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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十年里，美国将如何应对新的现实，包括如何与非西方国家互动呢？19世纪的中国崩溃得太快，以至于在接下来完全丧失了主动权。但可以很直接地说，更大规模的国际参与并非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相比之下，总是自觉比欧洲大陆高人一等的英国在经历了一个不利的开局后，开始怀着大卫·哈塞尔霍夫（David Hasselhoff）或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般的热情，接受了自己二流大国的角色。人们形成了一种普遍共识，英国再也不可能引领什么国际潮流了；再加上英镑所扮演的“丑小鸭”角色，这个国家开始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全民医保和巨蟒剧团等事情上。比起被迫为英国领导人的帝国野心买单，这对英国国民和非西方国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英国已经成为地产开发、环境保护以及维和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世界公民。
与半个世纪前相比，即便正处于经济恐慌之中，欧洲依然是绝佳的人类宜居地。当然，欧洲向全球灌输其价值观念的能力已不复存在，其经济影响力也遭到严重削弱；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衡量生活品质，如健康、教育、自由以及公厕的质量，欧洲的现状都要比以往好太多。衰退和坚忍是可以共存的。事实上，在人口寿命、学习状况、假期长度、幸福指数、创新能力、中世纪建筑品质、午休时长以及全面的发展程度方面，欧洲国家经常位于全球榜单的前列。或许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沦为西欧可有可无的附庸，但那里的人们依旧可以享有美好的生活质量。
美国也能享受同样的“衰退”，而这实际上将是美国跌出绝对产出排行榜后的自我救赎。但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秩序，西方国家首先必须明白衰退中也蕴含着机会，如此才能找出合理的应对方法。而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打破悲观主义者对未来的消极论调。
衰落论者对未来悲观预期的背后，隐藏着四条可疑的假设：
1. 西方应该对自身的衰退负责；
2. 最大即最好；
3. 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对西方国家不利；
4. 美国堡垒或欧洲堡垒是我们唯一的保证。
于是，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旗帜周刊》（ The Weekly Standard ）上宣称“衰退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选择”。他警告说：“国际社会依然维持着一种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所有国家都在为自己争取权力；因此，就算我们自愿放弃大部分权力，也不要指望非西方国家会做同样的选择。他们只会去填补那些权力的真空。此时必然会发生权力关系的倒置。”对衰落论者的某些论调深信不疑的不仅是那些右翼学者。以约瑟夫·奈尔（Joseph Nye）为例，他在自由主义堡垒——哈佛大学中慷慨陈词：虽然“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意味着美国将会失去主导地位，但只要美国采取措施，提高税收、压缩开支并改善中等教育，中国未必一定能取代美国，成为领先世界的超级强国。
在这四条假设的阴影下，衰落论者为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开出的处方对整个西方世界来说，无疑都是有害的。尽管他们同时获得了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支持，但这四条假设根本站不住脚。
第一条假设：西方应该对自身的衰退负责。 其依据是政府对教育、公路或企业的财政支出太少；赋税过高或过低；年轻人沉迷于电视，并越来越肥胖；老年人的医疗费用过于高昂。所有他们能想到的因素，都是导致西方衰落的原因。
但还有一些好消息：这次犯错的并不是西方；本书第2章将就此展开论述。近年来，美国经济确实举步维艰，但总的说来还是保持着略高于2%的增长率，而且是在大学入学率跌至冰点、没有四处修建高速公路、仅保留3个电视频道以及肥胖人群和老龄人口数量最少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一成绩。
20世纪90年代末的科技繁荣期见证了高于当前2倍的增长率，这一情形与欧洲十分相似。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在2011年实现了10%的增长，相当于美国的4倍多。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一个快速发展期，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在科技方面的巨额投入可被发展中国家利用，使他们赶上我们的富裕水平。世界正在回归到一个人口数量决定经济主导地位的时代。除了工业革命外，人类历史大部分时期都处于这种状态。因此，我们不应将西方的衰落归咎于美国政府、欧共体官员、今天的孩子或那些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们。不管他们有多么令人讨厌，我们也不应该因中国的崛起而对他们横加指责。原因很简单：中国的人口远多于美国或欧洲。
第二条假设：最大即最好。 它一味强调了做大的好处。诚然，尤其对美国来说，“大”是繁荣之本。从全球最强大的军队到奥运会最多的奖牌总数，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就是美国国民心态的一部分。因此，想到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就要拱手让人，的确让美国人很受伤。超强经济地位的丧失似乎意味着更加快速的衰落，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以及全世界都会弃美国而去。
