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可以重新谨慎地选择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也许所有人都愿意去做个学生或观察家，因为两者的性质和命运对所有人都颇具吸引力。在为自己或后代积累财富、成家建国，甚至沽名钓誉这些方面，我们都是凡人；但在探寻真理时，我们便超凡脱俗了，也不必害怕变化或意外事件了。最古老的埃及哲学家和印度哲学家掀起了神像上的轻纱一角；这微颤着的袍子现在仍是撩起的，我看见它跟当初一样，鲜艳夺目，因为曾经如此勇敢的是他心中的“我”，而现在重新瞻仰着那形象的是我心中的“他”。那袍子上纤尘未染，时间也没有因为这神圣之景的显现而逝去。我们真正利用了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可以利用的时间，既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更不是未来。

我的木屋与大学相比，不仅适宜于思索，还适宜于认真地阅读。虽然我阅读的书在一般图书馆的借阅范围之外，我却比以往更易受到那些全世界流通的书籍的影响，那些书起初是写在树皮上的，如今只是抄在亚麻纸上。诗人密尔·卡玛·乌亭·玛斯特说：“坐着便可以在精神世界里驰骋，这种益处我得自书本。一杯酒就令我陶醉，当我畅饮着深奥学说的芳洌琼浆时，我同样体验着这样的愉快。”虽然我只能偶尔翻阅荷马的《伊利亚特》，但整个夏天，我都把它摆放在桌上。开始时，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我要造房子，还要锄豆子，使我难以抽空去读更多的书。但我想不久可以多读些书，这个念头一直支持着我。工作之余，我还读过一两本浅显易懂的关于旅行的书，随后我羞愧难当，我问自己，我到底住在什么地方？

读过荷马或埃斯库罗斯的希腊文原著的学生，绝无放荡不羁或奢侈挥霍之举，因为他会在很大程度上仿效原著中的英雄，会将清晨的大好时光用来专心读书。如果这些英雄的诗篇是用我们的母语刊印成书的，那么在这个品德败坏的时代，那些诗篇也会变成死寂的文字。因此，我们必须辛苦地探寻每一行诗每一个字的原意，穷我们的智力，大胆而细致地琢磨出比平时应用得更深远的含义。

近代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廉价的译著，却没有一部使得我们更加靠近那些古代的英雄作家。这些译著令人不敢问津，他们的文字仍被印得稀奇、怪异。花费那些宝贵的青春岁月，来研习一种古代文字，即使只学会了几个字，也是值得的，因为它们是街头巷尾琐碎平凡之言的精粹，是永久的暗示，能给你永恒的激励。有的老农夫听到几句拉丁语警句，记在心上并时常说起它们，这是百益面无一害的。

有些人曾说过，对古典作品的研究最后会让位给一些更现代化、更实用的研究。但是，富有进取心的学生仍会时常去研究古典作品，无论它们是用什么文字写就，也无论它们有多么的古老。因为古典作品记录下了最崇高的人类思想，它们是独一无二、不朽神奇的神示谕旨。即便是求神问卜于特尔斐和多多那也得不到的近代的一些解答，却能在古典作品中找到。我们甚至不屑研究大自然，因为她已经老了。好好读书，也就是说，以务实的精神去读真实的书，这是一种崇高的训练，它对一个人的气力的需求，超乎任何一种训练。这需要一种锻炼，像竞技家必须经受的那样，要坚持不懈，终身努力。书本是谨慎而含蓄地著说的，也应该谨慎而含蓄地阅读。

即使你所讲的语言与原著一样，这也是不够的，因为口语与书面语有着很明显的差异：一种是听说的文字，另一种是阅读的文字。口语通常是变化多端的嗓音或舌音，是一种土话，几乎可以说是很粗野的，我们可以像野蛮人一样从母亲那里不知不觉地学会口语；书面语却是口语的成熟形态与精练的表述，如果前一种是母语，这一种便是父语，是经过磨炼的表达方式，并非耳朵所能听到的，我们必须再降人世，才能学会说它。中世纪的时候，有多少能够流利地说希腊语与拉丁语的人，由于出生之地的关系而难以读懂天才作家用这两种文字所著写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不是用他们熟知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来写的，而是用精炼的文学语言写就。他们还没有学会希腊和罗马的那种更高级的方言，这种语言所写的书，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堆废纸，他们重视的反倒是一种低廉的当代文学。可是，当欧洲的几个国家拥有了他们自己的文字后，虽然粗浅，倒也表达无碍，便足以复兴他们的文艺了。于是，最初的那些知识复兴了，学者们能够辨识远古的藏书了。罗马和希腊的群众当时难以倾听的作品，在历经几个世纪之后，如今只有少数学者能读懂并且在研读它们。

