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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历史因素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放缓，但这也不意味着增长将会持续。的确，如果过去的历史能为我们带来某些启示的话，那就是在某些地方，增长是绝不可能持续的。20年前，在现任脸书（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研究支持下，经济学家比尔·伊斯特利（Bill Easterly）、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兰特·普里切特和拉里·萨莫斯（Larry Summers）撰写了一篇有关长期增长的驱动因素的论文。他们指出，上一个十年的强劲表现与下一个十年的快速增长机会不存在相关性。实际上，从长期来看，各个国家增长率的相对速度几乎是互不相关的。正如共同基金一样，过去的业绩表现无法保证未来的成功。这篇题目为《好政策还是好运气？》的论文最后总结道：实际上，增长“奇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好运气。这一结论再次给经济增长的“历史宿命论”致命的一击。
该结论同时还表明，任何想要对未来的增长率进行预测的人，都要做好遭受奇耻大辱的准备。举例来说，企业战略家大前研一曾进行预测，要在日本、欧洲和美国之间建立一个文化、金融和政治的三位共同体。态度更加乐观的欧元支持者们甚至最近还预测了一个“欧洲的世纪”。时至今日，美国或许是大前研一的三位共同体中最稳定的一方。但坐在这样一张“三角凳”上，恐怕没有哪个全球性经济体系会觉得非常安稳。
在这样的重大警示下，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命运面临着怎样的未来呢？以增长率连续30多年保持在略高于8%的中国为例，它还能成功地将这一成绩继续保持一二十年吗？令人担忧的地方还有不少。中国2011～2012年的增长开始放缓，预计2013年将会降至8%以下。增长放缓期间，贷款却在增加，这很可能是一个投资回报率下降的信号，究其原因，可能与中国许多城市的房地产泡沫有关。虽然还未有明确的相关报道，但这些都导致了人们对中国大型银行承担的坏账压力持续增加的担忧。更长期的担忧是，中国或将面临全面的银行业危机。
中国的许多官员以及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建议，如果中国经济想要继续保持增长，就必须对金融行业进行整理。中国科学院的易红梅、张林秀及其同事们指出，很多中国儿童将被排除在未来经济增长之外，这将严重拖累中国的经济表现。在过去10年中，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只有不到一半的孩子可以进入高中学习。很多孩子面临身体虚弱的境况：在接受调查的那些贫困乡镇中，多达一半的儿童患有贫血，1/5的儿童受到蛔虫感染。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现任印度央行行长的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此前曾指出，长期来看，中国必须从过分依赖大规模出口的增长模式向以国内商品和服务需求为基础的增长模式转变。而中国的储蓄率也会在当前占GDP近一半的基础上有所下降。人为操纵的低汇率也将被放弃，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干事朱民曾经断言，经济放缓对中国而言是有利的，这将为中国政府向新增长模式转型提供空间。
但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预计，如果中国将重估人民币汇率作为其经济转型举措的一部分，20%的货币升值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近20%的下降。更广泛而言，是否有必要就维持经济增长率而制定全面的一揽子政策还未达成任何共识。如果以市场经济自由化为前提条件，中国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银行认为，在政府制定一种可供他国借鉴的新商业模式的可能性方面，中国在183个经济体中排名151位。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过去20年里令人惊讶的经济表现并非是由自由市场、自由汇率和广泛私有化等传统方式驱动的，因此突然采取这一策略是否会是一个明智的策略还不得而知。
经济史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则更为乐观，他认为到2030年以前，中国完全有可能持续保持8%的增长率。尽管该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扰，但它依然有能力为更多的成年人提供工作机会。福格尔还认为，从长期来看，劳动力很有可能会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部门流动，即从农业部门向生产和服务部门转移。仅这两个方面就能为中国的持续增长贡献30%的力量。同样，对中国未来的增长奇迹不看好或至少持中立看法的罗德里克依然认为，“不考虑政治、体制或地理等因素”，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正在以每年3%的增长率与全球最高效的制造业公司接轨。这对中国来说是件好事，因为制造业在该国GDP中的占比接近1/3。
此外，中国还有大量通过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会。在1990～2004年，中国的大学入学率提高了6倍，但依旧远低于西方国家的水平，这说明中国在此方面还存在着赶超的空间。至少上海的学校还是非常不错的：该市在测试15岁学生的数学、科学和阅读能力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得分超过全世界所有参赛组。
早高等教育层面，中国有8所大学入选世界500所顶尖大学排行榜，虽然这份由上海大学编制的榜单或许具有一定的偏向性。福格尔认为，假如中国到2025普及了高中教育，且大学入学率达到西欧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这将为该国贡献6%以上的增长率。但考虑到当前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的现状，这一预测过于乐观了。但不管怎么说，中国有能力实现上述目标，这一事实正是中国具备持续增长潜力的标志。