但做大带来的并非总是好处，想一想西方国家越来越突出的肥胖问题。事实上，本书第3章要表明的一个观点就是：做大的好处被过分夸大了。首先，做大并没能阻止美国在2008年进入衰退期。事实上，过去40年，美国在健康状况、财富水平、休闲时间、自由程度、惩治贪腐或治安状况的全球排名上均有所下滑。不仅如此，美国在贸易、金融和军事等领域的规模优势也一去不返。
世界贸易组织（WTO）对贸易政策进行了限制，全球金融体系降低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人对负担战争成本的忍耐有限，同时全球对侵略战争的厌恶与日俱增，这些都对美国的帝国探险活动形成了制约。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例，这两场战争都是以维护世界稳定和公众利益为目的的防御性战争，具有正当性。毫无疑问，但就算是作为当之无愧的全球军事霸主，美国最终还是得把这两个国家交还他们自己管理。更理想的情况是，由于上述限制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其日益壮大的经济可能对西方世界造成的“威胁”也可能会受到制约。
第三条假设：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对西方国家不利。 正如早前日本的崛起，西方悲观主义者将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视为严重威胁。似乎非西方国家越富有，就意味着西方国家越贫穷。中国的工厂每增加一个工人，路易斯安那州就会有一名工人失业。印度的呼叫中心多聘用一名员工，纽约就不得不辞掉一名接线员。西方人害怕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还有一个理由——那些国家的富人也和我们一样要消耗大量资源。近来，我们亲眼见证了泡沫的破裂，整个世界陷入衰退。随着环境和经济的崩溃，很多人都预测地球终有资源耗尽的那一天。
本书第4章的观点是，未来比人们预期的要光明得多。只需稍加思考，你就会发现我们对经济形式的担忧即使不是完全错误，也显得过于简单化了。如果全球财富的增加真的意味着西方国家境况恶化，那么美国和欧洲绝对不会允许非西方国家变得更加富有。事实上，海外发展迅速的经济体成为了我们的出口目的地、投资目的地和资金来源，同时也是新想法、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断扩大的来源地。这一切都可以改善全世界的生活质量。当然，海外的新兴产业会与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竞争，但这同样能创造机会。想想看苹果公司、肯德基和星巴克是如何向中国的年轻人们推销产品的。只要我们帮助他人进行变革管理，全球繁荣对西方国家而言也是一件好事。一个更加和平和国际化的世界将更适合人们旅游、贸易，也更适合人类居住。
那么西方的可持续性又怎样呢？欧美的空气、油田和铜矿足够支撑不断增加的全球人口和日益扩张的财富吗？地球正变得越来越热，拥挤不堪，资源消耗量也越来越大，这种境况会引发因为资源和环境崩溃所导致的战争吗？我认为，人类的未来比我们今天所担忧的更加可控。特别是以地球的矿藏储备为例，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并非矿藏的枯竭，而是如何可持续性地利用丰富的地球资源。如果我们将加拿大的焦油砂和全球已探明的矿物燃料中所含石油全部开采出来，足以将地球烤干。幸运的是，与发达国家过去的做法相比，发展中国家已经走在一条更具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上。
此外，全球繁荣将增强人类面对资源危机的应对能力。技术进步让我们研发出更多的新能源，更多的低耗能产品。全球财富的增加也让我们更加从容地应对资源价格上涨。毫无疑问，我们亟待找到应对全球不可再生能源枯竭的应急之策，但人类一定有能力走上一条可持续增长的发展之路。
第四条假设：美国堡垒或欧洲堡垒是我们唯一的保证 。一个被两场可疑战争拖累，同时深受衰退打击的美国展现出一些向孤立主义的倾向，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如果世界对美国的领导没有心怀感激，如果中美贸易只是给中国塞去了一堆借条，如果开放边境只是让墨西哥人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让恐怖分子和新的灾难威胁到美国人的生活，那么很显然，美国民众的反应肯定会闭关锁国，并希望整个世界从美国眼前消失。
本书第6章想要说明的是当今的西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非西方国家。大概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或许延长了其最大经济体的地位。但在今天，切断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和人员交往只会两败俱伤，但受伤更重的还是美国自己。
以移民政策为例：关闭边境当然很好，但坐收渔利的人是谁呢？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西方需要输入劳动力。同时，美国从人口输出中得到的好处更加明显：年轻人可以赴海外接受更便宜的教育，成年人可以到国外寻找工作和投资机会，老年人退休生活会更加舒适，可以享受更便宜的医疗服务。
最后，尽管美国不会是气候变化的第一个受害者，也不会是受害程度最深的国家；然而，当夏日的亚特兰大具备了一台烘烤炉的全部特点，或者当威尼斯海岸更名为威尼斯防洪堤时，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为何美国必须向欧洲学习，加入为全球环境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队伍中去了。这仅是美国必须与其他国家携手合作，共同应对的一大堆全球问题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