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人的晨起从一个哆嗦开始。不论是富贵还是贫穷，住在城中公寓中还是乡村农舍里，维多利亚人一旦钻出被窝，就很可能立刻遭受冷空气的侵袭。富裕阶层的卧室里通常都有烧煤的壁炉和铁炉子，但极少点燃。19世纪50年代，苏格兰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妻子简·卡莱尔（Jane Carlyle）居住在伦敦市内的一套高级住宅里。尽管家中富裕，但她只有在卧室里有病人的特殊时期，才会在楼上生起火。有一次，当她去一个豪门朋友家做客时，对方因为她的到来而点燃了壁炉，对此她给出的评价是“罪恶的奢侈”。在这样的待遇下，她甚至为自己拥有一副健康的身体而感到惭愧。

对简·卡莱尔而言，每一天都开始于早上7点半，而她的仆人会起得更早。比顿（Beeton）夫人在其著作《家政管理》（ 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中建议道，仆人夏天时应该在早上6点开始工作，冬天时则应在6点半或7点，这取决于天何时放亮。

汉娜·卡尔威克（Hannah Cullwick）是一位在家政岗位上奉献了一生的女士。很多年来，她都用日记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日常工作。在整洁的蓝色墨水字迹间，她透露了自己通常早上6点起床，若有额外工作，可能会更早。譬如遇到需耗费一整天的春季大扫除时，她往往凌晨5点就开始工作。但她偶尔也能睡个懒觉，比如1863年的圣诞节，她就奢侈地在床上躺到了8点。每天早上，她会燃起壁炉，抖开地毯，擦亮餐厅的家具，吃早餐，擦靴子，在主人醒来之前，她会结束上面的所有工作。

黎明的到来预示着大部分劳动人民要起床了，但也有很多人有着更固定的起床时间。对于那些必须准时早起的人（比如工厂工人）而言，“敲窗人”（Knocker-upper）的存在则显得无比重要。他们手持一根长长的木杆和一盏提灯，在街上走走停停，用长杆敲打客户的窗玻璃。这种不寻常的职业产生的原因之一，是钟表售价昂贵使工人阶级难以负担。对于敲窗人来说，投入些资本买块表却可以用来谋生。他们从夜晚一直工作到凌晨，每次叫醒服务都会给自己带来1便士的收入。从朴茨茅斯到因弗内斯，大不列颠的工业城镇几乎都能找到这样的服务人员。不仅如此，这种职业甚至扩展到了一些小市集，比如位于赫特福德郡的鲍尔多克。那里的三大啤酒厂家之一也雇佣了一名敲窗人，负责在凌晨3点叫醒运货的马车车夫。尽管鲍尔多克的总人口只有2 000，却有大量的晨工在铁路公司、酿造厂和小作坊里工作，这保证了敲窗人总能有口饭吃。

一旦起了床，维多利亚人就得迅速给自己做好保暖措施，否则新的一天就只能从冰冷开始。不管什么时候，他们都更愿意伸出去的脚踩在毯子而不是光秃秃的木地板上。在贵族式住宅中，最好的卧室里通常都配有漂亮的编织地毯。上层社会的人们甚至会设法给自己子女的房里也铺上些旧地毯，即便这些毯子应该在更重要的地方发挥作用。在不那么富裕的家庭里，脚下垫东西的情况就比较稀罕了。如果你足够幸运，正好住在纺织工业区，比如约克夏郡，碎布地毯则是一个流行选择。这种纺织物的生产过程很简单，但是需要的材料很多。那些住在工厂附近的人可以靠着工厂织布机用剩的边角料，来获取早起时脚下所需的暖和感。

我曾根据维多利亚时代的两种编织技术，按不同的风格做了很多这样的厚地毯。一种技术是利用金属钩拉动线绳穿过麻布衬底；另一种是直接将织物线绳编成一根根长条，然后将它们缠绕、缝合在一起。一块厚地毯只有3英尺 长，但在制作过程中，要消耗三倍于同尺寸其他毯子的材料。对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拿不到当地工厂的下脚料，这将是一种奢侈行为。因此，一英尺见方的小地毯应运而生。对工人阶级的家庭来说，这种由旧衣服和纺织物等报废布料做成的小毯子就实惠得多。很显然，与爱德华时代及其后的时期相比，维多利亚时代的卧室地毯要更小一些。但这种简单的小毯子仍旧有着伟大的意义，毕竟，它唤醒了维多利亚人开始新的一天的勇气。

