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11日早上，天空雾蒙蒙的，它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穿透了低低笼罩在纽约湾上空的薄雾。低沉的低音A之后，紧紧跟着两个八度音，和两个中音C之下的音符。不同于安装在前向烟囱上的双联装7英尺汽笛发出的尖啸，它的汽笛音量已经被调低，以免惊扰在长廊上漫步的乘客。它在和平时期的红、白、黑涂色已被青灰色的油漆覆盖，尽管这遭到了伪装专家们的强烈反对——他们更倾向于使用蓝绿色相间的迷彩图案，并称之为“西向航路伪装计划”，以便能更好地迷惑试图判定它航速、方位和身份的敌方潜艇。即便有人看到它那著名的三层甲板、长达1 000英尺的巨大船体和庄严而独具特色的尖形船头，也未必会想起它的真实身份，因为灰色油漆甚至盖住了它的名字。但是，绝不会有人忘记它的存在，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它就是“玛丽王后”号皇家邮轮。

离开苏格兰古罗克整整5天20个小时50分钟后，“玛丽王后”号于早晨8点30分驶过安布罗斯灯塔，负责护航的美国驱逐舰随即调转船头，驶向远海。与它战前涂色的命运一样，“玛丽王后”号上精美的内饰已被拆除，存放于纽约的一座仓库中，其中包括6英里长的威尔顿地毯，200箱骨瓷和水晶器具，以及和平时期一次航行中用来保存1.4万瓶美酒和5 000根雪茄的酒柜和雪茄保湿盒。为执行这次代号为“WW#21W”的航行任务，它已被改装为一艘运囚船。船舱内可用作武器的固定设施已被拆除，还安装了警铃、门锁，以及用沙袋堆成的机枪垒，并在食堂和运动区布设了铁丝网。船舱深处不时传来5 000名德国战俘躁动的声音，他们在刚刚结束的北非战役中被俘，关入了苏格兰的监狱，几经波折，才被押上当时停靠在古罗克的“玛丽王后”号。300名英军士兵时刻保持警惕，监视着这些俘虏，而因为同情，想为战俘提供帮助的卫兵则会受到提醒：“牢记他们的野蛮。”实际上，本次跨越北大西洋，长达5天的“之”字形航程，已令这些野蛮人变得温顺。他们会被送往美国西南部的一座战俘营，其人数是美国国内在押德国战俘总数的3倍，而且这个数字最终会增加至27.2万。为节省取暖费，大多数战俘营建立在北纬40度以南的地区，一些战俘营指挥官为战俘提供熏肉和鸡蛋，鼓励他们在营区内喂养宠物，还开办钢琴课，并允许通过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的商品目录订购窗帘。这样做同样是为了让他们变得顺从。

但此次航行却另有目的。秘密乘客名单上，列出了英国最高级别军事将领的名字，其中包括英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指挥官。他们将赶往华盛顿，参加为期两周、代号“三叉戟”的英美战略会议。轮船悄然驶过韦拉扎诺海峡时，军官们挤在围栏前，试图穿透雾气，望见位于北方7英里外的曼哈顿。但这一切都是徒劳，他们最终选择了出现在右舷康尼岛的模糊景象，以及左舷处史泰登岛的沃兹沃斯堡，自欺欺人地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乘务员和副官们匆忙整理着成堆的行李，并用写有巨大“W”的红色纸片将运往白宫的物品标示出来，其中20多袋都属于“空军准将斯宾塞”。整理过的机密文件放在上了锁的箱子里，堆在上层甲板旁边的儿童游乐室内，一些作废的保密资料将被送往105号套房，扔进用浴缸临时改造成的焚化炉进行销毁。

为误导苏格兰各港口潜伏的敌方间谍，此行的计划者们煞费苦心地掩盖了航行的细节。在古罗克，“玛丽王后”号专门印制了荷兰语菜单，让人认为此番赶赴纽约的神秘贵客是流亡的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工人们还安装了轮椅坡道和扶手，反间谍机构也刻意在港口附近的酒吧散布谣言称，“玛丽王后”号被派去迎接即将秘密访问英国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午9点，所有伪装宣告结束。轮船巨大的螺旋桨转动了最后一圈，船锚被抛入海中，咯咯作响，激起大片水花。空军准将斯宾塞在甲板上漫步，“看上去状态很好，肥胖、面色红润”，似乎满怀着对战争的渴望。