无论我们如何赞赏演说家时常爆发出来的好口才，最崇高的文字还是隐藏在瞬息万变的口语背后，或凌驾于它之上，有如繁星点点的苍穹藏于浮云之后。众星璀璨，但凡观察者都可阅读它们。天文学家也永远在观察它们、注解它们。书卷可不像我们的日常谈吐和转瞬即逝的呼吸。在讲台上的所谓口才，通俗点说就是学术界的所谓修辞。演讲者抓住了一个个闪过脑海的灵感，为他面前的群众，为那些跑来倾听他的人演讲。可是，对于作家而言，更宁静的生活才是他们所需要的，那些给予演讲家灵感的社会活动以及成群的听众只会分散他们的精力，他们是对着人类的智力和心灵致辞的，是对着任何年代中能够读懂他们的所有人说话的。

难怪亚历山大在行军征战之时，总要在随身携带的一只宝匣中放一部《伊利亚特》了。文字是圣物中最珍贵的。它和别的艺术作品相比，与我们更亲密又更具有世界性。这是最接近于生活的艺术。它可以翻译成任何一种文字，不仅供人阅读，而且还从人的唇齿中吐出来：不仅可以表现在油画布或大理石上，还可以雕刻于生活自身的气息之中。一个古代人思想的结晶可时常被近代人挂在嘴边。两千个夏天已经在纪念碑似的希腊文学上——好比在希腊的大理石上——留下了更成熟的、秋收般的金黄色泽，因为他们给世界各地带来了祥和而肃穆的氛围，保护他们免受时间之侵蚀。书本是世间的珍宝，是多个国家世世代代的最优良的遗产。年代最古老最好的书，自然适于放在每一个房屋的书架上。它们没有什么私事要诉说，可是，当它们启发并鼓舞了读者后，它的观念将使读者难以拒绝。而书的作者，自然而然地成为任何一个社会中的贵族，他们对于人类的影响甚至大于国王或者皇帝。当那目不识丁或许还受人歧视的商人，用苦心经营和勤劳刻苦换来了闲暇和自主，并跻身于财富与时髦的圈子时，最终他会不可避免地转向那些更高级，然而又高不可攀的智力与天才的领域，此时他便会发觉自己的不学无术，发觉自己的一切财富也难以弥补虚荣。于是，他煞费心机地要给子孙后代以自己所匮乏的知识文化，这便进一步地证明了他眼光敏锐，就这样他成了一个家族的始祖。

还没有学会阅读古典著作原文的人们，对于人类史一定知之甚少。更惊人的是，这些古典著作并没有一个现代语言的译本，除非我们的文化本身姑且算做这样一份译本的话。《荷马史诗》《埃斯库罗斯》和《维吉尔》还没有英译本——这些作品是那么优美，那么精炼，如早晨的霞光一样美丽。后世的作者，不管我们如何赞美他们的才能，可是能与这些古代作家的精美、完整与永存的，以毕生心血铸就的文艺作品相比的，少之又少。对它们一无所知的人，只会叫人去忘掉它们。但当我们有了学问，有了禀赋，能研读它们、欣赏它们时，那些人的话，我们立即抛之脑后。当那些被我们称为古典作品的圣物，以及比古典作品更古老、更少人知道的各国的经典越积越多时，当梵蒂冈教廷里放满了《吠陀经》《波斯古经》《圣经》，以及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当继起的世纪继续把它们的战利品陈列于世界的讲坛上时，那么这个时代定将更加丰富。有了这样一大堆文艺经典的作品，我们才有攀登天堂的希望。

伟大诗人的作品，人类还从未阅读过，因为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读懂它们。众人阅读它们，有如观望满天繁星，至多是从星象学而不是从天文学的角度。大多数人学会阅读，只是为了贪图那可怜的便利，好像他们学算术是为了记账，以免做生意时上当受骗。但是，将阅读作为一种高尚的智力锻炼，他们仅是略知一二，甚或一无所知。然而就其高级的意义来说，只有这样才叫阅读，绝不是如奢侈品般引诱我们，使我们的头脑在读书时昏昏欲睡。我们必须端坐一隅，在大脑最灵敏、最清醒的大好时刻凝神阅读才对。

