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似乎永不平息

7月8日，来自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舰队靠近非洲海岸，来自苏塞和斯法克斯的特遣队随后也在此会合。整支舰队绵延60英里长，足有1英里宽，不同舰船的条条尾流上，“就像一具算盘上的算珠”。较小的船只径直驶向马耳他东面的集结地。为迷惑德国人的侦察机，主力舰队靠近的黎波里，随后于晚上8点以13节的航速转身向北而去。

舰船像装满珍宝的大帆船一样在西班牙海上颠簸。光是美国舰队搭载的物资便超过了10万吨，其中包括5 000吨装进板条箱运载的飞机、7 000吨煤和1.9万吨通讯设备。物资清单上还包括：660万份口粮、27英里长的1/4英寸粗钢缆、老鼠夹子、口香糖、162吨占领区货币，甚至还有14.4万只避孕套——被称为“士兵的朋友”。一份10页的词汇表将一些英式词汇转换为对应的美语：windscreen即挡风玻璃（windshield），wing是挡泥板（fender），而英国人所说的团（regiment）相当于美国的营（battalion），他们的旅（brigade）则等同于美国的团（regiment）。

光是弹药就占了物资总吨位的一半：尽管预计夺取西西里岛还用不了两个月，但对弹药和武器的申请令陆军部不堪重负，没人知道该如何解决。奥兰和卡萨布兰卡巨大的仓库中贮存了9个月的弹药补给，是规定储量的3倍，可没人能说清已配发的子弹和炸弹是何种类型，因为存货卡均由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办事员保管，他们的英语通常都很糟糕。

一位海军将领估算，陆军的需求量总是“海军的两倍”。6月，一份发给华盛顿的紧急申请要求再拨发732部电台，外加14万节专用电池。考虑到通讯可靠性的余度，陆军通信兵额外搭载了5 000只信鸽、一个信鸽排和7 000多个甚高频电台备件。由情报单位携带的海道测量图；来自国会图书馆、对西西里岛洞穴做出了准确标志的地图；“意大利旅游俱乐部西西里岛指南”复印本；海岸引水员研究报告；城镇地图；以及在一位前新英格兰酒类走私贩的帮助下绘制出的海岸线轮廓图。来自华盛顿和纽约的信使带来数十个沉重的木箱，每个箱子上都印有“顽固者，爱斯基摩人”的标记，里面装着西西里岛地形的石膏模型。但在纽约印制的一份详述西西里岛历史古迹和艺术珍品的漂亮图册，不知道被放在阿尔及尔的什么地方，未能送到盟军部队。后来，一名姗姗来迟的传令兵驾驶着摩托车，带着这份图册匆匆赶往前线，结果在岛上被德国人俘虏。

盟军已在突尼斯战役中学会如何照料伤员，舰队已经做好准备，并预测：第一周，突击部队就将有15%的人员伤亡并感染疾病。医务人员通过相关图表，评估出了人类体表不同部位烧伤的概率：双手烧伤是4.5%，双臂烧伤是13.5%等。十个人中就将有一个人需要500cc的血浆。除此之外，舰队还装载了6吨墓碑，以及用来采集阵亡者指纹的印台。一份长达13页的《坟墓登记指令》对如何修建墓地做出了指导：“必须小心仔细，才能保持每座坟墓整齐排列。”一份关于如何处理阵亡士兵遗物的备忘录建议：“应取走任何可能会令其家人感到尴尬的物品。”

同样重要的是，根据国际法，入侵部队对平民的生活负有责任，这就意味着要给西西里人提供大量物资，其中包括：1.4万吨供50万人吃一个月的面粉、炼乳和糖；94吨肥皂；75万cc破伤风、斑疹伤寒和天花疫苗。民政部门计算，如果意大利投降，盟军还需要养活另外1 900万张嘴，并为罗马南部的居民供暖，每个月需要3.8万吨食物和16万吨煤，这对盟军的航运是个巨大的负担。一项研究指出，“在盟军占领时期，别法指望意大利能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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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休伊特在舰桥或舱室内阅读、玩填字游戏，以此打发时间。“蒙罗维亚”号的指挥室狭小、闷热，与其他舰艇一样人满为患。为容纳额外的工作人员，信号台已扩大了一倍，船上的木匠将三间密码室合并，同时扩大了无线电通讯室。但随着进入无线电静默状态，休伊特已不能再下达那些无法通过旗语表达的命令了。他很乐观，深信他的舰队将要对抗的是邪恶，“上帝不会严酷地对待一个正义的人或国家”。

