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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对立形势以及全球人民的绝对生活质量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会继续沿着过去15年的发展态势前行吗？或者他们又会回到长期停滞不前的老路上去？虽然20世纪60年代刚独立的一批发展中国家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态势与当时的富裕国家有着趋同的态势，但这种增长很快便消失了；没有什么东西是注定的。
上述问题的答案部分取决于这些国家财富下面的根基是什么，是人还是地理位置？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贫困？因为某些地方的人不具备创造财富的能力？还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性质或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如果是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而不是其人民有关，那么这是一个容易改变的因素还是一个需要历经数个世纪才能有所改观的特征？某些国家长久的经济落后局面是注定的吗？
有关人种和地理位置的争论，是大至整个地球，小至每个城镇上所有富人和穷人都关注的话题：穷人为何贫穷？是环境的问题，还是某个人层面的道德或智力缺陷？是因为穷人从未获得过脱贫致富的机会吗？还是他们根本没有脱贫致富的动力？
相信只要美国的穷人不懈怠工作，或者没有任何先天的智力缺陷，就一定能获得成功；这一观点歪曲了他们对国际化发展的思考。但事实上，非洲和亚洲的贫穷与肯尼亚人和巴基斯坦人无关，而是他们的国家的问题。世界上的人们有着相同的动机和能力，但他们所处的社会和地理位置制约了他们将劳动转化为财富的机会。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奥利·阿申费尔特（Orley Ashenfelter）为美国国民经济调查局编制的材料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他考察了世界各地麦当劳员工的工资情况，并将他们的工资与他们制作的一个巨无霸汉堡包成本进行对比。巨无霸是一种标准产品，全球制作巨无霸的方法是高度标准化的，所需要的技能水平也是一样的。但结果显示，世界各地的麦当劳员工每小时赚取的巨无霸数量有着惊人的差异。
在美国，一个麦当劳员工的平均小时工资约为7.22美元，而一个巨无霸的平均成本是3.04美元。因此，每个员工每小时挣到2.4个巨无霸。而在印度，员工的小时工资为0.46美元。印度巨无霸用比牛肉更便宜的鸡肉制作，其成本仅为1.29美元，但员工每小时仅挣得1/3个巨无霸。同样的工作，同样的技能，印度麦当劳员工的小时工资仅仅相当于美国员工的1/7。与印度相比，在美国工作存在着巨大的“位置溢价”。
受位置溢价影响的不仅是低端服务业。我在全球发展中心的同事、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门斯（Michael Clemens）研究了一组某国际软件公司的雇员，该公司的总部位于印度。这些雇员同时申请前往美国分公司从事相同工作的临时工作签证，其中一些人幸运地获得了签证，而另一些人则未能获得签证。那些获得签证的员工仍然在同一个项目上从事相同类型的工作，但收入却存在巨大差异。根据购买力调整后，那些转去美国工作的雇员，其赚取的工资是其印度同事的2倍。
他们之所以赚得更多，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不同，这种差异完全是随机的，而不是以教育、能力或积极性为基础。一旦回到印度，他们的收入就又会和其他印度员工一样了。在美国赚得更多，只是因为他们是在美国而不是在印度。克莱门斯总结道，仅地理位置，即位置溢价这一个因素，就能够解释美国的软件从业人员和他们的印度同行的平均收入3/4的差距。另外1/4的工资差距则是由生产基础和努力程度的区别决定。
因此，从全球来看，有关决定谁是富人谁是穷人的争论，主要的原因并非你是谁，而是你来自哪里。为何资质相似，从事同样工作的人在美国的收入要比印度高很多？答案是基础设施；不仅是良好的公路和电力网等实体基础设施，还有包括相对稳健的银行系统、商业法规和监管制度的经济基础设施。有了更高质的公共产品，同等资质的美国员工付出相同程度的努力，就能比印度的员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但如果我们抛开人种或地理的因素，考虑其他因素：为何美国有着更为优越的制度？地理位置的不利因素很容易被改变吗？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者就开始忙于到历史书中去寻找答案了，他们的观点是体制问题的确非常复杂。
十多年前，经济学巨著《为什么国家会失败》（ Why Nations Fail ）作者、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该论文显示，在19世纪，当地居民都相当健康长寿的欧洲殖民地，如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到了20世纪末时都成了富裕国家。与此同时，在非洲和加勒比海等地区，早期殖民者则大批死于疟疾或黄热病，如今这些地区的国家变得更加贫穷了。
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认为，其原因就在于在那些仅有少数殖民者精英幸存下来的地方，社会形态都非常不公平，殖民地当局向大众提供的健康和教育服务的动机不足，甚至还存在主动抑制这种动机的现象。与此相反，在那些殖民者身体状况健康、集中居住的地方，社会就会向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发。然而，在此过程中往往会发生消灭本地居民的事件。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著作拉开了进一步挖掘历史资料，寻找现代成果与历史特点之间在统计学上的联系的序幕。2006年时，我们已经完成了过去3000年的统计工作。
当纽约大学的比尔·伊斯特利（Bill Easterly）和他的同事提出“国家的财富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经确定了吗？”这一问题时，他们发现当时拥有书写、陶器、锻造、轮车、农业和铁兵器等技术的地区，在3000年后都成为了富裕国家。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发现，至少乍看如此。它暗示着，今天国家的富裕和贫穷是由数个世纪或上千年的历史决定的，且与这些国家是否发展出了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政府体系有关。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今天的贫困地区很可能将长期保持这种贫困状况。或许最近来自亚洲、非洲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好消息不过是暂时的例外。正如这些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强劲增长，但到了七八十年代却在崩溃一样，或许再过20年，我们将再一次看到它们陷入发展停滞的境地。