我想，在识字之后，我们就应该阅读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要永远在重复a-b-ab和单音字，不要在四五年级年年留级，终身坐在小学最低年级的教室前排。许多人是能读懂或听懂人家阅读就满足了，也许只领略到一本好书《圣经》的智慧，而此后他们就只读一些轻松的作品，放荡或单调地虚度一生。在我们的公共图书馆里，有一部数卷的作品叫作《小读物》，我想它大约是我没去过的一个小镇的名字吧。有一种人，像贪食的鸭子和鸵鸟，能够消化一切，甚至在饱餐了肉类和蔬菜烹饪的丰盛大餐之后也能消化，因为他们不愿浪费。如果说别人是供给此种食物的机器，这类人就是不知饱足的阅读机器。他们阅读了9 000个关于西布伦和赛福隆尼亚的故事，全是讲述他们如何相爱、爱得如何史无前例、爱得如何曲折艰难——总之，是他们如何艰难地爱，如何栽跟斗，如何爬起来，如何再相爱！某个可怜的不幸之人是如何爬上教堂的尖顶的，没爬上去倒还好，他既然已经鬼使神差地爬上尖顶，那欢快的小说家于是敲起钟来，让全世界都围拢过来，听他诉说。哎哟，天啊！他怎么又下来了！以我的看法，他们倒不如把所有小说世界里往上爬的英雄人物一概变形为指示风向的小铁皮人，好像他们时常把英雄放在星座之中一样，让那些小铁皮人在尖顶上旋转，直到它们锈掉为止，千万别让它们下来胡闹，骚扰了人类。下一回，倘若小说家再敲钟，哪怕是那公共会场烧成了平地，也休想我动弹一下。《偷情舞会》是一部中世纪传奇，由著名作家特尔·托坦恩所著，并且标有“按月连载，读者甚多，欲购从速”之类的广告语。他们瞪得如小碟子般大的眼睛，以原始的坚定不移的好奇、极好的胃口，来阅读这些东西，也不怕损伤胃壁，如同那些4岁的孩子，成天坐在椅子上，看着售价两分钱的烫金封面的《灰姑娘》——在我看来，他们读后，发音、重音、加强语气这些方面并没有进步，更不用说学到主旨的表现与渲染方面的技巧了。结果是视力下降，生机凝滞，思想颓废，智力退化。这就像姜汁面包，几乎每天从每个烤面包的炉子里烤制出来，比用纯粹的面粉或黑麦粉以及印第安玉米粉做的面包更吸引人，在市场上销路更广。

即使是所谓的“爱读书者”，也不屑读最好的书。我们康科德的文化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个镇上，除了极少数例外的人，大家对于最好的书，甚至是英国文学中非常优秀的书，都觉得兴味索然，虽然他们家都能读出英文、拼出英文。甚至毕业于那里的大学、受到所谓自由教育的人，对英国的古典作品也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那些记录人类思想的古代作品和《圣经》，如果有谁愿意阅读，是很容易得到的，然而却只有极少数人肯花工夫。我认识一个中年樵夫，订阅了一份法文报，他说他并不是为了读新闻，他是超乎这一套之上的，而是为了“不间断地学习法语”，因为他生来是一个加拿大人。我就问他：“你认为世上你能做得最好的事是什么？”他回答说，除了这件事之外，还要继续下功夫学好英语。一般的大学毕业生所做的或想要做的也是如此吧，他们订一份英文报纸不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吗？假设一个人刚刚读完一部有可能是最好的英文佳作，你想他又可以跟多少人谈论这部书呢？再假定一个人刚刚读了一部希腊文或拉丁文的古典作品，即使是文盲也知道颂扬它，可是他却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谈谈心得的人。因此，他只能沉默。大学里几乎没有哪个教授，在掌握了一种艰难的文字后，便会相应地掌握一个希腊诗人深奥的才智与诗情，并能以交流之心来传授给那些灵敏的、富有英雄气概的学生。至于神圣的经典，人类的圣经，有人能把它们的书名告诉我吗？其实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唯有希伯来这个民族拥有自己的经典。任何一个人都会为捡一块银币而费尽心机，可眼前有黄金般的文字，有古代最聪明的人说出的话，它们的价值为历代所公认——然而我们读的只不过是识字课本、初级读本和教科书，离开学校之后，只读孩子们和初学者看的“小读物”与故事书，于是，我们的读物、我们的谈吐和我们的思想，水平极低，只能和小人国里的侏儒相匹配。

我希望认识一些比出生康科德这片土地上的人更加聪明的人，他们的名字在这里几乎无人知晓。难道我会听到柏拉图的名字而不拜读他的大作吗？好像柏拉图是我的同乡，我们却素未谋面——好像他是我的近邻而我却从未听他说过话，或听过他饱含智慧的言谈。可是，事实不正是如此吗？他的《对话录》充满了他不朽的见解，却躺在我旁边的书架上，我还没有拜读过它。我们都是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的文盲。在此情形下，我觉得这两种文盲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一种是完全目不识丁的市民，另一种是能读书识字，可是只读儿童读物和简单易懂的读物的人。我们应该像古代的圣贤一样令人敬仰，但首先要让我们知道他们为何人敬仰。我们真是一些小人物，我们的智力最多也只能达到比报纸新闻稍高一些的地方。