在舰桥上，休伊特不时用望远镜瞄一瞄那些两栖舰艇，这是舰队中一支奇特的队伍。150英尺长的坦克登陆艇（LCT）搭载5辆“谢尔曼”坦克，吃水深度却仅有3英尺，结果得了个“海上便盆”的绰号，而那些易受攻击的小型登陆艇则被统称为“少尉杀手”。更大的坦克登陆舰（LST）最初由英国设计，并借鉴了美军后勤人员的设想——他们曾在20年前见识过私酒贩子在墨西哥湾的平底船，而且效果相当不错。战争期间，1 100多艘LST被制造出来，其中大多是由遍布美国中西部内河的造船厂生产。船艏为方形，装有14英尺宽的铰链门，缓慢而笨拙，因为没有龙骨，船体总是晃动不已，即便在干船坞内也是如此。但是，每艘LST可搭载20辆坦克，光凭这一点，就已无可取代。

休伊特知道，LST虽然吃水很浅，但仍有可能被保护着大部分西西里岛南部海岸的沙堤所阻。陆军曾提议将坦克和车辆推入水中，用粗铁链将它们拖过岸边的沟渠，再在海滩上晾干。海军工兵人员对此震惊不已，他们表示反对，并提出了一个代号为“淘金”的计划：由LST拖曳或搭载一座浮桥，用螺栓连接成铰链桥，跨过沙堤与海滩之间的水隙。在纳拉甘西特湾进行的测试证明，这种桥梁可以承载一辆“谢尔曼”坦克。可参与“爱斯基摩人行动”的坦克非常多，该计划尚有待考验。

休伊特与陆军最大的分歧在于，在展开登陆行动前，是否应动用海军火力削弱敌滩头防御。为了能够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巴顿坚持要等到冲锋舟距离海岸只有15分钟时再开炮支援。一名海军军官评论，他是想“靠自己单打独斗碰碰运气”。休伊特认为巴顿“纯属做梦”。他提出了11条理由，证明敌人会一直保持警惕：盟军侦察机频繁飞临该岛上空。当年春季，14名军官乘潜艇秘密前往西西里岛调查海滩的情况，可所有人都有去无回，就连后续被派去调查的侦察兵也没能幸免。

然而巴顿依然坚持要求舰炮保持沉默。在舱室内，他阅读、踱步、打盹、继续踱步。“我经常呼吸急促，尤其是在马球赛前，”他在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随后在后面加上一句拿破仑的名言，“先进攻，然后再看。”他完全不担心敌人的防御。“该死的，他们已经在那里待了四年，”他告诉休伊特手下一名军官，“他们不可能每时每刻地保持警惕。我们要登陆，我们会突然掐住他们的脖子。”他在给妹夫的一封信中写道：“阳光下的马群总是欢呼雀跃。哦嗬！因为一场杀戮就要开始了！”

在1号作战令中，巴顿建议他的指挥官们“不分白天黑夜，不停地进攻，直至人类耐力的极限，然后，继续进攻”。他还写了份夸夸其谈的训词，让全体军官们大声宣读：

登陆时，我们会遇到德国和意大利士兵，攻击并消灭他们是我们的荣幸和特权……美国军队的荣耀、国家的荣誉和整个世界的未来都在你们的手中。你们务必要对得起这样伟大的信任。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会赢的。