关于中国的增长会放缓还是持续的争论难分高下，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对中国长期增长潜力最悲观的预测，也超出了大多数国家最乐观的结果。2010年，亚洲开发银行预计，中国在2030年以前将保持5.5%的年均增长率，如其在教育、科研和财产权等领域的状况持续改善，这一数字或可攀升至6.6%。假如中国的收入增长率放缓至5.5%，到203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其人均收入依然会维持在33000美元左右，远高于2010年约11000美元的水平，并与欧盟平均水平持平。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因此，即便中国面临着经济放缓的局面，亚洲世纪的到来也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类似的事情也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发生着，它们同样面临着潜在的经济放缓，但这也是其保持乐观的理由。正如哈佛大学的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其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融合的未来》（ The Future of Convergence ）中指出，我们有很多理由认为过去10年所发生的事情只是一个例外，许多贫困国家不久将再次回到收入停滞的状态。他还指出，除非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结构转型，让更多劳动力进入本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它们的增长才有可能持续下去。
然而，让这些国家同时实现结构转型是很困难的，尤其大多数国家已签署世贸组织自由贸易条约，限制早期对本国出口产业进行补贴。举例来说，与依赖制造业出口的中国模式不同，近年来印度的增长靠的是国内需求和服务出口。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依靠这种增长模式发家致富的。
然而，另外一些人对于开放贸易环境下的经济增长潜力持更加积极的态度。美国国民经济调查局的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认为，由于国际化生产链的普及，过去几十年来阻碍工业化进程的制约因素大大减少。国际化生产链是指一件产品，如苹果手机，由一国负责设计，另一国负责零部件生产，第三国、第四国和第五国负责组装，同时还使用了其他地方出产的原材料。因此，要想成为一个制造大国，你无须在整个生产链中样样精通，而只需要负责生产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就行。鲍德温指出，“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生产制造飞机、汽车或电器所需的一切零部件”，但一件最终产品的价值链却可覆盖许多个国家。低廉的运输成本、优惠的关税以及新通讯技术带来的国际协作便利性使这一切成为了可能。
鲍德温认为，20世纪的贸易主要是指“将一国的工厂生产的商品出售给另一国的消费者”。而到了21世纪，贸易越来越表现为“人员、培训、投资和信息的双向流动，而这种双向流动过去通常发生在工厂或办公室之间”。中国的“加工出口”仅占其总出口量的不到20%，但此类出口却为中国制造业贸易增长做出了一半以上的贡献。当然，这种状况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具体来说，这使得平板电脑（iPad）和笔记本电脑的售价更加便宜，美国在产品设计等方面的投入让其赚走了大部分利润。但这种“双向流动”也使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参与到出口贸易中来。
甚至非洲也依然能看到希望。随着非洲步入人口转型期，其年龄抚养比，即工作人口与需要抚养儿童及老人的比例将会急剧下降。虽然总体而言非洲的教育质量还很低，但基本普及的初等教育和相当程度的中、高等教育将使该地区的劳动人口获益匪浅。换句话说，非洲的教育水平比西方处于同等收入水平的时期要好得多。非洲大陆大部分国家实现了民主，社会逐渐趋于稳定，从身份认证的生物识别技术到合同公开等方面的改进也在慢慢提升国家治理的质量。非洲企业即将大规模地参与到国际生产链中来，从而确保其持续的快速增长。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贫穷国家最终开始按照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的那样陷入缓慢发展，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也不可能出现起色。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认为它们如今应该突然开始加速增长。因此，不论谁执掌美国国会和政府行政部门，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都不可能达到8%的水平。此外，即使欧元区各国最终就成立货币联盟达成一项永久的解决方案，欧洲也不会出现加速增长的情况。目前欧洲的长期增长率在2.5%左右，未来很可能持续维持在这一水平。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预计将达到欧洲的两倍或更高。
现在我们假定这种全球趋同还在持续，即便速度没有以前那么快了，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这种趋同又会将世界带往何处？只要中国继续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美国和欧盟很快就会黯然失色。印度将是中国之后扮演这一角色的第二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崛起意味着历史即将重现。几千年来，土地和人口是衡量一个国家成功的标志。让我们回想一下《圣经》中的内容：“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随着收入的趋同，作为经济实力的最终决定因素，人口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联合国预计，203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83亿左右。到那时，印度将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紧随其后。这两个国家的人口之和相当于全球人口的1/3。仅印度一国的人口，就达到当前欧盟国家总人口的3倍和美国人口的4倍以上。
