讨，对其他民族生活方式的实践，能促使自己更热爱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那是一种令人充实而愉悦的体验，可是他们却将这种美好的感受排斥在外。因为保守固执，他们只会“强硬”地要求其他民族接纳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除此外别无选择。作为美国人，我们会喜欢其他民族的人接受我们的生活信仰，可是，当其他民族难以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时，就犹如我们也很难学会用十二进位制来代替十进位制进行计算，也无法学会像东非土著人那样以“金鸡独立”的方式进行休息。所以，本书只是一本阐述日本民族生活习惯的书。我将在书中论述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例如：在什么情况下，日本人渴望得到人们的恭维；在什么时候，我们不能随便夸奖日本人；他们会在什么时候感到惭愧，在什么时候感到尴尬，等等。我在这本书中论述的一些事情，基本上来自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琐事。书中提到的人具有各种不同身份。在日常生活中，也许他们再平常不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曾经置身于书中提到的每一种特殊情况，而是在那些特殊情况下，这些人认为自己会怎么做。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形象描绘日本民族在思想、行为深处的态度。我的理想是这样，但也许在此书中我并未达到这样的目的。在从事这项研究时，作为研究者，相信你很快就能发现，不管有多少调查材料，都难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翔实、可靠的准确性。例如：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搞清楚“日本人会在什么时候向谁行礼”这个问题，对整个日本民族进行统计研究。因为这是一种被日本民族公认的行为习惯，任何日本人都能向我们证明，所以它只需要几个确证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对成千上万的日本人进行调查研究。

想要研究日本民族的特性，就需要先对日本人的生活及传统有深入的了解。从这幅浮世绘上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日本人的生活细节。但正如此图的名称一样，想要彻底地了解这个民族，是一个“漫长的旅途”。

研究者如果想弄清楚什么决定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那么工作将更加艰巨。在研究中，人们迫切想了解的问题是：日本人观察事物的角度和方式，并由此作出的判断与决策，是由什么决定的？日本人的价值体系与观念，如何影响到他们对人生的态度？对这一点，研究者必须阐述清楚。此外，研究者还必须使自己对日本民族的阐述，能够使站立在另外位置上，并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观察人生的美国人，能够听得清楚明白。从事这种研究分析的时候，最权威的“法官”并不是日本人，因为日本人也未必一定能够说得清楚自己的观点。更何况在日本人的眼里，他可能会认为向美国人作那些解释完全没有必要。研究社会时，美国人很少注意研究一个文明民族的文化赖以存在的各种条件。在很多研究者的心中，这些条件是不言自明的。几乎所有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不同意见和行为的“分布”上，统计法通常是他们最擅长的研究方法。他们几乎对所有调查资料、调查问卷、访谈问答、心理测定等都进行统计分析，并企图找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和关联性。他们甚至还使用抽样调查技术，而这种研究方法通常用在舆论调查领域中。当然，通过抽样调查，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科学方法选出有效问卷，这种方法在美国已经高度完善。例如在选举中，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了解美国公众对某位候选人或某项政策的支持率和反对率，而支持率或反对率又可以按照乡村或城市、低薪收入阶层或高薪收入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进行分类。所以，在一个实施普选，并且由国民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这种调查结果具有重要意义。

调查美国人的意见时，美国人可以投票，还可以通过投票了解调查的结果。美国人能够这样操作，有一个非常明显却无人提到的原因，那就是投票的人都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而且在观念中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所以，要了解另外一个国家，必须先对那个国家民族的习惯和价值观点进行系统性研究，再考虑是否采用投票的方式，这样才有意义。如果在抽样调查中能够做到谨慎、慎重，我们就能够了解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但是，如果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某个民族对他们的国家持什么观念，那么抽样调查的结果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只有了解某个民族的国家观，我们才能弄清楚这个民族中的各个不同的政治派别究竟会在街头巷尾，或者在国会中争论一些什么。一个民族对政府的态度和观点，比那些标志各政党势力的数字具有更普遍、更持久、更有说服力的重要性。在美国，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几乎都认为政府限制了个人自由。对一名美国人来说，也许只有战争年代才是例外。在美国人眼里，政府官员的地位并不比那些在民间事业中任职的人高。美国人的国家观完全不同于日本人的国家观，甚至与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也有很大差异。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的正是这些观点。这些观点又分别表现在风俗习惯、对成功人士的评论，以及民族的历史神话、民间故事，还有和民族节日有关的辞令之中。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间接表现来对一个民族进行研究，当然，这种研究必须是系统性的。

正如我们在选举中，要对人们投的赞成票、反对票各占百分之几进行研究一样，我们对某一个民族在生活中形成的基本价值理念，以及他们倾向于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要仔细而详尽地研究。日本正是这样一个国家。日本民族的基本观念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一番。在从事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一旦弄清楚了西方人的观念与他们的人生观不相符合，掌握了他们使用的一些范畴和符号，那么，西方人眼中经常看到的日本人行为中的诸多矛盾，就不再是矛盾了。于是，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某些剧烈变化的行为，在日本人眼里，却是整个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我也就能够试图说明原因了。在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我发现，日本人最初使用的那些稀奇古怪的词句和概念，其实都具有一些重要含义，还包含着日本人长期使用这些词句和概念时，日渐积蓄起来的感情。他们的道德观和罪恶观，与西方人存在着巨大差异。日本人和日本民族的价值体系是比较独特的，既不属于佛教体系，也不属于儒教体系，而是日本式的——包括日本的优势和劣势。 OVlwgoH24KCeVvmTJWwss3vs32Jhfs7eFUjbdw3GBrvk+lOd+f2mvkqCeF2fEc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