踱步时，巴顿突然想到7月5日在阿尔及尔与艾森豪威尔的最后一次会面。“你是个伟大的统帅，”总司令告诉他，“但却是个糟糕的计划者。”艾森豪威尔可能有些过虑，但巴顿总是对后勤问题表现出一种傲慢的不屑。面对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他将指挥西西里岛上所有盟军地面部队）时，他“咔”一声立正，说道：“将军，我不做计划，只按命令行事。”对他的民政事务负责人（负责供养和统治400万西西里人），巴顿只是简单地问道：“你杀人吗？”而对艾森豪威尔本人，他曾说过一句愚蠢的格言：“你下令，我开枪。”就像一位老友描述的那样，巴顿是“丰富多彩、屡教不改、令人费解”的。

在给妻子比阿特丽斯的信中（这封信将在进攻发起后寄出），他的笔迹潦草：“我怀疑我会阵亡或负伤，但一个人永远无法知道这一点。这是命运的安排……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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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厄尼·派尔将再次与他们同行。他登上美国海军的“比斯坎”号军舰离开比塞大，这是近300艘用来装载第3步兵师的舰队的旗舰。应舰长请求，他每天凌晨3点从露天甲板的简易床上爬起，编辑舰上的油印报纸。随后，他又用铅笔为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撰写报道，或阅读约瑟夫·康拉德的书，并惊讶于老水手的文学造诣：“晴朗的日子里，阳光在蓝色的海洋上擦出火花。”

派尔今年42岁，但无论是看上去还是感觉上都“更老些，有点与众不同”。他酒喝得太多，并为他酗酒的妻子担忧，他曾与她离婚，把她托付给一家疗养院，后来又复婚。他很快就成为了“比斯坎”号上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物，瘦削的肩头总是披着一件“梅惠斯”救生衣，发际像个泛灰色的光环，框住了他的三角脑袋。他总是自己卷烟抽，并总是用一种模糊的、带有鼻音和印第安纳口音的英语发问。另一位记者说，派尔“体重只有100磅，腿上总是放着一本家用《圣经》”。艺术家乔治·比德尔发现他“像个苦行僧，温和、异想天开、腼腆……他的表情中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悲伤”。

令他感到悲伤的是战争。派尔认为战争是“一场无法缓和的灾难”，并渴望成为最后的战地记者。他曾将这些士兵——“没有他们，无法打赢这场战争”——看作“再次迷失在黑暗中的小男孩”。他有些自我迷失，并在稿件中出色地描写了其他迷失的人。在“爱斯基摩人行动”前夕，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这些年来我过得很沉闷。没有酒，没有女人，没有歌曲，没有娱乐——很快我就将一无所有，只剩下工兵铲和轻微的脚癣。”他不知道那些从战火中幸存下来的人，怎么可能“再残酷地对待其他的一切”。

他的写作材料就在身边。陆军部规定，运输船的上下铺位之间要保持23英寸的距离，士兵舱室的通风设备送入的新鲜空气必须达到每人每分钟30立方英尺。派尔很清楚这一点，第1步兵师的列兵保罗·W.布朗也了解。“一个多星期没洗澡了，”布朗在家书中写道，“脏袜子、脏内衣，空气流通情况非常糟糕，而且没有舷窗。”食物中的虫子、盗窃、猖獗的黑市交易、肮脏的厕所以及呕吐桶的缺乏等情况也被陆军检察员记录在案。这就难怪许多士兵会怀念北非的橘子和石榴了，更不必说“它的浩瀚和神秘”了。

他们以拳击和拔河为消遣，甚至在一艘英国船上举办了胡须比赛，一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员喝完茶，拿着刷子、梳子和放大镜评判比赛。军官们还举办了关于西西里岛的讲座，用的都是油印讲义，这些资料的开场白是“西西里岛此前曾被多次征服，从某种角度来看，她的历史就是一部成功入侵史”。资料还提醒大家，西西里岛上的谋杀率“比意大利其他地区高7倍”。每个人都拿到了一本“西西里岛士兵指南”，详细描述了炎热、肮脏和疾病，第26步兵团的日志总结，该岛肯定是个“地狱般的地方，岛上的人要么是太穷，无力迁居，要么是太过无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更好的地方”。第45师的士兵们练习着意大利语，闹了不少笑话，例如问出“晚上好，各位”后，得到的回答是“200里拉”。