针对令人压抑的“历史宿命论”，不久前，一些最具冒险精神的国家开始了它们的发展实验。洪都拉斯政府决定在该国东部沿海地区建立“特设城市”（charter city）。“特设城市”是纽约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首创，它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洪都拉斯的政府机构。
按照原本的设想，“特设城市”本该处于一个由杰出经济学家和开发人员组成的国际机构的监督之下，适用于地球另一端的毛里求斯高等法院所颁布的司法制度，并免于洪都拉斯国会干涉。但洪都拉斯高等法院阻止了这一设想，于是罗默只好取消了这个项目。但“特设城市”的逻辑是如果制度是走向成功的秘诀，现在洪都拉斯的制度不起作用，而且在很长时期内都将如此，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从该国隔离出一块区域，并从其他国家引进更为有效的制度，比如21世纪的香港。
幸亏洪都拉斯否决了他们的特设城市，说远一些，对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因为我们还有一种更加乐观的研究经济史的方法。虽然从你的居住地可以很大程度上预测你的相对财富、健康和教育程度，但从你所处的时代也能做出相同的预测。这说明了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持续的收入和生活质量进步的可能性。
30年前，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经济史学会发表主席演讲时，曾问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些国家是发达国家？”这让我们对未来有了一个更加乐观的看法。他给出的答案是，经济增长是蒸汽机和流水生产线等生产技术知识扩散的结果。而普及性的教育是这类知识传播的基础。他指出，现代社会中，最富有的国家很早就普及了基础教育，所以贫困的国家也应该通过普及教育来奋起直追。
伊斯特林的分析与阿西莫格鲁、伊斯特利等学者近来的观点不谋而合。毕竟19世纪已经普及了基础教育的国家，要么有着光辉的殖民历史，要么早已称霸海洋。但伊斯特林对穷困国家未来的预测要乐观得多。他指出，目前基础教育正在发展中国家迅速普及，但这种普及是与“现代经济增长的扩散”相伴的。伊斯特林预计，随着20世纪末各国向低生育率和长寿的人口转型，“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增长率至少会达到发达国家历来的最高水平”。
经济史学家对健康和教育趋势的判断是对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自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预期平均寿命分别增加了30年和23年。自1990年以来的20年里，中国和印度的中等教育入学率分别从38%增至80%和从37%增至60%。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与之类似。1990年，全球1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人数是1200万。到2010年，这一数字降至800万以下。人类历史上所有寿命达到65岁的人，一半还在世，这很好地反映出人类健康状况的改善已成为世界趋势。当前海地、赞比亚和孟加拉等国对现有人口的教育投资均高于1970年的法国、德国和西班牙。
伊斯特林预测的是大约几十年后的情况。在他1981年发表演讲后的20年，发展中国家一直在改善国民的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的机会，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教育和经济表现的跨国家间的联系非常脆弱。对此，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在一篇被广为引用的论文中问道：“教育都去了哪里？”
但我们看到，在20世纪末期，正如伊斯特林所预计，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的确有所提升。而这种增长似乎确实与国家制度和公共服务的改善有关。因为时至今日，即便是曾经没有被西方国家殖民也能够提供政府服务了；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也达到了3/4以上；但这种服务不仅包括教育，同时还包括医疗服务；例如，即便在人均GDP少于10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也有4/5的儿童有机会接种麻疹疫苗。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的前殖民地加纳目前的人均寿命要比1850年的大英帝国高出23年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甚至基本民权也得到了普及。乔治·梅森大学对民主程度的长期测量表明，今天全世界的民主状况是史上最好的。
当然，发展中国家在提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服务方面依然还有提升的空间。以教育为例：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儿童都有机会接受小学教育。然而，在他们毕业时，所学到的知识并不比入学时多多少。在完成小学教育的非洲儿童中，超过1/3的儿童毕业时仍然不具备基本的文字和计算能力。在医疗服务方面，针对印度进行的调查显示，在一次就医过程中，公立医院的医生向病人提问的次数平均只有一次，大多都是：“你哪里不舒服？”再来看法治方面，透明国际组织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开展的调查显示，近一半的民众在过去12个月里曾有过向政府官员行贿的行为，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担忧。
但事实仍然未变：发展中国家在政府服务的质量和范围上取得的成绩，足以让20世纪以前大部分富裕国家震惊不已。那时的西方国家在他们的巨额财富积累进程上已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确实是成就富裕国家的秘诀，那么即使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人民也一定会参与到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中来。
正因如此，即便是“历史宿命论”的强烈支持者也开始对全球趋同持越来越乐观的态度。举例来说，美国国民经济调查局的恩里科·斯波劳雷（Enrico Spolaore）和罗曼·瓦奇亚克（Romain Wacziarg）认为，测量两个种群间是否拥有共同祖先的“遗传距离”很好地预测了今天的经济产出。两个种群间的遗传距离越小，他们所取得的现代化成果就越相近。斯波劳雷和瓦奇亚克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基因相近的种族拥有相似的文化价值观，而这又与其体制对外来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接纳程度有关。斯波劳雷和瓦奇亚克同时还指出，文化已经不再是发展的障碍。他们认为，基因近似度对今天的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大约只有1870年的一半，仅占导致跨国收入差距的因素的1/3。在不远的将来，由于思想观念的全球化、规范准则的趋同以及教育普及等原因，这一比例还将继续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