除了熄灭的壁炉和厚度还算凑合的地毯，维多利亚人卧室里的窗户总是整夜打开着，以保证室内空气循环。这项习惯基本上是源于阿诺特（Arnott）博士在著作中对污浊而沉闷的房间提出的警示。阿诺特博士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他是英格兰皇家协会（Royal Institution）的成员，对大气现象和“公共卫生”问题的研究饶有兴趣。他在当时的主流媒体上发表了关于某次实验的报告，其中某些模糊的言论引发了维多利亚民众对室内缺氧现象近乎偏执的恐惧。这份报告提道：“夜间，如果人们在自己的床帐顶部挂上一只金丝雀，早上起来时，就会发现它已经死掉了。”

阿诺特博士和当时的其他研究者主要研究二氧化碳的积累现象。在通风不佳的空间里，二氧化碳通常会变为碳酸（Carbonic Acid）。当然，如果缺氧，人类在封闭环境中确实会窒息。但人们担心有炭火和煤气灯的常规家庭环境也会对呼吸系统造成危害，即使不引起窒息，吸入高浓度的二氧化碳也会造成中毒和疾病的发生，从而威胁人体健康。鉴于人们待在卧室的时间比较长，这种情况更让人不安。派伊·亨利·谢瓦斯（Pye Henry Chevasse）是一位在维多利亚时代专为普通民众撰写健康指南的医学博士，他热衷于将当时有限的研究结果传得骇人听闻。“睡在没有通风装置的房间里简直就是疯了——这就是在吸入毒气啊；至于二氧化碳，这种排汗产生的废弃物，肺部无时无刻不在向外排放的气体，是……致命的！”这是个很有影响力的论点，以至于整个世纪都没有权威媒体有信心能推翻它。有一些科学家试图通过给所需的氧气量分级来量化问题，比如乔蒙（Chaumont）博士，他提出每人每小时需要4 000立方英尺 的氧气来保证生命健康。这样的氧气量需要10英尺高、10英尺宽、40英尺长的房间才能装下，而一般的维多利亚人的房间满足不了这种需求。21世纪，分析报告把谢瓦斯和他的同僚的错误简单地解释为低估了室内外的空气对流。

如今，就算我们住房的密闭程度不知要比维多利亚时代高上多少倍，人们也几乎不会担心发生二氧化碳中毒的危险。事实上，即使有高密封的双层玻璃，烟囱也早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现代研究仍指出，室内空气每2～3个小时就会完成一次完全更换。然而，维多利亚时代不仅提倡时刻保持烟囱打开着（无论是否使用），而且还建议不管什么天气，都要把框格窗的上下格齐齐推开，以保证新鲜空气能自由流动，拂过整个房间。对于那些没有烟囱的屋子，则可以在门上装一扇气窗。当窗户打开时，就能带来一些穿堂风。

如果你有幸成为一名维多利亚人，但实在忍不了窗户始终开着，那你可以靠一碗水来提高室内空气质量。这个小窍门在那时相当流行，“在房内放上一碗水”，在“几个小时”里，这碗水会吸收一切生活浊气，空气将“在水被彻底污染的同时，变得纯净”。另一种检测碳酸含量的小实验则在指南类书籍和学校的教科书里都有描述。《家庭生活科学》（ The Science of Home Life ）是一本专为校园女生设计的书。书里提道：“如果在浅盘或者茶碟里倒入一些澄清的石灰水，使之暴露在空气中，并静置一个小时左右，我们会发现液体表面出现了一层白色薄膜或底部有沉积物。这就证明，空气中存在碳酸。”不幸的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两个实验的准确度极低。譬如，后面那项实验主要是因为石灰水中的水分蒸发，析出溶质；至于前一项实验，水被“污染”很可能纯粹是臆想和幻觉。无论如何，当时的流行观念很少能得到科学方法的佐证。

那么当时的人们是否真的一年到头都开着窗户呢？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根据慈善家、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提供的关于穷苦人民生活状况的资料，孩子们夜晚会在床垫上挤作一团。在永远敞开着的窗户下，能够让他们感到些许温暖的，只有日间的服装和彼此。父母们想尽力做点正确的事。他们害怕孩子们会中毒，尽管没法给孩子们提供温暖，还是会把窗户打开。其他报道一样夸张，比如一大群人挨肩叠背地睡在窗户紧闭、密不透风的屋子里。对这些人来说，温暖环境比有毒空气更具影响力。亨利·梅休（Henry Mayhew）是《纪事晨报》（ The Morning Chronicle ）的一名新闻记者，他在回忆对穷苦百姓的采访时提道：“在死寂的深夜里，他们呼出的浊气在密闭的卧室中升起，化成恶臭的蒸气，令人窒息。”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没有暖气的房间中打开窗户，可以给新的一天一个令人振奋的开端。刚离开床时，人们会在他们所能鼓捣出的任何类似地毯的东西上晃晃悠悠地待一小会儿，然后，炼狱般的晨间洗漱就此开始。 SoGXm4Lr1C/u0gGjvvGwxFDEavFnkNMZQWB8zA9qXrcKpt7avrPW11U1Wr2NDVz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