他们将装备打包、解开、再次打包，试图将防毒面具、急救包和防沙蝇面网塞进陆军突击背包2.524立方英尺的空间中。每名步兵负重82.02磅，从10.2磅的M-1步枪和0.2磅的毛巾，到0.01磅的勺子和0.5磅的金属封皮《圣经》，每一盎司的分配都得经过精细的计算。一点点吃掉4盎司的应急口粮能减轻些他们的负重，但这些口粮本应留作紧急时刻食用。大多数士兵已入伍很久，对什么都见怪不怪，即使让他们知道，应急口粮中的巧克力条是陆军军需人员花了两年工夫，对包括大豆粉、土豆、木薯粉、速溶咖啡和煤油在内的300多种食材和调料进行试验后才研制成功的话，他们也绝不会感到惊讶。

“看看那些军官和士兵，很有意思。”前总统的儿子，第1步兵师副师长小西奥多·罗斯福准将在给他妻子埃莉诺的信中写道。在美国海军“巴奈特”号上写的一封信中，他又补充道：“他们已不再年轻，不再是两年前你在舞会上见到的那些稚嫩、嘴上没毛的小伙子了……他们现在看起来很强悍。”几小时后他又写道：“海面平静得像池塘……所有的一切都被封闭，舷窗被遮掩，灯也关了，而且不允许在甲板上吸烟。空气炙热难耐。对伙计们来说，这是一次最难挨的航行。此刻，一种死一般的沉寂笼罩在船上。没人在甲板上移动。”

7月8日夜间，小罗斯福再次给埃莉诺写信，清晰、稳健的笔迹为信中流露出的诗意锦上添花：

我们拥有过最美好的生活，我希望日后会有更多。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至少可以说，我们在一起的岁月里，早已为普通生活做好了准备。我们早已了解胜利和失败、喜悦和悲伤，这一切充实着我们的人生……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心存感激。

自从离开阿尔及尔，休伊特的首席气象学家一直忙于绘制气象图，并用风速计测量“风的脉搏”。海军少校理查德·C.斯蒂尔是1931届海军学院毕业生，曾代表美国花剑队在1932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击败了传奇的法国队夺得金牌。斯蒂尔热爱击剑，认为这项运动是个“复杂的难题”，他热爱气象学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1940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气象学硕士学位。“火炬行动”期间，强烈的大西洋风暴卷起18英尺高的海浪，席卷摩洛哥海岸。斯蒂尔准确预测到这场风暴会突然消退，说服休伊特将登陆行动继续下去。巴顿给斯蒂尔起的绰号是“胡迪尼少校”（ 胡迪尼是史上最著名的魔术师 。—— 译者注 ）。

现在，他将再次经受考验。7月8日周二下午，在“蒙罗维亚”号的舰桥上，斯蒂尔将分析的结果告诉了休伊特和巴顿。通常情况下，很少有比盛夏时的西西里岛南部更平和的海岸。但是，正如艾森豪威尔在马耳他时的气象预报员也曾觉察到的那样，一股极地海洋气团正从西北方向而来，流经西欧，与一股从撒丁岛开始延伸、跨越意大利、直至南斯拉夫低空的副冷锋汇合。这加剧了地中海中部的气压梯度。斯蒂尔说，预计星期五下午前会有强西北风和陡浪。而登陆行动已定于周六早晨展开。

“风暴会持续多久？”巴顿问道，他对气压梯度和气压毫巴丝毫不感兴趣。

斯蒂尔回答说，地中海的夏季强风通常都很短暂，舰队可以隐蔽在西西里岛的背风处，并补充道：“风暴会在D日前平息下来。”