与“玛丽王后”号一样，温斯顿·S.丘吉尔太过显眼，根本无法隐藏，正如当时的人们所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丘吉尔抽着据说有“长号那么长”的哈瓦那雪茄——这只是他每天八根中的一根。在那张为人熟知的圆脸上，额头布满了皱纹。他眉头紧蹙，不时用洒了香水的手帕擦脸。当天早上，给“玛丽王后”号上的服务员留下10英镑小费后，他脱掉了在航程中大多数时候穿在身上的连体工作服，换上了皇家游艇中队的制服，活像“一个舞台上的流氓牧师”。前一天晚上，丘吉尔摆下盛宴，庆祝“即将到达美国暨出任首相三周年”。这场盛宴不仅仅是对“玛丽王后”号战前的奢华生活，也是对日不落帝国昔日辉煌的一种缅怀：酥皮馅饼、法式干煎比目鱼、温莎薯条和朗姆糕，除了这些菜肴之外，还有一大瓶1926年的玛姆红带香槟。

“我们都是小虫，”丘吉尔曾吟诵道，“但我相信我是一只萤火虫。”谁能否认呢？他已奋战了三年，起初是孤身一人，随后便与他努力构建的强大联盟一同作战。他早就提醒过他的警卫，只有在英国遭到入侵的情况下，才能在夜间将他唤醒，但他却从未被叫醒过。他断言，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使命是“纠缠、不停地唠叨和促成”一场远征。罗斯福对此非常清楚，整个战争期间，他将从丘吉尔那里收到1 300封电报。这位首相的陆军参谋长写道：“他的脾气像电影明星一样多变，暴躁得如同被宠坏的孩子。”丘吉尔的妻子补充说：“温斯顿会冲我大声喊叫，所以我从不跟他争吵，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我就给他留张便条。”

“在大事上，他非常伟大，”南非政治家扬·史末资元帅说道，“可在小事上就不那么伟大了。”当然，小事也让他忙碌不堪：因士兵们缺乏纸牌而提出抗议，为英国饲养家禽的农民供应谷物，为军事行动拟定代号（他严厉地废除了“惊心噩梦”“黄疸”“开胃酒”“邦尼哈格舞”这些代号）等。但他的伟大总能在大事中显现出来，一位仰慕者的赞誉最能说明这一点：“他的心中没有‘失败’这两个字。”

海上航行总是能给丘吉尔注入新的活力，而且，没有哪次能与“WW#21W行动”相比。随行人员私下里戏称他为“主人”，因为丘吉尔总喜欢发号施令，让他们每天都忙碌不已。从密码员到陆军元帅，所有被选定为于周三召开的“三叉戟”会议撰写研究报告和备忘录的人员都被称作“祈祷者”。打字员们在一台特别设计的“雷明顿”无声打字机上轮班作业，记录下丘吉尔在滚滚的雪茄烟雾中低声嘟囔出的紧急文件和备忘录。在为特别紧急的文件注上“当日即办”之后，他会去玩上一把“比齐克牌”（他们使用多副纸牌，7以下的牌都被剔除），再喝点白兰地、香槟，或是他最喜爱的“尊尼获加红方”威士忌。他坚持在自己的救生艇内安装一挺机枪，并宣称，如果“玛丽王后”号被鱼雷击中，“我绝不会被俘。最好的死法莫过于在与敌人战斗的兴奋中死去……你们得跟我上救生艇，看看热闹。”有时候，他又显得心事重重——“弯着腰，盯着他的盘子”——以他朗读福勒《现代英语用法》的纯熟，指责那些倒霉蛋“分解不定式的邪恶以及用‘特别’取代‘很多’的语法”。但大多数时候，他的兴致都很高，会在船桥上与船长讨论航海技术，在休息室观看诸如《重击》（ The Big Shot ）和《渡过黑暗》（ All Through the Night ）之类的电影，或是在自己的舱室里，与同伴们共进晚餐，笑着说些段子。最令他高兴的是，柏林的一家电台宣称：“丘吉尔在中东，可能正与罗斯福会晤。”他问道：“在这场残酷战争中，谁听到这样的消息不会笑出声来？”

丘吉尔曾提议在曼哈顿的巴特里公园登岸，以此来振奋美国表兄的士气，然后再畅游百老汇。“一个人总是可以做他想做的事，如果这出乎其他人意料的话，”他解释道，“那些密谋者就来不及策划他们邪恶的计谋了。”但考虑到安全问题，美国特勤局不同意丘吉尔的提议，选择从史泰登岛的汤普金斯维尔派出三艘汽艇，越过灰色的海港，向“玛丽王后”号驶去，迎接丘吉尔。罗斯福总统最亲密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在码头上等候，和他在一起的是“费迪南德·麦哲伦”这辆7节车厢总统专列，车头已朝向华盛顿。

丘吉尔踏入为首那艘汽艇时，“玛丽王后”号的全体员工都站在围栏旁，向他欢呼。在一片喝彩声中，丘吉尔下船登岸，走上专列，向大家挥手道别。就在他们站在雾气中叫喊时，丘吉尔已经在心中摒弃了“失败”这两个字。 f1Db6yiIfXfK7KuxluQvXSh4P4gDKDJpk2iAUILYY7CdFkuKM5NxGL74+HxB6R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