尽管亚洲和非洲的人口结构比欧美更为年轻，但悬殊的数字并不是这些国家占据未来主导地位的唯一原因。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北美地区和欧洲30岁以下人口占比分别为35%和29%。而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情况则分别达到42%、42%和62%。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显示，2009～2050年，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将增加15亿人。对比来看，随着发达国家劳动适龄人口对总人口的占比从63%缩减至52%，其劳动人口将会减少1亿人。
发展中国家不断趋同的生产力和不断增长的劳动人口将让世界回归到由非西方国家主导全球经济的状态。阿尔温德·萨伯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认为，1500年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51%，其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52%。到1960年，虽然上述四国的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例依然还有42%之多，但总产值却仅占全球GDP的12%。到2030年，世界格局将更加趋于平等，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42%的前三个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GDP的比重也将为40%。
萨伯拉曼尼安预计，2030年的世界将出现四个主要经济大国。其中中国是最重量级的选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经济占全球GDP的比重将达到24%左右。随后依次为印度、欧盟和美国，上述各国经济的全球产出占比均在10%～20%之间。巴西、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对全球GDP的贡献都在略高于3%的水平。
萨伯拉曼尼安不是唯一持上述观点的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认为，到2050年，巴西、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经济总量将达到80万亿美元，高于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的七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同时相当于2009年全球经济总量的两倍多。同时，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预测，即便按最保守的长期增长率，印度到2050年的经济也将接近美国的水平，而那时巴西经济将超过日本，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GDP规模将超过德国或英国。除此之外，土耳其的经济规模可能也将与意大利相当。
但所有这些预测都表明，包括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在内，未来每个国家都将变得更为富有。举例来说，普华永道的评估表明，2050年美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93000美元左右，而这一数字在2007年为44000美元。德国和英国的人均收入均将超过70000美元。平均来看，2050年的墨西哥公民将比今天的美国公民更加富裕。到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将超过今天的德国，达到35000美元。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还将继续超过西方国家的增长速度，即便这种速度不像过去10年那么惊人。保守的预测也显示，未来世界经济的主导不再是大西洋沿岸国家，“太平洋世纪”的格局将被牢牢地确立。保守预测还表明，大西洋沿岸国家同样也会变得更加富有。虽然世界的中心转移了，但所有国家都会变得比以前更好。
因此，非西方国家的相对崛起很可能还将持续下去，其崛起的原因并非西方国家犯下了愚蠢的错误，但这并不能证明华盛顿和华尔街就像新生的羔羊一样无辜。银行家的集体失职加上从抵押贷款的赌博游戏中赚钱的贪婪本性，以及监管者和政客不顾一切地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豪赌提供支持，这些无疑都是促成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但长期来看，纽约和华盛顿的错误行为也不足以解释全球经济所发生的事情。坦白地说，这对美国以外的国家来说是一种解脱。很显然，美国这种向一些人送钱，又向另一些人送选票的做法是很愚蠢的。
话虽如此，将美国的衰退归咎于政府决策失误的证据也很多；比如儿童健康、教育和社会歧视。同样，欧洲生活质量的日益下降也表现在许多方面。然而，对于美国和欧洲而言，还是存在利用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来扭转这种颓势的空间，这也是后面一章要讨论的话题。好消息是， 对于更广义的生活质量来说，绝对经济规模是无关紧要的，最大的绝不等于最好的。
1. Robert Kagan, “Not Fade Away: Against the Myth of American Decline,” The New Republic , January 17, 2012.
2. Pew Research,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Global Indicators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17.
3. Thomas L.Friedman and Michael Mandelbaum, That Used to Be Us: How America Fell Behind in the World It Invented, and How We Can Come Back (New York: Farrar, Straus&Giroux, 2011).