“那就好。”巴顿说道。

星期五中午前，舰队靠近马耳他时，西风已经增强，微波转为骇浪，大海变得令人生畏。很快，吊索和栏杆呻吟起来，平缓的海面满是泡沫，变得狂暴起来，“便盆”LCI（被一名士兵痛斥为“撒旦喜欢的平底船”的步兵登陆艇）中不断有海水涌入。拦阻气球的缆绳横向伸展，身穿雨衣的水手们努力将绳缆卷起，咒骂着这场已被取名为“墨索里尼狂风”的风暴。缆绳一根根断裂，20几个气球腾空而起，向东飘去，很快便消失在视野外。

下午晚些时候，风力已达到30节（ 相当于蒲福风级七级 。—— 译者注 ），绿色的海水被高高卷起，在较小型登陆艇的人们已无法看见彼此，舵手们努力着，以避免发生碰撞。沮丧、害怕的士兵们紧紧抓着支柱和梯子。“我们只能勉强站在甲板上，”厄尼·派尔在“比斯坎”号上写道，“我们这支长长的舰队只会不停地颠簸、震颤。”

两栖舰船从未经受过这样的考验。坦克登陆艇的航速降至三节，像软木塞一样在浪花上起舞。一名海军中尉写道：“大片绿色的海水瀑布般倾泻在平坦的露天甲板上。”他又补充说，许多坦克登陆艇“至少有一具引擎熄火，所以，当它们失去舵效航速后，不得不转向下风向航行，转动180度以回到航道中来”。方形船艏的坦克登陆舰被海水掀起，“砰”的一声落在下一道浪头上，传来一阵剧烈的震颤。一名陆军工兵上校描述道，他所在的坦克登陆舰“来回摆动了47度，我死死盯着横摇指示器……坦克登陆舰摆动、摆动、摆动，指针晃动着，因而我们能预料到，船只会立即发生转向”。

驱逐舰属于小型舰艇，为减小风力造成的影响，通过信号发出了“整夜不得偏右”的命令，没有用到020度预定航线。一些“淘金”浮桥脱离了拖船，为了抢救这些浮桥，两艘拖船不得不冒险缓慢地穿过狂风。20吨重的登陆艇就像表链上的饰物一样，在吊艇柱上摆动着。在运输船“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号上，一艘登陆艇挣脱了，伴随着货船的摆动，撞击着船桥和扇形船艉，直到被绳索套牢。

“如果恰巧遇到暴风雨，你也许会享受甲板缓慢的升降，甚至是剧烈的起伏，”在发给士兵们的一本名为《在运输船上该怎么做》的平装书中写道。书中还补充，甚至连“最糟糕的旱鸭子”也很快可以去“嘲笑那些被吓得脸色苍白的家伙”。

没有人发笑。“我们所有人都苦不堪言，焦虑、挤成一团、负荷过重、浑身湿透，”第26步兵团的一名士兵写道，“没地方呕吐，只能吐在彼此身上。这里没有英雄，只有痛苦。”“我第一次开始害怕自己会死去，”第18步兵团的一名士兵指出，“但随后又担心死不掉。”虽然给士兵们配发了一种名为“晕动病预防药”的化学制剂，但大多数人还是需要使用贴有正式标签的“呕吐专用袋”，或是将头靠在一旁“轻声呻吟着，仿佛这是难以启齿的耻辱”。一名一等兵写信给他在布鲁克林的女友，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时刻”。

有些人试图制造一种安宁的假象。皇家海军“斯特拉斯内弗”号上，一份清汤加羊肉片的晚餐被提供给来自威尔士的士兵们，他们高唱着《父辈之地》。但大多数士兵“在他们的吊床上摇摆着、呻吟着，脸色苍白”，一名加拿大士兵写道，“捆扎不紧的物品散落得到处都是——背包、武器盒、金属弹药箱、饭盒、钢盔。”在386号坦克登陆舰上，唯一镇定自若的是那些有四只蹄子的乘客：在艾森豪威尔找到更健壮的骡子前，已有30匹非洲驴子被运上了船。“船只摇摆30度，倾斜15度，”一名海军军官写道，“驴子们无动于衷，似乎很享受泼了咸海水的干草。”一名游骑兵中士发现他手下一整个排都病怏怏地躲在一艘救生艇内，觉得士兵们吐空了胃至少还有一点好处，就是降低腹部中弹后感染腹膜炎的几率。“等我离开这条船，”一名下士发誓，“我就要走路，走路，走路。”