并不是所有的书都像它们的读者一样愚笨。或许有好多话正是针对我们的境遇而言，如果我们能真正倾听，并完全懂得这些话语，它们对我们生活的裨益将胜过黎明或阳春三月，也许能给我们的人生一个新的开始。多少人在读了一本书之后，开始了他生活的新征程！一本书，若能解释我们的奇迹，又能启发新的奇迹，这本书就真的是为我们而存在了。我们现在说不出来的话，也许在别处已经说出来了。那些困扰我们，使我们迷惑不解的问题，也曾经发生在所有聪明人身上。而且每一个聪明人都按照各自的能力，用各自的话和各自的生活方式来解答这些难题。再说，有了智慧，我们才会领会慷慨的意义。在康科德郊外的一个庄园上，有一个寂寞的雇工，他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拥有特殊的宗教经验。他相信，由于信念的关系，自己已经沉浸于沉默的庄重和拒绝外物的境界，也许他会觉得我们的话不对。但是数千年前，琐罗亚斯德走过了同样的历程，拥有同样的历练。可是他是智慧的，知道这是普遍存在的，就用相应的办法与乡邻交往，甚至还发明并创设了一个祭奉神灵的礼仪。那么，让那个雇工谦逊地和琐罗亚斯德精神沟通吧，并且在所有圣贤的自由影响下，跟耶稣基督精神沟通，然后，让“我们的教会”滚开吧。

我们吹嘘说，我们属于19世纪，同任何国家相比，我们迈着最为快捷的步子。可是想想这市镇，它对自身的文化贡献微乎其微。我不想谀赞我的市民同胞们，也不要他们恭维我，因为这样一来，大家都不会有进步了。应当像老牛需要驱赶然后才能快跑一样。我们有个相当正规的公立学校的制度，但只供儿童就读。除了冬天有个“半饥饿”状态的文法学堂，最近政府为我们新添了一个简陋而草创的图书馆，却没有为我们建所学院。我们在治疗疾病方面花了不少钱，但对于精神食粮方面却没有什么花费。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拥有一所非凡的学校，让男女儿童成年后能继续接受教育。现在是时候了，让一个个村子如同一座座大学，老年人都从事研究——如果他们日子过得宽裕——他们应该有闲情逸致，把他们的余年放在自由研究上。难道世界的大学永远只局限于一个巴黎或一个牛津？难道学生们不能寄宿在康科德的天空下享受文科教育吗？难道我们不能请一位像阿伯拉尔这样的学者来给我们授课吗？可悲啊！因为我们忙于养牛、做生意，我们好久没有上学堂了，我们的教育被可悲地荒芜了。

在这个国度里，我们的城镇在某些方面应当取代欧洲贵族的地位。它应当是艺术的保护者。它足够富有，只是缺少度量与优雅的气质。在农业和商业上它肯出钱，可是要它举办一些知识界都认为是功德无量的事业时，它却认为那是乌托邦的空想。感谢财富和政治，本镇才花了17 000美元修建了市政府，但也许100年内，它也不会为了生命的智慧花这么多钱。为冬天开办文法学校，每年募集125美元，这笔钱比市内任何同样数目的捐款都花得实惠。我们生活在19世纪，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19世纪带来的好处呢？为什么生活必须过得这样狭隘呢？如果我们想读报纸，为什么不跳过波士顿的闲谈专栏，去订一份全世界最好的报纸呢？不要从“中立派”的报纸中打发闲暇，也不要浏览什么新英格兰娇嫩的“橄榄枝”。让一切有学问的社团都给我们作报告，我们要看看他们懂得些什么学问。为什么要让哈泼斯兄弟图书公司和里亭出版公司给我们挑选读物呢？正像一个品味高雅的贵族，在他的周围自然会聚集一些有助于他的修养的——天才——学识——机智——书籍——绘画——雕塑——音乐——哲学的工具，等等。让乡镇也这样做吧——不要只请1个教师，1个牧师，1个教堂司事，以为办1座教区图书馆，选举3个市政委员就可以止步不前了。我们刚移民的祖先仅有这么一点事业，却也在荒凉的岩石上挨过了严冬。集体的行为和我们的制度精神相符。我确信我们的环境将更发达，我们的能力更强于那些贵族。新英格兰能够请来全世界的智者来培养她自己，让他们在这里吃住，让我们不再过愚昧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非凡的学校。我们不要贵族，但让我们拥有高贵的村子吧。如果这是必要的，我们宁愿少造一座桥，多走几步路。但在围绕着我们的黑暗的“无知深渊”上，让我们至少架起一座拱桥来吧。 4LovhHRkacEL1qglwL/5zFbYsDgWiHpzlaMTo3YfgUtg2iHT9mDbe7IqLTmd7Pd2