4. Niall Ferguson, “Why Barack Obama Needs to Go,” Newsweek, August 19, 2012.
5. Lant Pritchett, “Divergence, Big Tim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no.3 (Summer 1997): 3–17.
6. Shaohua Chen and Martin Ravallion, “The Developing World Is Poorer Than We Thought, but No Less Successful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 , no.4 (2010): 1577–1625.
7.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vailable at: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8. Ibid.
9.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Interactive Data: GDP and Personal Income Mapping,” available at: http://www.bea.gov/iTable/iTable.cfm?ReqID=99&step=1#reqid=99&step=1&isuri=1.
10.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vailable at: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11. Laurence Chandy and Geoffrey Gertz, “Poverty in Numbers: The Changing State of Global Poverty from 2005 to 2015,” Global Views Pape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January 26, 2011).
12. Orley C.Ashenfelter, “Comparing Real Wages,” Working Paper 18006(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2).
13. Michael Clemens, “The Roots of Global Wage Gaps: Evidence from Randomized Processing of US Visas,” Working Paper 212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June 4, 2012).
14.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Robi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Working Paper 7771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une 22, 2000).
15. William Easterly, Diego Comin, and Erick Gong, “Was the Wealth of Nations Determined in 1000 BC?”Brookings Glob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1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September 2007).
16. Richard A.Easterlin, “Why Isn’t the Whole World Developed?”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 no.1 (1981): 1–19.
17. Ibid., p.15.
18. UNICEF, “Young Child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vailable at: http://www.unicef.org/childsurvival/index.html.
19. Fred Pearce, “The Shock of the Old: Welcome to the Elderly Age,” New Scientist, April 8, 2010.
20. Barro-Le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Dataset,” available at: http://www.barrolee.com/.
21. Lant Pritchett, “Where Has All the Education Gone?”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5, no.3 (2001): 367–91.
22.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vailable at: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23.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Polity IV Project: 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1800–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24. Justin W.van Fleet, Kevin Watkins, and Lauren Greubel, “Africa Learning Barometer”(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September 17,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interactives/africa-learning-barometer.
25. Jishnu Das, Jeffrey Hammer, and Kenneth Leonard, “The Quality of Medical Advice in Low-Income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2, no.2 (2008): 93–114.
26.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survey data, available at: http://www.transparency.org/gcb2013.
27. Enrico Spolaore and Romain Wacziarg, “How Deep Are the Roo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Working Paper 18130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2).
28. William Easterly, Michael Kremer, Lant Pritchett, and Lawrence H.Summers, “Good Policy or Good Luck?”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2, no.3 (1993): 459–83.
29. Kenichi Ohmae, Triad Power: The Coming Shape of Global Competi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2002).
30. Hongmei Yi, Linxui Zhang, Kim Singer, Scott Rozelle, and Scott Atlas, “Good News, Bad News: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Panel Survey on China’s NCMS,” Paper 50104, presented at the 2009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Beijing, China, August 16–22, 2009.
31. Eswar Prasad and Raghuram G.Rajan, “China’s Key to Sustainable Growth,” available at: http://faculty.chicagobooth.edu/raghuram.rajan/research/papers/china%20growth.pdf.
32. Dani Rodrik, “The Future of Economic Convergence,” Working Paper 17400(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1).
33.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and The World Bank, “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available at: http://www.doingbusiness.org/data/exploreeconomies/china/.
34. Robert W.Fogel, “Why China Is Likely to Achieve Its Growth Objectives,” Working Paper 12122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6).
35. Rodrik, “The Future of Economic Convergence,” p.26.
36.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vailable at: http://www.arwu.org.
37. Fogel, “Why China Is Likely to Achieve Its Growth Objectives.”
38. Subramanian, Eclipse.
39. Rodrik, “The Future of Economic Convergence.”
40. Richard Baldwin, “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 After Globalization’s Second Unbundling: How Building and Joining a Supply ChainAre Different and Why It Matters,” Working Paper 17716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1).
41. Ibid., p.12.
42.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 available at: http://esa.un.org/unpd/wpp/unpp/panel_population.htm.
43. Subramanian, Eclipse.
44. Ibid.
45. Uri Dadush and Bennett Stancil, “The World Order in 2050”(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2010).
46. John Hawksworth, “The World in 2050: How Big Will the Major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Get and How Can the OECD Compete?”PricewaterhouseCoopers(March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pwc.com/gx/en/world-2050/pdf/world2050emerg ingeconomies.pdf.
47.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