“有些人想起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另一个加拿大人写道，“还有些人提出问题，‘上帝究竟是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那些曾试着回忆修昔底德的古典文学爱好者们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风神埃俄罗斯，据说他就住在西西里附近一座漂浮的小岛上。他们讲起那些遭受地中海气候惩罚的船员们的故事，比如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那支返乡的舰队被狂风从特洛伊吹到了埃及。

另一些人的交谈更为实际些。“我告诉你们，这实在是愚不可及，”“巴奈特”号上的一名军官宣布，“要是你的船根本无法到达岸边，这场进攻又有什么继续下去的意义？”一位陆军上尉表示赞同，“不是害怕。不，该死的！这不是畏惧。我只是觉得这样冒险在海中展开进攻行动毫无意义。”“塞缪尔·蔡司”号上，海军少将约翰·L.霍尔（第1步兵师在他负责运载的部队之列）正在考虑给休伊特发出信号，要求推迟行动，并告诉他的参谋：“我们可不打算做第一个嚷嚷的人。”

舰队继续在风暴中前进。“蒙罗维亚”号上，休伊特盯着波涛汹涌的海面，倾听着狂风撕扯索具的声音。地中海面布满了白帽浪，仿佛表面有一层厚厚的积雪。他掂量着是否该打破无线电静默，联系马耳他的坎宁安上将，建议他推迟行动。一些小型舰船上没有电台，若要将推迟行动的命令发送给整个舰队至少需要4个小时。

休伊特在盯着一艘撞向波浪的步兵登陆舰时注意到，至少船上那些可怜的士兵“情愿尽快登陆”。尽管状况很糟糕，但在“火炬行动”前，大西洋上的情况也很恶劣。

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休伊特将“胡迪尼少校”召上舰桥。当天早上，斯蒂尔曾预测风速为27节，可现在已达到37节，并伴以12英尺高的海浪。尽管紧张不安，但这位气象学家坚持自己的预测结果。他解释说，即使强风仍在持续，但“整个风结构”将在午夜后平息。斯蒂尔曾将他对进攻发起时刻天气情况的预测结果潦草写下，就像赛马场为招揽赌客而张贴的赔率表：“西北风，10至15节递减，近海岸有碎浪，3至4英尺或更小。”

休伊特决定赌一把，他点点头，脸上不带一丝情感。他们将继续驶向西西里，除非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

“一直在摆动，”一名英国士兵在日记中写道，“摇摆、起伏，暗淡的蓝灯在甲板下闪烁，人们不是躺在床铺上，就是摸索着移动到尿液遍溢的厕所。”和许多人一样，第1步兵师的约瑟夫·T.道森上尉给他在得克萨斯州的家人写了最后一封信：“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你们所有人难以言述的柔情……我们正试着让自己坚强起来，愿上帝保佑我们能完成任务。”

下午6点前，海面变得凶险无比，一位海军指挥官指出，“就连驱逐舰也被染成绿色。”随着日光消退，风力愈来愈猛。整支舰队的甲板官都下令关闭吸烟灯。傍晚6点52分，据“蒙罗维亚”号的航海日志记录，戈佐岛出现在右舷正横方9英里处。再往前，透过昏暗和飞溅的浪花，瞭望哨看到了马耳他的峭壁。舰队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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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躲避一些琐碎事务，艾森豪威尔曾告诉马歇尔，他在马耳他逗留期间，“与华盛顿和伦敦之间的通讯几乎为零……因为必须为作战事宜保留通讯通道。”这个伎俩未能奏效，伦敦方面毫无勉强之意地将各种建议和垂询抛向这位总司令，就连马歇尔也在周五下午发来电报询问：“进攻行动是继续还是取消？”艾森豪威尔研究着电文，喃喃说道：“我也希望我能知道。”

时间流逝，风力和气候问题主导了在坎宁安办公室内举行的讨论会。懊恼的气象学家们赶来报告说，风力将进一步增强至蒲福风级，并为艾森豪威尔将风力单位从“节”转换为“英里”。坎宁安驱车赶至附近的一个机场查看状况，双眼布满血丝。他描述道：“天上的风在控制塔周围咆哮、吼叫。”在大港内的另一支英国登陆艇船队解缆起航，一名吹笛手站立在为首船只的船头，吹奏着“通往小岛之路”。坎宁安形容这些船只“驶入大海时，汹涌的浪涛倾盆而下，将他们覆没”。傍晚6点，一瓶杜松子酒出现在拉斯卡里斯城堡，很快便被喝个精光。

艾森豪威尔一根接一根地吸着潮湿的香烟，考虑该作何选择。参谋人员计算出，如果推迟进攻，可能需要花2～3周时间重新部署。无疑，届时敌人会有所警觉，也许他们现在已经发觉了：城堡内的战斗机控制室报告说，两架德国侦察机分别于下午4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接近过盟军舰队。与斯蒂尔少校一样，马耳他的气象学家们也认为这场风暴很快会过去。坎宁安也这样认为，在大半个世纪前，他曾在这片海域航行过，曾将“鲁莽和无情”视作一名指挥官最重要的素质。

艾森豪威尔通常都能迅速作出决定，现在他也的确这样做了。“尽管遇到一场倒霉的风暴，”他发报给马歇尔，“但继续按计划行动。”坎宁安发报给伦敦的海军部：“天气不太好，但行动将继续下去。”

用坎宁安的话来说，散会后，他们“忧心忡忡”地去吃晚饭。驱车驶往韦尔达拉宫的途中，艾森豪威尔紧紧盯着瓦莱塔上方旋转的风车。这个曾宣扬要相信运气的人，现在很想知道自己的好运气是不是已经耗尽。“老实说，”另一位英国老水手，瘦高的海军将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在吃晚饭时告诉他，“看上去不太妙。”

喝罢咖啡，坎宁安再次与他们会合，随即驱车赶往德利马拉峰，那里有一座八角形的灯塔，缠绕着黑白色带，坐落在该岛的东南角。五六道探照灯光束刺入空中，充当运输机波次的指引信号——运输机开始出现在上空，或牵引着滑翔机，或搭载伞兵。坎宁安数了数，共64架飞机。艾森豪威尔伸长脖子，摸弄着他的幸运币，为“平安和成功”低声祈祷。如果看得更加仔细，他也许能发现许多逆风而行的飞机错过了德利马拉重要的拐弯点，继续向东飞行，没能及时转向正北方。

回到拉斯卡里斯的作战指挥室，墙上的巨幅地图上，缓慢逼近西西里岛的舰队已被标绘出来：美国舰队位于马耳他西面，而英国舰队则在东面。行军床和毛毯已被放入旁边一间装有空调的房间，但焦虑令这些人紧张而清醒。艾森豪威尔唠唠叨叨地说他要写本书，也许是一本文集，书中将描述二十来个公众人物。他将“刻画出每个人的个性”，并“讲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地中海战区空军司令特德中将则回想着布匿战争和以往的入侵行动。“从南面入侵意大利太过奢侈，”特德说道，“就连汉尼拔（ 北非古国迦太基名将 ， 军事 家 ， 欧洲四大元帅之一 。 今仍为许多军事学家所研究之重要军事战略家之一 ， 被誉为战略之父 。—— 译者注 ）也知道带着他的大象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隧道稍远处，一名正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的军官强烈地抗议道，“某些说不出口的噪音”导致“完全无法接收到任何通讯信号”。

夜里10点，艾森豪威尔给玛米写了张便条，字迹十分潦草：“我又来到隧道里，就像去年11月初时那样，等待着消息。”

大家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以免自己发疯。行走、交谈、试着工作、吸烟（就没断过），以及能打发时间的一切……我们做了所能想到的一切。每个人都已尽力，结果但凭天意。 gCWYhfwNa5TfjXMimSSpxnlcwHyup32eiaQQQ1sCOdot8IM30sdMuTOAxk2x0I6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